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禄
居延，对于古代历史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历代相传，居延地区是中原汉族与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之间以及西域、河西和蒙古地区各民族之间来往的重要通道。文题中的“西蒙”，是指蒙古高原的西部，在欧洲地理书上又称为外鄂尔多斯，它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阿拉善地区。居延以至整个西蒙地区，由于历史的缘故，造成一部分断代史的少缺，给研究这一地区历史的人们，带来很多困难。笔者试图在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变迁和道路利用方面成一小启，以求互助于我之同志。对于驰名全国，远播重洋，出土于居延的汉简资料，本应借助，但由于知识范围所限，这里却涉及很少，只能望洋兴叹了。
一、居延之由来
《山海经》记流沙之外有居繇之国。寻求居延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与义渠戎相邻的朐衍之戎。《史记·匈奴列传》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此八国中即有朐衍之戎。《汉书·地理志》记，秦北地郡有朐衍县，汉因之（位在今宁夏盐池县附近），为秦代以前朐衍戎所居之地。秦穆公在位是公元前659至621年，以后西戎屡服屡叛，义渠复叛，视而攻秦，秦多次出兵反击，直至秦昭王时才彻底消灭义渠。朐衍戎大约在战国时畏秦之威，向西迁移，进入腾格里沙漠地区。
《山海经》所记之居繇，正是朐衍之戎的别异，他们又在流沙外建立了政权。居繇人与月氏、大夏等部族相邻，后居于居延海一带，汉称其地为居延。《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坚沙、居繇、月支等国。”此四国中，月支即月氏，居于河西；居繇即居延，为西戎八国之一朐衍之戎的一部迁于河西者；坚沙待考；大夏即临夏迁居于河西的大夏之人。流沙业非如有人所说，一指居延海之流沙，一指罗布泊流沙，实即指大沙漠，这里是指大河以西之腾格里大沙漠。流沙外即腾格里大沙漠以西，大夏、坚沙、居繇、月支等国当时分布于此。
秦汉之际，大漠以北的匈奴民族势力强大，他们打败了月氏等部族，河西与西蒙地区的大片领土，又成为匈奴民族的驻牧之地。由于战争的骚扰，一部分居延人又离开生活多年的居延地方，向西迁移了。西汉昭帝末年，匈奴进攻乌孙，企图夺取乌孙车延、恶师地。车延地实即车延人居住地区，车延应是居延之别异。从当时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地理情形看，车延地似在今哈密西北。此地在居延海以西，相距不远，说明一部分居延人又从居延地区迁到今新疆北部。
另外，居延汉筒中提到许多安氏，其在居延服役。安姓在汉代并非大姓，何以在居延如此多见？有人以安氏为安息国人，也不见妥当。实际上楼兰、乌孙、月氏中都有安姓，居延汉简中的安姓，说明了居延地区除居延人居住外，还有其他地区的人众，也是一个多民族交错集散之地。
“居延”最初本为种族名称。后来，由于这个地区有属于匈奴族的居延人居住，因而“居延”又逐渐成了地名、水名及泽名。《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条颜师古注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六年条章怀太子李贤注曰：“居延，本匈奴中地名也。”由此可见，居延人的一大部分离开居延西迁之后，匈奴民族又占据居延，便以“居延”作为这里的地名。
汉开河西，戎马戍边。武帝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首先设置了居延县。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文里说“张掖所置居延县者，以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以《汉书·地理志》所载以龟兹县处“龟兹国人之来降者”及张掖郡骊革干县系因大秦国之别名为嫠革干而得名为据，亦可侧为证明汉武帝设居延县是用以处置所获居延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且《史记·大宛列传》谓武帝太初三年，“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则又道出置设居延的又一目的。
武帝太初三年，除设置了“居延县”和修建了“居延城”之外，还在这里设了“都尉”，谓之“居延都尉”。《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谓其所辖有居延县，其下本注曰：“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颜师古注引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可见居延县除有城墙可以防守之外，还在这里修筑了军事要塞遮虏障，居延从此成了汉代统治者防御匈奴南下和保卫河西四郡的重要战略要地。
随着时代的推移，居延作为地名，也同它的地貌一样在发生变化。到了元代以后，流经汉代居延地区的“弱水”之名，已被蒙古语“额济纳河”一名所代替。蒙古语“额济纳”或作“额济讷”、“额济内”，亦作“亦集乃”，实乃同音异译。至于“额济纳”的涵义，据《蒙古游牧记》卷十六补注引徐松曰：“蒙古语额济纳，幽隐也。”大约是此时的弱水下游，已经陷入沙漠之中，隐而忽见，故有此名。到了清初，汉代的居延地区，又成了蒙古人土尔扈特部的牧地，当时称之为“额济纳高勒”。而今日的额济纳旗所辖地区，就是清代土尔扈特部牧地的直接延续。因此，今日之额济纳旗所辖地，就是汉代的重要军事要地——居延地区。
二、北方匈奴的几个部族
没有人类的活动，就没有人类的历史。研究居延与西蒙地区古代的历史、交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匈奴民族诸王部的问题。因受本文内容的限制，此处仅就有所涉及的几个北方匈奴部族，作一必要的简述。
（一）右贤王
《汉书·匈奴传》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往来入塞，捕杀吏卒……凌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以此可见，右贤王在西方，居上郡以此，因得罚西击月氏、西域，右贤王的势力扩大到整个河西、西域等广大地区。
此时，右贤王庭还在高阙、窳浑塞外。《史记·卫将军列传》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朝命卫青将兵击匈奴，出高阙，“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天子曰：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頟侯。”高阙塞在今河套西北，窳浑在今河套西，则右贤王庭当在今河套西北塞外。
右贤王还领河西走廊北侧诸部匈奴。《汉书·匈奴传》记：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单于谋图汉河西张掖、酒泉郡地，派右贤王、犁污王将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今永昌西北）、屋兰（今张掖东北）、番和（今永昌县西），被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兵击败。此为右贤王领河西北侧地之证例。
东汉时，匈奴南单子呼韩邪比所设右贤王，仍在单于庭西。《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右贤王屯朔”。朔方郡就在西河美稷西北（东汉时，朔方郡在河套之西的磴口、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二）右温禺鞮王
《汉书·匈奴传》说：“时帝舅大司骠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杆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令从（夏侯），藩所说而求之……单于曰：‘……此温偶駼王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駼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汉书补注》引胡注：“温偶即温禺也，后人妄于禺旁从人耳，当读曰禺。”可见温偶駼王即《后汉书》之温禺鞮王。
这块斗地，实即指武威郡谷水（今之石羊河）中下游以西，张掖龙首山、合黎山以北，弱水以东的这块半山地带，其地植物与焉支山相同，有松柏五木。它在河西走廊北侧，属匈奴右部，应为匈奴右温禺鞮王地。
此温禺部人居于该地的时间，约在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后，上引文称“父兄传五世”，汉成帝使人索地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后，上距元凤二年70余年，匈奴单于每代平均10余年，五代为70年上下。而且元凤二年这里为犁污王驻地，单于使右贤王、犁污王入侵张掖郡地，不见，温禺鞮王，说明此时温禺鞮王部尚未到此。大概在这次战后，犁污王战死，部众逃亡，右温禺鞮部才迁于此。
（三）须卜王
《南匈奴传》记：须卜氏为右，居西方。右方王将居上郡以西，接氏、羌。《汉书·霍去病传》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盩，讨速濮，涉狐奴，”其夏，“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速濮王”。师古曰：“速濮，匈奴部落名也”。《史记·骠骑列传》同条注《索隐》速濮，音速十二音。崔浩云：“匈奴部落名”。“速濮”音同“速卜”，与“须卜”音极近，即匈奴贵种须氏部。霍去病所逾之乌，即汉代乌逆水，又称乌亭逆水，今之庄浪河。是则速濮王部居地，当在今庄浪河北永登、古浪县北、景泰县地区，这与上记之居右方的位置完全相符。因此可以断定，此速濮王即匈奴贵族须卜王。
元狩二年须卜王死后，其族人或死、或向北转移，继续保持其名号。《汉书·匈奴传》记：“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注者李奇曰：“居次者，女之号，若汉言公主也”。文颖注曰：“须卜氏，匈奴贵族也”。钱大昕注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为须卜当之妻，故亦称须卜居次耳”。昭君为单于阏氏，其女适须卜部贵族，完全合乎“常于单于婚姻”的制度。
（四）休屠王与涿邪王
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沧海桑田，绿洲沙漠的变化，今日的山川面貌，原非古代的自然环境。河西、西蒙地区始有文字记载，约在我国历史上的战国，这一地区那时候虽然尚未隶属国之行政领域，但在自然地理方面，我们的先祖，对其已有初步调查和了解。来自走廊南山（祁连山），南部的各河流，在今武威北汇合成较大的河流（即古代之谷水，亦叫马城河和白亭河，今谓石羊河），向北流入终端湖——猪野泽（亦为都野，后分为猪野、休屠二泽）。猪野泽是一个较大的内陆湖，而不是小水泊。《尚书·禹贡图注》云：“黑水西河为雍州……原隅底碛，至于猪野”，“广平日原，下湿日隰，猪野泽名”。《汉书·地理志》载：“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谷水流量较大，冲积范围较广，在猪野泽南岸首先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由于水草特别丰美，逐渐形成此区最早具有半固定住落和初级农垦的绿洲。今武威以南各河流形成的山前冲积扇裙，尚未开发，是一片荒漠草原，不属于绿洲范围，富饶之地，则是石羊河流域。由于石羊河流域天然的地理环境，它一直吸引着南北两侧的民族来这里活动和生息。同时，它亦为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向北游牧迁移、北方民族南下进入走廊绿洲以及走廊内的各民族北往提供通道，因此，这一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便成了我国古代多种民族交错驻牧杂居的地方。
汉武帝为收复秦时北部边地，防止匈奴骚扰，彻底解决北方忧患，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任用年仅20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经祁连山之战，击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死休屠王，太子降汉，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领兵归汉。汉武帝派霍去病接降，河西平定。汉武帝为应急于战后形势，先在酒泉设立临时军政机构，使其统领河西。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使者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胜利归来后，汉武帝决定，在河西置官开渠，移民屯田。随即在河西首设了酒泉郡，以加强对匈奴的防御。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西汉在河西置居延、休屠二县，为期是较早的。
史籍所载休屠是匈奴的一部，这已经为近代，史学家所公认。匈奴人统治整个河西与西蒙地区是在汉武帝初年，休屠王部的分布地区在谷水中、下游。《汉书·地理志》记：武威郡有休屠县，休屠城，“是匈奴休屠王所理之地”，“本匈奴休屠王都”。武威东北有休屠泽，休屠县和休屠泽因休屠部活动于此而得名。《元和郡县志》载，汉休屠县城在姑藏城（今武威），北六十里；《水经注》记，休屠泽在汉武威县（今民勤县北）东北，直到十六国时，始终保持休屠（休著屠名）的名号。
猪野，不仅是水名、地名，也是民族名。《汉书·地理志》：汉武威郡北有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所谓“古文”，即在称休屠泽之前称为猪野。休屠泽是休屠部人居此而改名，则古文之猪野当是猪野人居此时的名称。猪野，又译为涿邪，猪、涿古音相同，野、邪同音异译，所以，休屠部占据谷水中、下游之前，这里是涿邪人住牧之地。
（五）龙勒与楼兰人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西部有龙勒。龙勒一词与楼兰同音，是一个民族的同名异译，此族原居于漠北。《汉书·李陵传》记：“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遮虏障在居延，浚稽山即钧耆山，南距居延千余里，龙勒水在浚稽山南。龙勒水是部族名转为水名。后来部落南迁至敦煌西，仍称原地为龙勒，新居亦为龙勒，一部迁至罗布泊，汉代译为楼兰，又译为牢兰。
三、西蒙地区的古代道路
这一地区的古代道路，多因民族迁徙，特别是因战争的需要而形成，大体属军事路线。居延地区的古道，要算居延人最熟悉。他们在战国时候，从黄河以东，千里跋涉，不辞艰辛，避开险地要塞，由南向北深入沙漠，在流沙外寻找到了适合本民族的驻牧之地，最后在居延定居。我们先祖活动的足迹里程，指引了后人继续不断地开辟新的道路。下面就与本区有关的古道，分述几条。
（一）居延、休屠两古道
汉武帝平定河西后，为了控制匈奴进入河西的通道，确保酒泉、张掖的安全，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额济纳河两岸，汉代张掖郡下，不仅设有居延、肩水两都尉，驻兵屯田，而且置有肩永、居延两县，徙民实边，扼守着匈奴南侵走“龙城古道”的要塞。
随着许多年的建设，休屠城逐渐成为汉代在河西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县城。由于它处在匈奴南侵的大道上，因而也是河西通向内蒙古、宁夏的捷径。休屠城是走廊东部的门户，它“南蔽姑藏，西援张掖，翼带河陇，控临绝塞”，与居延互方犄角，以卫酒泉。
（二）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
西汉武帝执政时，汉朝政府为了联络月氏、乌孙，对付匈奴，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就第二次来说，张骞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使乌孙，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还，去来凡五年。其出使路线，史学界论说很多，到底哪一条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路线，还须从深从细研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看析，张骞能走得通的道路，还是离不开追寻居延人迁徙之路。综观文献史料，张骞出陇西西上，就是从景泰县境向北绕过无水的高大沙丘，再向西进入腾格里沙漠的湖盆之中，这里沙丘小、地形平，水草丰富，便于通行。走出腾格里沙漠，绕过休屠泽，然后沿阿拉善坦地南，龙首山、合黎山北的夹道西过弱水，直至西域。这条路线的东端，即《汉书·赵充国传》中所载“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阮，入穷水塞”路。沙阴即腾格里沙漠，盐泽即今雅布赖盐池，长阮即龙首山东北之夹道。后半段从古以来就是谷水下游与弱水下游牧民来往的路线。
张骞不论从河套地区西南行，或者从景泰北上西行，都是可以顺利到达民勤北部地区的。以前民勤的骆驼运输队通往宁夏中卫、磴口和河套地区，一般是从腾格里沙漠南侧的湖盆中和腾格里沙漠西北边沿行走，道路要避开沙漠南北两端无水的大沙丘。而且，就当时情势看上述道路也比较安全。从民勤西北到弱水，在匈奴温禺犊部占领这个地方以前，这里比较空虚，沿路又有足够的水草供人畜饮用。《大宛列传》记：“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汉书·匈奴传》记：龙首山、合黎山以北这块匈奴斗地，“生奇材木，箭杆就羽”。射禽射兽，需妥弓箭，而这一带地方只有龙首山、合黎山北出产这种奇木，加上羽毛，就可以当箭用，给张骞一行提供了丰富的制造射猎工具的原料。从多方面分析，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基本上是围绕居延人西迁的路线行走的。当时可以走通的道路，也只有这些。
（三）驿站与“参天可汗道”
由额济纳河向东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通往阴山之路，不但为匈奴南下所取，而且久为后世人所走。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击匈奴，从而切断了匈奴右臂，平定了河西。
在北魏平城时代，西域去山西平城的使者、客商等也是循额济纳流域，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边沿，越过阴山到达平城的。
历代王朝和一些部族，从中原通往北方各兄弟民族地区或由北方通往中原，亦多顺沿此线开辟驿道，建立驿站。例如唐代时，北方的突厥和铁勒各部族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所，以便利往来使者。
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从张掖北行16天，到达额济纳后，也了解到北去的驿站古道。其在游记里记载：“商旅到达这座城市（哈拉浩特）以后，必须准备四十天的食物，因为再向北行时，需要穿过一片大沙漠，沙漠里除了在夏季山里和河流两岸有少数居民外，其他季节没有人到这种地方来。这里水源充足，松林茂密，野驴和各种野兽经常出没其间”。“过了这片沙漠之后，抵达它的北部一座城市，名叫喀拉科兰（哈拉和林）”。
1927年，瑞典的斯文赫定以及其所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沿着北方古道，西北行经张家口、包头，沿阴山南麓和乌加河以北，（途经民勤北古休屠泽白疙瘩），向西直达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哈拉浩特遗址。
近代的“绥新驼道”，“抗日战争前的绥新公路”（便道）等，也还是基本上沿附着这条古代道路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