段贡布甲布
高世格梅林乃19世纪蒙医学者之一，我们虽然对他的生平知道得不那么十分详细，但是通过他的著作可以看出，19世纪末他已经是一位老者了。他是“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亲王旗下梅林章京”，通晓蒙、汉、藏、满四个民族的文字，又能相互翻译四种文字，是当时阿拉善旗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一生不仅为振兴本民族的文化勤奋学习，为国效劳，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都给予严肃认真的治疗。他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著有《普济杂方》一书，对解除人民群众的病痛，对蒙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生活在清朝咸丰、同治年代。阿拉善旗被清朝承认以来，喇嘛教大规模地传人，阿拉善旗王公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上空前的封建化。当时疾病蔓延，牧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高世格梅林的《普济杂方》就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北京木刻出版的。他所收集、整理的药方是以解除人民大众的痛苦为出发点，以在蒙古地区容易购到的药物为主编著的。《普济杂方》序言中有如此记载：“多次转世之活佛，在阿拉善旗内，享誉维宗沙布隆者，明智喇嘛有言：选译汉译良方，杂病速效易治，编著蒙文医书，京城木刻出版。病人得知药方，解除疾病痛苦，此恩必有好报，享福如同海洋。”
由于以上序言的记载，对《普济杂方》产生了几种误解，造成了众说不一的现象。一说高世格：不是《普济杂方》之作者，而是译者；二说《普济杂方》之作者是维宗沙布隆；三说高世格不是医人。还有一种说法，说高世格是医人，且《普济杂方》就是他所著，笔者同意最后这一观点，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普济杂方》中确有一部分汉医方（中药方剂），是选译了汉族民间单方为主的，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搜集、整理了蒙古民间流传而未记载的单方、验方，如《女病速医方》中写到：“凡女人生产，铺红马皮或双手攥乌布吉伯皮或者是飞鼠石（一种鸟化石）则快生易生，此秘诀也”。“胞衣难下，将其发稍入口中使欲呕即下也”。“灶心土二钱，用水搅拌灌给，则治胎位不正或胎死腹中，甚至难产昏厥”。这些都有明显的蒙古地区民间单方特征，类似治疗方法记载甚多。所以，笔者认为《普济杂方》绝不是个译著，而是撰者。
（二）《普济杂方》序言中也没有说过维宗沙布隆所著，只是说维宗“有言”，是用其所名，为什么借用维宗之名？当时由于喇嘛名气雄厚，所有著书立说的人必须通习藏文“五明学”，所以一般庶民之作难以在社会上传播，尤其当时阿拉善地区学用藏医，以藏文《四部医典》为准，不便发表民间蒙医单方或汉医简方之著。因而，在他的著书中不得不用“福因寺”活佛维宗沙布隆之大名。但是笔者不否认作者当时与维家合作的可能。这个维宗沙布隆可能就是三世维宗沙布隆伊喜丹金。
（三）高世格无疑是一个医人。他通习四种文字，虽当了梅林章京，可精明医理，积极坚持从事临床，与病人接触，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在治疗癣时说：“这对各种新旧癣、疥之最良方，本人多次亲验得知也”。在治疗胃病的方中说：“婴儿胎发隔瓦炮制研末，用酒服之……此乃本人多次试探获得”。由此可见高世格梅林是一位医著学术水平很高的医生，别具一格，有见解，不同于汉、藏医学，所以，应该评价他是近代蒙医药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普济杂方》只有9600余字，是属于小型医疗书籍，内容包括了五官、妇、幼，五脏六腑之病及外伤、皮肤病等16个章节，记述了280多种单、验方，其数量之大使人感到兴奋。《普济杂方》的特点是语言精炼，内容丰富，小方治大病、贱药救人命，因而是珍贵的医药学宝库。除有防病治病的内容外，还有绝育等内容。《普济杂方》不仅对今天的临床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蒙医药学的发展史提供可靠的原始资料。所以，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普济杂方》成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承受了历史的考验，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了，据我们所知道的，除有北京木刻版外还有藏文旁注手抄本，藏文书写体手抄本等。《普济杂方》不仅有它医学方面的价值，它还为研究和准确运用阿拉善方言的文学格式及文字沿革学方面提供了原始资料。
作者高世格梅林的著作不仅《普济杂方》一书，还有许多译书。如：翻译了《钦定万年历及择吉金鉴》（同治十二年出版），《新译玉匣记》（同治二十一年出版）等。
总之，高世格梅林一生为人民大众的健康而献出力量，为我们留下了《普济杂方》这样的宝贵医籍，是对蒙医药学的历史贡献，我们不仅应该纪念他，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民族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要去学习应用，研究探讨其《普济杂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