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忠
1928年春，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发生了一起以武装暴力推翻统治阿拉善旗人民200多年的封建王公政权的民族民主革命事变。是年为农历戊辰年，故称阿拉善旗“戊辰事变”；又因这次事变是塔王的三叔之第三子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发动的，故又称“小三爷事件”。
“戊辰事变”，犹如辛亥革命在阿拉善旗的重演。事变震撼了全旗，也震撼了内蒙西部蒙旗及绥远省、甘肃省、宁夏行政区，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对这次事变的性质各说不一。
事变发起人说是因“对阿拉善旗腐败愚昧的统治集团不满，对贫穷落后的阿拉善旗前景担忧，为了响应国民革命，适应社会变革的潮流，决意对阿拉善旗进行的维新变革”。阿拉善旗王府执政官员则说：“这次事变是由阿拉善旗少数官员，受国民军中个别人的煽动和支持，假革命之名，为达到个人图谋私利而犯上作乱的乱党行为”。宁夏行政区、军界为支持事变方，政界为支持王公政权方；当事变发生后，双方都在等待上级表态，态度暧昧，只以第三者姿态居中调解。
“戊辰事变”是阿拉善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何定性，需要史学界和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在分析论证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作事实求是的结论。对历史事件，吾人不能按个人好恶而轻率地妄加结论。这里仅就“戊辰事变”的过程，提供一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一、阿拉善旗与国民军及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关系恶化
1925年，冯玉祥国民军西进甘肃，军差、赋税一年比一年多；加上自然灾害，人民叫苦不已。冯玉祥为了完成北伐大业，需要地方支援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阿拉善旗地处冯氏国民军北伐的后方基地甘肃省境（那时宁夏、青海均属甘肃省管辖），对国民军大力支援运输，保护来往苏联、外蒙古的信使和护运大量武器弹药，实为出力非小。冯玉祥在东返时，曾对阿拉善旗代表说：“今日有劳贵旗鼎力相助，来日革命成功，则当利益均沾，予以厚报”。阿拉善旗对冯军的支援，虽出于无奈，但既已成事实，只好等待国民革命成功后，能够得到好处。1927年，北伐结束，北洋政府垮台，革命可算胜利，但阿拉善旗并未得到什么好处。除了阿拉善旗王爷塔旺布里甲拉仍被任为国民政府蒙藏院要职外，在经济上，冯军所欠驼运脚钱近10万银洋，未能偿还，反而新增赋税，仅盐租一项，年增支2万多银元。就此而论，旗执政者虽抱怨国民军未守诺言，曾多次以公文或派专人与冯军交涉过，但双方都谅解彼此的困难处境，尚未出现较深的裂痕。只是阿拉善旗对越来越重的负担，感到疲于应付。
民国初年，中国政局不稳，最高统治者几移其手。在那动荡不安、风云叵测的年代里，各蒙旗王公最担心的是能否继续保持其统治特权。
1912年8月19日，蒙藏事务局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令，宣布蒙古待遇条例，明确肯定各蒙古王公原有的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这对稳定蒙藏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局势，起到定心丸的作用。
1914年，吴佩孚政府任命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为西蒙宣抚使，对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宁夏两蒙旗进行安抚时，曾下特令，再次肯定了蒙古王公的统治权。
1920年，曹锟、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执政，蒙古王公群情疑惧。驻北京的蒙古王公联合会向段祺瑞提问：“蒙古待遇条例是否继续有效”，段祺瑞发布特令说：“所有国家颁布的蒙藏待遇各条件，昭示大信，各国公认，薄海同遵，永远有效。”
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张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继续保留蒙旗王公统治特权，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局基本稳定。冯玉祥西进时，曾想废除阿拉善旗王公封建制度，改设县治。阿拉善旗执政者采取虚与应酬的手法，不与冯直接论争，继续照旧章行事，使冯的变革意图，在匆忙的战争岁月里很快流产。
当时驻守宁夏的国民革命军联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与阿拉善旗交往较多，但未发生以势压人或欺侮蒙人的行为。所以，尽管阿拉善旗觉得差徭、赋税虽多，但在政治上还能不失体面，与国民军要员称兄道弟，近似平起平坐，地位明显高于汉族地区的县政府，几乎可与省级划等号。
1927年夏，门致中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名义，驻防宁夏（今银川市。时宁夏道尹被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改为行政区，原道尹邵遇芝，继任宁夏行政长）。1927年8月份，门致中给阿拉善旗政务处发了一份“务字第38号训令”，令旗代雇壮驼1000峰驮运军械。对此藐视阿拉善旗地位的试探，阿拉善旗执政者很敏感的知其随着而来的结果是什么，岂能忍侮吞声。于是，即向门致中交涉说：“查前清理蕃院、督抚，将军与阿拉善旗来往公文均用咨；民国维新后，蒙藏院、省长、督军、都统与旗交际，有仍用咨文，有用公函；冯总、宋总及省府，亦用公函；而贵部对阿拉善旗改用训令，似与冯总推倒专制，解放蒙人，倡说平等，自由主义，大相径庭。素闻贵总司令谦尊而优待边人，当与冯总一德一心，断不至改弦易辙，突兴专制！希嗣后对阿拉善旗应照旧章，仍用公函，以光面目！”门致中早就想夺取宁夏的最高权力，此时既已到职，很想施展淫威，不料却被阿拉善旗将了一军，虽不满意，大面上还得依旧章办事。
1926年，随着冯玉祥国民军的西撤，由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成立的“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亦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蒙国民军总司令部，也撤至宁夏府（今银川市）。当时正处在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北伐之际。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与宁夏的宋哲元、邵遇芝等军政首领，关系极洽，所以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活动是公开的。1927年1月26日，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秘书长郭道甫（又名莫尔色），拿着宋哲元的介绍信，准备到阿拉善旗宣传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制定的：“联合被压迫各民族、各革命党派，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军阀专制统治，废除王公封建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组织蒙古民族的革命武装，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等宗旨”。
宋哲元的介绍信说：“前有蒙古郭道甫等，向主张蒙古自治，而以扶助内蒙同胞为宗旨，与本军感情极洽，对我内蒙同胞必能造成幸福，特此去函介绍，即希竭诚接洽，以促进我内蒙之自治，而完成我五族平等之大义，是所盼祷？”（阿拉善左旗档案《民国档案》）。
1926年1月30日，郭道甫等2人来到定远营，阿拉善旗执政者出于礼节，按宋哲元的要求，竭诚接洽，安排到黄图门吉尔格勒（即黄康禄）家里住宿，并布设筵席款待。郭道甫在旗进行了近1个月的宣传和调查工作，于2月22日，以内蒙古国民军总司令部特迁阿拉善旗全权代表的名义，致函阿拉善旗护印诸官员说：
“尊敬的诸位先生：我受内蒙人民军总司令部派遣，前来与贵旗建立亲善关系，迄今已二十天，在此期间，我们以蒙古兄弟的品德相处，并商谈了有关问题的详情。为此决定在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公历1927年2月23日）午时，我们前去贵府按公事礼仪商谈和签署建立联盟条约等事宜；请尊敬的安加、阿哈加、巴吉嘎、巴哈乃、嘎宁嘎及其他理事先生们，一齐聚会商谈，仅此函告，顺祝诸位先生万事平安”。
郭道甫按“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对蒙旗王公的工作方法”的要求，急于将该党的政治活动，以契约形式，与旗签订联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蒙旗：（1）保证旗内民众的集会自由和党的政治工作；（2）负担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军队士兵的供给，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3）蒙旗的军队长官，由内蒙古国民革命中央委员会任命，并派全权代表1名，领导政治工作，直接和旗王公共同解决行政、经济各问题。（4）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军队，当各旗匪徒暴动的时候，要加入防卫战斗。
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要求与旗执政者签订的联盟内容，实际是要废除封建王公的专制特权，要与王公共同执政，平分秋色。因此，双方商谈结果，不仅未能达成协议，而且形成了阿拉善旗执政者对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反感和仇视。
1927年3月1日，郭道甫返回宁夏，向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白云梯汇报阿拉善旗的情况。之后，他们决定：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及内蒙国民军总司令部应即迁驻阿拉善旗；为此，必须先吸收阿拉善旗的代表，为内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尽快与阿拉善旗执政者，就有关问题签订条约。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宁夏的国民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和道尹邵遇芝等，均全力支持白云梯的计划。
为完成上述任务，白云梯派郭道甫为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先赴阿拉善旗开展工作，并决定自己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那逊巴图随后亦到阿拉善旗。
1927年3月17日，郭道甫（即莫尔色）带着11名护兵及4名理事人员，和盖有内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蒙古国民军总司令部印章的便函（蒙文）来到定远营。便函大意是：介绍莫尔色等到旗建立友好关系，接纳阿拉善旗加入内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援助阿拉善旗进行文武知识教导等。
与此同时，宁夏道尹邵遇芝亦向旗致函说：
“外蒙代表那逊巴图不日由宁赴定，务请贵旗先期代觅相当房屋三四间，以便寄宿，并望妥为招待。再内蒙国民党白云梯先生与国民军，一致主张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民众谋利益，不日前出外，曾派郭道甫等，先赴贵旗，商办一切，届时请推诚接洽招待，是为祷盼；现在民国革命大获胜利，北伐军已抵信阳、鄢陵一带；豫中各将领，与我国民军民一致对奉，已在开封及黄河北岸开火；杭州、上海、安庆亦全攻下；北路军正积极筹备由宁北征，大兵十万，直下包头，会师幽燕，歼灭奉虏。革命成功，为期当不远也！该代表等到达后，毋事阻拦，尤为至祷！”
在郭道甫回宁夏后不久，与他同到阿拉善旗的白楠亦于3月13日回到宁夏，汇报阿拉善旗对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态度，并给阿拉善旗回信说：
“诸大人伟鉴：弟因公道（到）境，深荷惠爱，既刮目之相待，复盛馔之屡扰，景仰之思，肺腑感激，维定远犹宣朔漠翘，弟行色匆匆，未能辞谢，殊深惭愧，所幸一路平安，于二月初十到宁，将一切困苦情形，随时呈明，上峰极其欢心地方平稳，眷口治安，尚望一弃葑菲，南针时赐，俾得有所遵循，是乃拜祷之至！”
郭道甫二次来旗后，希图尽快完成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机关迁居阿拉善旗的先期工作，策略上较为欠慎。初来即要求阿拉善旗主政者，重视双方的联系和援助，要求解决所来人、马的食宿问题，继而解决双方的联盟等政治问题。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里，阿拉善旗也是一个封闭的世袭领地，它绝对不允许外部势力插入旗内。因此，旗内执政官员对郭道甫的活动极为反感。3月21日，旗政务处给宁夏道尹邵遇芝致函说：
“郭道甫二次来旗，欲让本旗加入内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勒令政务处署名昼押；前来晤面时，又要求特别进行条件。本旗观函，听其言语，察其举动，大为诧异。因念国民军联军部下陆续来甘，本旗自前年起，供军用驼，保护来往库伦信使。嗣于去岁，冯大驾来宁，旗派员赴迎，兼道服从诚意，当蒙冯优加温慰，携手亲密，嘱以始终无逾。奉此，若是共和服从，均达极点，此外又何须联盟昼押，节外生枝？即以表面而言，诚问郭等与冯究是一致进行？还是各办各事？如与冯同一主义，则本旗早已不惜物力，供应军运、军差，何须从新联盟昼押？决不承认此联盟，业已备函复郭。冯、宋两总司令，为苍生幸福，万不得一而作战，谅不致任听乘间捣乱，酿成涂荼也！查穷其郭，察其行，观其函，听其言，恐非地方将来之福，不但不承认其联盟一切条件，且不敢容留多住，致其人民猜疑不已，只得据情函达贵道尹函转呈北路宋总司令，赏准另派，若赶紧将郭道甫等调回宁，以免酿成意外嫌疑。”
阿拉善旗政务处正在致函要求将郭道甫调回宁夏之际，又收到宁夏道尹介绍外蒙古代表那逊巴图和白云梯来旗的公函，执政的协理、章京们愈感到势头对己不利。于是在3月25日，再次向邵遇芝致函反对说：
“查国民军联军部下各军队，自前年来甘，经过旗属磴口等处，本旗竭力供用军运驼，保护库伦往来信使，以至今日，弗资甚巨，心迹亦明；去年冯总司令大驾抵宁，本旗立派代表欢迎致敬……与国民军早已一致进行矣！此刻又何须外蒙代表那逊巴图亲劳玉趾，降临本旗，作无益之周旋，起人民之猜忌，此举未免节外生枝。来函由旗代觅房屋寄宿，并妥为招待之处，碍难照办。相应函达贵道尹，烦为迅赐转达该代表，万勿轻举来旗，致起人民之警扰……此次函称白云梯来旗等语，查本旗暨与国民军一致进行，地方秩序无恙，无可商办之事，并恳贵道尹转饬白云梯等，毋庸来旗，致起人民猜忌，地方幸甚！”
3月下旬，正在阿拉善旗力抵内蒙古国民革命来旗活动时，宁夏道尹公署又给阿拉善旗政务处来函说：
“顷准国民军内蒙党部白总司令咨开：敝党部及所属内蒙国民军总司令部并军事政治学校，拟于日内移驻定远营从事工作，藉资发展党务，所有应备住所、器具、粮秣等项，均请贵公罢转咨阿拉善旗，妥为筹备，俾资应用，寔纫公谊，此咨！”
阿拉善旗官员阅思道尹公署之函后，察觉事态发展的既快且又严峻，仅以公函通过道尹公署抵制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迁驻阿拉善旗，已很难达目的。于是，于3月28日，除再备函陈述不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机构来旗之理由外，还专派蒙员宋宗鲁总管赴宁，当面陈述一切困难。政务处给邵遇芝的函说：
“查本旗系额鲁特部落一旗，故不在内外蒙之列，且该国民军内蒙党部，原日在于何处组织，即应就在何处发展党务，何得移驻定远营从事工作？况地土各有疆界，漫说蒙古旗分，即使内地县治同为省长统辖之区……此理甚明。白总司令高明远识，亦当知其不可。今该白总司令直以移驻本旗定远营，为言未审，是何意见？此举万难承认。至筹备住所、器具、粮秣一节，本旗游牧地面，既无赋税大宗进项，又无庄稼，所有人民日用粮食，均从内地运来，贵道尹早已洞悉，筹备何来？更难承认。除专派蒙员宋宗鲁面陈一切困难外，函达速赐转白总司令，喻以理，而感以情，请其取消移驻定远营一切计划。”
双方正在僵局之时，郭道甫侦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利用班禅大师计划由北京取道阿拉善旗回西藏之机，以运送行旅之名，偷运军用物资之情报。郭想趁机追究，借以给阿拉善旗官员一点警告。
3月28日，郭道甫以内蒙国民军总司令部特派全权代表莫尔斯之名义，致函阿拉善旗当局说：
“本代表受上峰之命，赴贵旗建立相互援助之关系，来旗后，已将贵旗的回函转呈上峰，在此等候批示之际，据悉，张作霖的奉军利用班禅大师之名偷运军用汽油等物品。本代表已派差员及士兵追赶到科伯阿马嘎，将汽油等截获，移交给来定办公的国民军第八师骑兵团第二连连长许绍山，报上级处理。查内蒙国民军总司令部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曾有同室兄弟之盟，有根除一切内外之敌，使中国各民族大众享有同等权力之誓。贵旗是军运要害之地，故本代表有查处敌方疑点之责，特此告知，请发给护照，以便差人将查获的物品送宁夏处理。”
阿拉善旗官员，对郭道甫的作为，痛恶已绝，于3月31日向宋哲元致函说：
“赵旅长景文来定，交出总司令华函一件。查敝旗僻处沙漠，渥荷关垂，自应力图报称。至保护库地往来信使，属应尽义务，何敢远辱；唯近来赴库之道，亦甚不易，盖因内地流氓，藉抬发菜名，聚集滩中，稍一失察，深恐变生肘腋；此后唯有益加奋勉，竭力维持，以报我总司令绥靖边庭之至意而已。内蒙人郭道甫二次来旗，诸事任性，所演学说，旗民概不欢迎，续请联盟，敝旗又经拒绝，彼此冰炭，理应及早回宁，另图进取，乃竟盘踞定，以破坏地方秩序，挑拨后日事端，为计划人民省晤，防范甚深。兹于月之二十九日，单独派出军人哨赴滩中拦路，将班禅佛由京购买自用之汽油六驮十三箱，连护照一并截劫，滥用职权，行同劫掠。现藏人质问，索退油驼，函恳宁夏道饬敦速退汽油等。郭道甫此一举动，地方视彼几如蛇蝎，函恳总司令，迅将郭调回宁，以免边民含怒积忿酿成意外，荼炭地方。”
4月1日，旗政务处再向宁夏道尹邵遇芝去函攻击郭道甫说：
“本月30日，据后藏班觐佛爷翻译官之管事朱福南报称：敝管事奉佛爷勘布旺差派由京押送行旅回藏，行抵绥远，下车雇驼转运，于月二十九日来旗克布安那木阿地方驻搭，正雇驼时，忽来五人，骑马持炮，不由分说，竟将汽车油六驮十三箱，连同蒙藏院暨佛爷所给之护照三张，一并夺去，来至定远营，赴店中卸下。敝管事打听，该等为内蒙新来定寄寓之郭道甫所派等语，优思共和成立，五族一家，行抵往来均应保护，今内蒙人郭道甫寄住贵旗定远营之客檐，敢派出军人拦路截夺，似与现行新律携带枪械，结伙三人以上，在途抢劫财物者无异。查该郭前次请联盟等事，本旗概未承认，乃竟不受土地管辖之条，不遵各国公认之法，盘踞定地任性妄为，擅派军人拦路劫夺，是何举动？是何政体？函达贵道尹念边民秩序易扰难安，迅赐宋总司令准令饬郭道甫等，刻将拦路截夺汽油连护照，交该管事早日登程。并祈将郭调宁，就近约束，庶免激成意外，迨误边庭，则感荷不浅。”
阿拉善旗官员排斥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渗入，双方关系已成僵局，宋哲元和邵遇芝，很怕因此而影响国民军通过阿拉善旗，由苏联、外蒙古运输支前军用物资的通道；因此，不再支持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党迁驻阿拉善旗的计划。4月2日，宋哲元给阿拉善旗致函说：
“来函悉，郭道甫宣传革命，用意未尝不善，如不表示欢迎，亦未便强留，刻正与白云梯同志协议调回办法，万不可听信谣言，发生龃龉；所截班禅汽油驼等物，如无敌人，当然全数发还，业已转知。至于通库要道至关重要，如有流氓藉拾发菜，横生障碍，除由道尹发布告，严行查禁外，希贵旗多设法，总以便利交通，勿碍运输为至要。我军与贵旗素极亲善，以后如有困难，务与赵旅长洽办。”
在宋哲元给阿拉善旗发函的当日，宁夏道尹公署也给阿拉善旗发了322号电文说：
“接旗函，即转宋总，正具复间，后函奉读聆悉。窃查那逊巴图因病返库，欲到定稍息，即就道。其白公欲往者，盖因郭道甫前在贵旗恐有不合，未免发生疑窦，致滋误会，伊欲亲往解说，以释群疑，并借以联络感情，以笃友谊，此外均别无问题。况旗与敝署壤地毗连，唇齿相依；大军过宁，极承鼎力协助，诚信相接，欢同手足，尚复有何顾虑？此次那、白二公前往，既不蒙贵旗见谅，已回明宋总司令，即作罢论，以免误会，俾释众疑。”
阿拉善旗执政者接到宁夏军政双方的复函，达到了排除异己的目的，喜出望外。4月4日，给宁夏道尹回函说：
“本旗僻居沙漠，人民朴质，均抱古风；此次内蒙人郭道甫来旗的言词举动特别支离，以致全旗警诧，谣喙繁兴，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兹荷贵道尹转呈，又蒙宋总司令将郭调回宁夏，并将那、白二公假道定远营，亲身解说之计划，作为罢论，俾释众疑。捧读之余，莫各感激。敝旗人民知识不宏，少见多怪，此后惟祈那、白二公顾谅愚蒙，决定始终不来敝旗之方针，则群谣当然渐息，而疑窦亦可冰消。”
1927年4月6日，因于上年去苏联、外蒙古接运军用物资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徐味冰，回到阿拉善旗后，听到阿拉善旗官员与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因政见不合而发生激烈冲突，谣传甚多。徐味冰生怕因此而影响军运，便向阿拉善旗官员致函解释说：
“昨晚到此，今晨踵府不值未克畅聆教益，甚以为忄辰。查去岁出发所用贵处驼二十只，回宁当即报总司令，必有办法解决，决不令商民作苦。再者，日来谣传种种，绝属子虚，味冰供职参议厅，深知冯总司令对贵旗，完全抱亲善主义，决无兴师袭定之事，务望大释忧虑，严禁谣言，彼此幸甚；如诸公不能释怀，味冰可将全家眷属移居此地，共享升平之福。”
由于阿拉善旗执政官员，力抵郭道甫的活动，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迁驻阿拉善旗的计划全部落空，其在阿拉善旗的党务工作，亦无多大进展。此后，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在阿拉善旗的公开活动没有了，国民军与阿拉善旗关系趋于平稳。是年5月13日，阿拉善旗接受宁夏道尹之托，平安地将援助冯玉祥的苏联同志苏里门等4人，由旗地送往外蒙古回俄。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组织机构虽未能在阿拉善旗站着脚，但是，郭道甫在阿拉善旗宣传反帝、反军阀，废除王公封建制度，实现民族自治，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思想，为阿拉善旗次年发生戊辰事变奠定了基础。
二、创办定远营学校的风波
1925年，有瑞典国溥博爱，以天津海关监督兼交涉员身份，持瑞典国钦命驻上海办理各国通商事务代理领事馆衙门所发准其游历甘肃、新疆、陕西、蒙古等地的护照，来阿拉善旗游历，求旗保护。其证件是民国13年（1924年）所发，并在护照中说：“所游历之处不得行为非法，滋生事端，限期一年交回撤销”。阿拉善旗政界不欢迎外国人久住蒙地，以免滋生事端，便以该护照已逾期一年有余为理由，令其速往他地。而溥博爱非但没走，还在定远营租赁房屋，立约三年，开设基督教堂，立学校，兴医馆。
阿拉善旗官员因庚子赔款，深受传教士之害，冤恨未消，岂能再容新植祸根。今日，外国人再来，强留传教。若答应之，则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因此阿拉善旗官方，不顾宁夏道尹和甘肃省政府一再用“不要下逐客令，以免引起国际交涉”为理由的劝解，于民国15年（1926年），终于把溥博爱撵走了。但是溥博爱在定远营所设的福音堂，是经蒙藏院批准的，他一直保留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撤销。
1931年5月，旗政务处怀恨福音堂的手工教习、党员李有光（注：不知是何党党员，笔者未查清）、学生张输南、葛牖民等参加过阿拉善旗的“戊辰事变”。于是，以在福音堂内驻兵为由，向该教堂布道员于锦再下逐客令，限3日内腾出教堂。而于锦则依仗外国人之势答复说：“贵处屡下逐客令，各大老爷均明大义，决不为传教事，惹起国际交涉；锦多年出门，亦不原常在此地。但主人在美国，请大老爷将驱逐福音堂的始末，书面答复，锦即离去；将来上可对国家，下可对主人。堂内一切杂物器具，由贵处照管，更为放心”。于锦的答复和要求，使阿拉善旗执政者骑虎难下，欲罢不服，欲硬又怕给人留下口实。
福音堂与阿拉善旗的斗争，加剧了阿拉善旗执政者与宁夏国民军关系的紧张，事实发展过程是：1926年2月，瑞典人溥博爱在定远营设福音堂，传播基督教，并以协助会徒名义，开设了贫民学校。对此，阿拉善旗官方以该溥博爱无合法护照和允许传教办学的文凭为理由，指控溥的行为为非法侵害阿拉善旗主权，并派差人强令停学，限溥博爱即刻离开定远营。宁夏行政长则以“外国人准在我国内地、外蒙到处传教，载在约法令中，该溥在阿拉善旗设学校、传教，广施慈善，提倡教育，为国法所不禁，按条约无驱逐之理由；设因此惹起国际交涉，谁能当此重责？请贵旗从宽容留，以重拜交”等理由，压服阿拉善旗。阿拉善旗官方对宁夏一再来函，让格外保护洋人，准其设学、传教的意思很不满，数次向邵遇芝提出不准外国人留驻的理由是：“教育为行政最重要的事情，非有领土主权者，不得办学；外国人以游历名义逗留阿拉善旗，擅聘教员，开学授课，实属干扰和妨碍蒙地政权，是非法行为”。在阿拉善旗以保护行政主权为理由的抗议下，邵遇芝也无法强令阿拉善旗从命。溥教士虽亲到宁夏，讨要尚方宝剑，但也未起实效。1926年秋，溥博爱不得不离开阿拉善旗定远营，福音堂的贫民学校也只好关门散伙。
迨后不久，包头人任作三来定远营，常于僻街小巷内演说福音，暗中发展基督教徒，逐步恢复了溥博爱的福音堂活动，并将溥博爱曾聘任过的福音堂学校老师徐长林（宁夏人）续聘为教习，计划重办福音堂附设小学。徐长林知道，单用福音堂名义办学，必然会遭到阿拉善旗官方的反对；为了能站稳脚跟，徐长林先向宁夏行政公署上书说：“阿拉善旗地处偏僻，文化落后，蒙人不识汉字，亟待兴办学校。本人故意牺牲个人权利，禀请准在阿拉善旗创办宁夏行政区定远营中山小学校”。结果获准办校。
1927年11月3日，徐长林在定远营升旗、挂牌开学，惹怒了阿拉善旗执政者，派差役前去强行制止开学。对此行为，徐长林气愤已极，便以阿拉善旗官方污辱国旗、反对革命为由，向宁夏门致中总司令进行控告。同时，徐与寄居定远营经商的北京顺天府人葛秀商议，以葛之名具文向甘肃省政府呈禀说：“阿拉善旗文化蔽塞，急宜倡设学校，而开民知；今有徐长林品端、学优，经验丰富，抱定牺牲主义，奋勇历艰困，创学校，已奉宁夏批准在案。不意，近有阿拉善旗官府，故意攻击办校，请省给予支持”等。据此，甘肃省教育厅，批准徐长林为宁夏行政区定远营中山学校校长。省政府还根据宁夏行政长邵遇芝的呈文以104号函告“阿拉善旗亲王查照，就近维持之”。
接此情况，阿拉善旗官方除电函宁夏收回在定远营办学成令外，于12月12日，向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致函申诉说：
“阿拉善旗已于上年报蒙藏院立案开办蒙汉普通学校，现正积极进行，力图完善，刻下毋庸添设别校。徐长林急于谋得地盘，改数百年阿拉善旗的定远营为宁夏区的定远营，行其蚕食地土，侵占政权，挑剔内地，突行专制，众心足虑者：蒙地东接归绥包头，西至高台、甘州，处处毗连甘肃，当此人心不古之际，激烈分子到处皆有，顷闻包绥发现匪队，此次设因宁夏专制强迫，激出意外事端，为害岂浅？函达钧府，令宁夏速即撤回徐长林”。
在此之前，宁夏的门致中派赵景文（此时已提升为副师长）和驻旗的姚连榜旅长，来旗调查徐长林控告阿拉善旗官员污辱国旗、反对革命一案。赵与姚向旗说明来意，引起旗执政者的反感，于11月28日向兰亭师长（即赵景文）、甲三旅长（即姚连榜）反驳说：“徐长林揭禀敝旗全属诬吠，该徐突发异想奇谋，藉教育之美名，希图科派蒙旗，以达个人包藏祸心之目的。宁夏主张徐长林来旗办学，此举窒障殊多，碍难照办”。
正在阿拉善旗官员固执己见之时，徐长林得到甘肃省政府和宁夏行政区准其办学的批文，便在定远营贴出招生开学启事，并叙说：“阿拉善旗执政者千方百计阻止办学校，不让贫民读书识字，他们是比秦始皇还坏的恶势力，本学校要奋力与这股恶势力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27年12月21日，“宁夏定远营中山小学”第二次悬牌开学，当晚门悬灯笼，鸣锣宣传，甚为气魄。但这一下，更加惹怒了旗上的大老爷们，当即派人前去阻止开学，摘掉校牌。此挂彼挡，争执不下。最终还是官府厉害，硬将校牌摘下。徐长林无奈，当晚将争执情况向姚连榜作了汇报。姚旅长听后，甚为激动，当即到阿拉善旗协理家中，指责其派人阻止办学的错误，让协理当即表态。协理仍坚持反对徐长林办学校。双方见解对立，态度皆怒。姚旅长性急，发誓说：“若不达开学目的，我不姓姚。”
次日，姚连榜为缓和对立气氛，达到顺利办学目的，给阿拉善旗政务处致函说：
“设立学校，原为普及教育，造就人才。除专制时代，凡事恐人民明白外，无论何国，未有不以教育为急务者。贵旗来函说，不反对教育和开设学校，诚属钦佩。至于徐校长禀揭贵旗污辱国旗、反对革命，贵旗不承认有此野蛮举动，敝人亦敢断定决无是事。贵旗多明达之士，对本军及种种革命行为，无不极力帮忙，各总司令来函深谢，敝人亦不胜感激。唯此次学校之事，欲居间调停，和平解决，不意贵旗不让，来函云，碍难照办。又云，蒙地兵民议论纷纷；旗与宁夏行政公署约限明年春夏之交，再开办学校等。查定远营设学校，原为汉童过多，不事教育，恐入歧途，是以亟创设。若论五族一家，蒙人亦不当向隅；但贵旗不欲早设，尚属暂可，而并欲汉人一同缓办，致误少年光阴，此所不解者一。贵旗暂行管辖，亦是国土之一，向属甘肃省范围，非独立国家；此校虽为徐长林请准，亦上峰兵乐，命令具在，勿须喋喋云：碍难照办。此语似乎别有所在，此不解者二。定远营一隅，蒙汉杂居，以汉为多；教育本文明之事，学校乃为人常见。云：蒙兵民议论纷纷，不知所议者何？所论者何？学生皆汉人，寔无议论之余地，其不解者三。据听，如徐校长劣绩照彰，自当依法惩办；今学校不开，寔不敢任抗命之咎”。
阿拉善旗官员接到姚连榜的函件后，决心与其进行笔墨大战。12月23日，拟文回函曰：
“复函长言娓娓，默接清谈；内对敝旗云不解者一，入惑者二。想系贵旅长公忙，函中意义，仅指一句而有误会。徐长林开学，绝对不承认者，理由有四：（1）国民革命范围之人，无不崇三民主义，内民族、民权列二，蒙古于五族之中，具有民权。民不承认徐开学，决不能强迫。（2）宪法有司法、行政。具有嫌疑者，审判前，得停止职权，徐诬告旗，均在停职、免职之法内。（3）行政权属于领土。学校为行政第一要务，不得旗许可，何能即行？（4）前一星期徐开学时，业已函达省府答复在案。省未复函前，徐何能先开学”？
围绕开学问题，阿拉善旗与宁夏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宁夏认为，阿拉善旗，过分保守固执，连汉童上学都不允许，实为难解。而阿拉善旗则认为，宁夏名为办学，实为蚕食封建王公统治权力，万万不得有半点让步。因此，在12月底，徐长林曾几次贴出招生广告，一面声称要与阿拉善旗官府的恶势力斗争，一面悬牌开学。而校牌每每被王府派人强行摘掉。
与此同时，阿拉善旗执政者屡屡以政务处名义向上告状。12月26日，旗政务处向宁夏门致中总司令指控姚连榜说：
“去冬赵旅长景文到旗，代达上意，磋商事件，莫不和平接洽；日昨去定，德政昭著。新到姚旅长，来定宗旨未接公函；听其言，大约是代表总司令，联络汉蒙亲爱传达一切公情。甫来数日，敝旗阻挡徐长林开学，逐投礻夫而起，短幅轻身赴协理家，咆哮怒吼，目炬声钟。似此激烈之人，谁敢与接洽？此后钧部有磋之事，直接来函，毋庸间接为辛！此次据情函达，非禀姚短，该旅长仪表非俗，虽养气之学不定，而精神圆满，不无可造之才，祗须留总司令帐前，稍加陶淑即可。”
在同日，以护印协理名义，向门致中投函说：
“徐长林自行禀请来定远营开学，本旗群相反对，自应知难而退，不料徐无端迁怒，捏禀钧部。敝旗正函汛究，徐又嗾使葛秀赴省投禀伪词。省政府不知办教人纯系外饰内诈，致受其朦，准令宁夏保护进行。徐于二十一日开学，呜锣呼哨，举动奇特，蒙人难忍，各巴格（相当于乡）派代表要求止学。姚旅长赫然大怒，怨愈积愈深，仇先小后大，前途危险。贵司令谅能主持公道，当不至维植栽徐一人，置民意于不顾”。
在同日，阿拉善旗还向宁夏行政长邵遇芝去函说：
“贵行政长能权衡轻重，解释纷争，徐长林诬告本旗，已犯新律182条、185条；葛秀与徐作伥，犯新律181条，函速撤回重惩。”
为了彻底堵住在定远营兴办学校的大门，阿拉善旗执政者多次向甘肃省刘郁芬投函说：
“徐长林原为溥博爱所护，在定教授贫儿时，勾串地方青年子弟，开秘密会，迭次演说共产党及其主义，并招青年入党，内有国民军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委任的蒙员咨议萝熊之子，萝闻大骇，将子驱逐出外，面呈政务处脱离父子关系，以免后日波累。徐长林系一介穷人，行为不正，试问有何权利声称要牺牲个人权利，组织学校？且定远营近年为俄国、库伦至甘肃的要道，各国游历往来人甚多，今徐长林办学，租三五间房，率七八名贫儿，咿唔其中，不为外人讪笑乎！函贵府令宁夏收回办学成命。宁夏强迫敝旗，一旦激起蒙地兵民干涉质问，酿成意外，旗决不任咎至。”
1928年元月3日，阿拉善旗又向刘郁芬投函说：
“徐长林运动军界门司令委派的姚旅长，武断干涉，函请赐令宁夏，将徐撤革审判，按新律加重惩处，以平冤气。还请令将已逃宁夏的葛秀，就近拿办。”
由于阿拉善旗执政者，接二连三反对徐长林办校的投诉函件不断，言词激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也不愿意把甘肃省与北疆蒙旗的关系搞僵，因此，便以162号函准，“迅令宁夏行政长委派徐长林在定远营办校成命收回，另案撤查妥议”。同时又以第76号委任状，委派姚连榜为定远营办事委员。
阿拉善旗执政者打赢了官司，自然很开心，一面抄转姚连榜，以泄冤气；另方面也不愿把宁夏的关系搞僵。于是，提出了一个照顾双方情面的方案，即将“宁夏定远营中山小学”与“阿拉善旗普通学校”合并为“阿拉善定远营中山高等小学校”，下署“邵遇芝建立”，学校全衔下置个人姓名的做法，使邵遇芝啼笑皆非。随后，阿拉善旗政务处决定，由密喜格道尔盖以阿拉善旗官绅代表名义，向甘肃省政府呈请办学方案。省政府以64号文批准了这个方案，校名定为“定远营中山小学校”。
1928年3月25日，阿拉善旗协理达都拉旺喜格、达喜道尔吉向邵遇芝函告了建校情况，并介绍说：
“校长职，公举五等嘉禾章保留甘肃任用县知事、现任旗政务处秘书丁牖良充任；校董事由副管旗章京德钦一新诺尔布（汉名德毅忱）暨梅林章京黄康禄充任。德为辅国公头等台吉，三十八岁，宣统二年由北京贵胄学堂肄业回旗，补授副管旗章京职；其人舆情最洽，品学兼优。黄为翻译出身，四十岁；学识深淳，明隙大势。”
从上述事件本身发展的经过，可以看出：宁夏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门致中和行政长邵遇芝等，深感阿拉善旗这块封建王朝，难以驾驭，阿拉善旗王爷塔旺布里甲拉常年驻北京，不予亲政，虽在数千里遥控，亦图具形式而已，旗政务处的执政者，多为顽固的保守者，对宁夏军政的指挥处处执肘，如不予改变，实难顺心。
阿拉善旗执政者，对宁夏国民军的态度是貌合神离。特别是日趋增多的各种差徭、赋税，压得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对此，旗执政者只能忍气吞声，穷于应付，他们所想的关键问题是，千方百计保住封建世袭王公制度，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统治权势，一切都可以屈从。
三、赵景文、姚连榜策划德毅忱等发动事变
1927年6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开始进行清党，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的组织被迫撤离，进步刊物被查封。同年夏，国民党在定远营成立党部，负责人是宁夏国民军驻旗代表赵景文，他与阿拉善旗辅国公头等台吉、副管旗章京德钦一心诺尔布（德毅忱）秘密计议发动政变夺取阿拉善旗王公政权，实行国民革命的新制度。德毅忱平时对旗内政治腐败，愚昧保守的封建势力不满，趁此机会，遂“决心进行维新运动，希图改革封建制度，以期适应时代潮流”。赵景文调回宁夏后，由姚连榜接替他的工作。姚对旗内政变之事更为积极，于是年10月，在其家中，密秘吸收德毅忱、孟雄、胡日茨毕立格、斩三三、于和尚、田济尔，高宝、张立三、罗敖友、王毅、达西端德布、田台、杨常、田礼五儿、赖狗、杨常妹子、李宝石及敏敖其尔等18人为国民党党员。
此后，德毅忱、敏敖其尔、田济尔、孟熊、罗敖友、舒安等人，积极配合姚连榜进行革命政变准备工作，计划待机起事。1927年冬和1928年初春，他们以协理无故没收南公爷的煤矿和错判吴光公的外甥死亡案为借口，曾两次拟文，向门致中反映旗内情况，要求准其发动革命政变，彻底解决这些冤案。德毅忱还亲往宁夏与门致中面议，取得了门致中的支持。
1928年4月中旬（农历闰二月下旬），门致中把德毅忱和姚连榜叫到宁夏，商定了政变的具体计划。4月21日，德毅忱、姚连榜从宁夏带着10名士兵回到定远营，与孟雄、田济尔、罗敖友及甘肃省驻定远营的盐税局局长李培林、百货征收局局长何元庆、禁烟善后局局长邵经文等，密议于次日发动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委任晋北人王仁甫为商团队长，委任罗敖友为旅长，并让罗给参加政变的蒙古士兵散发革命肩章。
1928年4月22日中午，德毅忱、姚连榜等及秘密布置的满、汉士兵，秘密进入城内，并占领了印房（旗政府）、策林厢厢（财政处）、枪炮库等单位，夺取了札萨克印，捕押了管旗章京陈莽哈赖和几名主要官员，当日释放了其他官员，只扣押了陈莽哈赖1人，于4月28日将陈押到南龙王庙（今一校门前），以“该莽督兵抵抗，激战两小时，是反对革命的祸首”为由，枪杀后，装棺埋了。为除后患，德毅忱密派皂迪巴到牧区捕杀陈的两个儿子（未实现），并查抄没收了陈的家产。
政变成功后，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德毅忱任司令，姚连榜任监督，并以此名义，发号施令。他们从库中拿出6600元大洋，分给了政变有功人员，即德毅忱2000元，田济尔1600元，孟雄和罗敖友各1000元，舒安和宁夏来的田国华各500元。送给门致中步枪240支，子弹10万发。
为防意外，蒙兵第二路司令部派永盛合商号的刘益三，到牧区侦探蒙民动向，得知逃到牧区的政府官员，正在筹划武力反抗等情后，便写信请求门致中派兵增援。门致中派冯营长率部由三关入旗时，遭到蒙古兵的激烈反抗，伤亡惨重，失败而归。门致中又电令驻磴口的苏雨生来旗增援。苏雨生率部在阿拉善旗驻磴口总管敖其尔带领下，顺利到达定远营。敖其尔被委任为旅长。姚连榜令旗给苏部赔偿途中乏死的马款3000元大洋。
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密定，为消除后患，派兵将逃往牧区的梅林章京图门吉尔格勒（汉名黄康禄）及巴音都仁（巴哈乃）抓来管押，准备处死。5月21日，当蒙古兵包围了定远营城时，姚连榜提出要枪杀图门吉尔格勒和巴音都仁，被德毅忱劝止，后将图放还蒙古军中。6月中旬，巴音都仁为感谢姚连榜、德毅忱不杀之恩，送给姚连榜青走马一匹、钟两座；送给德毅忱黄绸子一件，金表链一个。姚连榜将原政务处改为旗务处，委任巴音都仁为处长，八爷（塔旺策林）为副处长。
姚连榜、德毅忱等夺得政权后，遭到了蒙古兵的极力反抗，为解除武装威胁，便将南寺的活佛喇嘛坦请到城里，想借其威望，号令蒙古兵缴械投降。同时于6月5日发出盖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及阿拉善旗札萨克印章的《善后缴枪及宣慰蒙民办法》十一条，内称：1.对待此次作乱蒙古莠民，务从宽大，以攻心为上，不主杀戮为宗旨；2.蒙民中向有反对革命政府者，此次如果真心来降，帮同办理善后，将所有枪械尽数交出，准予宽其既往，以励将来（如南公等是）；3.设立收枪所暨宣慰蒙古地点若干处，以南寺、北寺、紫泥湖三处为先设，俟将该处枪械收完，再移驻他处，逐渐扩充；4.以敖旅长暨南北寺管寺大喇嘛或活佛充各处主任，以专责成；5.各该主任人员，以收枪多寡作为考成，如果成效卓著，自当论功核奖；6.所缴枪械，须酌发赏犒，自来交者，不但免罪，必要特别优待其赏犒；7.各该处须由本部派熟悉蒙性人员，佐理主任，办理一切事宜，宣传革命主义，俾明真相；8.各巴格边官，须担任宣慰责任，并就近赴各该宣慰处听讲，并清查本巴格所有枪支，悉数呈缴，以专责成……
新政权成立后，将王府多年积存的殷实珠宝等贵重物品，肆意洗劫。其中一部分上缴宁夏国民军，一部分留作新政权的经费，一部分为个别人中饱私囊。例如，蒙兵第二路第一旅第一营营长殷善庆，暗派部下偷盗王府外库的衣物珍宝，经大厨子告发，从其房中搜出赃物，姚连榜于5月11日，以纵兵渎职罪，将殷撤差押班拟究。不久，该殷被晋升为团长后，又派副官高光耀，继续纵兵刁赶蒙民大宗牲畜到平罗变卖。又如商团队长王仁甫，强向商号勒借大洋，如不遂意，即派兵殴打，招致商会告状，姚连榜不得不于5月12日将王撤差究办。但不久，姚又委王为第四旅参谋长。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军法处主任石东朋，唆使执法队抢劫变卖蒙人牲畜；在事变后期，该石还用数匹俊马向宁夏转运被抢的财物。在解决事变时，驻宁夏的副师长赵景文派王廷芝来旗押解姚连榜返宁，王廷芝乘隙从王府库中，取走郑板桥墨笔字画、卷抽、册页、古玩等。8月11日，姚连榜以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名义说：“兹因蒙匪猖獗，本部作战需款甚急，特于从匪巴吉嘎之子宝迪萨那名下罚大洋2000元，以凑战费；此款当由定远营永盛合号于巴吉嘎股份项下，兑交本部点收”。
“戊辰事变”平息后，王府官方控告说：“此次事变损失达200万银元之巨。被抢枪械有三八式步抢400余支，子弹20余万发；杂快枪200余支，子弹10余万发；老来福枪300余支；洋药封筒30余箱；铜帽火1万余筒。”
“戊辰事变”发生后，原旗政务处的协理等官员，大都逃到牧区躲避，只有少数官员和间散台吉，协从新政权。逃出的官员，一面向牧区招集兵力，筹划反击，一面分别向宁夏邵遇芝和甘肃省刘郁芬控告，并要求立即派员来平息变乱；同时还派要员到北京，向塔王汇报事变情况，讨教平息事变的计划。塔王在北京充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职，对当时全国形势比较了解，特别是政治斗争中，反对谁、曲从谁，其后果之严重性，他也是很清楚的。阿拉善旗在宁夏国民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塔王虽很愤恨，但又不能直接向国民军发泄怨恨。于是，经过一番策划，于1928年6月19日，向阿拉善旗发表传谕布告说：“本年旗内发生变乱事件，但国民革命军对本王是好的，第一路军蒋介石、第二路军冯玉祥、第三路军阎锡山等，对本王都赞成，还升任本王为民国的新职务。本旗的旧制度应照旧实行，顶戴照旧有效，头发不要剪。阿拉善旗支援冯军，运送军械，他们不会与本旗捣乱，而是本旗人自己捣乱。今后如革命军有欺侮事等，不能任其行事。对德毅忱、罗敖友，孟雄、田济尔等4人，不论在何处抓到，都就地枪毙。”塔王还决定：“任命副梅林章京白和尚为临时管旗代理人，发给临时印章，由白负责总管指挥各军和各官员”，同时“任命梅林章京图门占尔格（图门吉尔格勒）、扎兰章京图门巴衣尔、台吉达喜策登、台吉巴图孟柯、阿拉格生扎林老曾等，协助领导8个组，在沙尔布尔都（今锡林高勤苏木）旧王府集中，准备攻城，抓捕起事人员，恢复旧制度。”在塔王有计划的武装反扑下，立足未稳的新政权摇摇欲坠，形势危急。7月5日，德毅忱将司令职交敖其尔代理，自己与田济尔、孟雄等，携眷寄居宁夏府。7月7日，姚连榜将王府中的贵重财物，装了7箱，带至宁夏府，除分送给门致中、邵遇芝、赵景文等人部分外，剩余的大部寄存到景义泰。据罗敖友事后供称，姚连榜不仅私吞策林厢厢地下挖出的银两，而且从衙门和商会中苛索银洋4万多元；德毅忱送给门致中的礼品，除大量枪支弹药外，还有银子1万多两，鸦片3000两。
在阿拉善旗新旧势力真枪实弹对抗之时，刘郁芬于8月2日调门致中率其主力，赴甘肃，解河州之围；留副师长赵景文带300人，暂负宁夏防务之责。赵景文感到阿拉善旗事态严峻，弄不好会玩火自焚。于是，与政治视察员邵遇芝及宁夏法院韩院长联名，派于长东为驻定远营办公委员兼处理阿拉善旗事变的指挥；同时向甘肃刘郁芬汇报说：“姚连榜办事不善，造成阿拉善旗纠纷，请饬将姚押解来省，以凭讯办，另委于长东为驻定委员”。
在塔王与邵遇芝的部署下，蒙兵于7月某日攻入定远营城。立足未稳的新政权旗务处宣告失败，札萨克印被王府缴回；新政权的要员任大爷（即齐米德爱林岑，乳名任格，人称任大爷，系德毅忱的长兄）和罗敖友被捕（该罗在德毅忱离旗赴宁后，预感大势已去，便投向塔王组织的临时政务处，在沙尔布尔都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偷返城内），参与事变的蒙兵被瓦解。
新政权被推翻后，王府由谁来掌权，是亟待解决的大事。塔王远在北京，原政务处的主要官员，貌合神离，在事变中各奔前程，已失去了掌权的主动性。因此，定远营商会于7月26日给阿拉善旗前线军官将士（攻城蒙古兵）去信，要求恭请南寺喇嘛爷（喇嘛坦）来旗掌权，主持和平。邵遇芝、赵景文等在宁夏积极商拟提出了“和平解决阿拉善旗问题”六条办法，大意是：恢复原政务处，公推喇嘛爷协助塔王护印掌权；惩办祸首，将姚连榜撤职押省讯办，德毅忱等交旗处置；撤销蒙兵第二路司令部，收去关防，迁散军队；宁夏第八师派来支援新政权的军队，撤离旗境；清理退还已运往宁夏的王府财产；宁夏对阿拉善旗的损失，给予适当抚恤；对为新政权当兵办事的一般人员，概不追究。
塔王在北京得知政权已被夺回，于9月13日传谕：
“任命巴音都仁为协理，尼玛敖子尔为管旗章京，道尔吉森格、达喜策登、恩柯巴图、达喜东德布等管理印房事务；其他各职员原任命暂不变。派巴音都仁、道尔吉森格、图门达赖等赴宁夏清理财物。姚连榜是叛乱头目，由旗追查处理；德、孟、田等人，从银川要回关入狱中；任大爷的罪比罗敖友轻一半，送南、北寺严刑管押待处”。
于长东来旗，极力设法恢复旧秩序。9月10日他给南寺活佛和蒙兵官绅去信说：
“本委员抱定和平解决主义，业请八爷、巴哈乃、敖旅长（罗敖有，被捕后已反悔）等去信说明宗旨，请告知蒙众，不得再有越分事发生，以致不可收拾；请活佛及官绅前来定远营城商议一切，只要要求合理，均可听从转达，若格外为难，不愿和解，惟有洁身而去，决不予阿拉善旗惹祸。若和平不了，而致大祸，勿怨本委员不以推诚相见！”
在于长东与阿拉善旗旧势力的配合下，由赵景文派来的王廷芝和于长东的代表易章及阿拉善旗的齐满图、刘光辉、张德兴等，于9月16日将姚连榜押解宁夏申诉。第八师所派援兵，除留参谋长少数人外，也全撤走。
大局已定后，于长东派商会王掌柜、范掌柜和延福寺活佛刚久尔巴格师所派大喇嘛及杨爱尔得尼达来、李喇嘛等，同去南寺，将喇嘛坦请到定远营，商议善后事宜。
10月26日，于长东召集阿拉善旗官、民、军、商代表，以投票方式，选举出南寺的迭斯立特呼图格图喇嘛坦桑吉嘉木苏护理札萨克印务，主持全旗一切政权；原政务处亦于是日重新成立。邵遇芝，于长东等，操办恢复阿拉善旗旧制的大功已告成，刘郁芬只好顺水推舟，于10月29日以738号函，核准将姚连榜撤押，解省讯办，另委于长东为甘肃省驻定远营办事委员。
阿拉善亲王旗政务处恢复后，于11月4日，向全旗发布了“戊辰事变”经过及平息情况的布告说：
“从此和平到底，恢复旧章，起事的姚连榜已解省究办，祸首既惩，冤仇宜解，蒙汉本一家，法律不溯既往，为此，仰旗属军民僧俗及外来商旅，自布告后，前在定被姚连榜被迫当兵办事，与蒙人交锋对垒，具有仇怨者，此后概不追究；而我蒙民仰体上天好生之德，遇事和平宽大，不准记仇挟恨，互相报复前嫌。倘敢不尊，一经查知，或被告发，定按律惩办，决不宽贷”。
安民布告发出后，原章京莽哈赉之诸子，联名控告“姚连榜擅自枪决善良、欺藐冯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如髡毛的行为”；并开列被抢财物清单，要求赔偿。旗政务处除积极派人到宁夏查辑德、孟、田等人外，还向于长东控告其他参与事变人的恶迹。于长东也将王仁甫、侯长检等人关入狱中，数年不释。
此时，远在北京的塔王，对旗内详情不得而知，甚为焦虑，于11月22日传谕说：
“多尔济桑格等，由京回旗多日，至今无音信。前日电告政务处业经成立，详情另禀，此件亦未见到，似此办事迟延，殊属非是。即如此次变乱，如政务处各个办事敏捷，何至本王得信如此之迟，贻误时机，莫此为甚。兹谕令政务处办事务员，以后遇非常要事，随时电告外，按每月朔望两日，各来一函，即无事，如交通、商务、行情各项皆可”。
塔王掌权，政务处官员执政，各怀己见，政务混乱。事变平息后，官员争功、争权，政局仍很不稳，旧习照常，积重难返。为稳定封建王公制度，1929年元月，塔王再次传谕，教诲旗政务处大小职员说：
“本旗此次事变，虽由德毅忱、孟雄、田济、敖友等蛊惑成灾，要以政务处大小职员平日办事疏忽，不能事先预防，遇事各怀己见，不能和衷共济有以致之也……前谕所有旧大小职员，均照旧供职，以示体恤，大小职员如何激发天良，秉公办事，以期勿负本王委托之意。近闻在职务员，旧习不改，各怀私见，骄功使气，嫉不相能。长此以往，亦复成何事体？夫人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不有内忧，何先外患？特谕大小职员，嗣后，务必捐除己见，秉公办事，倘敢怙恶不恢，仍前于格，一经发现，定严惩不贷”。塔王还指出：“所有祸首，闻多隐匿宁境，恐其暗用种种方法，使旗事糜烂，以图免罢，亦须小心谨慎，免中奸计。清制顶翎袍褂赫赫奕奕，何等光耀美观，本王岂不知耶？无如国体变更，而用必至口实，以后无须穿戴”（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时，通过了冯玉祥建议将甘肃省分治，成立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议案，并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划归宁夏管辖。同时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主席。消息传来阿拉善旗，政务处不敢怠慢，派张德兴、齐满图、道尔吉森格，携带土特产等馈赠礼品，赴宁夏守候欢迎。
1929年元月15日，门致中就任宁夏省主席后，邵遇芝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德毅忱仍被任命为蒙兵第二路司令，在宁招兵，扬言要回旗报复。
邵遇芝即受门致中节制，自然无法向以前那样直接插手干预阿拉善旗事务；对阿拉善旗政务处索赔王府损失库藏和交出德毅忱等要求，爱莫能助。为表示对阿拉善旗的同情，邵遇芝答复说：
“你们要求主事，断难办到，所抢库物早经星散，所存者不过敬义泰号有姚连榜寄存微赃耳，纵然退出些不多，还费很大唇舌，有何益？甘肃省财政困难，哪有闲钱赔你们？交出德毅忱更属难为，因当日主使德、田作事之人，即现来宁的主席，事实上揣度庇护德、田，与其要求不达目的，反惹出近日恶感，不如不说为妙。你们如一定提议，可由王爷向国民政府暨冯总司令婉言之，或可行未料。”
门致中就任省主席职后，想与阿拉善旗新实权派头目——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桑吉甲木素会晤。但阿拉善旗新执政者，对门主席存有戒心，不愿与之直接交往，以防因疏漏而失误。因而，喇嘛爷一面给门致中答复说：“主席新猷丕焕，大德罩敷，蒙宠台理，奈老骨不任严寒，加之喘疾，不得暂邀展缓，俟天气和暖，即策马来宁洗耳听教”！一面与政务处向塔王汇报了旗内近况，要求塔王向南京国民政府交涉，将门致中调离宁夏，并处理上年发生的“戊辰事变”。塔王很支持政务处的见解，一面指示：“旗内大小职员，对东邻（宁夏省）可虚与委婉，不可轻举妄动，再生事端，着派员常驻临河，专司传达京定函电。因临河系山西所辖，检查较松，又可避开宁夏的监视。旗地乱事初定，奸人窥伺，在在堪虞，所有一切行动，格外谨慎，方可免人口实，嗣后大小庆贺，勿用穿戴顶翎袍褂。”一面派人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起诉“戊辰事件”，要求以法处理。
1929年春，阿拉善旗新执政者，在邵遇芝的指点和塔王的策划下，在于长东的具体协助下，积极分头向各有关方面告状。2月15日向驻北平的内蒙各旗联合会会长贡桑诺尔布呈诉说：“甘肃驻定远营办事委员姚连榜，受人指使，勾接乱党德毅忱、田济、孟雄、罗敖友，徐建亭，假革命名义，袭城杀官，劫库刁畜，辱妇勒商；姚捏本旗反革命，通电各处调大兵，尽情杀掠荼炭，幸甘肃省将姚撤差，但祸首迄今逍遥法外，呈转南京国民政府及冯总司令派员调查，将德、田、孟、罗、徐严挚惩办，并退还所抢财物”（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冯玉祥很快答复阿拉善旗说：“据称各节，已电宁夏门主席就近核办”，并同时抄送郑州、西安、宁夏、临河等地。
阿拉善旗执政者以冯玉祥的复电要挟甘肃省。2月27日，政务处向已升任陕、甘、宁、青剿匪总司令的刘郁芬，再次去函控告说：
“冯总司令皓电称，已电门主席就近核办，奉此自应静候，何致一再哓渎，无如宁夏方面至今并未表示如何惩办，近闻德、田仍以司令名义，招兵购械，大有汲汲欲动之势。兹又于邮局查出德、田与葛姓（指葛秀）来往信函，内称不久来定，加兵蒙地，杀戮汉蒙人民。现闻德之党羽阿尔斯冷暨左连长呼尔茨别立格二人，逃往后套，正串各处土匪，有乘机扰害蒙边之说。叩恳贵总司令尝准，将德等挚提到贵司令部下，以法惩办”。
时因甘、宁两省已分治，刘郁芬亦借故将此案转门致中查照核办，未予直接插手。
门致中初任省主席，就遇上阿拉善旗向各处告状，使其不得安宁，甚为恼火。门致中既怨邵遇芝在上年乘门离宁之际，未将阿拉善旗事变处理好；更恨于长东到定远营，一手搞垮新政权，一手扶植已倒台的王公制度重新复辟。门致中想惩治于长东，于长东得知门致中要回宁夏任主席之消息，预感到自己必遭报复，当即逃到北平，住在塔王府，门主席亦无法奈何于他。
为了缓和宁夏与阿拉善旗的紧张气氛，1929年3月20日，邵遇芝致函劝解阿拉善旗执政者说：
“宁夏为甘北门户，毗连陕、绥各省，向称重镇，当今国民政府以边防之重要，恐边情之易隔，故改为行省；省政府及各厅处，均已组织成立；对于地方应行应革各事，正在积极筹议，分别进行，而以肃请匪患为入手办法，使人民生命有所卫护，财产有所保障，一遵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所招示，国民政府所讨论，谋政治之改良，民主之福利，务达到农安于野，士安于校，工安于场，商安于肆之目的，凡此种种，本省府誓诚信努力赴之。去岁贵旗地方，因姚委员办事不善，呈现纠纷，本省政府甚抱憾歉。此后当体察蒙地情况，力谋蒙众之乐利安宁，维旗下事务，尚祈贵处同仁，多予襄助。倘恐蒙情之隔阂，而谋安辑之良方，即请酌派妥员代表二三人，来宁商述一切，省府极表欢迎”（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
阿拉善旗官员，不愿接受宁夏省的管辖，便按塔王的旨意，表面上虚于应付。3月25日，以政务处名义，向门致中致函说：
“主席德并春深，威同夏大，引瞻豹略，无任獾腾，立特（喇嘛爷自称）株守沙窝，毫无建树，所幸鼓角声清，地方宁敉，得以藉藏鸠拙，堪为主席告慰耳！春初，原拟派员赴宁述职，讵料南界毗联高台、镇番、中卫及后套沙金套海，均有逃兵溃匪闯入，因得力之员均派去巡防弹压，职此时出使无人，致趋承冷淡，非敢慢也”（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
政务处官员，表面上对省主席进行恭维，内心则恨之入骨，总想伺机报复。1929年4月，趁机支持怂恿发动甘肃“河湟事变”的马仲英回部，攻入宁夏省城，致门致中等逃到中卫县避难，大解阿拉善旗复仇者心头之恨。
正当阿拉善旗官员弹冠相庆之际，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由甘肃尾追马仲英，于5月进入宁夏中卫，月底，收复宁夏省城，门致中重返宁夏省政府，吉鸿昌被冯玉祥任命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军第十军军长，驻防宁夏。
吉鸿昌进驻宁夏后，接受了蒙兵第二路司令德毅忱的要求，转饬阿拉善旗政务处，开释羁压的王仁甫、侯长俭。6月29日，吉鸿昌函告阿拉善旗政务处说：“如无特别情事，祈即开释。”7月9日，旗政务处官员，乘机向吉鸿昌历述姚连榜、德毅忱发动“戊辰事变”的“罪行”，并劝吉“军长勿与德毅忱等轻相往来，致损威望。”对开释王、侯二人之事，则以“王为破坏和平、侯为盗卖枪支罪，系于委员手内揭出寄押，与旗不相干，未便遽行开释”等词，拒而不从命。此后，政务处加紧向宁夏榷运局、百货征收局和财政厅，提出要求分摊赔偿“戊辰事变”中的200万元损失。
1929年7月24日，门致中处于社会舆论和兵谏压力的困境中，拖病辞去省主席职。当日，吉鸿昌就任宁夏省代主席职，随后改组各厅的领导，邵遇芝离任民政厅长职。
阿拉善旗官员，庆幸门致中离开宁夏，惋惜邵遇芝免职。事已至此，只好先向吉主席要求停止百货局向阿拉善旗开征百货税捐，并致函说：
“阿拉善旗对国民军可谓万分热忱，已经年增盐税二三万元；今革命成功，利益未占，姚连榜等竟勾通乱党，击城劫库，甘肃省让宁夏拨款抚恤，至今分厘不赔。恳主席准暂免开办百货税捐，将省百货局派来的许荩卿唤回，以舒民困”。
为解决宁夏省和阿拉善旗的矛盾，5月中旬，吉鸿昌派赵景文到旗布置工作。赵带警卫人员由宁夏出发后，消息立即传到旗上，谣传说“宁夏派大兵来剿灭蒙古，前锋已到平羌堡”，吓得商民搬迁，蒙民争先逃往沙窝，蒙兵持械把关，政务处只剩协理巴音都仁等数人。赵见此状，无心久留，于当月20日夜拔队回宁。临走时只留王庭芝、石东朋2人，名为联络蒙汉感情。
协理等已是惊弓之鸟，见王、石留定，犹如姚连榜脱胎而重来，复思该王、石2人在“戊辰事变”中，即拿过财物，又系姚连榜的幕后策划人，见鞭思马，观物伤情，不禁痛恨冲冠，赵景文前年离旗时，留下连姚榜，致发生了“戊辰事变”，今朝离旗，又留2人，岂知又会发生什么问题。于是，政务处便设宴与王、石饯行，强勒其出境。但王、石只赴宴，不离旗，无奈，政务处即向吉鸿昌提出：“一旦蒙人不胜其忿，发泄起来，政务处实不敢担保护之责，请主席将王、石调回，免致堕入离间挑剔之局中。”
同年9月，塔王向政务处提出说：“本旗乱事已年余，祸首未捕获，赃物未追还，长此格置，旗冤何日得申？特拟函稿，派专差赴宁夏省府交涉。”吉鸿昌还未来得及妥善解决阿拉善旗问题，同年10月中旬，即被调率部东下，参加中原大战。吉鸿昌离宁时，将省主席职交民政厅长马福寿代理，并任骑兵师长苏雨生为驻宁城防司令。此时，德毅忱等感到大势已去，只有各奔前程了，德携眷赴河套投亲。
1929年底，马鸿宾任宁夏省代主席后，旗政务处再向马提出姚连榜案说：“本旗正拟与吉鸿昌严重交涉，适因前方战事，吉主席离宁，致案悬莫结，恳马主席准将逃宁的德、田、孟、徐赐缉到案，并发被抢去的快抢、子弹，以弥补阿拉善旗损失。”马鸿宾对要人之事，不予理睬，只对要武器之事，简单答复说：“此间枪、弹亦不敷用，容转呈兰州主席示”。
1930年2月，塔王派出的密探，在绥远发现德毅忱，当即协同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联合会，将德与其长子罗景瑞逮捕，送往北平塔王府。寄居五原县的德毅忱之妻郭淑贞（德懿霞），得知消息，当即向五原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和绥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申述其夫被捕详情，求其设法营救。3月份，绥远省党务会派委员赵充义、纪守光，赴乌、伊盟联合会调查后，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出面，与塔王一再交涉，“求其早日开释，以维革命人才”。塔王答复：“对德毅忱，绝无杀害之意”。时因时局紧张，绥远省放松了营救，致将该案搁置未办。
1930年8月13日，塔王派人将德毅忱、罗景瑞，由北平起解回旗，并向北寺佛爷、达喇嘛爷传谕，令该寺派人将德毅忱“押送库列图庙，严密看管，勿稍疏懈，如不守分，即发往巴丹吉林”。据此，旗政务处派总管麦麦库带卫兵，前去包头接押。同年9月24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塔王的八拜义兄）受郭淑贞之请求，发出280号训令：“请宁夏省政府查明情形，秉公办理”；并“令阿拉善旗不得随意进行处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
宁夏省主席马鸿宾接到马福祥的训令和绥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营救德毅忱的217号函，并收到郭淑贞（德懿霞）营救丈夫和儿子的诉状，甚为同情，于10月12日向阿拉善旗政务处发出1042号函称：“查中国国民党早已由秘密而公开，青天白日旗飘扬全国，国民革命行将完成，在此训政时期，王府竟敢擅自逮捕革命工作人员，拘禁年余不释，殊属藐视本党纪律、国家法律已极。懿一女流，恐亦被捕，遂携子女卉落后套，举目无亲，告贷无门，凄凄惨惨，其苦诚不堪言，径向省政府请求就近营救其夫、其子。准此，请查照办理见复”（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塔王答复是：“该案已依法判处，绝无生命问题。”
1931年4月，德毅忱之妻郭淑贞（德懿霞），住在河套达拉特旗的亲戚云格（云格是德毅忱的堂姐，名诺月朋）家时，不慎被狗咬伤，遂去五原县治伤，走时，云格不准德携走伊的两个箱子，致德在五原靠绅士周济度日。无奈之下，经绅士崔国仁襄助，于9月间将德之女芳格续弦给绅董田喜亭（田系吉林旗人，历任绥远总办、坐办，局长等职，为河套第一老财），后由田出洋500元，才将德的两箱财物，从云格手中要回，变卖度日。同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日（1931年12月14日），德妻再向其叔翁塔王叩禀苦衷，乞求塔王鼎力设法，援救其夫出狱，并要求向其夫转告她的遭遇。塔王府对德妻答复说：“阿拉善旗之乱其兄弟扰害本王不浅，本王何能再管他家之事”。此时塔王已去世，但他生前并未对德毅忱给予系毫宽恕。
1933年旧历正月，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时，途径五原县，被郭淑贞（德懿霞）得知，便拜托第205旅田旅长，向马求情，“要求马主席帮助转函阿拉善旗王爷发还德毅忱的财产，赦释罗景瑞，赐复世袭罔替头等台吉”。马鸿逵忙于就任省主席，未予顾及德的呈诉，直到接到德的再次摧诉，才于5月29日，以省政府名义，将诉呈转阿拉善拉善旗政务处查照办理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