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浩
由额济纳旗居延海向南通达于河西走廊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达酒路，这是一条基本顺沿弱水绿带南至走廊西、中部的酒泉、张掖等地的大道，另一条是达上路，这却是一条远涉沼泽、沙漠、戈壁、山地，大体通过现在阿拉善右旗上井子一带而南达于走廊中、东部的山丹、张掖、武威等地的小路。鉴于有关这些道路具体史记贫缺的实际情况，笔者现在仅能根据一些很不完全的采访资料和个别书籍中的一些零星提介，根据自己对之的一番极为粗浅的统析，将这些道路的基本情形及相关因素梳述于下，务求贤达知情之士们的纠偏改谬、核实补正，从而有利于我们共同的建设事业。
一、达酒路
就其使用和路型情况的不同，主要分为驼路、驿路、公路三种。
（一）达酒驼路
达酒驼路是指由额济纳旗旗府达来库布南至甘肃酒泉、张掖等地的驼路。因路带多在大沙漠、大戈壁地形区内，地区又因地成宜，盛产沙漠之舟骆驼，历来被称誉为驼乡，因此这条路上，只能以驼行为主，另外亦行牛车、驴、马、骡等，这儿总其情形，以驼路着要，代为称之。
达酒驼路，大部路段沿经黑河下游。黑河下游，历称弱水，元代以后，又被称作额济纳河。额济纳河，亦被称作溺黑河。许多书图上，亦用“弱水”或“黑河”作全河之称。“弱”，势弱之弱，“溺”，沉溺之溺；“额济纳”，汉译之意为“幽隐”，即“无人烟”之意。凡此取名，多是因为这条河流在流至下游地段以后，渐入沙漠，不能成势，潜隐而远达的缘故。弱水还有许多名称，《汉书》称为羌谷水，因“河源出摆通河，经祁连积雪消融，其流益洪，傍合黎山出羌谷口”（清黄文炜著《重修肃州新志》第188页），又因其流经张掖（甘州）和山丹，又被称作张掖河（或甘州河）和山丹河。另外，还有称其为合黎水、鲜水、覆水、副投河（《史记·夏本纪》注）以及坤都伦河者。弱水的终端湖先有“南海”之称（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容纳弱水的湖泊，被称为‘南海’。这就是《尚书·禹贡》《淮南子·地形篇》及《史记·夏本纪》等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表明当时尚无居延之名”）。以后又称为居延泽或居延海。古居延泽原有三海，称东海、西海、北海。三海面积很大，最大时竟至400平方公里。如今，东海已干涸，南海亦成沼洼，唯北海尚有小存，即现今达来库布东部40公里处的景素图海子，其亦渐被黄沙吞埋近尽，仅有两平方公里之余。“景素图”海子，因夏日常憩天鹅，所以汉族人又多称其为“天鹅湖”。元代时候，古居延泽还大为存在，称哈班、哈巴、喇失三海子，以后弱水改道，流入现在的居延海（即嘎顺诺尔，又称西居延海）和苏古诺尔湖（又称东居延海），古居延泽方逐渐干涸缩小。现在的居延海东南距古居延泽遗泽景素图海子约75公里；又南东距著称于世的居延黑城遗址亦约75公里；黑城遗址东北距景素图海子45公里，而现在的额济纳旗旗府达来库布恰好在这一等腰斜置的三角形的中心地带，正在古、今居延海和黑城遗址这三角点的中心区域。由此可见，现在位居弱水东河西岸的达来库布是可以被视为居延地区中心地的代表性称谓，而不影响有关道路历史的叙说。达来库布产生较晚，始自20世纪30年代。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20多年里虽然居民一直很少，但却屡次地较长时期地作为额济纳旗政府和地方防守部队的驻地。20世纪60年代以后，汉人拥入，达来库布渐成镇容，并为额济纳旗唯一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
达酒驼路由来已久，实为古居延十字道路的南支，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前期，它便已是我国西汉王朝河西军政重地的北防主线。当时，匈奴北居，南望河西水草，不失恢复之志；汉都西安，又以河西为之屏障，兵之攻防进退亦多赖居延。汉匈屡屡交兵，南来北逐，车马长途，戈壁沙漠中的弱水绿带，自当为其便利，于是沿河大道至迟会此时形成。何况，在西汉立朝初期，匈奴得驻河西，著名的匈奴族的龙城故道就已存在（《汉书·李陵传》：李陵“引兵东南，循龙城故道行。”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龙城故道是从居延到浚稽山之间的道路”。龙城为当时匈奴单于驻地，又称“龙庭”在鄂尔浑河上游）。想析这达酒路一定是这一故道的南伸，或者直接就是龙城故道的南段，以便使龙城和河西沟通，这样一来，达酒路的历史则是更可以前溯了。汉逐匈奴以后，在弱水一线，大筑城塞烽燧，设邮驿，置政县，驻军屯田，移民实边，凡此一切活动使这居延南线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疆防道路。现今在弱水沿岸历历可见的烽燧遗迹，农田遗迹、塔寺遗迹以及在这一带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居延地区古代时期社会和交通方面的繁盛景况。在《新唐书·回鹘传·山丹县》和《唐会要·回纥》里都提到北方民族多次进入河西定居的事情。居延汉简更是具体明确地记载道，当时有人牛车贩鱼，自居延至张掖过市，往返仅需20余日，行途800公里以上。这都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古代居延南部弱水路的通大以及其于行旅的方便，看到居廷与河西地区在人事、贸易等许多方面联系的要捷性以及一体的历史性。唐代，河西走廊为我国通西丝绸路网中的主轴线，达酒驼路是其北向的主要支线，是一条主要的草原丝绸路，更确切一点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南接丝绸之路、南通中原盛地的一条主要渠道。目前，在外蒙古古墓挖掘中发现的许多汉代丝织物，更能充分说明这一丝绸支线的久远历史。达酒驼路，在历史上虽然由于以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由于中国版图的扩大，及各民族的融合统一等原因，渐已失去攻防利用的很大必要性，在国家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但在经济文化方面仍一直效宜于西北人民，仍是一条被人们沿用不弃的沙漠草原路。在这里，人们不但至今仍记忆着霍去病、路博德、耿夔、刘敬同、成吉思汗、冯胜等等无以数计的昭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记忆着无数守城御敌、辛苦垦殖建设边疆的军丁边民；记忆着陈子昂、王维、高曾、马可·波罗等等骚客游人们的诗情或足迹，而且还畅想着大禹凿导弱水改天换地的气势和余荫后泽的奇功（相传大禹曾“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尚书·禹贡》）。又据《甘州府志》说，古代黑河被合黎山下的镇夷山所阻，并不北过沙漠，禹带领人民凿而导之，才流入居延泽。清初甘州府教授王学潜亦在《弱水流沙辨》中说：黑河“下游未启，聚为平湖……今镇夷峡中居然有斧凿痕，与伊阙龙门同符，是禹导水处也”。关于禹导弱水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畅想着今后如何更大程度更大成效地造福于民的新的蓝图。达酒驼路，连同居延其他道路一起，千古流芳，著称于世。达酒驼路，又是一条嵌满文物宝珠的彩虹，是一条塞内外互通文明的坦途，是一条促成中华民族友好继往开来的纽带。
达酒路是处于我国北方沙漠戈壁腹地，具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一条道路。一方面，它置身于名闻世界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之中，周围或则沙漠逶迤，或则戈壁千里，地处极为干旱，多风少雨，年降水量仅在60毫米左右，临区温差极大，夏季炎热灼人，气温常高达摄氏30℃～40℃，冬季又寒冷难熬，气温常低至20℃～30℃，年较差近至60℃，日较差通常亦在20℃以上，是典型的温带内陆荒漠气候，一些地方，甚而一无人烟，绝少草株、鸟不入飞；另一方面，它却能得天独厚，依受弱水河谷的滋益，在大旱之地能不乏水供，在无草之区，却又能林木成带。在弱水两岸，许多地段有时竟能自成天造景观：梧桐古朴壮美，荫盖如云，红柳堆香出逸，一望无际；芦苇柔姿飘摇，回肠荡气；加之，水草青青，沙光熠熠，一片又一片，金、黄、翠、绿，相间相映，煞是鲜丽清爽，别有一番谷洲风色，桃园韵气。难怪这一条居延南路，以后虽是非军非使，亦能自古不衰。在历史上，由于沙漠的移变，由于弱水河道及居延泽位置的移变，又由于居延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点的移变，这一道路的许多具体情形亦是相应多变的，但是道路的因河而走以及随地势由南向北倾伸的基本大势却是不变的。弱水在流出走廊后便潜陷沙漠，北经150多公里，于狼心山处则两分而走，偏东流插的一条称东河（又称纳林河、老套河或莫那果勒），偏西流插的一条称西河（又称木林河或海图果勒）。东河经达来库布约行150公里即北入苏古诺尔（即东居延海），西河经建国营（蒙名赛汉桃来）亦约150公里北入嘎顺诺尔（即今居延海），两河中部间距约为30公里。居延地区整个地貌类型可以以东河为界划分。东河之东间临黑城古迹、古居延泽及古日乃等湖地，这一部区，虽多沼泽湖泊，但更多的是大沙漠，是巴丹吉林沙漠的主体所在，世人称之为沙漠草场区，主要植被有梭梭、芦苇等。自东河以西，戈壁则为地貌主体，主要植被有梭梭、麻黄、白刺等，其中麻黄、黑子刺、枇杷棵、黄毛头、老鸦秧被称为居延戈壁五大植物。东、西河中间一带地面，世人称之为中间戈壁草场，西河以西地面，被称之为西戈壁草场。沿河近水地带则为谷地，是沿河草场，丛生梧桐，红柳、芦苇、沙枣等，其中红柳、芦草、芨芨为居延三大牧草。
达酒驼路，自酒泉向北，至达来库布，全程为372.5公里。若将达酒驼路向北顺延，则50公里左右可至居延海泽（苏古诺尔或嘎顺诺尔）；又30公里左右可至中蒙边界；又550公里左右可至蒙古之哈尔和林（即汉时匈奴的龙城、龙庭和元时和林）；又310公里左右即达蒙古首府乌兰巴托（蒙古独立前称库伦）。由达来库布一带南上酒泉等地，开始时沿东、西两河东、西两岸，有四道并行，行人可择取其一。至狼心山弱水尚未分流处以后，四路随河并为沿河两道，行人仍可择行其一。弱水流经沙地，水流时隐时现，时大时小，加之分径甚多，一般水不能深，所以行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需，因地利或天时，择取岸口，涉浅渡河，在沿河几道上交插行进。一般全程运行，可分下、中、上三段。
1.下段（北段）—汊河段：指下游东、西河四并路段。这部分途程计在125公里左右。
（1）东河东路：由达来库布对岸的那仁布拉格（即哲日格勒，两地隔河相距5公里）起始，沿东河东岸南行，32.5公里至宝德格波日格；40公里至巴拉巴日海；50公里至狼心山。狼心山山上有敖包。依蒙人习惯，每年都要就近到敖包上祭典天地神灵，以祈保平安福昌。敖包主要供作蒙民祭典使用，由蒙人用石块或木柴垒成，少数亦有小屋式的，敖包常设在较高处，道路边侧的敖包，自然兼为主要路标。
（2）东河西路：由达来库布沿东河西岸南行，17.5公里至珠斯楞查干；42.5公里至敦德查干；10公里至额很查干（隔河东南距河东巴拉巴日海1.5公里）；22.5公里至珠斯楞套来；又行25公里至河口（东、西河分汊处之夹角地带）。行人于此，向南可过东河，5公里即至狼心山。沿东河西路南行，亦可不在河口，而在珠斯楞套来北部5公里处，更偏西南行17.5公里，插至新西庙（即巴润素木，又称喇嘛庙），接西河东路南行，或由新西庙过西河7.5公里至青山头（蒙名宝日乌拉）接沿西河西路南行。
以上东河两路，地处东河沿河草场，沿途植物以梧桐树（即胡杨）为主，其他还有红柳、沙枣、骆驼刺、水棚、苦豆等，牲畜水草足用。
（3）西河东路：始自西河东岸道劳卧铺（七间草房之意）。道劳卧铺东距达来库布37.5公里，有大路系此河间。由道劳卧铺沿西河东岸南行，35公里至可可套来；22.5公里至雅布日呼都格；25公里至新西庙；15公里至河口。
（4）西河西路：始自西河西岸的建国营。建国营东距道劳卧铺2.5公里，两地仅一河之隔。由建国营沿西河西岸南行，25公里至乌兰川吉（“川吉”在蒙语里是烽火台的意思）；15公里至老西庙（即胡勤巴润素木）；又15公里至哈日敖包（为一大敖包）；20公里至巴勒吉尔敖包（亦为一大敖包）；17.5公里至青山头。
青山头和狼心山均为达酒驼路中途重要的山地和路标。狼心山因形圆状似狼心而名，又名巴彦宝格德，系富饶神圣之意。此山恰置弱水分汊处，居河之东，一般又为上述沿河四并路中前三路的会合点。青山头地在狼心山北12.5公里处，两山隔河南北相望。青山头半圆形，因附近树草青青而名。青山头另有东、西二山。青山头三山东西成向，一字横排，其东山与西部二山为东西两河间开。青山头东山（蒙古名呼和乌拉）在东河东侧，西南距狼心山12.5公里；西距青山头10公里；青山头西山（蒙古名超瑙音塔塔拉音乌拉）在青山头西部亦10公里处。凡此数山，均为小山，岩成坡陡，无所逶迤，海拔均在1300米左右，其山体本身高度在200米左右。
2.中段—弱水段：指弱水由鼎新向北流至狼心山尚未分流处的一段沿河道路，有东、西沿河两路。此部途程计约110公里。
（1）弱水东路：自狼心山接行，沿弱水东岸西南走，7.5公里至河东老树窝。这里的古老梧桐密集成林，故得老树窝之名，蒙古人称其为乌勒都布格或宗布格。过河东老树窝以后，沿河草木渐为减少，牧民人家亦渐趋于无。继而南行，20公里可至塞湾（色日川吉），塞湾有一烽火台，周围生有一些红柳、梧桐；又7.5公里至白墩子（查汉川吉），白墩子亦是一烽火台，周围除有一点白刺外，别无草木，一派荒凉戈壁景象；又30公里至地湾。地湾即汉代的金关，是肩水都尉府的所在地，今又称作哈日苏海。地湾有一较大一点的烽火台，烽火台周围有围墙，如今大院尚为完整，墙高3米～4米，边长20米，这里没有水井，食依河水。又15公里至马莲井子（查黑勒德格音呼都格），30里至双城。双城又名马莲湾，蒙名叫浩斯浩特或查黑勒德格音陶海。双城是东西仅100米之隔的两个城池，城墙边长400米～500米，高10米以上。民国时期这里住有四五十户农民，尚可成一村落，农民给额旗政府纳税。双城以南为农区，人烟渐稠，行30里后即达鼎新县城。鼎新在民国时期独为一县，先称毛目县，后改称鼎新县，现并属金塔县。鼎新在达酒驼路上是一个重要站点，是一个许多支路交分交汇的地方。由鼎新不但可以北回达酒路起点，西南尽达酒路终点，还可以向东指向古日乃湖区，向东南深入到河西走廊中部高台、张掖等更远的地方。
（2）弱水西路：若以青山头为始，接北来之路沿弱水西岸南行，17.5公里可至河西老树窝。河西老树窝同河东老树窝隔河相对，蒙名为巴朗布格、海套可道布格或布格音阿日拉。和河东老树窝一样，这儿老树成窝，一片丛绿。由河西老树窝南行，10公里至查汉套海，10公里至沙夹道（蒙名为木格图寸井或哈拉毛台），这里路侧有沙。又35公里至大湾城。大湾城为一小土城，又名沙河墩，蒙名为川吉太。由大湾西南行20公里至沙门子（额勒逊哈拉格）进入农区。又15公里至天苍，15公里至营盘。营盘与河东鼎新，隔河相距仅2.5公里，涉浅过河即可使上述沿河两路相通。
3.上段（南段）—酒鼎段：指由营盘、鼎新离却弱水继续以西南为方向行进而达于终点酒泉的一段道路。此部路途缀连鼎新、金塔、酒泉三县（亦是三片农区），计程117.5公里。因为营盘和鼎新仅是隔河相距，可视为一体，又因为鼎新为一县城府，又为道路分合点，所以这里可取其大要以鼎新为分段点而名段。由营盘西南行，35公里至头墩（一烽火台）。这一途程原来尚有弱水西源北大河（又称临水河或白河。源自祁连山，北经酒泉、临水、金塔等地，至营盘入注弱水）河水可依，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因酒、金农区扩地筑坝及人工截流，致使北大河尾水减少甚至断流，由此，不但弱水水量因之减小（弱水本身亦有走廊农垦原因而大为减水问题），亦使得这金塔北部与营盘之间形成一段旱道。在这一段旱道上，弱水已却，北大河尚又不能得及，沿途全为风蚀残丘、戈壁沙砾，又一无人家，只是偶然间有一两个放骆驼的人出现，行人于此最感困难。这是达酒驼路上唯一一段较长的无水区域，途中植被只有星稀骆驼剌、芦草等。由头墩以后，便进入北大河鸳鸯池水库梳水网农区，即金塔县农区。这里沿途站点甚多，一般经二墩，小河口，32.5公里后即至金塔县城。由金塔继续西南行，翻一小山，15公里至鸳鸯池。建国前鸳鸯池附近住有几十户人家，1946年时，在其北部修起一座水库，以便储水流供金塔地区农田，1958年，这座水库又大为扩建。由鸳鸯池仍西南行，途经肖家村庄等地，35公里即达终点酒泉。
达酒驼路，自北而南，若由达来库布取道东河路西南直达酒泉，计程在352.5公里左右，此为最近路途；若由达来库布折取西河路，经道劳卧铺或建国营南行，西南达于酒泉，计程在372.5公里左右，此则为较远路途。由旗府达来库布至酒泉，平时大车长行18日可达，若骑行一般7～8日可达。蒙人单骑快驼快马，日行100公里至150公里，迅及4日即达（其中农区要慢些）。一旦遇有国家特急文件，选快驼，口内塞以食盐，以绳紧缚其口颌，再选一强壮之人，上驼加鞭，数日不停地急奔，到达目的地时，驼即倒地而死。骆驼如此任重负远及忠贞职责的精神堪为世人惊叹和誉爱。额济纳沿河道路的情况较为复杂，行人对于道路的选择，或某一道路的繁荣与重要与否，往往不一定都是以路途的远近情形而定，通常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点的变化。古远者尚不为提，仅民国以来，旗府已是多经变动口老东庙、哈拉哈庙、赛日川吉、查干哈夏、阿布德仁桃来等地，都先后作过旗府，1943年旗府移至达来库布，并建房十间，立蒙古包三顶，又筑了围墙和土牢，这以后才稳定了好几年。1951年旗府又搬向老西庙，1954年又搬至建国营，1956年后又备往青山头，中途未果。又于1959年改回达来库布，至今才算长定下来。这每一次政治中心的变动总要给居民和道路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带来相应的一些变化。加之，建国营、乌兰川吉、青山头、策克（在达酒路的北伸线上）等地是国防军事的重点所在，道劳卧铺、策克是重要的商点，老西庙是重要的邮政中转站所，乌兰川吉设有税卡收取过往商人的物税。这样就使得这几条沿河道路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为世人所选用，而且形成它们各自繁衰情形的变化不定。一般说来，达来库布人，南去河西购粮买物、走亲访友，多直走东河西路和东河东路；往来商人（多为山西、河北、张掖、酒泉、民勤一带的汉商和少数青海、外蒙古一带的商人），则大多先行集结于道劳卧铺（北部则在策克），然后分道扬镳，或东去包绥，或西走新疆，或北入蒙古，若向南去，则自然多走西河西路。道劳卧铺是达酒驼路和绥新中路（绥远—包头—新疆）上的一个重要商点，往往有几十个商人，在此搭帐包为室，从事买卖。这些在额地的商人同额济纳旗牧民的交易多以物物交易和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方式（物物交易即以物换物，信用交易即先赊商品于牧民，牧民在畜产品收获后，再付物顶赊，这样做可使商人扩大销售，廉价得取畜产品。蒙人和商人的交易，普通多以砖茶，茶以块计，一般为三九型计，羊以成羊为交易单位，大宗则以骆驼、马、牛为单位，零星则以羊皮、驼毛、羊毛为单位，以张、斤计之。另外蒙古人多收银元，其他有生金、碎银、元宝等，尤喜黄金，纸币除行使内地外，一般不收）。民国时期，驻军多在建国营和乌兰川吉、青山头一带，故而运送粮食军械的车驼多行西河西路。达酒驼路中，西河西路是一条重要的军粮大道。建国营设有国民党军队的339分站，是一个军粮站，专门负责收存和供用从金塔运来的粮食。
当时主要使用牛车拉粮，也配合使用骆驼。运粮车驼自金塔出始，沿经营盘、天苍、大湾、芨芨台子、那林、河西老树窝、青山头、哈日敖包、老西庙、乌兰川吉，终达建国营。其中为使运粮车行方便，个别路段站点亦可不同于上述驼道，但基本线路和主要站点还是一致的。达来库布的用粮是从建国营通过驼运转达的。当时的额济纳旗政府一方面对驻地部队不得不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亦需借依军粮供给，每月由旗政府抽派6名牧工、40峰骆驼组成驼运队来往于酒泉、建国营之间，为部队运粮，其中部队不承担运费和人工费（这支部队在1938年时是国民党胡宗南部甘肃酒泉驻军十八旅的一个团，1943年时，该团调防，接防部队为第七师第十九团第三营），运粮牛车组成车队，常用20辆至30辆一起，成一大串，牛车及车夫一般均来自金塔，均属摊派，由金塔地区保甲长组织派送，驼运和车运多可同时进行，骆驼夏季不能使用，牛车长年不断。一辆牛车计拉粮、草、料等500多公斤。拉粮牛车多木制双轮大车，轮高5尺，以便渡越河流沙地、重车渡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河床为软沙地质，河水深浅大小又常此变动，渡河具体地点、时间一般都需临时掌握，并先有人踏探河水深浅及河床软硬平否。渡河前要让牛饱饮休息，要在车队中选出一些壮牛，2头至3头拉一辆车，每车再辅以4～8人，然后才可在选择好的地点一鼓而过。如果中途一有迟碍，则会车、牛具陷，水太大时人畜还要缠危。因此，渡河一般以日间为易。役牛畏热，平时行走多取夜行。部队拉粮，一个车队往往都有几个军人负责押运。运送的粮食一般都为小麦，小麦一般都在额济纳旗加工，由部队临时雇用农村民伕进行。建国营驻军有许多从黑城遗址中拉来的古磨以供加工粮食时使用。每加工50公斤小麦，部队收白面35公斤，其余黑面、麸皮给民工顶付报酬。部队运粮，除利用上述民力外，还有自备的骆驼大队，长驻金塔，以便北运。部队所运粮食，除自己官兵家属食用外，还供额济纳旗地方政府行政员工、国立小学师生以及达来库布防守司令部的官兵购食；另外，驻在额济纳旗的其他军政人员，如国民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在老西庙所设军事专员办事处人员，国民党酒泉党部驻额济纳旗区党部人员、新绥公路办事处人员等，这些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用粮，亦需从这些军粮中购取。凡此消费，总计下来亦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由此可见，这西河西的运粮大道对额济纳旗军政事业有着何等大的重要意义。额济纳旗地区的牧民用粮，不从这军运粮中得取，一般利用皮毛自行到鼎新、金塔、酒泉、张掖等农区民家换取，其中多以小米为主。西河西路的军粮拉运，自部队进入后的1938年至1949年期间存在。
达酒驼路至鼎新后有一条重要的东南向偏插线，即鼎张插线。上面已经提到由鼎新可以入插河西走廊中部的高台、张掖等地，其大体情况是：由鼎新继续沿黑河（一般指弱水中上游）弯转东南，32.5公里至双树子（双树子为一小村，民国时有四、五十户人家）；30公里至天城；15公里至罗城；25公里至九坝；20公里至于高台；由高台继续沿黑河东南行；25公里至平川；20公里至板桥（为一村镇，民国时有八九十户人家）；22.5公里至靖安；又20公里即达张掖。凡此在进入走廊以后的长行之中，必要时，行人可向沿路农家购换草料喂偿骆驼。达酒驼路自达来库布始起，若取经西河路和鼎张沿河插线而达于张掖，行程计为460公里，是达酒驼路的最长程途。达酒驼路的这一向线，不弃河益，且通繁华，历为世人通便多行，因而亦最显重要。
达酒驼路至双城以后，若走高台飞临泽、张掖等地，还可择行一条捷径，即弃却南向的弱水，东南插向戈壁，沿巴丹吉林大沙漠西部拐角，20公里经苇坑泉；32.5公里经石城子；40公里经芦泉；又5公里至老君庙；由芦泉或老君庙西南行45公里左右即达高台。又由老君庙南行40公里可到老临泽蓼泉，由蓼泉继而南行20公里即至临泽县城（沙河镇）。由临泽县城东南行35公里便达于张掖。另外，若由老君庙中经板桥，85公里后亦可捷至张掖。这一由双城经苇坑泉、芦泉而南达于张掖等地的捷径，全踏平坦戈壁，于路各站点均可得水，商人择行，不但可以路近32.5公里～42.5公里，还可以避却沿河路许多税卡的盘剥。
以上由双城或由鼎新至高台、张掖的路，均为达酒路南入走廊的偏东插线，其中鼎张沿水线和在其北的达鼎沿永线，即弱水沿河全线，历为南北主行道，它连同双城捷路一齐，因为是由额济纳旗到达高台、张掖等地的道路，所以又被另行称作额高驼路或额甘（张掖旧称为甘州）驼路。
酒泉、高台、张掖是达酒驼路入达河西走廊西、中部的几个重要终点，也是河西走廊北入居延要地的几个重要起点。它们的置建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达酒驼路的产生、发展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作用。酒泉，古称肃州；张掖，古称甘州。可见以后的甘肃建制，是以张掖、酒泉为重心，兼带武威、敦煌为两挑而又南借兰州为领的。酒泉，历被重誉为河西走廊西大门，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是“河西保障之咽喉”，是“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路安全的军事前进基地”，它连同嘉峪关一起，菲声古今中外。酒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据说当年霍去病带兵打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酒少人多，他就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这大概便是那“味如酒”的因来。酒泉不仅是历代兵家胜地，且为丝路要邑。保留至今的酒泉鼓楼四向门额上题刻的“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的气势磅礴之句，充分说明酒泉一地历来的军事、政治、商贸、交通的情况和重要地位。酒泉在古代时期，既是国际贸易的过境点和重要的交通路口，又是民族贸易兴旺发达的城市，这里的交易时间，保持着以太阳为标准的古老习俗，黎明交易，日暮咸休，市之鬻贩，不拘时日，市法平价，众庶群集。古酒泉和张掖、山丹等河西的大黄是很有名的，能贩售世界，为重要的地方外销商品。大黄是医灌骆驼的重要药物，自然北自居延、外蒙古，西自西域、西亚等驼乡之地、驼道之上的骆驼少不了耒此驮运这种商品。古酒泉的市场亦是繁荣的，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叙说：“肃州城市极大。城墙为四方形，有坚固炮台，市场无幕盖，宽五十爱尔。扫除清洁，时时洒水，尘垢不起……各街市均有华丽之建筑物，顶上有木制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张掖，是古代丝路重镇，位于河西中心，呼应东、西，是走廊中部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的意思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汉时郡治在角乐得城（汉张掖郡建郡前的古城城名，又作角乐得城）。有人根据出土遗物论证，认为现在张掖西北的黑水国故城，“必汉代张掖故城无疑”。居延汉简中累累出现角乐得城的名字，汉代居延军民，打了鱼常运到角乐得来卖。古代张掖又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今西安）和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至居延和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是两条大道的中心枢纽。张掖还是我国早期各民族交会的中心，大月氏、匈奴、乌孙等民族都在这里生活过。凡此都可充分说明居延与张掖地区在族系、商贸、交通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张掖地区河水、泉水、山谷水很多，尤其黑河汪洋澎湃，分注数十条古渠，灌溉数州县万顷良田，滋润辽阔牧场，养育无数人家。
据一些古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周围平畴延绵，阡陌交错，触目是泉流映带、沼泽弯弯，又芦苇丛生、水草交横、莲荷香溢、池塘鱼游，展现一片江南秀色。张掖又是盛产稻米之地，并酿产各种米酒，如黄酒、诸色酒、芦酒等。张掖以沃绕富厚而闻名，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银武威”虽名噪天下，但经济上较之张掖还大欠一畴。张掖历来盛况如此，可知由张掖而北的达酒驼路将有怎样的一种商品货运和民族通谊情形。不仅如此，张掖还是一个为诸多名人所喜爱而恋情驻足的地方：名闻世界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居延以前曾在这里留居一年多；笃信佛教的西夏太后常到这里居住，欣赏这“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到处”的风光美景；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不但住在这里，还在这里生下了大元帝国的开国之君忽必烈，后来忽必烈又把母后的灵榇寄放这里，并使礼祭不衰；元明宗亦曾到过这里，并在这里收养了一个后来成为元惠宗的孩子（即宋德佑帝赵隰之子）为己子。这都是很能说明张掖这一胜、圣之地和北方少数民族间的一种特殊的亲联关系的。延至民国时期，张掖又有专为蒙人设立的蒙古商店，专售蒙民各类用物，其中的哈达，尤为蒙人所重爱，那些认为“无哈达不成礼”而由此北返的蒙人，只有在这里才能购得哈达。居延、张掖两地人民毗邻相依、一衣带水、互通互益的情义是深长久远的。临泽、高台在张掖西北不远，都在黑河边上，和张掖同一地境，自有大体一样的风光物产，对达酒驼路上的商业民情的影响当是更为近捷。早在西晋隆安三年（397年），北凉王朝初建时，曾在高台西部筑骆驼城（废址今犹存），这又证明，河西一带通过沙漠之舟骆驼和达酒驼路同沙漠之地的居延，有着何等频繁重要的各方面的联系。总而言之，居延地区深处沙漠腹地，东于包绥、西于新疆都相距甚远，而且大荒无比、绝少水草，唯有南沿弱水绿廊，可以近至繁盛的河西诸地，因此达酒驼路的开辟与发展，居延、河西两地的紧密联系，实为必然的情形。
（二）达酒驿路
达酒驿路，基本沿合达酒驼路。达酒驿路，就其路线来说，是达酒驼路中的一支，就其作用来说，是达酒驼路供作驿用的一种。驼路，为多在沙漠、戈壁地区，多行骆驼，也行牛、马、木轮车的一种道路的总称，是荒漠地区用于畜力运行较显旧式的一种道路的泛指。“驿”，是古称，释义为“古时供应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住、换马的处所”（《辞海》第1142页）。可见驿路是对为政府传送公文的人和官吏公使时所走的定行道路的一种特指称谓。古时出行，多以马代力，所息站点，需有水供食，因此造字从“马”从“泽”，这亦真是妙出其事已甚。古代，又有“邮亭”、“邮驿”的说辞，颜师古在《汉书·京房传》《汉书·薜宣传》中注曰：“邮，行书者也。若今传送文书矣”，“邮，行书之舍。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释名》上说：“亭，停也人所停集也一”，《风俗道》上又说：“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馆也”。周之驿为“置”，秦之驿为“亭”。古代文件传送，有步递马递之别，秦简《田律》上说：“近县令轻足行其书”。“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汉代改邮为置，“驿马三十里一置”，居延汉简上经常出现“置”的名称，“置”就是驿。由此可见，“驿”、“邮”、“邮驿”、“邮亭”、“置”以及近代以后“邮政”、“邮电”的提法，相沿一体，都是指传递文书、讯息及与之相关情事。就其发展来说，古代的邮置（此为“设置”之“置”）偏重军政传讯业兼为接待过往使者，而近代以来的邮置则借助电讯和现代交通工具，使军、政、民用渐有分专，且主要承司民政方面的邮件及通讯。
达酒驿路，始自尚早，可以说在汉代居延军事防卫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即已开始形成。早年王国维根据敦煌所出的邮书简，曾得出“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中”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大量的居延汉简中亦足得证明，这亦说明居延地区列置燧亭对于邮亭、驿路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条件性的作用。只是居延边塞上的邮驿、驿路的置设，还不能只考虑军事方面的需要，还要考虑邮传的速度，邮驿的安全以及是否利于交通等因素。因此，其与军事防御塞是时分时合的，一些邮路还需另设。这样就使得并非所有的燧亭均是邮亭，邮亭只是燧亭中的一部分。另外，邮亭之间还要保持相当的距离，不能与防御塞中的五里、十里一烽燧一样，一般要远得多，相间好几十里。汉代的邮程，在《汉律》中有明确规定。《周礼·地官·司徒》注云：“皆以道里日时课，如今邮行有程矣”。汉简以“时分”记邮程，陈梦家曾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考订出西汉行一昼夜十八时分制，至东汉可能已行与十二时辰相结合的十二时分制，而每时至少八分，或为十分。据居延汉简所记，邮书每时行程不尽相同，是因邮书性质、邮路地形及邮书投递方法之异而异。每段程时都有规定，如“临木卒戎付诚敖力北燧卒则界中八十里书定行九时，留迟一时解何”（此为对邮亭传递文书不及时提出责问的“举书”，其“定行”是邮书所行的实际时间）、当曲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时三分，实行七时二分（此为邮书而非举书，其“定行”则是规定应行的时间）。由其多数情形看来，一般规定日行八时，每时十里或十多里。其间若有迟延，则要“解何”，即“责问其为何留迟”。在居延汉简中还言及“南书”（为由居延边塞向南而传的文书）、“北书”（为由居延边塞自南而北的文书），“驿马”、“传马”，“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以及提到邮亭中多设有“驿”与“厩”的问题。显然，这一切都指示着汉代居延邮驿的路向、方式、站置等基本情形。元时的邮驿制度更为健全，这在居延地区亦有反映。在1978年河西沙漠考察组发现的黑城元代遗物文书2中，提到了从黑城至河西走廊北山口的五个驿站名称，即“即的”、“狼心”、“普竹”、“盐池”、“马阴”。此五站恰好符合《经世大典》所提到的“亦集乃路所管七站”，“山口至本路（黑城）五站”之数，另外“城至川口（居延泽口）二站”不详。由于达酒一线“往来经涉沙漠……人稀路回，所过艰险，比之岭北，（此处之‘岭’当指秦岭），荒恶尤甚”（《永乐大典》1942）。所以元季朝廷对这里驿站的经济待遇才比其他地区放得宽些。元代亦集乃路是河西走廊与漠北蒙古地区交往的唯一通道，又是元初诸王叛乱影响所及之地，所以驿站交通相当繁忙。上述文书19说：“如今铺马倒断，使客频并，好生生受”。《永乐大典》卷19418上亦记载道：“甘肃行省所辖亦集乃路总管府、沙州、肃州三路遣使频繁”。凡此一切，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居延地区的邮驿之事、邮驿之路同居延边务、达酒驼路一起，是古已有之。达酒驿路，源远流长。
清朝末期，达酒路上的驿传仍能大体保持其基本完整的程序，由额济纳旗王府主持进行。旗府自北而南计设有12个驿站，全程352.5公里。驿路北起乌兰苏海站，南至金塔寺站。乌兰苏海在老东庙附近，为当时塔王府所在地。那时候，这里设有信报站（相当于邮驿总局），建站估计在1873年以前。由乌兰苏海送邮南上，可沿东河南行，30公里至达来库布站；然后折西行40公里河夹地至道劳卧铺过河；又折沿西河西侧南行25公里，计65公里长程达乌兰川吉站；又15公里老西庙站；25公里旭伦站；37.5公里狼心山站（巴音珠尔克）；17.5公里查汉套海站；55公里阿德格查干站；22.5公里天苍站；35公里牛房子站（夹墩湾，乌和日音都贵）；20公里兔来河站（大庄子）；30公里至金塔寺终点站。清末金塔尚未设县，以后至民国2年（1913年）时方置称为县。以上驿路途中，自狼心山以北，当时沿河一带水草既丰美，人家又较多，驿行者很能得宜；狼心山以南至牛房子，130多公里中当时却是草木缺少，人烟亦无，多有戈壁沙丘，景象甚为荒萧，自牛房子而南渐入农区，人家亦渐为增多。从金塔取运的文件，由酒泉驿站接转。从以上线站情况看来，达酒驿行基本沿自西河路南上，和民间驼路的线站大多复合，基本为一，因此可统其大体以达酒驿道为名而称述之。驿路作为一种专用路线自然有其不同于驼路的一些特点。就一般情形而言，驿路线路固定，站点固定，邮驿人员固定，班期固定，驿行必须要求到站，这是由驿传的特别需要而规定的；而驼路则是行人各杂，行线任人选择，行人行歇自由、无时无规，各方面的固定性都是很差的，这又是驼路上的自然和必然状况。
清末达酒驿站，每一站点都定在有人家有水草可以落脚的地方，每一站点都设有一个站丁常住待发，站丁在送信后即返回住站。站丁属应差应役性质，一无待遇可言，站丁一律由青年、中年、老年之男性充任，一律从百姓家户抽派，每三月一轮换。站丁来往所送之件主要系官方文件，亦稍带民信，但不带物什。涉及王爷重大事项的信件，常由王爷派人专送，或派人到金塔等地专取。达酒路驿传一度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干扰过程中中断，中断时间长达10年（1865年～1874年）。在此战乱期间，个别驿站亦受有烧杀之损。1874年战事平息以后，达酒路上的驿传始又恢复。
达酒驿道，置身于荒漠之地尤其在漫长的古代，在交通工具很为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它能南北通插，信使雁传，大宜军、政、民事，确亦难能可重。它不但能以它长悠悠慢悠悠的形态和简单朴实的传讯方式服务于塞内外军、政、民，使各种讯息上传下达、南来北往，从而为靖国家民，一方得治添助一臂，而且能使北地的人们通过它，得一线窗户，既开边塞之蒙顿、入新风之清鲜、察国貌商情之一呼一吸，又济于生活及精神的或一所求，由此居延始能不成为塞外孤悬之音。因此，达酒驿道，其作用不可谓不大，其功绩亦是不能没于史记的。
民国初期，达酒驿路上的驿传，仍沿袭清制。自民国24年（1935年）以后，达酒驿路上的驿传，则随应时代的进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是以前那种站点接传和由额济纳旗王府主持抽派人丁进行的局面，而是改为由甘肃邮政管理局统属，具体由酒泉邮政局管理，由额济纳旗邮政代办所负责传邮的一种专业化系统化并逐渐侧重于民政的新式工作。当时国民党交通部在老西庙设二里子河电报局，除兼办邮政代办所及小额邮汇业务以保证通汇和继续通邮外，电报局设有15瓦特收发报机一架，向酒泉、兰州每日联络业办理官、商电报。这样，也就相应产生邮线、邮站、邮传的管理方式和讯传的进行方式的根本不同。自此以后，新名词代替了旧名词，“驿路”被改称为“邮路”，“驿传”被改称为“邮递”，虽然仍不失为邮、驿一体，但新概念下的邮政、邮递，毕竟在内容和意义上都大不相同，它所展示的是推向近代的一种发展，那种含有古朴色彩和意义的驿传的历史自此首先从人们的观念上和进行的组织形式上是宣告结束了。
邮局主持通邮以后，达酒路上，开始时的长段邮程是从鼎新北向到瓦音套来（又称巴彦套来），衔接绥新公路，以便传接绥新路上的邮件。此程525里。全段由酒泉邮政局派一专人往返其间。其余金塔北至鼎新的一段由金塔邮政局派人专送，酒泉北至金塔的一段由酒泉邮政局派人专送。开始往返于鼎新至瓦音套来的一名邮差叫朱天喜，其邮行站点并不固定，半月往返一次，一月二次。民国27年（1938年），瓦音套来邮政代办所迁至老西庙，邮件亦改送封老西庙，送件长程便缩减至345里左右，这时规定邮差每两星期往返一次。民国28年（1939年）以后，邮差增至两人，从鼎新到老西庙两人对送，邮差一星期可往返一次。民国32年（1943年）时，又增加一段邮程，即由老西庙北经乌兰川吉（有驻军）、建国营（有驻军）后送件到达来库布旗政府和防守司令部这两大机关，这一段加程为160里，邮班为五日一次。民国34年（1945年）以后，邮差增至3人，改由鼎新直到达来库布，3人轮流，全程长约505里，邮班为六日一次。民国36年（1947年）以后，邮差增至4人，为五日一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左右一段时期，由于土匪扰乱厉害，达酒路邮行一度停止，其间有一邮差阎庭有不幸被哈萨克土匪枪杀。还有国民党散匪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匪徒，1953年3月，各类匪患平息，邮路复通。民国时期的邮递，大体仍顺沿清末驿路进行，即顺沿西河路而南，但就其定站情形看来，又有两条不甚完全相同的具体路线存在。一条基本沿合西河西路转西河东路，再接弱水东路而行，因其多数取道河东沿（西河东沿、弱水东沿），故此可以省称为东邮路；另一条基本沿合西河西路接弱水西路而行，因其大多取道河西沿（西河西沿、弱水西沿），故此又可省称为西邮路。为总见全程线路，在这两路前面各加一段东至达来库布旗府的部段，以便陈述时不失全貌。这样，东邮路站程可为：自达来库布为北始站点，折西20公里至安都宝勒格；又20公里至建国营；由建国营正转南向沿西河西岸行，25公里乌兰川吉；15公里老西庙；又20公里中过河转西河东，至于雅布日呼都格；沿西河东岸25公里至新西庙；又20公里中过东河至狼心山；再顺弱水东沿一直南行，7.5公里至河东老树窝；20公里塞湾；又20公里三棱沙窝（即芨芨湾，又称德勒僧套来）；15公里地湾；又15公里马莲井子；又15公里双城子；又15公里鼎新。东邮路15站，计程252.5公里。西邮路站程则为：自达来库布为始，同样经过安都宝勒格、建国营、乌兰川吉至老西庙，自老西庙以后，不过河，继续顺沿西河西岸南行，15公里哈日敖包；37.5公里青山头；17.5公里河西老树窝；15公里纳林；29.5公里芨芨台子；17.5公里大湾；25公里天苍；又20公里中过河至鼎新。西邮路13站，计程亦252.5公里。东、西这两条邮路在一定时日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形变通为用的。如在春季冰薄水大时，人畜不便过河，为减少过河次数，可选行西路，使长行陆路；而在水小的其他时日，可应需选行东路，虽多过河亦无甚妨碍。另外，在特殊情况下，如在有时特大降雪特大洪发，水太大冰太薄雪太厚，得渡而不能，陆走也不成，双路皆不能行的时候，亦有断邮多日甚至一二个月的情形存在。
民国时期的送邮事项额济纳旗王府不予管视，一从邮政局所，王府重大事宜，仍由其另派专人专程进行。这一时期，达酒驿路上的邮递人员，一般1人用驴两头或用驼1峰，冬季多用骆驼，夏季多用驴子。驴、驼多由邮员自备，邮局只是配给草料费。邮差薪俸各地不相统一，一般由邮局局长因地视宜，根据邮员工作表现及从邮时间长短等情形决定。额济纳旗邮员薪俸由酒泉邮局发放，一般5年以下工龄者发23.50元，5年以上工龄者发27.50元，10年以上者发32.50元，15年以上者发40.50元。由此可见，其工资待遇是很低的。邮递人员，取得微薄薪俸，不但要熬出年头，还要取悦局长大人。在这人烟或少或绝的荒漠地区，邮递人员所遭经的艰难困苦亦是十分特殊的，这一点实为其他地区邮递人员所未曾经及和未曾想及的。在几十里、几百里的即去即来、周而复始的长途长期行进中，只有驴、驼为伴（甚或有时还得只身徒步），其单调孤寂尚不待言，而那一路上的风餐露宿，或则霜雪交冻，或则日暑烤蒸，或则沙打途迷，或则狼盯盗窥等等，又是何其易受也！山路上，他们常常是解困则和衣而卧，清热则苟柴荫顶衣衫以息，饥渴时则不恶沙垢干粮，甚于粪污鼠泡之水亦饮；夜间为避狼害，他们系铃于驴脖以图惊梦，或是点火为炬以求却敌，真是惶惶然不可终夜。凡此一切，堪成“身系重大，又苦危哀虑至极”！1949年～1956年，达酒路上的邮递虽然线站同前业且仍是依凭畜力为使，但人民政府能够特别体恤邮递人员的疾苦，尽依当时条件，增加驴、驼畜数，使邮员骑拉自如，其他生活待遇亦大有改进，邮递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由此大为提高，从而能够想方设法保证通邮不误。如模范邮递员王大桢自创索（即绳索）渡法，使邮件即使在河水大涨时亦能顺利通达。达酒路邮递自1958年7月1日以后，由军用汽车代为传送，依酒泉邮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所订合同进行工作。自此而后，军民团结合作的汽车传邮完全代替了古沿的人畜长劳的驿传，达酒路上的邮驿历史亦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达酒公路
达酒公路的勘建是民国后期时的事情。1924年外蒙古独立以后，居延地区又复为国防前哨重地。两国交隔，无论双方关系是亲善或反目，又无论是从国防意义、经济意义及国际影响上的或一方面去着眼，往往都是自然而然地要重视到一些要塞地区的边防道路的建设，这样，至少可以在一旦边疆有事的时候，军队及辎用可调遣便捷。民国后期（此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期），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腾出手来亦重视到居延地区的疆防。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患于北方苏蒙社会主义势力的南渐，驻军荒芜的额济纳及马鬃山等地，亦必须要修筑一些公路以使北通边疆，另一方面，当时正值中、蒙、苏联合抗日阶段，若达酒公路一成，再北通外蒙古首府乌兰巴托，“即可与西伯利亚铁路支线衔接，此路与现行之甘新公路相较，非但铁路陆运里程缩减甚钜，即公路运途至少亦能减短千余公里，一旦打通则运输量即可加大，所需时间及物质尤为经济，对于抗战前途关系之大自不待言，抑且所经各地向因交通阻隔，言文互异，事业文化均形落后，疆防政治鞭长莫及，故于推进政治，发展经济俱有裨益”（《肃州至居延海之乌兰爱里根公路踏勘报告书》、1938年《甘新公路工程处工程进行状况月报表》）。达酒公路的筹建，亦即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便被几次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首先于此有所举动的是民国27年（1938年）甘肃省公路局奉上级旨谕踏勘肃州（酒泉）至居延海一段公路。这次踏勘往返11天，南北往返途程计达1800里。勘察队于8月17日由肃州出发，8月23日抵乌兰爱里根，8月27日返回肃州。全线自甘新公路之肃州起经八个积、西驲、天苍、查汉套海、西庙、乌兰川吉、建国营（道劳卧铺）、哈拉哈庙而至乌兰爱里根终点，已接近中蒙边界。在勘察队向上级递交的踏勘报告书上，明确提到“该路交通工具以大车（按：当地大车木轮直径约一人高，行驶沙漠间不易下陷）、牛、骆驼为主”，可见这次勘行是完全沿依上述达酒驼路西线进行的。在此之前，这条线路上的松软难行之处已由当地驻军略为修理，道路勉可通行汽车，故使这次踏勘，能够得乘汽车之便。这次踏勘，不但对沿途道路的现状，地形、植被以及路线的比较选择、工程的数量和概算等等一系列主要问题予以了详细的考察、核计和记述，而且注意到沿途的气候条件以及当地居民的人口、文化、生活、生产情形，还依据客观情况对今后的施工问题（如工人来源和食宿准备、材料工具准备）以及国际交涉（与苏联商榷，以便双方都能着眼整体，同时改进公路，以为抗日大计）等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就大体情形而言，这次踏勘将全路分为四个部段，即肃州至西马日岔道段，继至查汉套海段，至哈拉哈庙段，至乌兰爱里根段，全程449公里（依照惯例，公路部分改以“公里”为单位叙述）；计划路基、路面、涵管等工程费用款额计为2463900元（当时法币，下同。1938年币兑不详，若以1937年和1941年4月至7月的平均约数为1个银元相当2.25元法币计之，可合现今人民币5475333元）。这次踏勘之后，虽未能够即继付诸实行，但还是为日后这条公路的正式开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民国33年（1944年），鉴于边境之虑和酒鼎大车道桥涵太为陋简不堪为用等紧迫情况，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再提达酒公路，并决定正式修筑这条公路，当时责成西北公路工务局予以办理。可这一年又适值工务局归并于西北运输局，各级人事多有变动，以致未能及时实施，又延至民国34年（1945年）8月始筹设工程处，一面着手测量，一面继之施工。这个时候同时勘建的除酒建（酒泉至建国营）公路外，还有两条公路，一为桥滚线（桥湾至马鬃山北部的滚坡泉，滚坡泉又作公婆泉），另一为马明线（兰新公路上的马莲井至明水）。酒建公路当时定接绥新公路之架杠敖包（即扎干敖包，东北距建国营仅15公里），因此这条公路当时又被称作酒架公路。这三条公路皆因起自甘新公路河西区段，又都向北支伸边境入接绥新公路，故一般又被合称为河西三支线。三支线工程奉准工款共96044万元（以1946年5月时币可合现今人民币3742946元），其中酒架支线48495万元（同上，合今1889906元），桥滚支线32219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1255612元），马明支线15330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597428元）；民国35年（1946年）5月批准三线预算90000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3507404元），至施工时按实际情形重新分配，酒架线64000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2494154元），桥滚线15000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584567元），马明线11000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428683元）。由此可见，酒架线在当时不但是未来的达酒公路的基本段落和工程主体，而且亦是整个河西三支线的重点线路和工程主体。酒架线由国民党河西警备总部主持交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西北公路工务局酒架支线工程处主办。酒架支线工程处设置主任1人，副工程司1人，帮工程司1人，工务员1人，办事员4人，雇员2人，服务员2人，会计员1人；处下设三个工务总段，每总段下设两个分段，一个桥工队，分别施工。各段队的人员编制是：工务总段兼分段者，各设副工程司1人，帮工程司1人，工务员2人，练习生1人，雇员1人，监工1人；工务分段，设帮工程司1人，工务员1人，办事员1人，监工4人；桥工队设副工程司1人，帮工程司1人，工务员1人，监工3人；另设勘测队一个，于勘测完竣后撤销，员工调各段队工作。酒架线勘测队于民国34年（1945年）8月12日出发，经酒泉、金塔、营盘、沙门子、查汉套海、青山头，至建国营西南之架杠敖包。这一线路北与绥新公路交接，全长331公里。这次勘测历时1月整，于9月13日完成。参加测量队的员工均由酒泉工务所抽调，因当时酒架工程处尚未成立，技术人员极感缺乏，虽向各方邀集，但一时不能到达，为争取时间，酒泉工务所先勉强组队出发。
三支线同时开工需要大量人力，因工程期限紧迫，故采用征工制，以民工为主，兵工辅之，桥涵等工程，则用发包办法（即招人承包方式）。当地无大包商，皆系资本空虚，信誉不著的小包商，购办材料自属困难，大量预借工款，难免发生意外，只有将材料及工资分别发包。筑路民工，来自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等五县，按依工程之需要及各县人口多寡拟定应征数目；兵工则有当时的新四师及一九一师各一部分。兵工、民工的抽派以及拟定工资等各项事宜，统一由河西总部主持，区局则偏重技术工作。原则上虽然是这样的，但实际实行，职责却难以划分清楚，还得有赖于双方的合作。自民国34年（1945年）9月开工以后，各支线的工程进展都较为顺利。每县民工常达500人以上，工效较高。可惜为时不久，冰冻期届，工效迅即大减。以后又因民工寒冷，设备不足，给养饮水难能接济等实际困难的加重，各县纷纷要求暂时停工，俟解冻之后，一气完成。三支线在开工后的前几个月里，各县民工胼胝手足，风餐露宿，又自携粮食，远道而来，已是很够辛苦的了，因此到这个时候，苦寒已是不能忍心再予相加，筑路工程只得稍息严冬。最后，整个工程虽然较于预定期限迟误了数月，但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这亦诚属不易了。民工管理，各县派有专人负责，以厅、乡、保为单位，分别编队，县长亦多亲自督工。三支线施工期间，民工酌给津贴，其津贴额以吃饱饭为原则。民工工资在国民34年（1945年）时，每工每日400元（1945年币兑不详，若以1946年春末1银元相当法币1000元约数计之，则可合今人民币2元。时币逐后而涨，故实数当略高于此），兵工减半。“翌年物价高涨，重新调整，1月至5月，每工500元（同上，合今人民币1.95元），6月至8月，又调整为600元（合今人民币2.17元），每次调整工价，均经河西总部核定，不使民工亏累，即使如此，证诸实际，那时物价飞涨，工款支出，民工所得津贴，仅能糊口而已”。至于当时所采取的征工筑路方式，历来工效很低，河西总部根据当时实际，为提高工效和节省人力，特规定一种新的工效标准及奖惩办法，实行结果颇见成效，平均每工土方升至二立方，铺路沙亦在二立方以上，这数量虽较包工稍逊，但比以前工效还是大为提高。
比较而言，三支线中，酒建一线路线最长，沿途地形亦显得较为复杂。该线零点起自甘新公路738公里处，经酒泉县北门，“沿北大河前进，跨临水河，越佳山至金塔，北上至二截，沿大红山麓至营盘，沿溺黑河（即额济纳河）北上至金塔县属之沙门子，再入宁夏省额济纳旗（即二里子河）境，仍沿黑河左岸北上迄建国营，全长331公里”。在这一线路中，有一部段地质情形很是不好，于筑路大为不易，于是就出现于施工中的临时变动问题：“后奉前河西总部总司令陶谕以臭水墩至查汉套海段地质多软沙，行车困难，应予放弃另觅新线，遵于35年（1946年）二月间另踏新线（即大红山以内现在行车之线），计由90公里进山，220公里查汉套海出山，于35年4月开工，十月通车，惟此长达130公里。改线地段虽地质情形较硬，然草木不生，水草绝无，行旅之苦更甚于旧线也”（甘肃公路局《酒建公路视察报告》民国37年11月1日）。这样，酒建公路就出现了新旧两线的称谓及两路不同的使用情况。总观大体，就地理环境的不同而言，新线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由酒泉至金塔属之二截（即86公里处，距臭水墩已近，仅差4公里），此为农田区段；由二截往北至220公里之查汉套海，为不毛之戈壁区，荒无人烟；由220公里沿西河北至建国营，为半水草区，这一部段沿线水草丰富，树木丛生，又有许多游牧蒙民居点。新线的三个部段，前后两部段基本与原酒建驼路重合。于是对于酒建公路而言之的旧线，实际上就是指臭水墩至220公里查汉套海间130公里长的那个中部的近河路段。而中部的那个完全新修的离河部段，因地属荒僻，“行旅之苦更甚于旧线”，故而有关部门曾于134公里处试而凿井，但因地质坚硬未得成功。以后，鉴于往来汽车必须自带吃水、帐幕、烧柴等困难情况，有关单位为“沙漠旅行者计，已由134公里处往南至金塔所属之天苍、保兴建一15公里支线，俾往来行旅可宿食于天苍，得以减少旅途之苦”（甘肃公路局《酒建公路视察报告》民国37年11月1日）。在酒建公路的后一部段里，虽是依河而走，一般无缺水之虑，又有一些居民点可资行途方便，但多数地段还是空旷无人，多数牧民还是逐水草而居，汽车驶至彼处，或遇门闭人空，或是亦没有什么条件可供众多行人就炊歇息，因此这于旅客宿食等较大困难仍无大补，一旦夏季额济纳河干涸，有时还得到河底挖井取水。总之，长行这一道路的人们，一般还得自备自决食、饮、宿、用等。
酒建线完成之后，和其他二支线一起交由交通部第七区公路局组织养护。酒建线设有金塔公路总段，下设金塔、天苍、建国营三个工务段，设养路道班9个，计有工人144人，平均每公里有道工0.4人，另有特工6人，测工3人，司机助手各2人，当时工务段房及道班房尚未筑建。酒建公路，亦同另两条支线一样，以丙等公路（相当现今三级公路）标准建成，其最大纵坡度为5%（即每100米升降5米），最小圆曲线半径为30米，路基宽度为7.5米，桥涵载重为10吨。酒建公路，其整个工程，虽然由于工期延长，以及在1946年以后，物价一涨再涨，民工津贴不得不增加等原因，影响了部分既定计划，甚至无法控制预算，以致桥涵工程未能如数完成，但其他方面，都能依要求取得较好完成。据《甘肃省公路交通史公路篇（初稿）》载言：“酒架支线，完成土方470000立方，路面206公里，水管41道，涵洞14道，小桥8座共30米，大桥1座长40米”。酒建公路，南起酒泉，北至建国营，全程331公里，中间行经田渠、山地、沙地、软硬戈壁等地形，涉过北大河、溺黑河两道水系，数数间经农牧两区，自南而北，屡屡行于离水又近水之中，完成整个工程，十分艰苦。况且，大多路段地处，荒僻无人之区，施工人员大多远道而来，不但这许多民、兵、官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饮、食、宿及其他给养运送相当困难，工作人员还要遭经风沙袭阻、寒暑交恶等等无法抗拒的苦难的磨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酒建公路能够在1年多的时间里完竣工程，并于1947年6月11日正式通车，毕竟很是难能的事情。而且，这一罕有的荒漠公路的建成能够在当时和以后的年代里显示出极大的疆防、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这本身就是这次酒建公路筑建的最大成功，因此笔者在此要特意地写下这些劳动者之区分，他们是酒泉、金塔、鼎新一带的民工（主成220公里以南部段），是国民党某部新四师工建第七兵团兵工（主成220公里以北部段），承建的单位是酒架支线工程处，指令的单位是国民党河西警备总部和交通部公路总局西北公路管理局。
酒建公路在建成通车以后，为了试图改进，民国37年（1948年）时，又历行过一次勘察设计。1948年10月8日，甘肃公路局奉河西警备总司令李指示：“一、整修现有公路；二、复勘二截至查汉套海原有旧线；三、另踏勘辅助线以备酒建公路三塘梧桐两河于结冰、解冰洪水时期不能通车时用”。照此指示，甘肃公路局立即组织人员于10月14日乘汽车前往勘察。勘察人员17日抵建国营，19日返抵查汉套海。因下面为指令中之预修线段，为得详察细视，勘察人员先是改乘牛车沿旧线行，23日至天苍，又改乘骆驼经臭水墩、张家湾、嘉峪关，30日返肃，前后计时17天。这次踏勘后，写出了报告。报告中除对酒建公路的沿革及现状情形予以陈述外，还对新旧线的整修及筑建辅助线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计划与建议。其中对于梧桐、三塘两河之大桥未曾修建的弊憾及加修辅助线的得失问题作了至理分析：他们认为梧桐、三塘两处大河每年夏秋水小时只能行车河底，而在冬春结冰和水涨时期却根本不能通车，建国营桥前不久已被洪水冲毁，这些主要桥梁未予修建或不作正式修建已对正常交通形成极大障碍，因此他们建议这几处地方应考虑建造正式桥梁；他们又认为，臭水墩至查汉套海间之旧线，虽系沿河前进，但有水地点亦仅近河岸几处，且多流沙及软戈壁，工程浩大，于建筑、保养均有很大困难；他们还认为，由酒泉经嘉峪关、张家湾等地至臭水墩之辅助线计长140公里，较原有路线长近1倍，而且路线最为暴露，不宜防守，又路经碱地，流沙甚多，修建工程亦大，从而建议不如修造梧桐、三塘坝两桥经济便用且能兼利沿途。总之，这次踏勘对酒建公路的改造和完善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此时已是事交多变之秋，实施已自成不能。
酒建公路修成以后，在1947年至1958年期间，主要用作汽车拉粮、运货、邮代、通旅（属用卡车客货同带性质）等。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10多年里，民用类的汽车多又改行由金塔北经梧桐沟，至石板井以后东行，再达于建国营的这一简易草原公路。达酒公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辟新线，这一新线完全弃去弱水故道，改由鸡心山东南侧北向，行经萤石矿等地，又偏东折，长行弱水西部的西戈壁滩上，最后向东插至建国营和达来库布。这些都是后事后话，此处暂不多涉。
（四）关于达酒路水运问题
达酒路顺依弱水南至高台、张掖等地，在历来的使用过程中是否配合过水运，这亦是我们应该在这里顺便言及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方面，史据是很少的，当然这主要与弱水潜陷沙漠宽浅缓弱不能常为承浮舟筏有关，但亦与荒漠北地人口稀少，人们不习或不便利用水运有关。尽管在古代时期河西已有相当成就的农业发展，已垦耕地也为数不少，但相比于现代的河西，其垦地的面积是要小得多，筑坝修渠的能力和实施的规模亦是要小得多，沿途耗截的水量自然也就少得多，因此古代时期的弱水水量一定要比现代时期大的多，由此可以想见，在短程之中，特别是在河水水势迅涨的季节，应该说弱水亦是能够进行简易小型式的水运的。目前，这种可能性在现有的史实中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汉书·霍去病传》中说：“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杨武乎角乐得”。书中张晏和颜师古对此的注释是：“浅曰涉，深曰济”，“涉为人马涉度也。济谓以舟船”。依此看来，这可能是一次对弱水水运的一种简单方式的利用。这种利用，既不是什么“造船”而渡，更不是什么“逆水乘舟而南”，亦仅能是一种简成之木排或皮筏的一时借力（因居延一地有木可伐和有畜产皮）。另外，有人分析说，居延黑城遗址中大量的长大松木，不是本地出产，又绝非是用牛车和骆驼远过沙漠从或南或北的什么地方拉运而至的，估计是借用水力从祁连山一地运来。这一说法当然不能完全排除陆运之可能，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来，水运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一些的。黑城遗物中又有很大的渔网，这不仅说明着当时居延的海大“盛产鱼盐”，亦相应说明着当时弱水水量的可观。可巧借助弱水水力运木的事实竟也在现代时期出现过。1939年，国民党额济纳旗驻军在赛汉桃来修建庞大的军事设施，名曰“建国营”，前后毁用额济纳旗上等胡杨木11万余株，其为运输方便和将额济纳旗旗民控制于西河一带，遂堵塞东河河床，以求加大西河水量，致使西河水深没牛，东河却干涸了5年，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东河始将完全开挖复通，水量复原。在这一事件中，大量的青山头一带的高大乔木胡杨能被借用人工增大的水力成运的这一事实，至少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水量较大时（在古代的许多时季里，其自然水量会是能够及此程度的），弱水还是能够承运大木的。这一点似乎又可成为上一事例的一种佐证。迟至1944年时，董正钧尚可根据实地考察在其《居延海》一书中对居延时政提出自己的建议，说居延弱水变化有季节性，水量大小及水量大小的时期是可以预知的，这种相对的稳定性正好可以安排利用。每年在4、7、8三个全月和6、9月的部分时间里都可以通行羊皮筏，13只羊皮囊的筏子可载250多公斤，卸货后，皮筏即可放气驮回。弱水一路，自南而北，500多公里地区地高降比甚小，每1公里仅有1米之差，况且河床宽阔，水流缓慢，水深高则可近至5尺，普通亦有1.5尺～3尺，而羊皮筏水深2尺即可承运，水大时，还可以小筏数连变成大筏使用，并可日行30公里～50公里。从鼎新到建国营5～7日即达，速度快牛车一倍以上，不但可以省却许多人力、畜力、草料及被褥灶具等费用，而且一人一筏，安全易驶，上下水咸宜，实为多快好省的行途方式。若在冬时，可以改用冰车，马曳人拖效果亦佳。董正钧的这一建议不但间接地说明达酒弱水路水运历史存在的条件性和可能性，亦直接为后来人指明要因地制宜灵活从事使达酒路另有所辟这样一个新的方向。
二、达上路
达，指达来库布；上，指上井子（蒙古语称作额肯呼都格）。上井子，为阿拉善右旗旗府所在地。阿拉善右旗地区在1961年以前一直隶属于阿拉善旗。上井子一带，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和龙首山北麓之间，地面东西狭长，有巴彦高勒大戈壁横坦于此。这一带地区，在民国时期虽然人口不多，户不过一百，人不过五百，但于交通方面却也能四通八达。由它不但可以南北沟通居延和河西走廊，而且东西有路沟通谷水（石羊河）和弱水两条沙漠河区，还可以东北经雅布赖山南北麓长通包绥、定远营等地，是一个车、驼、马可以骋行的区域。达上路如本篇开头所示，是就其路向大势而命名的，是自达来库布南经上井子地区而达于河西走廊中、东部的道路的代表性称谓，因此对它的理解亦是不可拘泥于名的。
综观大体，达上路南北成向，沿途地形间杂多样，但着其大要，立脚居延，亦能从方向和主要地形类型上将全线分为三个部段，即北部段、中部段、南部段。下面同样需要首先将其部段情况简要地陈述一番。
1.北段：这一部段以沼泽地形为主，间有沙漠、戈壁等。段限为北起达来库布，南至古日乃湖泽南部之乌力吉图。行人南至，可先经行一段沿河草场及沙漠、戈壁地区，从黑城遗址东部走过，32.5公里至陶来乌苏，继而间经一些戈壁、沙漠、沼泽（为盐碱地）地带；40公里至哈日敖包，再过一段戈壁、沙漠区域；32.5公里至宝格希勒格日音呼都格（麻雀井），其后行经一段戈壁后即进入古日乃湖区（实为沼泽），计25公里可至乌套亥（此处有庙）；再于乌套亥南行25公里，即至乌力吉图（今古日乃苏木驻地）。
2.中段，这一部段全然是大沙漠区域。段限为乌日吉图南至西林乌苏（即新井，蒙名努日盖）。由乌日吉图稍偏东南行，出湖区后即进入巴丹吉林大沙漠主体部位，艰难长行57.5公里左右可至格日乌苏图。这一途程为无水沙漠地带，一路需驮水取力。自格日乌苏图仍继大沙漠南行，42.5公里至浩尧尔呼都格（又名两个井）；再继大沙漠南行，30公里至西林乌苏。西林乌苏是达上路南部的一个重要分路点，民国时期这里有阿拉善旗税卡，收取过往商民物税，主要为哈绥路（哈密至绥远）商人物税，亦有达上路物税。
3.南段：这一部段以大戈壁为主，也有山地等。段限为由西林乌苏南至河西诸地。自西林乌苏以后，沙漠渐出，戈壁渐入，道路亦分向三去。一为直南走山丹，二为西南走张掖、临泽、高台，三为东南走金川（金昌）、上井子等地。行人若直南走山丹，则需穿过巴彦高勒无水戈壁，驮水长行55公里至特布希。特布希西侧有特布希山（南近桃花拉山，它们和其南的其他山地均属河西走廊北部的龙首山脉），山上有许多松树，民国时期曾有一张掖蒙古人陈寿英在此管理树林。自特布希以后，22.5公里至红寺湖，再向东拐过嘎海达瓦山口转南；20公里即达河西走廊中部重镇山丹。由西林乌苏偏转西南走向张掖等地，可行经高家窖、转咀（南距阿拉腾朝克4公里）、东山寺口子等地，105公里左右即达张掖。其间转咀东部有小路可通桃花拉山顶之喇嘛庙，这一山高近3000米，牧民上山拜佛，骆驼是不能应乘的。这一路向中的东山寺口子，为龙首山著名山口，旧时常有土匪出没。转咀、东山寺口子又均为阿拉善旗税卡。由西林乌苏东南走向金川，可中经东山庙，165公里即至；又由西林乌苏东南走向上井子，则可先经行一段戈壁、小山，南行东折30公里可至红沙沟，由红沙沟继而东南行32.5公里至马山井，由此南折5公里即至上井子。至上井子以后，又可西南至山丹，东南至金川、河西堡、民勤、武威等地。其中上井子至民勤一线，历因多有民勤人到上井子附近的唐家沟拉煤，早已形成为大路。
达上路（站程参见附表三），算至上井子，全程为352.5公里；算至河西山丹，全程为382.5公里，较于弱水路到山丹缩短137.5公里。全线自北而南，路经沼泽碱地、干大沙漠、戈壁荒山，沿途水草、人家甚缺，尤其是100多公里干大沙漠，未经投足，人已成畏，因此自其有史以来，终以驼驴为具，未能形成大道。
山丹是达上路直南的终点，它连同附近的张掖、金昌（金川）、武威等河西重地一起，对达上路，尤其是对达上路南部上井子一带历有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只能是在它能够影响的时候才能影响之，即在上井子一带多有人户和达上路亦渐形成的时候，目前这个最早时候尚不能确知（已知上井子清末时即有人家）。但是，即使达上路和上井子居民区形成较晚，而山丹及其周围的河西城地通过弱水路及雅布赖路这两条古道，亦能影响到居延北地和阿拉善旗中、北部地区，因此整个河西和其北的整个漠地将会是一种长期的直接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于是这种交杂在一起的情况又是我们在此应该并为涉及的。在古代时期，山丹是河西中部的商城要邑，曾为丝绸古道上的一个国际城市，著名于古今中外。山丹，古称作删丹，古山丹在河西走廊甘（张掖）凉（武威）之间的焉支山东北，“焉支山，林木茂多，禽兽繁盛……为甘凉咽喉”（清《甘州府志》），据说“删丹”之名，就是以晨辉透过焉支山高大的树木，其形似栅，其辉似丹，丹碧相间而得名。早在唐代，山丹即有十六条街市，商业繁盛，历有不少突厥、印度、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商人游客常年居住或经商，当时山丹的热闹竟能使外国人误认为是“中国王城”，由此亦可足见其繁华程度。古山丹位居祁连要塞扁都口北，不但是居延南通西宁中段的要径，又是古代河西畜牧业中心。山丹，是一块宝地，在它东部的焉支山上还特产胭脂（因此古籍中又称此山为胭脂山），当年匈奴被逐，唱“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其在匈奴人心目中的地位。北魏、隋、西夏、元等朝代，山丹马营滩曾为皇家马营，隋时曾蓄马10多万匹，许多异邦他乡的骏马良骥都在这里蓄养。马匹对于古代的征战，对于各地行旅的官民，尤其对于常此走动的山漠之地的西北各族人民，是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的。旧时候人们敬马如敬神灵，在山丹、张掖等城都设有马王庙，以供人们寄托这种情思。山丹盛产的锦纹大黄，纹路清晰，气味芳香，亦当更为西来北去的商人所注目。西夏李元昊时期，山丹北筑（即今山丹），更近于上井子及居延地区，当是更便于南北相通益谊。山丹东部的武威，无论其旧址、新城的那一个地点，又无论其军事、政治、经济的那一个方面，较之河西其他城邑，地位则更为显赫。
古代的武威，是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和丝路要隘，是河西的军政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武威连同其西部的金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嘉峪关等河西要镇，犹如一串闪光珠宝，排列于居延、上井子南部的河西走廊，使整个河西走廊，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贸易中心。河西中外贸易曾历久而不衰，汉代有“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之盛，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已，独河西较安定，外商纷纷改在河西贸易。河西的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海路开辟后的明朝，而且在明朝以后，也仍不失为西北陆路要带和商贸基地。河西之地，在整个历史时期，尤其在漫长的古代时期，能以它重要的军事基地的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不但作用和影响着中原内地以致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更重要的是一直最大程度地作用和影响着巴丹吉林、腾格里等广大漠地，其对北方漠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道路方面，即驼马、驿用之道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一直起着相当大的启带作用。达酒驼路、达上驼路以及上面提到的夹处于巴丹吉林、腾格里这两大沙漠之间的雅布赖驼路，无一不是因据这种作用而产生和发展的。至于到了民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酒泉、张掖、山丹、武威、临泽、高台等河西诸镇经济文化的发展更盛于前古，对居延、上井子等北方漠地的带也更是有增无减，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更为国家根本大计。在国家这样不绝的号召和实行中，现在不但酒建、桥滚、马明几条旧有公路大得改善延伸，金石（金塔至石板井）草原公路已得形成，而且连达酒公路亦成三并公路了（即西河路、东河路、西戈壁路）。这许多条公路均南自河西北出，并伸而走，北接居延边境原绥新公路和边境要点，这样即能使大漠之地的公路初成网局，又能使居延、马鬃山等地有所缀附，不再孤悬塞外，这又是新时期里，河西之地对北方漠地作用的新型显示。任何地方的发展，首先是和最近邻的发达地区的联系的发展，任何道路的产生，都原之于某一种或某几种联系的需要；认识这种联系，开辟和发展这种联系，认识这种需要，适应和解决这种需要，这便是任何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启机。达来库布、古日乃、上井子等地，地方最近河西，尽管绵沙亘亘，艰难于行，但是近居的人们亦得依据衣食住行的需要，沟通往来，要踏拓出相宜的道路，国家的上层和地方亦得依据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或一需要，利用、开辟和发展这种道路，这便使得如达上路这样的僻路也有它产生、存在和必然发展的条件和过程。
三、古日乃木炭道是联系达酒路和达上路的纽带
民国时期，在上述达酒驼路和达上驼路之间有一条多以贩运木炭为用的颇具盛况的大道，因木炭产地在古日乃湖区，因此可以简称这条道路为古日乃木炭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作马古驼道，“马”，即是下面提到的马莲井子。“古”则为古日乃湖泽。
古日乃为一大片沼泽碱地，面积为6万平方公里，它和它北部的木吉湖、进素图、海子（古居延泽）、拐子湖等较小湖地断续相连，构成弱水下游东部的一大片湖区草场。从地理上分析，这些湖泽洼地均为弱水散注所致，亦或即为弱水之先储或先渠。古日乃湖区，水碱咸，湖中与湖滨密生芦草，湖滨间生红柳、胡杨，湖周沙窝中梭梭茂生成林，梭林面积竟达1000平方公里，为额济纳旗活梭梭主要生长区。梭梭，又名梭梭柴、盐木、札干等，为灌木或小乔木，多在半荒漠区和荒漠区沙漠中地下水较多的沙丘间的低地生长。梭梭高可及丈，有主干而多曲，尤多枝条，叶为鳞片形，嫩枝叶下垂，色绿，骤视如马尾松，嫩枝隔年即变为黄褐色成为老枝，积年则成干。干基直径最大可达2尺，树令达50年左右，甚有百年者。梭梭抗碱性特强，成单纯林，没有其他树木可以和它同生，因其寄身沙地生长，又高大沉重，所以固着力很差，每易卧倒。中药肉苁蓉即生发于梭梭根部，为其主要寄生物。梭梭不但是沙漠之舟骆驼的最佳食料，也可广为使用。其形虽是屈曲盘结，但纹顺枝条，密合股行，坚硬至甚，虽柴而近木。拣其干死之粗大适宜之枝干，可置棚搭屋。梭梭的大小枝条又是牧区上好的燃料，其火力强硬而耐久，木质可尽烬成灰，一无渣存，灰色为灰白，灰相皱裂成纹，亦成视趣。梭梭起燃，有一股人所乐闻可品的异样的气味（即强烈的硫磺味，故多烧可兼出硫磺）；亦有烟生，其烟青渺缓散，久久闭受，亦能伤人。梭梭，经人烧制，可成木炭；木炭，轻而易运，再燃仍有久功。枯干的梭梭，不能烧制木炭，唯尚湿的梭梭方能成致。不能将梭梭过烧，过烧则成灰，需至透烧湿尽而来败性的时候，压沙熄火而成。梭梭事先经采捡并类后，所成之木炭则为短棒形，呈灰黑色。木炭重量为湿梭梭的四分之一。
古日乃南部一些地区，炭窑林立（炭窑利用崖坡形成），汉人夏季多作木炭烧制，冬季则为运输盛季。在古日乃地区烧制、运输木炭，不是当地蒙人，多为从鼎新飞金塔等地南来的农民。河西人烧运木炭，不是供作家户取暖，而是作为商品出售。木炭可以卖给司机烧车，卖给工厂炼钢炼铁，卖给铁匠和旅店起炉生火，这对当时交通运输业及其他工业（包括手工业）、民用事业都较为发达的河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用物。因此，到古日乃地区烧运木炭便成为一些河西人的谋生之道，每年都有不少人不弃艰难长途涉身北漠荒野烧制木炭，往来运售。木炭运输，或以牛车，或以骆驼进行。古日乃木炭道可以认为是一条达酒路中的东插线，它可以有好几个起点，但一般都集起于鼎新、双城以北的马莲井子。以马莲井子为始东行，中经小湾40公里可至达格九。达格九为一地区名，一无水井，二无人户，自此前后，均为戈壁光滩。由达格九继续东行，35公里至扎格图陶勒盖（魏家杆，有井）；15公里至查干沙拉音呼都格（板滩井），至此便入梭梭区边沿；又12.5公里至扎哈那木格，至此便入临古日乃湖边，这里有数眼水井，水草亦渐好；由扎哈那木格稍偏东北行，40公里至乌力吉图，由此便插接到达上驼路。由乌力吉图北行25公里，即达古日乃庙（即乌套亥庙，旧为古日乃苏木所在地）。这一路途中，扎哈那木格周围广大的梭梭林区便是采木烧炭的主要生产活动区域。古日乃木炭道连接达酒、达上两条驼道，东西成线，全长142.5公里。在这木炭道的前一段程，在50多公里之遥的荒沙戈壁地带，无水无草，牛车骆驼长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路人一般都需带水驮冰而行，若遇不测，便会被冻死、渴死，据说在大寒之冬，就曾冻死过一些运炭之人。
烧制木炭，一般都分点进行。烧炭者需经额济纳旗旗府和鼎新等地方政府批准，需报告人数、炭数，并划地点进行。额济纳旗政府在道路的两头都设卡收税，得款为地方收入。西部卡点设在板滩井，主行木炭税务；东部卡点设在乌套亥，主控东道商人物税。采木烧制木炭和运输木炭都是分别人户进行，需事先包定，分专烧专运两工。木炭运输，一般装筐进行。筐为芨制索络软筐（即将芨芨草锤柔后编成的绳网状草筐），每筐75公斤，1驼可驮150公斤，牛车拉运，每车近千斤。民国时期，从古日乃地区每年驮出的木炭约2.5万公斤至3万公斤，以每50公斤湿梭梭烧制木炭12.5公斤计之，1年消耗梭梭高达10万公斤至12万公斤。由此可见，积年而后，其对草原植被将会形成多么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伐薪烧炭的破坏程度还远远不及以后的直接伐薪卖薪。据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查证，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金塔地区有5人1次卖给玉门农机修造厂等单位梭梭竟达267吨（数在过去烧炭全年耗额的一倍以上），每斤售价0.16元计之，可合款数万元。1978年冬春时，仅鼎新四个公社或卖或换，给白银冶金公司和酒泉钢厂梭梭500多万公斤，业通过汽车转火车这一现代化的运输方式进行，致使板滩井一带梭梭林一扫而光。在这大砍伐大扫荡的时期，甚止有人可以直接用拖拉机套住梭梭开拉，使其连根拔起。这样的情形，应该说是道路发展史中的一种利中之弊。
古日乃地区又富产食盐和土碱，在其盐碱泽地掘之，常可得到成块盐碱，无需加工，即能为用。古日乃土碱又称为冰碱，有良好的晶体。额济纳旗及河西一些地区的居民所需的盐碱，大都取之于古日乃湖地，因此古日乃木炭道又得以兼而运碱运盐。
额济纳旗除古日乃等地产土碱外，还在生长胡桐（即上面提到的梧桐、胡杨）的许多地方出产树碱。胡桐因为能生长于碱滩中，抗碱性强，树中所含碱分亦颇多，树干裂口处常分泌一种碱液结晶，保护伤口。这种碱色白成块，为最优良性石碱。另外，从树基部凿洞燃烧中空之老树，使干中的碱液溶流于基部，结晶成块，这种碱仅次于裂口碱，而又远胜于土中掘得者，轮至尺半高达丈余的树木可烧得树碱1斤，一些汉人常用这种方法取碱，尤以建国营驻军耗碱量大，毁树取碱亦最为厉害。20世纪40年代时，建国营附近被烧树木很多，致使这一带地区枯木林立，绿荫顿失。人们贪图这么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惜毁却这百年之成，不惜毁却宝贵的沙漠植被和道路绿化大业，一点亦不顾及子孙后代和人类存亡后事，这是甚为使人哀愤的。
以上叙述的是居延南路的基本构成和一些具体内容。综观大体，居延南路的大小两道和河西走廊成一等腰三角形座形。达来库布是其顶角，酒泉和山丹分别是其左右二底角，达酒路为左腰线，达上路为右腰线，古日乃木炭道为二腰之连线，而河西走廊西、中部这一条带为其底线，排列在底线上的几个河西要镇则是酒泉、高台、张掖、山丹等。酒泉历为走廊西大门，又向西紧靠嘉峪之古关、名关；由山丹而东，不远则为走廊东部门户武威。由此可见，居延南路伸两肢即可散括整个河西长廊，这可是一种绝妙的联系。河西为居延的基底（来自河西的弱水又是居延的生命线），无河西居延南北不能得充长伸；居延又为河西的北部大门，无居延河西不能确保安泰。难怪历史上谁得居延谁能得享大利。汉朝收筑居延，始安河西和西域，使丝路和长安都城无虞；党项民族占依了居延，遂成侵河西、入朔方、立西夏之功名，垂史200年；元初蒙古深知居延重要，沿此居延绿带陈兵南下，迴略中原大地，更是造建了盖世奇功；民国虽然溃散无力，但亦尽力数顾居延；连那日本远外之人，亦十分望重居延，派高干，修筑房库机场，长运枪械弹药，阴谋以居延为居点，进而建立包括蒙、新、甘、青、宁等省在内的“蒙古共和国”。凡此一切，很清楚地说明居延之于河西，河西之于居延，南来北往，国事、民事时时攸关，两地之间因弱水为纽带，因农牧工商交补交益，因蒙汉往来长为携手而相亲相谊，二者气运久共，已成不可分割之军事联防、政治属理、经济捷通、文化亦宜带宜受的实体。
居延南路中，达酒路自古而今，溶驼路、驿路、公路为一脉，合军政之用、邮驿之用、民商之用为一体，不但是居延南路的主道，而且也是整个河西走廊北通的主道。在这一条道路上，在汽车运输尚未大量进行的那个历史长河（可延及1958年以前），骆驼一直是运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其次还有牛车、马车、驴骡等。在近代绥新中路（即绥远、包头、居延、新疆一线）尚未开辟的那个历史长河（即1924年外蒙古独立以前），整个额济纳旗乃至附近其他荒远地带，牧民所需用的粮食饲料、丝绸布帛、日杂百货等大多赖由这一道路从河西贩取，而额济纳旗及其附近北地所自产的驼、羊、牛等皮毛及其他土特产品，亦多赖由这一道路南去走廊地区销售或交换。外蒙古独立以后，包绥等东来的商人不能再过外蒙古而走绥新北路，在这新形势下，近代绥新中路渐得开辟。因为包绥是东通京津等人烟密集工业发达地区的主要商埠，畜产品的销路行情远比农牧兼有工业较之落后些的河西地区为好，所以这时候额济纳旗等北地的皮毛便大多不再南去河西而改转包绥，并且更为新鲜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百货也随之多由包绥路东来。在这一短期里，达酒路上，虽然减少了部分畜产品和百货的运量，但随着西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这条路上的运输事业仍是不失前盛地延续着，尤其是北去的军、民粮运，南去的木炭、梭柴、碱盐和部分皮毛等物的运输，仍是频繁进行着，一路上，骆驼、牛车、驴马等仍是来来往往，长年不绝。驼运一般冬春进行，每天总有200峰至300峰骆驼走过，运行有链队式的，有结伴式的，也有单行的。每年参加运输的骆驼约计2000峰。夏秋季节，这条道上多行驴子、牛车。驴驮常常日过100头至200头，也有20头至30头驮结队而行的。驮户、车户多是结队或结伴行走，一则为取互相帮助之力，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沿途发生意外。1949年至1950年时，就发生过驮户被哈萨克匪徒抢劫的事情。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几年里，绥新路断阻，商人亦多收摊内返，居延地区的皮毛百货等又大多转南于达酒路上往返。1940年左右，每年向南的各类畜皮总有数千张，畜毛数万公斤。20世纪40年代后期，牧民南去驮粮一般每年都数在10万公斤至15万公斤，主要为小米、面粉、青稞（作炒米用）等。额济纳旗也从张掖地区驮入一些大米，只为少数王公贵族食用。由河西北入的货物运量，若再加上驻地部队的人口食粮、牲畜草料等，这会是过百万公斤的大数。达酒路上，驮运木炭、梭柴、盐碱者大多是南区的农民，北地蒙人南去时多为空驮少数亦驮柴炭，来时均为重驮。蒙民一般多在冬日出行，夏时除必买必卖及其他必行之事外一般不出远门。1958年以后，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在汽车运输能够得及的情况下，首先体恤到牧民长途运粮的苦情，并通过汽车运输逐步解决了牧民粮食的供应，从而完全结束了居延地区缺粮和畜力运粮的苦难历史。那时候，先是由汽车把粮食拉运到建国营之南的乌兰川吉，然后再分运到各牧民集中点（公社、大队），以后各公社又成立粮站，牧民便可以就近到公社（或大队）购粮。自此居延地区的骆驼渐次被改为骑乘之用和进行内部运输，如驮梭柴及杂物，以供个人、集体或政府各机关使用。然而，在那些大沙漠、软戈壁的腹地，车不能入。即使是时至现在，驼运也只能是唯一主要的运输方式。
达酒路除作以上军用、商用、民用（购买、交换物品和走亲访友）等诸多使用外，还有一种使用情况，即它又是一条额济纳旗等北地蒙民南上青海塔尔寺或西藏拉萨拜佛时多走的道路。元代以后，佛教在我国西藏的地方形式——喇嘛教有了很大发展，由西藏前往漠北、岭北行省的捷径莫过于这一条居延弱水古道，据史籍记载，从居延到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和林，也是大道（即前面提到的匈奴龙城古道），这样一来，这条自古以来以军事为主的路线便成为元朝西部地区政治和经济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藏区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也通过这达酒驼路进入居延和岭北（即岭北行省），以致以后在弱水中下游地带有大批塔寺建筑形成。延至近代，每年都还有不少居延人、外蒙古人前往青海甚至拉萨朝佛，并请藏族喇嘛前来布道。1947年时，居延藏族喇嘛虽已大为减少，但也有28人。由此看来，在这达酒路上，信民去藏区拜佛和藏区佛僧往漠地讲佛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并且有着久远的历史顺延。蒙民拜佛心诚意笃，不但不顾及自身的体力和安危，还不惜中断自己孩子的学业，让其备受寒暑艰险前往张掖大佛寺或西宁西南之塔尔寺等地拜佛。拜佛前蒙民们要精心准备好金银财宝、糖茶酥油、皮毛哈达等物，每年陆续前去，几家联合行动，一般20峰至30峰骆驼组成一队前行，大队骆驼亦有100多的。一些富有的拜佛者除在拜佛地布施众僧外，还特请全寺僧众进餐，一次竟不惜花去几百甚或几千两白银。蒙民拜佛返途时带回各种香支、彩带、药品、圣水等，还有无比的荣耀。如此往返，虽沙漠戈壁，跋山涉水，苦行数千里之程，蒙民亦在所不辞，不但都乐而愿为，并视其为终生最大幸慰，以为洪福将至。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集体化的形成和商品公管统销的实现，尤其是在以后包兰铁路和兰新铁路先后通车（分别为1958年和1962年）以后，东南盛地的新艳时兴商品可捷至河西等地，游商完全断绝，绥新路运亦自是完全废弛，居延地区的皮毛、商品便大多改为汽车运输并全转达酒路往返。至此，达酒路对于居延，河西两地的系带作用，河西对于居延之地的全面主轴，居延对于河西的全面依系，已成绝对而又合理、必然的实事了。
居延南路中，达上路虽然只是沙漠中的一条驼行小道，但它毕竟是别一通途，历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由居延而南，若驼行小运，凭依这一路线，可以直达河西中、东各部。能成苦中快捷之功，因此当宜之时，也是大有人行的。非但驼行者图求便捷，20世纪60年代以后，甚而多次有人乘用小汽车由古日乃向南，穿越200多里高大沙漠区，亦竟幸得安达于上井子地区的奇成。达上路，就其大体而言，可以视为一条小小的商道。合作化以前（即1955年以前），这条路上常有汉商往返，大多为东来的山西商人和南来的民勤等地的商人，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达上路自北可接包绥中路，可引山西客商惠顾；自南可通河西中、东部和石羊河流域，石羊河下游之民勤县城又近于达上路南部，这自然可使民勤等河西客商入路求市。另外，河西山丹、张掖及民勤等地的粮食及其他农杂产品可通过达上路北至上井子等地，而北部牧区的部分皮毛等畜产品以及其他土特产品也必通过达上路南到河西。这就是达上路便宜一方，之于商用、民用不可或轻的一种作用。
与上述诸路均有联系的古日乃地区，地势较低（海拔1000米左右），面积较大，自有较丰富的水草和物产（木炭、盐碱、梭柴等），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由它向北，沿越湖泽（木吉湖等）和小沙漠、软戈壁，较易于北至达来库布河区府地，这也是达上路的北段。由古日乃湖南沿向南，为达上路中段，中段却遭受巴丹吉林大沙漠难阻。这部段沙壅岭起，路途遥远而又难行，似乎能使所有车辆不能问津。达上路被大沙漠中阻，这就导致开辟达上路为大道似为永远不能。这就是达上路近图河西中、东部必然性中的一个很大局限性，也似乎显示着达上路发展的一种暗淡前途。而在达上路南段，新井、上井子一带地区为龙首山北部坦地，沿山数百里，沙小坡缓，山间豁口又多，过山即可达于河西中部各地。这部段中虽然亦有地阻，但都易于通越，因此这达上路南部地区与河西正常的联系势属必然。由古日乃地区向西，即走古日乃木炭道，可以插接达酒路南去。由于驮运木炭、柴碱等原因，便使这古日乃一线又和达酒一线相系相并，二者关系至要。并入而南，虽然亦是古日乃地区南入走廊之道，但也只限于接入走廊西部，于走廊中、东部却又迂绕甚远。而且，古日乃以西，木炭道上，也有长旱戈壁的艰难困苦。因此，达来库布及古日乃之人，若非驮运炭、碱、柴、盐等重驮者，而南上河西中、东各部，在细算两较之后，却常常是不能舍却这达上畏途。
在作这样分析以后，我们便很容易明白，走廊北部的三个主要牧区，即弱水下游河区、古日乃湖区、上井子坡滩地区，将怎样和达来库布旗府，酒、金、鼎地区，河西中、东部广带，因凭地理关系或人、事需要而形成某种必然联系，又在这种必然联系中会形成什么样的道路，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一种科学的思想指导，使我们懂得应该怎样去努力改善和更进一步发展不同地区间的这种联系，并在逐步进行的地貌改造中进行新的道路建设和使现一些新适的道路。假如我们想到了当今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急剧增强的力量，想到必然会出现改造地貌的奇迹，或出现更先进得适的交通工具，并能在必要时引进这种交通工具，那么，即如达上路也不会是前途暗淡的，因为近捷本身不但会产生经济效用的结果，也会产生一种引动的力量和闪现出一种光明。
最后，需要我们放眼再看一看居延南路。居延南路是居延十字道路的主支，由它向南可经河西走廊通达中原繁华盛地，历为军、政、商、民所重视和共用，而且又可南通青海、西藏，使蒙藏融和一体，情关半壁；由它向北顺延，则为居延北路，可通蒙古及苏联西伯利亚，这还不只是一条南北长通、蒙汉相系的纽带，同时也是一条传连友谊的国际道路；由居延向东、向西，便是绥新中路，向东，可东达包绥，顺延京、津等盛要之地，向西，则可接入丝绸主道，远至新疆和西亚等地区。这样就使得这居延南路四面通接，意义不可拘之了。须知，在当今的全中国和全世界，讲的就是大跨度的联系，讲的就是大范围的沟通，讲的就是各民族、各地区的团结、合作、情谊和建设事业的飞进。正因如此，对于居延南路，这又是我们不能以今日之僻疏而认为可以不为，以今日之粗犷而认为可以不展目相待的事情。我们相信，居延南路，在这新时期的西北建设中，显示和出现的将会是一种新的更大的作用力和一种更能效益于民的崭新面貌。
写于1988年1月巴彦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