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寿
一、“小三爷事件”中的主要人物
“小三爷事件”，在阿拉善旗的历史上，是一个较为重大的事件。它的发生与发展，曾经震撼过全旗。
“小三爷”，蒙名德钦一心诺尔布，乳名勇格，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的贵族家庭。他父亲嘉伦春旺吉勒，是阿拉善旗第六代亲王多罗特色楞的三弟，幼年时期，曾被选充为南寺（广宗寺）的活佛，执掌着本旗的宗教。因他是当代王爷的三弟，颇能干预政事，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人们称之为“三爷葛根”。后来因家庭关系，自愿还俗，并娶妻置妾，生有3个儿子，长子名齐米德爱林岑，人称为“任大爷”，次子名恩克布音，人称为“知二爷”，三子即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因和他父亲在兄弟行辈中均是行三，为了有区别，人们称之为“小三爷”。
德毅忱幼时在定远营（巴彦浩特）私塾读书，学习蒙、汉文，在当时蒙旗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算是一个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为人态度和蔼，没有王公贵族的架子，因此群众对他印象很好，愿和他接近。
在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弟兄就分居另过，他分有果园一处、土地300余亩、铺房100余间，此外还有一部分牲畜。他依靠这些地租房租等收入，过着太特殊的贵族生活。在当时，他还充任梅林副章京职务，但生活散漫，经常不到旗衙门办公，遇有待商的大事，必须派人请他才去参加，因之为当权派章京陈莽哈赖所不满，并加以排斥，而他也就随着成为一个虚有其名的游离于封建统治集团之外的贵族人物了。
尽管如此，他仍没有被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们所遗弃，仍对他接二连三地赐爵封官。如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对他赐爵为辅国公，本旗塔旺布里甲拉曾先提升他为管旗副章京，到了发动事变的前两天即民国17年（1928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一日还晋升他为本旗的正协理。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习于懒散，有一定的缺点和弱点，一方面又由于陈莽哈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千方百计地要排斥他于统治集团之外，使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之，他在旗里也就长期地成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了。
孟雄，号志停，他原是甘肃省秦安县的回民，因在原籍打死人，畏罪潜逃到定远营。他原业裁缝，来定远营后，仍操旧业，因他技术高，深为本旗正协理四公爷所喜爱。同时他又善于阿谀逢迎，对四公爷极尽恭维，这样就很快地取得了四公爷的信任，在四公爷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加入了阿拉善旗籍，具有蒙民的资格，同时还抛开了裁缝职业，走进了本旗的衙门。更由于他钻营得法，应付自如，没有几年，就飞黄腾达地充任阿拉善旗梅林兼听差处“达尔嘎”（审判官）等职务。后来他又和当权派陈莽哈赖有了勾结，陈对他也非常倚重，这就越加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从而将本旗的对外联系和处理汉族人民事务的人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树立起他自己在旗内的威信。同时他还在定远营城隍庙组织了“在理公所”的迷信团体，宗旨为戒烟戒酒，每月初五、十五，他都亲往该庙磕头烧香，吸引了定远营人数较多的小手工业者群往参加，也就更加强了他的群众基础，使他在本旗的地位，更趋稳固。
罗敖有，蒙名嘎宁嘎，出身于阿拉善旗的贵族，人称之为敖云台吉，他自幼在旗衙门印房学习，及长精通蒙文，擅长武术，还会修理枪支，由于他才能出众，极为塔王所赏识，由一般笔帖式提拔为副梅林章京，从此便名闻全旗。民国以来，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枪支散落民间很多，给土匪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本旗邻近河套，那里的“哥老会”、“独立队”又经常窜扰，因此本旗为了防范匪祸，曾组织蒙旗部队，分驻于磴口、四坝等沿边40多个防卡中，以便防堵。罗敖有也就于此时担任了全旗兵营“达尔嘎”，执掌着全旗的军事大权，地位更为重要。但到后来，由于他习惯于生活享受，沾染有极深的鸦片烟瘾，经济便经常入不敷出，生活比较困难。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罄其家产，购买大批烟土，偷运北京贩卖。不料此事为塔王侦悉，立即加以阻止。而罗敖有此时已处于孤注一掷的地步，竟置诸不顾。因此激怒了塔王，将他的全部烟土没收。这一来他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家产荡尽，生活愈陷于绝境。从此对塔王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怨恨，并图谋伺机报复。
罗敖有性喜狩猎，并以狩猎所得，作为一项经常收入。1926年冬，从事蒙古革命运动的郭道甫（蒙名米尔赛），来定远营宣传革命，他便与郭道甫相识，经常在一起打猎游玩，由于彼此相处日久，使他受到郭的感染较深，对革命有了认识，便由对塔王个人的怨恨，发展成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开始积极地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活动。
田济，号协安。是阿拉善旗一个蒙、汉文皆通的知识分子，善画佛像，又精岐黄之术。他父亲曾跟随多王当差，充任王府“包衣达”职务。由于这种关系，他也在王府当差，常随塔王到北京居住。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对政治思想和时代潮流，能得风气之先，他那时正在壮年，又有一定的学识，便因之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鲜事物，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印象较深。以后他又和郭道甫相识，并去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与那里的人民革命领袖苏和巴特尔会见过（这是他自己谈的），思想受到的启发更大，因此他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二、“小三爷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情况
“小三爷事件”虽发生于民国17年（1928年），但其酝酿活动，却在很早以前。由于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明文确定了蒙古的藩属地位，承认了蒙古王公制度的合法，历任当权者亦均未触动。因之，阿拉善旗的封建制度，也一仍其旧。在当时札萨克为塔旺布里甲拉，他平时即喜住北京，并从民国8年（1919年）以后再未回旗，不仅因在京开支浩繁，一切由旗内供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因不亲政事，致旗政大权旁落于东协理罗那木吉勒、章京陈莽哈赖两人之手。这两人是守旧派，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忠实人物，又是亲戚，彼此结合得很紧密，不容许外人插进手来。因此在他们执政期间，一切更顽固保守，使阿拉善旗经济文化的落后，人民生活的恶化，愈为加深。而此时国内外的革命思潮，又到处传播，在这种影响下，阿拉善旗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封建统治集团中一小部分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莫不以改革本旗的封建统治现状为当务之急。虽然由于当权派的各方面压制和排斥，未能早有表现，但却逐渐促使德毅忱、罗敖有、孟雄、田协安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革新派。这些人认识到当权派是顽固的，保守的，却又是势力强大的，如只靠革新派本身的力量来实现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除了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外，并秘密向各方进行活动，寻求外援。终于在民国14年（1925年）和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建立了联系，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吉鸿昌系冯玉祥的部下，民国14年（1925年）冯军在京津战争后，由南口退往西北，途经阿拉善旗所属的磴口巴格时，即在该处设立兵站，到宁夏后，将宁夏改为省制，将在磴口巴格所设的兵站，改为磴口县，划归宁夏省管辖。阿拉善旗以属地无端被人分割，是一个重大问题，即派孟雄前往宁夏交涉。此事未了，冯军为转运军事物资，又给阿拉善旗摊派骆驼7000峰，旗衙门也责成孟雄一并交涉。经过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但孟雄在此时因和吉鸿昌经常接触，却就改革阿拉善旗政治问题有了契合，这不能不说是革新派的一个重大收获。
民国15年（1926年）吉鸿昌借口办理冯军经阿拉善旗境内的转运弹药事宜，派旅长赵景文率领20余人到定远营驻扎，名为负责转运，实际是要扶植革新派活动。赵为人狡猾而圆通，他到定远营后，一方面在暗中积极培养以德毅忱为首的革新派势力；另一方面却又和守旧派勾勾搭搭，拉拢关系。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被吉鸿昌发觉后立即将其调回，改派姚连榜（号甲三）来充任监督，负责进行支援革新派的活动。
姚连榜为人手段辛辣，态度蛮横，对一切问题的处理是大刀阔斧，毫无顾忌。他来后曾设宴请客，本旗正协理罗达希道尔吉前往赴宴，在回来后即身死，人们都传说是姚用药酒毒死的。因此引起守旧派的怀疑。有人曾劝陈莽哈赖严加防范，但陈不以为然，漠然置之。其后梅林副章京黄图门吉尔格勒，为了预加防备，将库存枪支发给一部分亲信人员。陈莽哈赖回旗后，反认为多事，立即将枪支收回入库。黄因此愤而返回雅布赖巴格家中，并在牧区组织人丁，准备应变。
此时革新派已处于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的形势，尽管在农历三月初一日（4月20日），塔王正式任命德毅忱为阿拉善旗正协理，但由于德毅忱、陈莽哈赖之间积怨太深，如同水火，同时德毅沈又为部下所劫持，势成骑虎，而守旧派陈莽哈赖的麻痹大意，更使革新派认为有可乘之机。于是革新派便决定发动政变，经德毅忱召集同志和姚连榜的部下共有100余人，于民国17年农历三月初三日（1928年4月22日），向旗衙门进攻，由于守旧派疏于防范，没有遭到多大抵抗，就顺利地占据了整个定远营，取得了阿拉善旗的政权，并同时逮捕了守旧派头子陈莽哈赖。
革命成功后，革新派在定远营采取了以下各项措施。第一，将逮捕的守旧派头子陈莽哈赖于三月初六日（4月27日）执行枪决。第二，解除旗衙门原有蒙古兵的武装，遣散他们回家，另组织以定远营商团为主的新兵武装。并根据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吉鸿昌已调）的指示，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军司令部，下辖两个旅。由德毅忱任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其尔任第二旅旅长，姚连榜任监督。镇国公塔旺策林（八爷）、镇国公米格瓦敖其尔（南公爷）均被聘为顾问。辅国公齐米德爱林岑（小三爷的大哥）任军需处长，副管旗章京罗巴音都伦任参议。第三，在定远营城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会上由田协安代表革新派向群众宣布“代表封建制度的塔王政权已被推翻，由德毅忱领导下的民主、自由的新政权宣告成立”。第四，为了表示反封建，向全旗宣布今后不准再留辫子。
但随着胜利而来的革新派的弱点，在短时间内也暴露出来了。第一，他们把军事活动仅限于定远营，而不乘胜前进去占领36个巴格及40多个防卡。以致广大牧区仍然在守旧派统治之下，使本身陷于孤立。第二，他们提不出一套完整的施政纲领，新政府究竟要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法令，连他们自己内部也不知道。虽然也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不准留辫子等口号，但仅仅是空洞的号召，或者是“不急之务”。第三，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牧区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事先既没有在牧区进行过革命活动，事后又没有展开宣抚工作，去解决牧区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疾苦，以致他们的行动，便多为群众所误解或不能接受，而失去同情和拥护。第四，参加新政权的领导人，多数是封建统治系统中的上层人物。除塔王未列名外，所有阿拉善旗的镇国公、辅国公，章京、梅林等人物，都参加了新政权的领导，使人民很难区别新政权与旧政权有什么不同。第五，内部不和走向分裂。姚连榜在政变成功后，更加趾高气扬，跋扈自恣，不服从德毅忱的领导。他首先劫掠了旗衙门和王府的底财，价值银洋50万元之谱（其中银元13万元、鸦片1万余两，还有其他财物等），名为上交，实则尽入私囊（完全由姚父掌握）。其次他还在定远营公开放赌，吸食鸦片，奸淫妇女，并强迫德毅忱的侄女三姑娘给他作妾，使德毅忱反感很深。尤其是纵容部下在定远营城内外奸淫掳掠，作践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德、姚之间有了裂痕，连定远营的群众，也因此对新政权开始离心离德了。
由以上各点看出，新政权显然是先天既弱（缺乏群众基础）后天又亏（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再加上守旧派在牧区对新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和造谣，以致广大群众不仅不同情和支持新政权，反而加入了守旧派的行列来反对他们。如当时牧区对新政权的说法是：“德毅忱叛变塔王，出卖阿拉善旗”，特别是听到姚连榜劫走旗衙门的财物和放纵部下奸淫掳掠的种种行为，更惊骇万状，并认为“东军”（当时牧区称冯军为东军，称姚连榜为东军头子）见人就杀（特别是蒙古人），见物就抢，见了妇女就奸淫。因此人心惶惶，东逃西奔，不仅沿贺兰山一带的各巴格居民逃避一空，甚至居住在定远营城内的蒙民，也纷纷外逃，有的逃往北部地区，有的逃入大沙窝里。
这种情况，正给守旧派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人们惶恐和激愤的心情，便在各巴格策动和组成武装部队，向新政权进攻。南部各巴格，由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杨巴图孟柯等人组织和率领，截住了从三关口通往宁夏的要道，并从南面包围定远营。沿贺兰山各巴格，由杨嘎瓦组织和率领，以贺兰山为基地，封锁了从樊家营子山区通往宁夏的小路，并逐渐地逼近了定远营附近。北面巴音乌拉和紫泥湖一带9个巴格，由巴图赛迪组织和率领，以紫泥湖为基地，从北面包围定远营。其他较远的宗别立巴格、克白尔巴格，由宁武、贾朱叶等人组织和率领。此外还有雅布赖等巴格的队伍，也都纷纷集结在定远营的附近，准备进攻。
这些武装部队到达定远营附近后，共推原旗衙门副章京黄图门吉尔格勒为首领，形成了以守旧派为领导的反抗新政权的牧区联军。在经过一番整顿和部署后，便于四月初八日（5月26日）向定远营城展开总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由于牧区联军一方面缺乏洋枪（其中多半数是土枪），武器装备差，一方面牧区联军，没有攻城经验，进攻的方法不对头，所以没能攻下定远营。于是牧区联军即改变战略，重新部署，将队伍撤退至南北两寺，建立据点，并分设防哨，准备作长期四面包围定远营。
在定远营被围后，德毅忱、姚连榜曾请门致中派兵解围，门致中当时即从宁夏派一个步兵营，由彭营长率领，经三关口驰赴定远营援救，但行至中途，即被预先埋伏的南部各巴格的武装队伍击溃，狼狈而逃。其后，门致中又由河套调苏雨生的一个骑兵旅赴援，由镇木关越过贺兰山，冲破了牧区联军的防线，进入了定远营。从此城内防务加强，人心渐趋安定。
这时牧区联军一方面看到城内的援军到来，力量增大，一方面又看到自己内部存在很大的弱点，必须扭转，这个弱点，是由于他们的部队虽有消灭“东军”和推翻新政权的共同目的，但却是从各巴格凑合起来的，互不隶属，各自为政，谁也不愿意听谁的指挥，成了“乌合之众”。因此要集中力量，克敌制胜，就必须扭转这一点，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于是牧区联军便派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原本旗参领白和尚，与居住在北京的塔王取得联系，在巴音乌拉的泽立毛道地区，组织了阿拉善旗临时政府，将所有各巴格的武装组织，统归临时政府领导，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指挥战斗，这样才统一了联军的行动，加强了军事部署，向定远营发动了新攻势。
到了农历六月上旬，牧区联军便向定远营展开第二次进攻。在这次进攻中，由于临时政府的统一指挥，步调一致，虽未能攻下定远营，但却已逼近城垣，紧紧地包围了定远营，使城内新政权的部队，再也不能出城活动。
至此，新政权便面临着以下的情况。第一，在联军围城后，城内人心涣散，军心动摇，居民纷纷外逃，所招募的商团兵，除战时牺牲者外，其余也大部分东逃西散。城内秩序及防守任务，全靠苏雨生的队伍维持和支持。并因与宁夏的联系被切断，逐渐陷于弹尽援绝的境地。第二，新政权所凭借的唯一靠山冯军，此时因主力部队进入潼关，在宁夏一带，已无兵可调，不能支援。第三，在新政权的内部，有部分人因兵临城下，对新政权失掉信心，或者逃走，或者投敌，甚至德毅忱的骨干分子和亲信人物罗敖有，也投降了临时政府。第四，站在新政权幕后的支持者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因爱莫能助，认为困守无益，促使新政权在有利的条件下，与临时政权进行和平谈判。第五，居住在北京的塔旺布里甲拉，迭向南京政权和蒙藏委员会提出立即制止门致中在阿拉善旗的军事行动，撤走苏雨生部队，恢复阿拉善秩序，赔偿已被劫走的财物等四项要求。蒙藏委员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从中进行调解。
基于以上情况，新政权内外交迫，万难维持，接着门致中又派来于长东为居间人，准备在有利于新政权的条件下，促成双方谈判。新政府在此时只好顺从，却不意于长东为人老奸巨猾，唯利是图，在他来后，摸清了双方的情况，竟不按门致中的意图办事，倒向了临时政府方面，全心全意地为塔王效劳，从而把这一新政权无情地摧毁。他的具体做法是：（1）以门致中的名义，将姚连榜扣捕并押解宁夏。（2）解除德毅忱的武装，移交临时政府。（3）迫使苏雨生部队撤离定远营。（4）胁迫德毅忱、田协安，孟雄等人随军撤走。
新政权经过于长东这一番处置后，便宣告结束。计自农历三月初三日（4月22日）发动政变起，至被于长东强迫解散为止，共存在了7个月。
圆滑善变的于长东，不仅全力摧毁了新政权，更积极协助守旧派恢复封建统治的旧秩序。在新政权瓦解后，由于塔王远居北京，旗衙门无人负责，于长东便出面召集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员和带兵“达木尔”开会，研究旗衙门由谁负责的问题。经过多次商讨，最后一致推举南寺（广宗寺）活佛“喇嘛爷”暂时护理印务。会后即派塔旺策林（八爷）、商会负责人姜子苗，赵双才等人请“喇嘛爷”出山，正式就职。
“喇嘛爷”在就职后，即派人到北京向塔王汇报旗内情况，并要求迅速指派负责人员共管旗政。塔王即下令委派罗巴音都伦为协理，白和尚为管旗章京，杨呢玛敖其尔为管旗副章京，受“喇嘛爷”领导，分管旗政。从此，曾一度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在守旧派与军阀、政客的通力合作下，转危为安。“喇嘛爷”在阿拉善旗执政5年，迄民国21年（1932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四日上午9时止，才将政务移交给札萨克达理札雅掌管。
于长东的叛变行为，为门致中切齿痛恨。曾下令四处缉拿，使于长东不能在阿拉善旗容身，由旗府护送至北京躲避。至门致中离开宁夏后，于长东才回阿拉善旗，并担任旗府秘书长，一直到民国28年（1939年）死去为止，这也是对于长东的酬庸。
德毅忱撤到宁夏后，仍受到门致中的器重和支持。除继续保持他的司令部番号和职务外，并拨发银洋2000元，作为招抚流亡人员经费，使他重整兵马，等待时机，仍返阿拉善旗。但这时德毅忱已志气颓丧，认为前途暗淡，恢复旧业无望，终于在领取2000元银洋后，即携带眷属，来一个不辞而别，由宁夏乘船径赴包头。此后寄居归绥，过着流亡的寓公生活。
德毅忱走后，田协安、孟雄等人，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况，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亦均分道扬镳，逃亡他处。德毅忱领导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失败后的德毅忱，避居归绥，只求全身远祸，已无力东山再起。但凶狠成性的阿拉善旗的守旧派，却把他恨入骨髓，欲杀之而后快。因此侦骑四出，查找德毅忱的行踪。至民国19年（1930年）5月底，陈莽哈赖的女婿罗巴图孟柯，在归绥城发现了德毅忱，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立即向归绥市警察局报告，并花钱活动将德毅忱及其长子罗景瑞一并予以逮捕监禁；一方面向北京的塔王请示处置办法，经塔王指示，先将德毅忱押解本旗，俟塔王返旗后，再行处理。
在德毅忱由归绥解回后，阿拉善旗的守旧派和一些极端复仇分子们，如获至宝，他们对德毅忱备极凌辱，曾用酷刑多次进行审问，最后加以叛变头子的罪名，把德流放于阿拉善旗南部图兰泰巴格所属的查干高勒庙上。这时德毅忱因屡遭摧残，体力不支，终于惊恐成疾，于民国21年（1932年）农历六月上旬，病重死去。
德毅忱的长子罗景瑞，年仅16岁，对当时政变，童子何知？但穷极凶狠的守旧派，为了斩草除根，竟派亲卓尔格把他枪毙于阿拉善旗北部的古鲁乃湖畔。
此外，守旧派对于曾充第二旅旅长的敖其尔和变节投降的罗敖有，也不容留。在当权人物罗巴音都伦、范布尔格德、罗巴岱等人的主持下，又把这两人枪毙在定远营北边的头道沙子里。罗敖有的变节，原冀苟全性命，却不料最后仍暴尸沙砾，这也是他应有的下场。
“小三爷事件”的主要人物，现在仅存者为田协安。他自政变失败后，东飘西泊，浪迹天涯，直到解放后，才得返阿拉善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下，重建家园。他现已年逾古稀，在巴彦浩特以行医为业，并担任巴盟政协委员。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小三爷事件”的经过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