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吉日格勒 著 额尔敦仓 朝格图 译校
清朝康熙年间，额济纳旗旧土尔扈特部始祖阿喇布珠尔台吉率部自伊济勒河（伏尔加河）牧地回国的征途中，身经百战，历尽艰辛，从万里之遥将其部众带回故土。后驻牧党河、色尔腾地域期间，又应召参加朝廷讨伐噶尔之后噶尔丹策凌叛乱的诸战斗，建有显赫战功。
于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额济纳旗旧土尔扈特旗以仅有的70名兵丁曾奋起抗击过境的马化龙回民军的骚扰。
1935年春，额济纳旗旧土尔扈特特别旗郡王图布新巴雅尔在旗衙门所在地色尔川吉，参照满清军事建制初次建立旗保安队。当时，保安兵丁身着镶有黑边的青布短褂，短褂后背所缝圆形红布上写有“保安”二字。其军旗为镶有黑边的三角形青旗。加委的保安队官佐有：队长阿木尔巴依斯古楞（梅林）、队副巴音贺什格、教官官布（喀尔喀人，由外蒙古来旗不久）、号令官呼和；十户登伯日勒、道尔吉、达什策林、德勒格尔等。40余人的保安队组建后，经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队列整齐，令行禁止，颇似一支近代军队。训练完毕，将四五个兵丁编为一个班，轮流派往巴音情格达、乌兰川吉边卡及税务所驻防和值勤。兵丁无军饷可言，生活费用及武器（主要是土造火枪）均自备。当偶尔进行一次集训时，旗衙门从所征地租中拨一点粮食给兵丁略予补贴。
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决定在额济纳旗设旗防守司令部，并加委旗王图布新巴雅尔兼任司令、苏剑啸为参谋长。随后图王呈报该司令部拟编名额为12人。
1938年春，旗衙门迁至达赖库布，旗王在临时搭的几顶蒙古包里处理公务，将旗衙门更名为旗政府。此时旗防守司令部机构正式成立，始建司令部房屋设施，其首任参谋长苏斐然及教官张宏林（原在策克经商）等已到职。同时，对原保安队进行了整编，将其隶属于司令部之下（有的王府卫兵也被编入司令部所属军队）。整编后的旗保安队改着旗里自制的黄洋布军装，队长、队副分别由巴音贺什格、达什策林担任，所属40名士兵编为4个小队（每小队10人），小队长由达里格道尔吉、嘎林代、德勒格尔、东如布等担任。接着，又分两期将4个小队官兵轮训完毕，每期为两个月。士兵无军饷，枪支自备，旗府只供口粮和肉食。同年夏季，旗府为改善保安队装备，以其旗内所征100峰骟驼在宁夏马鸿逵处换取100支七九式步枪及1万发子弹。此后阿木尔巴依斯古楞、贡古尔扎布、达什策林等受命专程赴宁夏省城，办理防守司令部所需给养事项。经交涉，省方答应旗里所报110人的军粮由高台军粮库供给。不久，司令部营房也于当年建造完毕。
旗防守司令部机构、人事情况如下：
司令：塔旺嘉布（旗王）、参谋长：苏斐然、参谋：牛顿（梅林）、副官处主任；张宏林、副官：桑杰、贡古尔扎布（后那木嘎也任副官）、军需处主任：达瓦、军需官：塔斯木、秘书：赛伯英，嘎瓦、周仁山。
当时，该司令部以110人的名额向上申报军需经费。据我所知，那时上面发放过夏季军装。按规定，凡军官均轮流在司令部机关值勤，领取军饷（以粮代薪）。
1939年，有一天司令部接到国民党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前来额济纳旗视察建国营驻军和旗司令部的通知。因旗司令部实有兵员较之所虚报的110人相差甚远，为蒙骗杨德亮，司令部临时拉来部分牧民和学生凑数。即便如此，届时在操场列队接受杨德亮检阅的士兵也不过50余人，故旗方又以大部士兵在边远卡子驻防为由加以掩饰。这件事过后，旗方仍以虚报兵员手法，继续多领军饷及装备。1939年或1940年，旗司令部在高台设军需办事处，由张宏林具体负责筹集后勤供给。塔王还从驻守赛汉陶来（又称道老卧铺、建国营）的夏玉清团长处调来胡瑞生，将其任为专管运输的军需官，派德勒格尔、达什策林二人协助其工作。胡瑞生任职后，原司令部军需官塔斯木另有所任。旗府为解决军用骆驼，特下令从民间征集了100峰骟驼，并将这百峰军驼交由士兵彭次格达尔吉雅一家代放饲养。司令部虽有百峰军驼，从高台运军粮时仍旧征用牧民的骆驼、鞍具和绳索。
那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抵近外蒙古边境的班定陶鲁盖设有一部活动电台。上面命旗防守司令部派兵前去警戒。旗里接此令后便派通海、东如布、敖库、官布、普日伯等5名士兵前往该处担任警戒。通海等到班定陶鲁盖后，就随电台北迁至中蒙边界交接处沙堤阿门。不久，外蒙古边防军偷袭该电台，将电台及所属人员全部收缴而去。塔王获悉此消息后十分焦虑，他当众宣布，谁要是能将被外蒙古方俘去的通海等要回来，我就封谁当官，决不食此言。他命道尔吉、贡古尔赴外蒙古交涉此事。道、贡2人前去经与外蒙古方交涉，不久就将被俘人员及电台带回境内。他俩回旗后，就被塔王封为旗府章京（道尔吉）和混都包什格（贡古尔）职。国民党方面鉴于额济纳旗边防松弛、常有外蒙古方人员暗中进出，一再督促地方当局加强防务，严加防范外蒙古方侦察人员的活动。旗府只好从命，在其东部边境地带增设哨卡，加强了戒备。
1939年间，旗司令部参谋长苏斐然有一次将捕获的外蒙古方逃亡人员呼和图送交上面处置。还有一次，他指使手下人员图门包日、嘎库将一个叫桑杰的人枪杀。
1940年，苏斐然调走后，从建国营夏玉清部来了一位姓王的任旗司令部参谋长。
国民党当局为提高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保安队军官的军事素质，要求两旗选派一批军官赴军事学校受训。塔王和牛顿2人于1940年初夏，亲自将外派学习的罗虎、马德宝、达木丁扎布、巴音、大米吉德、小米吉德、嘎林代、楚鲁巴图、罗布生巴拉、贡其格罗对、道尔吉、确吉嘎瓦12人送至兰州。罗虎等离开兰州到西安后，便进入国民党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七期陆军军官班（二班）学习，学期为3年。
当时，郭奇任西安分校校长，姚理庭任大队长。同年11月，我（巴音，作者）因染伤寒，被迫中途缀学，旗里陶克陶巴图、嘎库专程来西安将我接回旗。接着，楚鲁巴图和罗布生巴拉在校也染伤寒，不幸于入校当年在西安病死。
1943年，罗虎等9名学员完成黄埔分校的3年学业，均挂排长职务返回本旗。他们回来后在军中任职情况如下：罗虎、马德宝任司令部参谋；达木丁扎布任国民党第十八旅副官；大米吉德任军需官；小米吉德任保安大队大队长；确吉嘎瓦任副官；贡其格罗对任塔王随从副官；嘎林代、道尔吉任保安大队中队长。后改达木丁扎布和小米吉德分别任大队长和副官。1944年，巴音出任军需处主任。
1943年，旗司令部选派扎那、道尔吉拉布登、杜古尔、图门包日、那木嘎、班子等6人到酒泉，进入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受训。训练班结业后，他们6人又被转送兰州受训3年。在兰州受训期间，那木嘎病死，其余5人结业后回旗任职。扎那、道尔吉拉布登、图门包日被委任为旗保安大队所属中队正、副职军官。杜古尔被派往国民党派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办事处（设于老西庙）供职。班子回来后暂未任职，半年后出任保安大队中队长。上述5人受训回旗后都或多或少从事过特务活动（需说明的是，他们5人于1954年均向政府坦白交待过）。
旗司令部数次选派其初级军官赴外受训的措施，当时对于提高地方军事人员的素质、加强防务方面起到明显效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塔王带其随从官员嘎瓦、塔斯木、苏宝峰等应召前往重庆拜谒蒋介石，向蒋面陈本旗防务情况。蒋介石听毕塔王的报告，对塔王等讲了一些嘉勉之词，给每人赠送一支左轮手枪。同时，他又许诺以下三件事：（1）中央派一军官在旗任参谋长，以协助地方军务。（2）将旗保安大队改编为骑兵大队。（3）旗防务所需武器装备一定如数拨给。此外，国民党当局又拨给塔王一部电台（配有两名报务员），两辆美国造十轮卡车。塔王回旗后，随即派达木丁扎布、嘎库赴外学习驾驶技术。学车期间，嘎库因故中途返回，只有达木丁扎布一人学成。当时，旗里将接来的两辆卡车拨给驻酒泉办事处，由张宏林负责管理。达木丁扎布将所驾驶的卡车一直开至解放，而另一辆车未开多久便报废了。
塔王重庆之行回旗后，对保安大队大队部人员进行了调整，分别任命罗虎、群库为大队部正、副职。接着，他为了自己控制司令部的电台，特派苏木雅、敖库来到内地学报务，但因派出的2人未学便回旗，他的打算落空了。
1945年至1947年间，因国民党方面对旗保安队中蒙古族官兵的压迫和歧视日益加深，故在一些官兵中便萌发了投靠外蒙古革命而另谋出路的念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旗里有14名官兵相继携枪投奔了外蒙古。他们是：大队副道尔吉及4名士兵；驻守巴音情格达卡子的拉麻苏荣等3名士兵；通海（未带武器）、普日伯、金巴、道尔吉、达西、扎木苏。
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派徐汉襄、王海权、杜子明来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任职。他们3人的具体职务是：徐任参谋长，王任副官，杜任秘书。徐汉襄到职后，遂命张宏林和巴音去兰州运回上面拨给额济纳旗的装备。张宏林和巴音到兰州后，向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申报旗骑兵大队115人所需装备及军饷的计划。当时经该长官公署核准拨给的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有：115人的冬夏装及棉毯，水槽50个，水壶50个，蒙古包10顶，锅瓢各10个，机枪2挺，七九式步枪115支，手榴弹若干箱。此外，军饷也领到了。上述装备中，除武器外其余的当时均运回旗。入冬后，罗虎去酒泉才将所拨枪支全部领回。当新的七九式步枪下发后，旗里奉命又将原来的100支旧步枪如数上交酒泉。
1945年，旗司令部将原有军驼由达瓦、巴音2人经手移交旗政府管家宁如布后，从民间重新征用120峰骟驼，以作军用。罗虎大队长接受120峰军驼后，着手组建了编制为115人的骑兵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军驼由嘎库专职负责，其下面配备有饲养员伊西、朝鲁门，兽医由陈如海担任。骑兵大队成立后，开始在陶尔查、策克、勃温吉格德、沙日陶勒盖、瓦窑陶来、古日乃、巴音情格达、当巴、当哈日吉格德，沙日那勒珠格等10处建边卡营房（蒙古包）驻防。
自1946年起，旗司令部所属官兵开始着美式军服，军粮和马料改由建国营军粮库供给。同年末，又将驻高台的军需办事处迁至洒泉，主任仍由张宏林担任。1946年至解放，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列编官兵统计数如下：司令、副司令各1人，秘书处5人，参谋7人，副官处7人，军需处7人，医务室5人，政工室5人，电台4人；骑兵大队部军官4人，中队军官6人，士兵135人，共计187人。其实，额济纳旗地方官兵远不足百八十号人，其中含有为接济官兵给养而虚报的人数。
1948年，有一次驻守额济纳旗的国民党军队的一部由苏和道尔古、萨日达那2人带路前往边境一线巡逻。这支国民党军队抵达呼仁包敏后，便制造了一起边境冲突，当场开枪打死一名外蒙古哨兵。
1948年末，徐汉襄与王海权副官合谋，让塔王长子额尔敦格日勒出任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并将其父子2人推到前台，他俩却退居幕后整天与亚布图买卖人厮混。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额济纳旗和平解放。
1949年9月额济纳旗解放后，国民党马家军一残部企图经由额济纳旗往东逃窜。当这支马家军行至瓦窑陶来时，旗里额尔敦格日勒、牛顿、罗虎等率领50余名军民进行了阻击。随着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改造本旗旧军队的工作接踵而来。当时，旗人民政府解散原旗防守司令部后，对旧保安大队进行了初步改造整编。经整编建立了一支60人的旗保安队，隶属于旗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并指定留任的旧军官，贡其格罗对、班子、扎那3人负责指挥。此时正逢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由东、哈萨克乌斯曼匪部由西进入额济纳旗境内烧杀抢掠之时。旗人民政府鉴于境内匪情严重，除下令旗保安队进行自卫外，又召集并武装已遣散回乡的旧保安大队人员及一部分青壮年牧民，组织两三个民防队，在额济纳旗河上下游一带积极布防警戒。额济纳旗人民政府还采取了两点措施，一是将武装民防队所余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律封存，以防不测。二是在政府大院里架设电台，加强了与上级人民政府的通讯联络。
1949年秋至1951年间，旗保安队同哈萨克乌斯曼匪徒进行了两次小型战斗，战斗中双方各有伤亡。旗方击毙1名匪徒，缴获枪2支、马2匹。旗里的损失是，士兵帕勒其格、巴音都楞阵亡，另有牧民脑尔吉玛母子被匪徒裹走。
额济纳旗保安队同德王匪部的三次交火中，击毙匪徒3人，俘虏特木尔、官布扎布、布和、道尔吉拉布旦4人，并缴获步枪5支、轻机枪1挺。旗里只有海德布1人牺牲。此外，匪徒方面阿由西、戈木皮勒、宝音达来、金道尔吉等4人自动缴械投降（携带长短枪4支）。当时，流入额济纳旗境内的50余户、200多名布里亚特人亦表示自行解除武装，安居乐业。在抗击匪徒骚扰的数次战斗中，旗里共损失十多支枪。
1951年春，以郭全德同志为首的中共额济纳旗工作委员会进驻额济纳旗。同年6月，郭全德、刘德明赴银川出席省农民代表大会时，将巴音、包惠2人带到省里。此后不久，旗工委依照上级指示将旗保安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额济纳旗保安大队，兵力定为75人，任命达瓦为大队长。工委又核定旗行政工作人员编制31人，这样加上保安大队75人，旗里对以上106人实行供给制。当时，工委从省里提回1万元现款，以作在编军政人员的经费（其中含伙食费），所需粮食由邻近的鼎新县运入。旗工委还对从旧政权那里接受过来的枪支弹药及衣物、粮食等物资进行了清查登记工作，指定沙利、官布扎布2人负责保管上述物品。在清查财产的工作中，将以前发给牧民的枪支也一并收缴入库。自旗保安队列入解放军序列至1955年间，达瓦一直任大队长，会计是张施新，指导员由梅鹿、罗布生2人担任。
1955年，上级将旗保安大队改编为旗公安大队，隶属于旗公安局领导之下。当时改编的大致情况是：（1）从原有人员中选留40人（分4个班），其余人员复员；（2）大队长和指导员由那木嘎、梅鹿2人担任；（3）达瓦调任巴彦淖尔盟水利处副处长，贡其格罗对调任五苏木苏木达，罗布生调旗委，沙利调旗供销社；武器装备及其他财产移交旗公安局。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原额济纳旗军事组织沿革及解放后改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