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忠
“毛巴特尔事件”始发于1928年，结束于1932年，历时5年之久。因为阿拉善旗广宗寺（南寺）的大活佛——达格宝呼图克图（清廷册封的尊号）那旺丹增是参与这次事件的重要人，故又称“葛根事件”（蒙语称活佛为葛根）。
“毛巴特尔事件”，是继阿拉善旗“戊辰事变”之后，发生在阿拉善旗王公政权内部的另一起政治事件，它并非“戊辰事变”的继续。这两次事件本身是互相对立的，没有内在的联系，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参与这次事件的主要当事人，现在已很难找到，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这次事件者，却不乏其人。对这次事件的性质和过程，民间传说很多，各说不一。见于文字叙述者，最早的载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阿拉善旗情况》一书中。此后，虽也见过几篇叙述毛巴特尔事件过程的文章，但在一些重要情节和过程上，各说不一。
毛巴特尔即本文援引史料中误译的毛巴图，是阿拉善旗温都尔图苏木人。1928年“戊辰事变”发生后，德毅忱新政权机构发出布告，收缴全旗范围内的所有枪支，引起毛巴特尔的极大不满。于是，毛巴特尔于农历四月初三日（5月21日）联合通湖防卡卡长范布尔格德，发动阿拉善旗南部几个巴格的蒙民，组成队伍五营，由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带队，奔赴定远营，讨伐德毅忱新政权。毛、范2人率兵第一次攻城失败，退至南寺，虽未取得胜利，但客观上起了发动其他巴格组织起来讨逆的作用。同年7月，塔王由北京传谕组织了阿拉善旗临时政府，有组织地向新政权发起反击时，毛巴特尔身佩宝剑，表现英勇。新政权被击溃后，塔王在论功行赏时，念毛巴特尔率先带领蒙人维护王公政权有功，晋升为副骁骑校兼营长，范布尔格德也升为兵营的军官，罗巴音都仁升为协理，委南寺的喇嘛坦（即喇嘛爷）桑吉嘉木苏护理札萨克印务，代替塔旺布里甲拉亲王在旗里执政。
一、毛巴特尔事件的由来
“戊辰事变”平息后，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梅林黄图门吉日格勒（汉名黄康禄，原为翻译）等人，不满塔王的善后人事安排，但又不能直接反对塔王，也没理由反对喇嘛爷护理印务。因为喇嘛爷出寺执政，不仅是上层各方推举，又经塔王委任的，而且他出身贵族，曾充任过西藏布达拉宫朗杰扎仓的堪布，赴北京值过年班，授过清朝皇帝赏赐的蟒袍衣料，清廷册封他为迭斯尔特呼图克图，达赖、班禅授予过阿日鲁克桑班第达额尔德尼诺门汗称号。他那出众的佛事活动和崇高的荣誉，在当时的阿拉善旗，可谓德高望重的佼佼者，由他出面代塔王执政，可以震摄各方，这是当时全旗公认的。于是，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罗巴音都仁、杨尼玛敖子尔与毛巴特尔、黄图门吉日格勒、范布尔格德等两派头目身上。在他们共同施政过程中，斗争日逾骤增，矛盾日加激烈。
1929年春，马仲英进犯宁夏时，先派专使向阿拉善旗王爷致函，要求借路一过，信中流露了“和则联，阻则攻”的口吻。在这大军压境之际，一步失误，就可能造成战火弥漫，生灵涂炭；一着走对，即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在这祸福存亡的关键时刻，旗政务处的大老爷们犹豫不决。毛巴特尔等，以民勤等县阻挡回军前进，均遭杀戮抢劫为例，执意欢迎回军路过阿拉善旗，借以避免蒙、回厮杀。罗巴音都仁等亦知蒙兵力抵回军，犹如以卵击石。因此，两派都同意欢迎马仲英在不践踏阿拉善旗的前提下，路过旗地，攻打宁夏，赶走国民军，以报上年“戊辰事变”之仇。
1929年4月上旬，罗巴音都仁派毛巴特尔去中途迎接马仲英，暗怀借马仲英的刀除掉自己对手的心。毛巴特尔亦乐意前往迎接回军，这既可保着阿拉善旗的安全，又可使自己找到靠山。
马仲英到阿拉善旗后，委毛巴特尔为西路司令，这出乎意外的决定，使罗巴音都仁等执政者异常不安，欲反对，又不敢；欲默认，又与王公体制不符。为了应付当时动乱的严峻局势，政务处不仅暂且认可，而且在与马仲英的交往中，把西路司令毛巴特尔与护印迭斯尔特列在一起，共同署名，犹如阿拉善旗军、政两首领。这种状况，在等级森严的王公制度中是大逆不道的，而毛巴特尔则以显赫的军职，与旗执政者相抗衡。
马仲英在宁夏战败后，指示其部下接收招抚。1929年12月，马谦被宁夏省政府委任为宁夏省骑兵第一军军长；毛巴特尔亦乘机捞了个宁夏骑兵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名义，高散迪布捞了个第三师第一旅旅长名义。旗政务处虽然知道，毛巴特尔只不过是个名义师长，但也不愿轻易放松对毛的控制，以免使其壮大实力。
为了约束毛的行动，政务处采用派差的办法，使其按政务处的命令进行活动。1930年农历五月，政务处委任毛巴特尔为阿拉善旗防军五营指挥，并派其率兵10人，赴旗地南部扎哈道兰、朝胡尔套勒盖等处靖边缉匪。农历六月初，政务处发现毛在执行公务中，与旗理事官厅（相当于法院）的达尔古双才赵老爷，擅自将客民郭某2人寄押在宁夏省公安局，很为不满，认为这是毛巴特尔对旗内执政大老爷们的蔑视。于是，当即向宁夏省公安局交涉说：“毛巴特儿和赵老爷是阿拉善旗的低级职员，无有向邻封托办事谊之权”。
政务处第一次给毛巴特尔派差，未起到约束毛的作用，便第二次派差使。1930年春，政务处派出690峰骆驼，到包头迎接塔王由北京回阿拉善旗，后因蒙藏委员会定于4月份在北京召开蒙古会议，塔王不能按期回旗；负责接迎塔王的陶宗对决定，在包头几个商号内，拦运了一大批送往西宁的皮袋（货物）。当货抵定远营，发现合同上所写的运价和口头议定之价不一样（因陶不识汉字，被商人欺骗了），因此民驼拒绝继续承运，西宁商人又不相让。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政务处派毛巴特尔前往青海，负责押运货物和交涉运费的使命。
毛巴特尔授命后，不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于7月13日还在青海马主席那里捞到了一个赴后套办运军装的美差。这次出使，使毛巴特尔在甘、青、绥等地增长了见识，结识了好友，为以后的发迹增添了信心。罗巴音都仁见状，对毛更为不满，意想挑起事端乘机惩治毛巴特尔。
1930年9月间，罗巴音都仁无端向毛巴特尔的护兵扣乃苛索大洋25元，毛知其为以权存心欺压，难以忍辱，便在政务处与罗发生口角，互相揭短。事后，罗以毛巴特尔私通马仲英，持功骄恣，顶撞协理等罪名，要求喇嘛爷严惩。喇嘛爷桑吉嘉木苏遂将毛发交看守监押。这一粗暴行动，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政务处亦感到不好收场，于是趁定远营商务会及兵营各青年为毛巴特尔求情之机，将毛释放。
罗巴音都仁关押毛巴特尔之事，在社会上传播很快，而且对执政官员的声誉很不利。政务处很担心把事态扩大，使他们陷于被动，特别是害怕马仲英出面干涉，于是采用以攻为守的手段，于11月9日先向马仲英去函解释说：“毛营长巴特儿，近因醉酒使性，在政务处言语野蛮；护印喇嘛爷以其行为过于粗鲁，当即关押。此系法律中不得已之教育，非有它也！现经政务处转恳喇嘛爷，业将毛巴特儿开释。维蒙汉远隔，传闻向多异词。俗语云：一尺风，二尺浪，深恐贵司令远道不知敝旗此次发生毛巴特儿之情形，以讹传讹，发生误会。特顺笔及之，以释远念！”（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毛巴特尔受政务处监押释放后，加深了对政务处官员的仇视，更认定喇嘛爷桑吉嘉木苏助纣为虐，与协理罗巴音都仁等，均为不可信任之人。于是，决心铲除王府执政巨魁，以雪被辱之恨。为能取而代之，毛巴特尔选中了与喇嘛爷地位相当的南寺大活佛那旺丹曾。
二、南寺活佛涉入毛巴特尔事件
南寺（广宗寺）大活佛那旺丹曾（即阿旺丹增嘉木苏，俗称南寺葛根，本文使用史料中通用的那旺丹曾名字）。是西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阿拉善旗圆寂后，第六个转世的活佛，受封为达格布呼图克图。为能较清楚的了解南寺活佛的情况，在此顺便介绍一些有关史料。
西藏在噶玛政权统治时代，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为反抗执政的第巴（藏王）对黄教压迫摧残的政策，于公元1641年，派人密招统治青海的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率兵入藏，帮助推翻噶玛政权，次年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格鲁派、黄教派）。清顺治入关作皇帝后，在用金册金印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亦以金册金印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此后，固始汗子孙四代，先后控制西藏75年之久（牙含章：《达赖喇嘛传》）。1679年，桑结嘉措继任第巴后，对蒙古人驻兵西藏，事事受干涉牵制，很不满意。遂勾结新疆准噶尔蒙古部落酋长噶尔丹，起兵侵入青海，抄袭固始汗子孙的后方，以削弱其势力。
168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逝世后，第巴桑结嘉措欲专国事密不发丧。次年，第巴亲赴北京进贡，以达赖名义向康熙帝致书，乞赐封爵。康熙乃授予第巴桑结嘉措“掌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清圣祖实录》）。时隔15年后，康熙得知五世达赖已死多年的消息，致书责问第巴。桑结嘉措非常恐慌，乃于1697年将早已选定的六世达赖转世定灵童于是年9月，拜五世班禅为师，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0月25日在布达拉宫坐床。
1705年，桑结嘉措欲驱逐控制西藏的固始汗三世孙拉藏汗，先下毒，被发觉，后用兵，又被击溃，桑结嘉措被处死。事发后，拉藏汗向康熙帝报告桑结嘉措“谋反”经过，并奏说仓央嘉措不是真达赖灵童，请予废立。清帝派侍郎赫寿进藏安抚，将仓央嘉措“诏执献京师”。
1706年，年仅23岁的仓央嘉措被解送北京时，行至青海，皇上降旨责钦使调解办理不善。钦使赫寿进退为难，“大师乃舍弃名位，决然遁去”（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此后在西藏传说，六世达赖死于青海滨；以后又传说，十三世达赖曾到山西五台山，参观六世达赖闭关坐静的寺庙，好像六世达赖死于山西。在阿拉善旗喇嘛寺里，对六世达赖的传说是：“仓央嘉措赴京途中，行至青海，夜间独自遁去，随从的色崩（侍卫）回藏报说达赖已死。其实，仓央嘉措到青海庄浪石门寺住了10年。1716年带着12个门徒，为寻找已故第巴桑结嘉措的化身，来到阿拉善旗，并在厢根达赖巴格找到了第巴的化身，认定班自尔札布台吉之子阿旺多尔济，即是第巴桑结嘉措的转世灵童，遂收其为弟子。”
六世达赖在阿拉善旗朝克图库勒庙（昭化寺）坐化后，其弟子诺门汗喇嘛阿旺多尔济，遵其遗言，在定远营东南方的贺兰山谷内，修建起阿拉善旗第一座喇嘛大寺，乾隆皇帝于1757年御赐匾额为“广宗寺”。阿旺多尔济将六世达赖的遗体，以七宝装成金龛灵塔，供在广宗寺，尊为该寺第一代“葛根”；自己作了该寺第一代“喇嘛坦”（牙含章：《达赖喇嘛传》）。此后2人均以灵童传世的方式，各自相传六代。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一些无知之辈，将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保存了200多年的六世达赖遗体灵塔，亦被付之一炬。
广宗寺的葛根（活佛）和喇嘛坦（喇嘛爷），虽依其转世先后，互为师徒，但葛根的地位高于喇嘛坦，始终不变。六世葛根那旺丹曾，是五世喇嘛爷桑吉嘉木苏的徒弟，他被选为葛根转世灵童，以及进庙坐床和送西藏修炼经文，都是由桑吉嘉木苏主持承办的。
那旺丹曾于1926年到西藏学经数年；1930年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并谒见了塔王。同年10月6日，喇嘛爷派广宗寺二喇嘛原敦，带领僧俗役人，赴包头迎接活佛由京回旗。期间，其跟役两名，在包头被土匪虏去，经塔王函托祥泰隆说情，花洋400余元，才将2名跟役要回。那旺丹曾由京返旗时，持有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发的315号护照，因此很平安地于同年12月末（农历十一月初旬）回到了阿拉善旗。那旺丹曾回旗后，毛巴特尔向其详述了平息“戊辰事变”的经过，并揭示罗巴音都仁在“戊辰事变”时，弃官（管旗章京）出走避难，被德毅忱委任为旗务处长职，事变乎息后，再任协理，贪赃枉法，陷害忠良，喇嘛爷受贿卖法，将反对他们执政的黄图门吉尔格勒（黄康录），革除官职（梅林章京），发往牧区监视等罪过。
那旺丹曾很同情其堂叔毛巴特尔的遭遇。同时也想到自己，虽为南寺的大活佛，但出身贫民家庭，又是喇嘛爷的徒弟，虽位尊，但势弱，如再让喇嘛爷执掌旗政，将对自己更为不利。于是他便出面与喇嘛爷摊牌，要求喇嘛爷革除巴音都仁协理职，惩办“罪人”，释放被协理关押的“好人”。图门吉尔格勒得知活佛回旗，也到定远营向其诉冤，极力主张革除原任官员，拥戴那旺丹曾护理札萨克印，并积极为其活动。
1931年的春天，阿拉善旗政界权利之争愈演愈烈。塔王远在北京，对旗内之事鞭长莫及，凡事都按喇嘛爷和协理汇报的情况决策。在那旺丹曾的干预下，喇嘛爷桑吉嘉木苏为了缓和斗争局势，答应请求塔王免除罗巴音都仁的协理职务。
黄图门吉尔格勒知道，喇嘛爷不可能真心支持他们的要求，所谓撤换协理，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因此，黄图门吉尔格勒、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等，与那旺丹曾密谋对策，计划在193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三日），采取强硬措施，强制喇嘛爷交印退位。
罗巴音都仁等执政官员派密探时刻监视毛巴特尔等的动向，当他们发现黄图门吉尔格勒等，多次聚会，密议逼协理下台等事后，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应急部署，一面向塔王汇报那旺丹曾等的不轨行为，请示塔王的旨意。
塔王在北平根据桑吉嘉木苏的汇报，电谕政务处说：“顷闻有人勾串，干预政事，故意捣乱，殊属不法；仰政务处立即查明，严行惩办”。罗巴音都仁等接到塔王电谕，腰杆更硬了，口气更大了，总是把毛巴特尔等看成没有任何权利的一介贫民。那旺丹曾看到矛盾已经激化，斗争如不能取胜，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协理将把他们定为扰乱旗政的罪人。于是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利用毛巴特尔掌握兵权的有利条件，于1931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三日），在兵营里集合队伍，派人到理事官厅将罗巴音都仁管押的3个人放出，将政务处的两个官员捉拿管押起来，准备问罪。
喇嘛爷对旗内发生的激烈争斗现象，无法解决，只有求助于宁夏省，遂将旗内的严峻局势，向宁夏省政府和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作了介绍，要求帮助妥善处理。马鸿宾通知宁夏省政府委员们居中调解，并派宁夏省榷运局局长郑万福和省府委员敏蕴光亲临阿拉善旗，“开诚调仃，务望化除轸见。”
1931年5月21日，宁夏省防司令马玉麟，派副官马云昌为其代表，面谒阿拉善旗执政官员，并致函说：“顷自台端与毛司令，双方意见不胜融洽，致有发生冲突，各走极端之势；弟意彼此均属一家，竟可化为畛域，共济时难”，随后，省政府3名委员（代主席兼民政厅长马福寿、财政厅长扈天魁、建设厅长魏鸿发）也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表，一齐来定远营，调解阿拉善旗内部的矛盾。
喇嘛爷和协理等人本想趁宁夏来人调停之机，压服对手，但在郑万福等人的极力相劝和忠告下，自感理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曲意答应和解。
1931年5月31日（农历四月十五日），郑万福、敏蕴光召集旗政务处官员及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等人，陈述了和解的重要意义及毛、范2人的功绩。使双方矛盾稍有缓和。喇嘛爷只好当众宣布，自农历四月十五日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全部完结，不再重提。
宁夏省的代表调解结束后，旗政务处便以函信致谢的方式，分别向宁夏省政府各委员，陈述毛巴特尔的过错。5月29日致函郑万福局长和敏蕴光委员说：
“敝旗以些小意不融之姑，上劳主席及二厅长，又承亲举玉趾跋涉远来，感激之至！查此次风声，并非敝处与喇嘛爷不能容忍，寔缘达布佛（指达格布乎图克图那旺丹曾活佛，下同）率毛巴图等，得寸进尺，故意捣乱政治范围，去年以来，毛巴图恃功骄恣，滥交非人惹出极坏声名，马主席迭次来函，连累敝处受谴责。喇嘛爷以全旗名誉，正拟以法惩戒，未及发表，适毛巴图又因细故，在政务处顶撞协理。巴哈乃（即罗巴音都仁的尊号）据情起诉，喇嘛爷将毛发交看守；未及惩办，毛乘隙自行出监，举动非法。依律应重坐监，尔时喇嘛爷念毛前功，亦即从宽免究。事后，达布佛与毛巴图等，又极力反对协理；扬言要拿巴哈乃，并声称非求喇嘛爷将巴哈乃开除协理，决不甘心等。时喇嘛爷以息事起见，特禀王爷将巴哈乃免去协理，以平达、毛之心。达布佛应从此罢休，回寺念经，为民祈福；不料得寸进尺，于旧历四月初三，大营内无故掌号集兵，指使多人到理事官厅，将拘留待讯犯三名刁出，又将外间蒙人无故捉押二人，并声称捉拿好尔岱等，因此，好尔岱等逃出躲避，内中亦有赴各卡送信者，各卡兵民闻知达布佛及毛巴图等扰乱政务秩序等情，附近各卡派人来探听，并非敝处调来。正在纠纷间，适宁夏省城防司令来函称：现闻套匪西窜，除本省防军开石嘴山防堵，贵处应早筹防。于是，敝处调附近蒙兵数十名，添防定城，事关边防，有函可稽，并非调兵与达布佛和毛巴图为难，且达布佛，身膺尊号，理应六尘不染，五蕴皆空，方不辱没佛字；今无端干预行政，捣乱秩序，又子大营内仿佛另立机关，今拿张三，明捉李四，以致人心惶惶，无法制止。似此一国三公，民无所从，且后政务处如何行政？至于毛巴图，曾前不过一平民而已……。两位大驾来调停，敝处不能不通融；总祈两位查明谁是谁非，秉公处理；务使国法不紊，方秩不颠，政体不破，则感激成全不浅”（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在郑局长、敏委员回宁夏的同时，政务处致函宁夏财政厅、建设厅的3位厅长说：
“经郑局长、敏委员来旗，以3厅长息事宁人之意，从事解决，敝处不敢不仰体德意，曲法求全；因于旧历四月十五日，经郑局长等，将毛巴图、范布尔格德等唤到政务处，当众顶礼，要求宽恕。喇嘛爷亦即准情宣布：自今为始，所有本年旧历四月十五日以前，该毛等糊行，悉予假释，开彼自新讫除，一切完结，敝处遵命解释属僚，合理函复钧府鉴核，并鸣谢悃！”
1931年6月14日，政务处给马玉麟司令致感谢函说：
“查毛巴图本一介牧民，因民国十七年在事靖乱之功，遂超升副骁骑校兼营长名目，以酬劳勋。为毛巴图计，理应益图奋勉，共济时艰，乃思不及。此竟敢恃功骄恣，结纳逃兵溃匪，行同豪客绿林，蔑视长官，甘受马仲英委任伪司令命目，夜郎自大，无所不为，连累敝处迭受马主席来函谴责，并有指为捕逃窝薮之言论，其情罪实属法所不容。近复怂恿南寺达布佛爷出头干预政事，排济协理，胁逼兵丁刁释监犯，袒庇罪人；另于本城大营内俨然设立机关，座堂问事，颠倒曲直，日事纷拿眦崖必报，人心惶惶。其捣乱秩序之情形，真有遽数之不能终者。敝处正拟遵奉本府亲王电谕，声罪致讨间，适准贵司令专函解释，迁使致词，谊重邻封，自仰体善意，曲法从宽……以附贵司令之雅意，此后所望毛巴图洗心涤虑，猛省回头，收之桑榆，庶可护全末路；倘外饰内诈，过后仍蹈前愆，则国法昭彰，尔时恐难逃公论。承贵司令息事宁人，再三厚意稠情，殊深感荷鸣谢！”（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毛巴特尔资料卷》）
在宁夏省政府调解旗内纠纷结束后，旗政务处屡向省方诉说那旺丹曾和毛巴特尔等的坏话。毛巴特尔亦非等闲之辈，岂能容忍掌权者一再诬陷。他们决心与掌权派斗争下去，于是，黄图门吉尔格勒以回牧区老家为名，秘密赴北平，亲自向塔王告状；毛巴特尔与那旺丹曾秘密到宁夏，向省政府厅、局长陈述旗内矛盾的根由，并对省方的热心调解，表达感谢。
毛巴特尔赴宁夏的消息，被协理得知后，即认为是蔑视他们，更怕毛搞出对他们不利的新事端。六月二十九日，政务处向宁夏省主席去函，函说：
“‘毛巴图在旗不过一副骁骑校兼营长而已，自马仲英委为司令后，渐至庞然自大，蔑视长官，怂恿南寺达布佛爷干预地方政事’等过失，并说：‘政务处荷蒙主席垂念边情，函嘱3位厅长专员来旗，从中解决；敞处敢不仰体德意，曲法宽容……为毛巴图计，理应闭门思过，痛悔自新，乃思不及。此胆于假释后，仍与马仲英密切往来……蛛丝虫迹鬼祟，可知不宁；惟是毛巴图所任副骁骑校一职并未开除，纵欲赴宁，亦须循例向护印请假，俟得批难后方能离蒙。讵料该毛巴图目空一切，公然不言不语，率卫携枪，任性入宁，料无好意。且自毛巴图走后，此间盘获奸细，均有与毛密切嫌疑；又闻马仲英部下，近日有人赴宁夏与毛巴图送信等语，毛巴图之为人，生性好乱，自民国十八年随马仲英攻破宁城后，胆愈大而心愈凶，常有当土匪比做官好等语，前次闻知套匪将窜石咀，喜形于色；后来听说马仲英秋季来宁之说，正日看剑饮杯，砺兵蓄兵。现在马仲英虽败，然得臣犹在，死灰难免不燃。以毛巴图如此行为，若不早为驱处，深恐勾结愈宽，为祸更烈，一旦发作，不特敝旗遭其蹂躏，即宁夏亦难免不受十八年影响。昔范文正有言：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诚至论也。现在敞旗人民大致反对毛巴图之行为，不能不遵照王爷前电，依法进行，以杜后祸。特此据情函达主席鉴核，赏准在近派兵将毛巴图立即拘拿，予以断然之办法，抑或在宁科以无期徒刑，以遏乱萌’”（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此时的毛巴特尔处境困难，马仲英委任的司令，本来就是有名无实；马谦委任的骑兵师长，也是一纸空文；旗内的执政者与他势不两立，已使他没有容身之地，不得不在宁夏避难。
宁夏省政府接到阿拉善旗政务处6月29日的函信后，马福寿批：
“所称各节是，惟现今安分，嗣后如有不正行为，再行惩办可也。”扈天魁与魏鸿发的意见是：“本应照办，唯因佛爷同在，恐惹起贵旗纠纷，暂缓办”（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此时，因那旺丹曾与毛巴图同在宁夏闲居，正好使省府借口暂托不办。7月13日，省府答复旗政务处说：“大函所陈，不为无见，本应如请办理，以杜乱源；唯该毛巴图日与那佛爷等，同共晨夕，万一操之过急，深恐酿成意外，既启贵旗永远纠纷；尤与邻谊不无妨碍。只好暂可缓办，以观将来，如再有不法情事，自当依法惩办，以儆效尤，除饬公安局随时注意外；相应函夏查照”（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宁夏对阿拉善旗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力说服对立的双方，消除陈见隔阂，务求不要发生武装冲突。旗政务处对毛巴特尔的行动，处处监视，使毛不得安宁，躲在银川不敢回旗，和解的希望，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双方均无诚意。在此情况下，省政府说服那旺丹曾回旗，以大活佛的声望，与喇嘛爷言和，不要逼毛过胜，以免发生事端。
自5月19日达格布活佛等释放“犯人”和拘押官员之事件发生后，政务处当即向北京塔王禀报，要求严惩闹事人员。6月25日（农历五月十日），塔王根据政务处的呈文，向喇嘛爷、罗巴音都仁、白豪胜（和尚）等官员传谕：
“南寺活佛是没有官职的一般百姓，但他数次到王府和兵营挑剔，并撤了几位官员的职务，这与他的身份不符合，所以撤销其呼图克图封号，收回袈裟，交南寺严格管束，并贴出布告，今后不许任何无职务的老百姓参与旗内公务。同时将随同扰乱的巴特儿尔、布尔古特，贡对、图门吉尔格勒和罪犯德钦懿沁诺尔布及其子，一齐注意管押在监狱，俟本王回旗后分别处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喇嘛爷和罗巴音都仁等官员，一心想除掉他们的政治对手，接到塔王的传谕和宁夏省7月13日的复信后，形势对他们很有利；特别是宁夏省政府流露了愿意处置毛巴特尔的意思，这使他们感到借刀杀人的意图有了希望。他们为能找到狠击毛巴特尔的重型炮弹，下令将范布尔格德捉拿押监，经过重刑逼供、诱供，终于得到了他们企图置毛巴特尔于死地的“内情”证据。7月25日，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和政务处向宁夏省主席致函，第一次要求将毛巴特尔处以死刑。函曰：
“钧府九八七号函开：毛巴图与佛爷共同晨夕，万一操之过急，深恐酿成意外，祗好暂行缓办。承准此，仰见主席廑念边庭，无微不至，感激殊深。惟该毛巴特尔所犯各节，均应处以死刑……除轻罪不论外，兹再择其尤为重大昭著者，逐一胪陈于下：（一）去年十月，毛巴图因案稽押，并不静候讯明处理，竟敢串通外间兵丁聚众，以强暴胁迫越出押所，若非敝处弹压迅速，几至酿成巨端……（二）前年马仲英之溃伙，在旗属滩中抢劫大宗烟土，分与毛巴图，卖给蒙人，运至绥远，被失主查获，大受株连……（三）毛巴图原系敝处副骁骑校兼营长，竟背叛本旗职守，甘受马仲英所委司令伪职，暗将全旗备细输与马仲英，意图便利敌人，加害中华民国边地……（四）毛巴图屡有谋为不轨之心，暗藏大小枪支多件，业经敝处悉数起出……今毛巴图数犯死刑，证据确切，不但毫无后悔之心，反而日益加剧。若不及早依法惩办，终恐祸至，噬脐不宁。日昨敝处因案拘讯范营长布尔古特，据供：‘小员向来服从政务处命令，祗因毛巴图迭次胁迫入伙，散出手枪多支，商议于本年旧历三月初三日起手，先将领兵军官一并捉拿，务要喇嘛爷将札萨克印信，交与达布佛爷掌管，推倒政务处一班旧人，另组行政公署，欢迎马仲英前来，共同独立。正在计划进行间，适各巴格防卡来兵护围，以致未得如期发展，遂变计赴宁，一则探看宁夏兵力强弱，再则顺便勾通王英，均是实情，今蒙讯问，不敢隐瞒，所供是实’。据此，查意图颠覆政府，紊乱国宪，蓄意暴动者，为内乱罪，应依现行新律一百一条第一项，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今毛巴图所犯重大各罪，前有事实为凭，今有布尔古特供词可证，已属毫无疑念。现在窃踞临河县之王英，已露西犯之颖；马仲英溃败余烬，又有北窜之信。若不将毛巴图及早惩除，设一旦乘机响应，三面环攻，尔时当不仅敝旗受害，即宁夏百姓，亦势必同受灾殃。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真至言也。周公大义灭亲，无非以国事为重，骨肉为轻。今敝旗对于惩办毛巴图一案，众论佥同，畏害心切，其志决矣。理合函达主席鉴核，俯念边蒙紧要，后祸堪虞，赏准将屡犯俱发之毛巴图，按照现行新律……并惩治盗匪法……各规定，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并剥夺全部公权终身，以遏乱萌，而免后祸，无任盼祷。再达布佛爷，原与毛巴图串通一气，希图非分，以致人民都加白眼，多不朝崇。众心既然不服，决无所谓酿成意外永远纠纷之问题。合并声明，并祈赐复！”
就在政务处备函要求宁夏省处死毛巴特尔的同一天——1931年7月25日（农历六月十一日），那旺丹曾在毛巴特尔所派7名武装亲信的护卫下，于当日下午（申时）由银川到达定远营，早有警戒准备的政务处，得知那旺丹曾带领武装护卫来旗，决定对其实行强硬对策，以使其就范。政务处命令守城岗哨，先将活佛放进城内，令跟随人员先缴出枪械方许进城。活佛护卫拒绝缴械，当即开枪打伤营长、科克2人，城门岗哨亦开枪打倒护卫1匹乘马，随即大营士兵亦赶到助威，当场弋护活佛护卫3人，其余道尔吉、策尔吞、唐古特根敦、沙格都尔甲布等4人，转头逃出定远营，才免遭遇难。
那旺丹曾贸然进城，此举给喇嘛爷桑吉嘉木苏和协理罗巴音都仁等根除活佛的夙愿，制造了口实。7月31日，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和政务处，向宁夏省主席致函，给毛巴特尔罗列了各种罪名，要求惩办。函曰：
“主席钧鉴：敬启者敝旗南寺达布活佛，前次暗通匪党，希图推倒政务处，独揽政权。军人毛巴图、布尔古特等，又串通马仲英、王英等，意欲横行边地，为所欲为，定期旧历三月初三日一齐起手，幸敝处早有风闻，先行防备，因未得逞。正拟拿办，而该活佛带同毛巴特尔乘间赴宁，迭经敝处详细函陈，恳请依法惩办毛巴图，以遏内萌，各在案。目前敝处拘到布尔古特，一再讯取口供，直认与毛巴图勾结外匪，谋为内乱，共同实施，不讳。正在办理间，实于旧历六月十一日申刻，达布活佛由宁回定时，毛巴图将原日跟彼为恶之乱党六七人，交给达布佛爷带来，全副武装，各挂盒子并携快枪，策马飞行，意欲闯入城内，立行不轨。敝处鉴于前事，时刻堤防；一见来势凶猛，除将达布活佛放进城门，其余跟随之武装之人，均各挡在城外，一面迁派军官马连长、科克二人前往，谕令该伙下马交枪，方准进城。讵该伙乱党，一闻有谕交枪，即大声吆喝，群起开枪，当将马连长、科克二人，打倒在地，其伤甚重，幸城门守卫兵丁开枪援救，当将来兵前锋马匹打倒，该伙来兵始得却步；而城内大营队伍恰亦到来，该伙来兵知力不敌，遂分途逃窜，传闻有各处调人之语。查达布活佛，身为一旗黄教之领袖，理应三空四净，日诵菩提，为民求福乃计不出，此竟受暗通匪党，日倡内乱之毛巴图主使，率领群恶回旗，任听开枪，弹伤官军二名之多，实属不合。现拟将该活佛禁锢城内，发交原日教经之业师暨僧官，随时约束，以免在外加串匪党，陷害全旗。至毛巴图一名，观已讯有布尔古特确供，应即认为事实，未便久稽显戮，贻害地方；务请将在宁之毛巴图，按照惩治监匪法第六条，即日惩办，以杜乱源”（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宁夏代主席马福寿接到政务处再次要求惩办毛巴特尔的函件后，决定先由榷运局长郑万福从中劝解，以求尽量缓和矛盾，稳定阿拉善旗的局势。8月2日，郑万福给旗政务处写了一封劝解书，书曰：
“前次内体失和，互相仇视；敝人不避风尘，不惜唇舌，多方排解，始得风平浪静。近闻与毛巴图司令冲突大起，两不相下，不悉因何缘由而生歧视？令人焦灼万状！古今凡有国家者，如要山河巩固，必先内体团结，方能御外侮，驱内患。如毛司令，不可多得；上次国民军盘踞疆域，毁宗庙，迁重器，多赖此人大力聚众反抗，驱国民军，如虎驱羊，山河恢复，内顾无忧；如无此人，不知如何现象，此人对于旗下颇有勋功，实有先声夺人之名，当要器重，和同一体，外侮内愧颇有端赖。相劝握权诸君，要宽怀大度，量能容物，结成团体，巩固山河，同于全旗人民安享太平，切不可同室操戈，自相仇视。如南寺大佛爷，乃佛门清净，上品遵台之人；况吾蒙人，崇重者佛，信仰者佛，何能仇视？致触全旗离心，又万万不可！敝人本拟辁骑来定，劝导两方，实因事忙，是以粗糙俚言，望祈晒纳！”（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阿拉善旗政务处本想趁毛巴特尔赴宁夏之机，借宁夏之刀，除掉心腹之患。但郑万福等，力图求得和解，几次从中周旋，已引起政务处官员的反感；此次郑局长以函相劝，政务处非但不理，反而加紧逼使省政府惩处毛巴特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省防司令部于8月4日先将毛巴特尔拘押待查。8月13日，省政府函告旗政务处说：“查该毛巴特尔所犯各款，是否属实，自应查明严办，以昭公允；现已将毛巴特尔镣锢拘押矣，俟调查真确依律惩办。”
那旺丹曾回旗入城后，即被围困，政务处决定将他送往南寺，交其教经业师管束。那旺丹曾在无望之际，于8月4日给宁夏省主席和各厅长、司令去信，请求派员来旗整顿，信中说：
“谨禀者窃情，因前于民国十七年间，冯玉祥之军队入甘，突来敝旗扰乱，废戢王公，引起革命，捣乱蒙旗。曾经敝旗毛司令、范营长等，聚众反抗，适将冯军驱逐出境，恢复王公，敝旗始得安谧，人民免受蹂躏，全赖该毛司令、范营长之功。今乃政务处掌印长官，不念前勋，竟将范营长等镣押，日每非刑拷讯；并派出兵，向各处搜捉该范营长之亲属人等。范营长之子采登领兵，两经奋力袭敌，才得逃脱。因此三关一带之蒙兵闻此捣乱全无公理，均各不服，大有变动之举。再者，敝旗黄康禄于民国十八年，经尼木乌子尔、巴音都冷等谣造诬告，已经误判为罪。今春经敝详加讯审，其情实在冤枉，已同政务处掌印等判予开释。不料今该掌印等复又翻案，意欲借端生事，自相扰乱。近来北有外蒙赤化，套有王英猖獗，倘若假此捣乱之空，乘虚而入，则敝旗定受红党王英等之骚扰。阿拉善旗与宁境唇齿相连，唇亡则齿寒，诚恐宁局亦不得安静。此等捣乱，若不即早设法整顿，将来之乱，不堪设想。为此，叩恳主席，厅长腑念蒙艰，而阿拉善旗又系宁省属境，何容此等捣乱份子屡起滋扰。即请早派员兵共同毛司令前来定远营，竭力整顿，俾免滋扰，而维治安，则阿拉善旗民众无不感激，大德永无报矣！”（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宁夏省接到双方的函件，考虑到阿拉善旗虽在宁夏省的版图内，但由于蒙旗管辖体制的特殊性，省方对其政务内的大事，不便直接过多插手，以免引起省旗之间的纠葛，为了缓和对立局势，省府既已决定拘押毛巴特尔，当然再不能公开支持达布活佛的请求。因而在8月13日答复那旺丹曾说：
“查阿拉善旗为宁夏属地，又系唇齿相连，预防捣乱，自是急务。唯历经蒙藏委员会及塔公云樵九处函咨前来，嘱以蒙地政令，将来委员会自有具体办法，现该旗政务处长官等，维持地面，颇称安谧，唯恐外面各蒙官等，或有意见不合者，望持以严重镇静，和平调护，务使旗地不致无事自扰为幸等因。兹准前函，所请派员兵共同毛司令前往定远营，竭力整顿一节，本府刻难准如所请；或由贵处自行向蒙委会及各处接洽妥定，再由双方函知本府，当可照办；希即原恕，和平举办为荷”（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政务处官员，趁塔王和宁夏省政府均愿处置那旺丹曾和毛巴特尔之机，急于求成，他们一面派兵四处搜拿反对他们的人，一面继续向宁夏省政府施加压力。8月21日，政务处派罗崇禧赴宁夏，向省政府递交塔王的信，并要求省政府按现行新律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惩治盗匪法各条规定，将毛巴特尔处以死刑；同时向甘、宁两省主席致函，再次陈述黄康禄（黄图门吉尔格勒）及毛巴特尔谋逆作乱，企图推倒政务处，另立行政公署，与马仲英共同施行独立等罪状。要求马鸿宾处死毛巴特尔。
1931年是阿拉善旗多事之年。是年春，塔王想回旗，未能实现。4月24日，塔王的二弟协理台吉达都拉旺喜格，在北京骑摩托车撞死，其妻吞金殉节。夏季又屡次发生争权事端，旗内政局很不稳定。6月间，塔王心情过于焦虑，旧病复发，虽经北京名医和俄国大夫精心医治，终不见效。七八月间，正是塔王病重之时，黄康禄赴京告状，引起塔王对黄的不满。桑吉嘉木苏和罗巴音都仁借此加紧对政敌进行攻击。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将黄康禄、毛巴特尔等置于死地。
从1931年8月份开始，政务处一连发出几道通缉函件，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和政务处，给宁夏省政府马福寿代主席。8月26日的公函说：
“本年旧历六月十一日（7月25日），有附和毛巴特尔迭倡内乱之共同实施犯等七人……除已弋获三名外，下余在逃道尔吉策尔吞等四名，现闻该乱党有逃藏宁夏城内，仍依毛巴特尔者，有在宁夏附近勾串土匪，希图再举者，若不及时查拿惩办，深恐星星之火，终至燎原。理合据情函达钧府鉴核，恳请通饬宁夏省防司令部，及所属各县文武公署差警，将敝旗在逃之内乱共同实施犯道尔吉策尔吞、唐古特根敦、沙各都尔甲布等四人，一体严拿，就地枪决，以绝乱根，而免滋蔓”（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8月26日，政务处给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去函，恳求核准所属防军，务将范选良等9人，严拿缉获到案，就地枪决。同日，政务处又发函给红水县县长，请其密侦缉拿范选良等9人，就地枪决。9月19日，又给青海省马主席和中卫县县长，发去了同样内容的通缉函件。
旗政务处迫切要求省政府缉拿“倡乱同施犯”，省府委员会为了缓和局势，只好应诺。9月10日，省政府复函阿拉善旗政务处说：“贵处函请缉拿附和毛巴图，迭倡内乱之共同实施犯道尔吉策尔吞等一案，已经委员会拟交宁夏省防司令部查照酌办”（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旗政务处不相信宁夏省真心惩办他们的政敌；9月初，果然侦知省方早已声称被拘押的毛巴特尔仍在省城街上自由行走，即给马福寿致函说：“毛巴图外勾串匪徒，内响应乱党，今仍在街行走，一旦乘隙逃遁，纠匪扰害，案关至重。恳请赏准将毛巴特尔就近捉拿，以便严惩”。
毛巴图在宁夏省城，得知协理罗巴音都仁加紧对他进行迫害，而且直言不讳地扬言要杀人立威。他再也无法沉默了，于是，在9月16日以宁夏骑兵第一军第三师长之名义，向宁夏省政府马主席写了申冤诉状说：
“为呈请钧鉴赏准做主洗冤事。敬呈者，窃查敝旗阿拉善政务处处员瞎巴哈乃等，虺蜴为心，豺狼成性，于十七年四月间，派差持枪，在古城子枪五佛寺李姓之永机布十六捆、油绒一担、骡子二头、现洋三千元、骆驼五支；冬月间，谋杀安家老四，遂同三人，货数十担，恃势妄为，人莫敢伊何，因之习惯以为自然。又于十七年同敝旗政务处小三爷、大喜动的布、尼麻午子、南公爷，窥贝王府数百年库内积蓄之宝物资财，趁王爷在京，存心不轨，遂串通驻防之队伍门军长致中，忽于三月初三日率兵返城，炮声乱响，枪林弹雨，行同土匪；竟将王府库内数百年积蓄之财物，抢劫殁尽，按以四六均分；致王府之众民不得安居，哀鸿遍野，鹤唳风声，惨不忍闻；王府之宝资，将有化无。职思食君之禄，当分君之忧，不忍坐视；于四月初三日，竭力维持，编制队伍五营，呈明政务处，遂与东军开火，亲冒矢石，不避危险，将东军驱逐出境。该政务处一时良心发显，将职出力获救王府之各功绩，呈明王爷，以经视阅，而王爷遂从京发来文件，委职为阿拉善旗等处总指挥，范营长为副指挥，现有委任状为证。该瞎巴哈乃见事略为平定，自觉不免于诛，遂送给掌印长官喇嘛爷现洋三千元，骆驼十二支。喇嘛爷受贿售法，遂将不法等置之不闻不问。无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十八年二月间，适值变兵马仲英率队到王府之交界，该政务处处员瞎巴哈乃等，闻风丧胆，畏之如虎，皆抱头鼠窜，隐踪潜逃，不知顾公，祗知济私。职思王府弹丸之区，焉能经起千军万马之蹂躏；遂不邂斧钺，率兵欢迎，供给粮秣，送之过境，王府因之得安，是出自谁之力也？该瞎巴哈乃等，姑恶不峻，仍导故辙，于患难平定之际，不思赏功罚过，反杀罗旅长（敖云）、敖其尔总管，拉去骡子二头、马一匹、洋数千元，心犹不厌；又贿通喇嘛爷，朋比为奸，埋殁职之功苦，谋害职之性命，时与职反背作对。该瞎巴哈乃等，有心陷害，无缝可入，而于昨年九月间，猛将职之护兵扣乃要洋二十五元。职看伊属苛索，故意存心欺压，职遂与该等在政务处两相口角；伊由是怀恨在心，挟公济私，捏造非言，误控职通马仲英。不忆此情民众皆知，主席及各厅长，早已洞悉，该等姤贤嫉能，谋害职之情由，揆之于理不合。经主席从甘电谕备厅长，派委榷运局郑局长万福到旗，秉公平处，除却私见，已经该等同声赞成，一气许可和平了却之事。职思属主席、各厅长及郑局长费劳之处，问心难泯，遂于五月间到宁，与各机关面为酬谢，不忆该瞎巴哈乃等，阳奉阴违，反复无常，有心谋害，遂又趁职在宁，捏造是非，无中生有，函达钧府，呈控诬赖职，约同南寺佛爷那旺丹曾推倒王府，兴王霸业。假名谋害，不得其门而入，竟将范营长派差拿押在班，镣拷吊打，任意所为；观被管束，教调百端，俾范营长误赖教导之言，就说：推倒王府属实；不忆范营长执死不变，良心难昧，各等端。幸蒙钧府秦镜高悬，明察万里，如见其肺肝。然虽经该瞎巴哈乃等，狐假虎威，累控职在案，累庇不理。职宜静候，曷敢冒渎，但彼过于不知自足，昨又从邮函控职于钧府，再三嫁祸。职思，该等之不法，殊达极点，逃于法网之外幸也，反谋想害人；职欲不问，任伊所为，诚恐误良为盗之贼。职现被陷害，受不白之冤苦，不再为伸理，将来不保职冤于湖底；及至彼时，有口难分，即负海冤，将向谁而告诉？职今所以不揣可否泣呈？无可奈何之辞也！于钧座伏乞怜悯冤，抑指示祗遵”（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三、毛巴特尔荣升宁夏省西路游击司令
中原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因念马福祥父子在阎、冯反蒋战争中倒冯投蒋有功，于1931年夏委任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在马鸿逵未到任前，宁夏省主席仍由马福寿代理。冯玉祥对马氏父子投蒋，极为愤恨恼火，派高参李世军带其密信，令驻防宁夏的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和甘肃警备司令雷中田（第八师师长），在甘、宁两地发动事变，彻底消灭马鸿宾的军事实力，并拟扣杀马鸿宾。
当时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分散在苏雨生各部队，秘密开展兵运活动，在苏雨生部成立“中共宁夏骑兵第四师兵运工作委员会”，计划利用地方势力派和杂牌军与马氏家族的矛盾及宁夏人的反马情绪，进行策反工作，拉出一支队伍，组织暴动，举行武装起义，参加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红色政权。
1931年8月末，共产党员梁大钧、李天才等在宁夏马鸿宾的军队内发动武装暴动（即小南门兵变），失败后，梁到定远营避难近两个月。苏雨生按冯玉祥的密信进攻宁夏，高广仁团先期行动，误中马福寿缓兵离间之计，到银川赴马福寿设的鸿门宴，致高团连以上军官全部被诱杀，部队被缴械。在苏雨生进攻宁夏的危急时刻，毛巴特尔向马福寿请战御敌，奋勇出力；苏部溃走后，宁夏省政府为扩充实力，委任毛巴特尔为宁夏西路骑兵游击司令。
毛巴特尔虽得到了司令委任状，但其兵力不足1个连，而且军费还要自行筹办。在此情况下，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毛巴特尔，贸然宣耀他的政治资本和复仇思想，同时又想解决兵士的给养，于1931年10月中旬，向定远营商务会邮寄信件，要求予以资助。
商会未予答复，毛巴特尔急于上任，于10月18日，再次给商会去信说：
“昨邮一函，谅经阅矣；候至如时，并未接到复音。予亦不能久侯也，时予奉到宁夏省政府委予为宁西巡防阿拉善旗总司令，权宪一概予已，择就期限，仍回王府，想双方定然争持，该商务会何其执迷不悟？若斯之甚焉，其不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玉石俱焚，勿为言之不预。予累为函告者，以为双方斗战，枪弹林雨，在予毫莫畏惧，予恐累及众民，故顽延至今。时不容缓，加之，奉令在身，盖不由己，为势所迫。该商务会，若存慈忍之心，行一方便，晓与众百姓，如不惧怕俾，伊仍住原窝，如若畏怕俾，伊移居者为妙。再该商务会与敝部，缝新军衣四十身，俟予回府，歼绝巨魁，备价归赵。若仍推辞，予回府则对该商会也尽在不语中矣！”（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毛巴特尔资料卷》）商会将毛巴特尔的来信送给旗政务处，喇嘛爷得知内容，异常恼怒，于11月3日致函宁夏省政府说：
“据定远营商务会呈称，前次迭接毛巴图由宁来函，或向敝会索借巨款，或称不日回府，玉石俱焚等一切野蛮言语，敝会未敢听信转呈；日昨又由邮递到一信，话语比前更烈。事关国家秩序、地方治安，不便缄默不告，除将原函转呈查核外，理合呈明。据此敝处逐细翻阅，其一切狂言诈语，固不足信；惟内称予奉到宁夏省政府委予为宁西巡防阿拉善旗总司令，权宪一概予已，择就期限，即回王府等语。敝处披阅一通，百思不得其解。查毛巴图系敝旗内乱实施首恶要犯，迭谋蠢动，来遂逃宁，屡经敝处函牍交驰，恳请钧府依法惩办；施准钧府复函第一○○八号，内称已将毛巴图镣锢拘押，令行省防司令部查明严办等因各在案。今案悬数月，并未表示如何办理，放弃刑章，使该犯至今悠游法外，已属特别之恩，何至滥委一削夺公权之内乱要犯为宁西总司令？并资其人数、枪弹，迁归旗下，杀戮百姓，扰害治安，此理想上断无之事。况主席与敝旗亲王，屡世深交，毗连地土，今日即不为邻封交谊计，岂不为国家边防计？人民生命财产计乎？敝处决不信钧府有此意外司令之委。虽然如此，但毛巴图一再与商会来函，内容传出，百姓甚是警慌，当此外匪侵凌之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镇压之不暇，何敢纵容乱党谣啄繁兴……敝旗对于钧府指陈公事，无不雷厉风行，并无丝毫违误，今敝旗内乱要犯毛巴图逃匿宁城，屡经敝旗函请钧府就近逮捕惩办，不但复函所称镣锢拘押之语，徒托空言，而且纵令自由行动，发出谣言，警扰百姓，实所不解，岂全旗札萨克印信，不足以见重于公牍耶？抑政务处供差数十年旧员之面目，不及一牧竖出身，实行内乱之毛巴图耶？反复思维，歉而且愧！兹据商务会呈禀，除将毛巴图递到原函一纸，函送过府，请赐查核，仍乞发还外，相应函达主席鉴核：究竟省府有委任毛巴图为宁西巡防阿拉善总司令权宪，一概资其人数、枪弹迁归，玉石俱焚之实事否？如果无有，此委纯系毛巴图捏造，希图扰乱民心，则乞迅将该犯毛巴图立予逮捕监禁，函示敝旗派员来宁接取，乞勿再事姑宽，酿成燎原祸；设一旦果尔行凶，致使生灵涂炭，则纵匪殃民之咎，敝旗决不分担。昔范文正有言：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敢敬为钧府再诵之。事关至重，即希赐复”（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政务处同时派王恩溥拿着毛巴特尔致商会的信函，亲赴宁夏省政府躬诣请示办法。并补诉毛巴特尔于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三日）唆使军人，擅自向赴宁夏用苁蓉换口粮的蒙人秦七十三，罚大洋10元等行为。
在旗政务处催促下，宁复省政府于11月10日，函复政务处说：
“前准贵处公函，将毛巴图逮禁在案。查该员自被禁之后，谨守法纪，颇自愧悔。此次苏雨生犯宁，该员呈请于役，异常出力；本府为鼓励人才起见，从宽省释；兹已委该员为本省西路游击司令，俾其效力防所，以赎前愆，除给发委状外，相应函达贵政务处，请烦查照，务希以后曲予谅解，勉其自新，以示宽大，而成和协，至为切盼！”
省政府的上述答复，未能满足阿拉善旗政务处的要求，在王恩溥的再三交涉下，省政府于11月12日，一面向阿拉善旗进行第二次解释。一面向已赴中卫上任的毛司令去函电警告。给政务处的函说：
“贵处函请将毛巴图拘禁，本府曾经照办，函复在案。旋因该毛巴特尔颇知悔悟，迨苏匪进犯宁城之际，彼复执役前驱，奋勇杀贼，本府念其微劳，且因西路交通梗阻，故给以宁西游击名义。今阅该毛巴特儿致定远营商会之函，乃谓本府并给以阿拉善旗总司令之职权，诚属狂悖；且于蒙民驮运苁蓉来宁，又擅行罚款，更为无赖。除严令申斥，以戒将来外，此后毛如再有不当行为，本府当从严纠正，决不姑宽也”。
与此同时，省政府又往中卫县给毛司令发了快邮代电说：
“顷据阿拉善旗政务处函称：据定远营商务会报称，该司令迭由宁夏去函索巨款，并称已奉本府委充西路巡防及阿拉善旗总司令之职。不日回旗等语，并附原函件，函请本府严加取缔。本府当即复函，内开……（同11月12日复政务处函原文，略），该司令应即从此悔悟，改过自新；倘再有此种行为，本府定不予姑宽也，特此电达”。
省政府唯恐毛巴特尔行事不慎，造成省旗之间新的矛盾，于11月20日又致函毛巴特尔订嘱说：
“顷奉省府各委员面谕：贵司令此次委充西路游击司令，系以宁夏西路辖境为范围；阿拉善旗所辖定远营等处，并不在内。贵司令此后应严守范围，不得涉及旗地，致负本府之委任，而干法令之惩处等因，相应函请查照方盼！”
毛巴特尔受宁夏省政府委职后，于11月1日在省城就职；11月6日，携带“宁夏省西路游击骑兵司令关防”，走马上任，执行公务，此后又招来了政务处控告他的新口实。
四、毛巴特尔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联系
1930年末，毛巴特尔与南寺葛根那旺丹曾，分析研究了阿拉善旗的政治形势后，决定依靠外部实力，推翻喇嘛爷和协理统治的政权，另组行政公署。他计划中的联合对象，一是回军马仲英，二是鄂尔多斯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外蒙古，三是河套的王英，四是宁夏的马鸿宾。从事实发展过程看，除王英外，其他三个实力都对他有过密切关系和一定帮助。
毛巴特尔、那旺丹曾于1930年以来，给乌审旗的克喜格达来、阿尔宾巴雅尔等去信联系。1931年1月26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代表图门巴雅尔、那生敖其尔、布音迭尔格勒，由乌审旗出发，西渡黄河，来到阿拉善旗衙门，与毛巴特尔和那旺丹曾会晤，赠送了礼品，介绍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宗旨及活动情况，详细了解了阿拉善旗的情况。毛巴特尔和那旺丹曾对人民革命党很感兴趣，当即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写信，交给图门巴雅尔代转。并于1931年1月28日，秘密护送图门巴雅尔等，离开定远营，前往库伦。
1931年初夏，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得知，内蒙古西部有反对王公政权的自发性武装队伍，决定派共产党员对其进行领导，使其按照党的正确路线，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进入高潮；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也更为猖狂，到处派遣特务，破坏共产党的革命活动。阿拉善旗是苏联援助北伐战争的红色运输通道，大量的军用物资及共产党员，都是经过阿拉善茫茫瀚海转往前线的。1927年2月，由莫斯科经库伦，前往冯玉祥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邓希贤（即邓小平）、李连山（一说李连成）、陈天秋、王涤亚、朱逸尘（即朱世衡）等共产党员，都是踏过阿拉善草地沙漠后，奔向前线的。因此，国民党把阿拉善旗作为防苏反共的重要地区，实行严密的控制和监视。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情报机关喜峰台站管理局局长王福忱，给阿拉善旗政务处来电说：
“据密探报称：外蒙车臣汗部派党员图门巴依尔等14人，前来内蒙古，共分两组；一组9人，由满洲里入东；一组5人，入索岳尔济山一带。两组党员使命，专作宣传外蒙政治进步，内外蒙团结共存，共荣，以御外侮；所到之处秘密开会宣传，欢迎有志之青年，往外蒙、苏俄、中国南方去等”。
阿拉善旗政务处官员，对国民党防共、反共的指令，执行较为积极，签于是年夏季，由外蒙古逃入阿拉善旗北部数十户难民，情况较为复杂；于是，政务处在旗地北部边境，派兵设卡，盘查行人。
1931年秋，共产国际派共产党员潘恩普和那生敖其尔、布音迭尔格勒、齐文魁等，回国开展革命工作，不幸在阿拉善旗北部乌兰套尔盖防卡，被沙日茨区域防共总管巴特儿瓦其尔查获，送旗审讯。旗政务处得悉毛巴特尔和活佛那旺丹曾，在1930年就与蒙古人民革命党有联系的证据，便加紧对毛巴特尔进行攻击，仅在11月28日一天内，就向省政府发出了3封控告函件。
1931年11月19日，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和政务处，向宁夏省政府马主席致函，报告破获红党案情说：
“钧府来函，内开奉国府令现在红党到处煽惑，各处均应严防等因到旗在案。敝旗遵即加意巡防。今夏忽有库伦蒙人老弱男女数十家，前来旗地；云：因不入红党，受彼摧残，故逃命至此等语。敝旗察言观色，似是真情；然又因人心难保，末敢遽准深入牧地，遂安置于本旗与外蒙交界迤西地方，特派蒙员一名，带兵设卡，一则监视该伙来人之行动，再则盘查出入人民，以防奸宄。去后，昨日忽据该卡卡员那笋敖其尔报告声称：旧历九月二十一日，有骑驼四人，由库伦前来；有三人云是东旗蒙古、一则汉人，均称回家者。小员检查行旅，颇无违禁物品；唯言语支吾，遂细行搜查，因于骆驼毡鞍内边起出红党传单、演说刊件多纸，并有本旗毛巴图名片两张，及去年旧历十二月初八毛巴图致该党盖章原信一张，该党首领覆毛巴特尔、胡某书信一件。检毕，随讯问该伙四人。据供：我们实是共产党员，因奉库伦红党首领土门巴依尔命令，差往阿拉善旗毛巴图暨胡某，送此传单书信；并与乌审旗那笋巴依尔、阿尔宾巴依尔送信是实等语。除将盘获红党奸细四人，派兵看管外，理合将检出传单、书信，一并呈请政务处核夺作主施行等情。据此，查毛巴图前此一切动作，敝处祗知其捣乱全旗政权秩序，尚不知有此卖国行为；今既破获红党传单及与毛巴图往来书信又经四人供出详情，证据确凿；若不及时止遏，势必西北数省糜烂不堪。除派兵前往新设防卡传提盘获红党奸细四人来定，详加研讯外，理合据情函达主席鉴核，恳将钧府镣锢拘押之毛巴图严行拘管，函示敝旗，以便派兵来宁接取归案讯究。事关国防，立候赐复！”（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省政府接到政务处函信后，看到事关重大，不便轻举处置，需待马鸿宾由兰州回宁后再行定夺，于是在11月18日复函政务处说：“阅函已悉，经贵旗查获红党若干人，并有来往函件、刊物，如果属实，请将该犯暂行留定；函片、刊物各等送府查核办理毛巴特尔之此行为，将据情转达主席不日回宁酌办”（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政务处原想以毛巴特尔与红党来往的函件为证据，足可将毛置于死地，但出乎意外的是，宁夏省政府并未立即惩办毛巴特尔。于时喇嘛爷和协理罗巴音都仁等研究对策后，于11月28日向省政府连发三函，反复要求惩办毛巴特尔。
一个函件说：“据蒙人彩登飞报，声称前往山前购买口粮，行至宁属大坝地方，适遇毛巴特尔带兵由宁夏城出来向中卫去，拦路截捉小民的骆驼，小民不肯付给，讵毛巴图将小民百般拷打，所穿裤子亦被扯烂，其辱骂言语，不堪表述。又据察汗布鲁克边官报告，内称现正催驼运中卫、一条山等局额盐，忽有蒙人由宁夏属境回来，传说毛巴图在大坝地方估捉蒙人的骆驼，因此蒙众驼户，不敢运盐前进；声称非将毛巴图之事办清，中卫一带我们不敢行走等语。据此情行，毛巴图驻扎中卫一带，不但敝旗受其扰害，即甘、宁两省盐务，亦将有停运之势矣！理合据情函达主席，鉴核其应如何收回委任成命，惩办毛巴图之处，出自权衡，敬侯赐复”（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第二个函是发给省防司令马玉麟的，内云：“据额济纳旗蒙人报：小教人四十余名，在肃州毛城抢劫杀人六个，后入阿拉善旗境内。又据旗科普鲁海子防卡巴达冷桂禀：旧历九月二十八日（11月7日），凉州三盛店的三十四峰骆驼，由归化运货至该海子住宿，忽有回民马连友、马副官二十人，各骑走马，持快抢，牵驼二十余支，称由哈密来宁夏见毛司令等；并对防卡说，马料缺乏，想向行商取营盘，果而向商人抢白市布十五板、织工呢四板、鞋四双、洋三十二元；又抢洋州同兴明等四商号及镇番经此之货物、布匹、银洋、粮食。卡兵八九人，持土炮，不敢擅动。二十九日，该匪向宁夏方向去，路上又抢洋八百元一宗、二百元一宗。又据古尔乃卡员报：有匪一帮，抢蒙驼十三支，汉驼九支卡兵尾贼侦看，匪自杀二为首者，弃尸散走。据此，即派兵向三关截堵，得闻该匪早已过山去宁。时又据定远营稽查局报：于店内盘护小教人二名、汉人三名、空驼二十三支；问干何事、由何处来、去何处，言语支吾；可疑为科普鲁海子掠商人后，分迁来定接洽毛巴图者。经讯，抢蒙驼十三支，已退失主”（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第三个函件是针对省政府11月10日和11日两个复函的质询，措辞强硬，近似要挟，尚有欲与省政府打官司及威胁之意。函中引证省府两次复函内容后说：据旗属通湖防卡蒙员飞报：旧历九月三十日（公历11月9日）有毛巴特尔带兵来卡声称：我奉宁夏省政府命令，管理中卫、营盘水、一条山一带地方；从今以后阿拉善旗的人，我一个也不能放松；以后，蒙人谁也不准到定远营去当兵，谁要前去，我便杀谁；此此兵丁，我一概要叫走等。语罢，强将卡中蒙兵并枪械一齐裹去。旋于旧历十月初一日（11月10日），又到大蕺蕺湖防卡，言语同前，亦将卡兵用强胁走，向活络井防卡而去。随据毛巴图来函内称：我现已奉宁府委令为西路游击司令，驻扎营盘水一带，所有阿拉善旗迤南通湖各防卡兵丁枪械，我一齐要调走；至定远营拘押之范布尔格德等你们到底释放不释放？如不释放，我一定带兵硬取等语。
据此，查敝旗赴宁交涉此案之蒙员王恩溥回旗复命声称：面奉钧府传谕言明，业已严斥毛巴图，向后决不至有越轨行为等语；并准一六六三号公函内称：除严令申斥毛巴图，以戒将来外，此后该毛巴图如再有不法行为，本府当从严纠正，决不姑宽。各等因在案，乃言犹在耳，纸墨未干，而该毛巴特尔首先袭破敝旗迤南三处防卡，裹卡兵，抢掠枪械，宣布凶言，究属何意？岂钧府外以公函粉饰表面，实则嗾使毛巴图极力进行颠覆蒙旗政治，以援红党进行耶？再四思维，莫寻端绪。兹特提出最所不解，应行质问者七条，恭列于下，请求解释！
问：毛巴特尔于去年旧历腊月，勾结库伦红党，日图扰乱蒙疆。本年旧历三月初三日，发出手枪多支，起意占城作乱；经敝先期破获该党范布尔格德等，讯出实情；正在拿办间，讵毛巴图闻信，逃往宁夏。此经敝旗虑列实事及范布尔格德供词，函请钧府就近将毛巴图逮捕，押发来旗，或按照现行法律即于宁夏枪毙等因。去后，未及照办；而毛巴图复于旧历六月十一日，迁其党恶爪牙多人，随同达布佛爷由宁来旗，意欲袭取定城。虽因敝旗事先防范，末受其害，然亦被彼枪伤军官二名，经当场擒获恶党二名，讯出一切密谋，当即据情函达钧府，请求逮捕毛巴图，立予枪毙。去后，始准钧府一○○六号复函内称：此案已经省会全体议决，将毛巴图禁锢拇押矣。准此乃镣锢拘押之公函甫到，而委任毛巴图为游击司令之命令随颁：南辕北辙，逆行倒施，究属何意？查现行新律细则内载，罪在徒流以上者，均不准免除。今毛巴特儿勾结红党，屡谋内乱，迭犯死刑；而钧府遽行省释，不但反对国法，而且助匪祸旗者，究属何故？
二问：来函内称，苏雨生犯宁，该毛巴图呈请于役，异常出力，兹已委任为本省西路游击司令，俾其效力防所等语。查现行新律第六十六条内载：犯徒刑而有后悔之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始得假释出狱。今毛巴图迭犯死刑，镣锢拘押未及百日，并不通知敝旗原告，遽行违法省释，委以重大军职，究属何故？
三问：来函所称毛巴图呈请于役，异常出力一节，尤不可解。因念宁省内有城防司令，外有马步各营，何以未见有杀贼立功异常出力之宣布？而独于毛巴特儿一人盛称于役立功，诚不可解。或者谓宁省军队多属导河，非亲即邻，不忍迁当锋镝，特以死囚毛巴图御之等语果尔，则宁夏监狱内囚犯极多，何以不从权假释，派往立功？即称毛巴图此次堵苏，异常奋勇，又何以不迁毛尾贼追剿，灭此朝食？乃故留苏部于套地，以扰敝旗之北；又委毛巴特儿游行中卫一带，以扰敝旗之南，首先袭破三处蒙卡，抢械虏兵，究属何意？
四问：钧府来函内称，奉国府令，以红党到处煽惑。特派专员驻扎哈察布齐等处，严行检查，以重国防等因。准此，今中央正在保获边防，检查红党之际，而钧府竟委红党工作之毛巴图为西路游击司令，援引红党进行，究属何意？
五问：本年八月，本旗塔亲王病殁北平，蒙藏院委员长马云亭军帅，惦念边庭无主，立即呈请中央行政院，任命故王长子达理札雅承袭札萨克亲王，以资震摄；当蒙国府照准，载在公报。钧府必见闻？夫云亭军帅，非他，即主席之胞叔也！今令胞叔呈请任命新王，以保敝旗之领土；而钧府反任命敝旗之罪魁祸首为游击司令，以攻扰敝旗之边防，究属何故？
六问：民国十八年，屡次联结马仲英部下溃兵，在草地抢劫商人大宗布匹，烟土均经破获有案；敝旗前次据情函请钧府，依法处以死刑，亦在案；又前年嗾使马仲英部下溃兵，将磴口税局李少白派往哈擦布齐巡税之公人，劫杀于总管麦麦扣家附近闲房之内，毁其税票多张，坐地分赃，迁害于麦麦扣，有案。今不枭首悬示于各犯事地方，而委以游击司令，驻扎营盘水一带，纵使殃民，又属何故？
七问：日昨敝属各职员于不已之中，呈请检齐毛巴图迭次纠匪行劫、并去年勾结红党定期作乱、今年盘获红党奸细，起出往来书信传单刊件各证据，暨敝旗先后函请钧府逮捕研办各公文以及钧庭准予镣锢拘押之复函、忽又委任为西路游击司令之军职，纵使袭破敝旗三处防卡，虏兵掠械各事实，上诉于中央政府，请求法律解决，以救燃眉，各等因。据此，依现在状况，非此不能保全边局。然敝处尚不忍出此计划者，一则宁蒙接壤，向无恶感；再则敝旗亲王与主席数辈深交；三则主席在甘，军政冲突，甫经解决回宁，席尚未煖，当此之时，敝旗若据情上诉，不但中央定然诘责，而且蒙藏委员长马云亭军帅，难免不添西顾之忧。职此暂缓其议，除将派蒙员赴钧府面请指示外、再函达主席鉴核。如以敝旗不应扰乱，红党不应引入内地，百姓不应玉石俱焚，则乞钧府立即将毛巴图撤回宁夏，取消西路游击司令之职权，履行镣锢拘押之原议，以儆祸首，而杜红党之进行，国防幸甚。倘不以敝旗此函为然，定洹袒庇毛巴特尔，以资红党进步，则请将上达七条，逐一解释，以便备卷上诉。事关至重，一髡千钧，立侯赐覆！（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宁夏省政府接到阿拉善旗专使张佶送达的上述质询函件，当即答复说：
“毛巴图既系通谋红党，希图扰害地方，罪有应得；容俟转达马主席回宁酌办”。后于12月3日再次答复说：“贵政务处公函暨附件称毛巴特尔种种荒谬情形，披阅之余，不胜痛恨，该员既膺军职，应如何谨守纪律，保全名誉，以益前愆，而图报效，兹经来函，将该员不正当行为，一再陈明，若果属实，该毛巴图殊属不知自爱，有玷职守。除派人秘密调查、务得真相，以凭办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省政府在旗政务处紧锣秘鼓的催逼下，曾向毛巴特尔进行了责问。毛巴特尔于12月3日，向宁夏马主席汇报自己上任后的活动情况说：
“职在省垣，蒙钧府省任状第二十六号，内开委任职为宁复省西路游击骑兵司令，旋奉令率部驻防中卫西路三站一带，以资震摄。职遵于十一月一日在省垣就职。忧思，值兹土匪纷扰，宵小逞乱之际，中卫西路三站一带，民众大受影响，职有保护之责；自当躬亲率部，于十一月六日至中卫；于八日护送柴参谋长，沈特派员赴往平番。无如于十日送至羊山顶，接到拜营长来函称奉冶司令电话，将柴参谋长、沈特派员等，追回中卫。职即在笈笈湖集合部队，方将整顿驻扎分防，适经白敦子民众来部报称：该处有无（未）投成（诚）官兵，职恐百姓受其骚扰，遂即率部至白敦子，收官兵三十四名，马三十四匹。时接到中卫县长来函称各节，职遂即率部并收官兵队，一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驻扎营盘水；因粮秣未便，尚未驻扎分防。职即派官佐至中卫，与县长交涉转运。职部官佐士兵夫，同收官兵一百二十名，马一百二十匹，粮秣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月粮秣，而顾军需，邀中卫县长允准在案。旋祗准发给职部原有官佐士兵夫马八十六员名之粮秣；职收官兵人马三十四员名之粮秣，并未发给，职方据情呈报钧府。适接到三眼井、红敦子，骆驼水暨红水等处民众呈禀：该处土匪骚扰过甚，奸淫抢虏，无所不为。职遂星夜率部至各处剿除，枪决过三名，收服四名；馀追游击至五佛寺，共计匪二十八名，马二十八匹，枪械俱全，及职追到五佛寺，已经该处民团，全数擒获枪决。查该匪素抢民众货物，数足万余，尽被五佛寺民团得过；职再三交涉，该五佛寺民俗原属刁横，加借民团名目，狡猾更甚，职恐起交涉，不得已，于昨十二月三日，率部遂返回营盘水时，接到中卫县长来函称：奉冶司令电话，俾职率全全部回中卫，驻扎宣和堡。职查中卫西路三站，一带之土匪，现时除剿外，馀匪还积如山，时出时没，防不能防；倘职一旦分离，民众受匪之蹂躏较前更甚，后方不得不备。还祈钧府仍准职驻防中卫西路三站；可否之处，职不敢专，所以不揣冒昧，谨将各等一并俱文呈请鉴核备案，赏准照办”（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12月6日，西路游击骑兵司令毛巴特尔再向宁夏马主席报告说：
“窃于十二月七日，据中卫县西路邻封白敦子民众来部报称：该处适有平番金咀子人王好忠，在三眼并等处，率众成伙，相聚为匪，拦路要劫，以致营盘水西路一带，交通梗塞；时王好忠、米三元等率匪伙至该处，奸淫抢虏，捍跋为虐，而竞骚扰民众不堪等因到部。职即率部至白敦子，与该相持一昼夜，方将王好忠、米三元等擒获，枭首示众；余匪共计二十四名，遂即解散，理合据情备文，呈请鉴核备案”（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1931年的宁夏省政府，虽由马福寿为代主席（马鸿逵是蒋介石任命的正式主席，因未到职），省主席的实权，仍由原主席马鸿宾操持。是年秋后马鸿宾在甘肃失权，宁夏政局不稳在此情况下，旗政务处一再使宁夏省政府处死毛巴特尔，省府的答复实有敷衍之处。旗政务处正好抓着这一弱点对省府的复函，一再进行咄咄逼人的质询。12月21日，旗政务处对省府12月初的两次复函说：
“钧府迭次来函，均系主席马某署名（注：马鸿宾署名），此次复函又称容俟转达马主席回宁酌办等语。究竟甘肃省马主席与宁夏省马主席是否一人？还是两人？如是两人，则前此钧府令委迭犯死刑之毛巴图为游击司令，何以不侯马主席回宁委任？今日撤销该犯之职权，则必须等候马主席回宁酌办者，究属何故？按照来函意义，马主席久不回宁，则此案终久不能办理矣！若甘肃省马主席与宁夏省与主席就是一人，则断无本人侯本人之理。红党祸乱，关系边局存亡，国家休戚。今钧府竟以儿戏视之，随事袒庇；一旦有失，试问钧府能够不受国府遣责否？又答复平函内称：毛巴图所犯各节，既经贵旗一再陈明，除俟秘密调查真相，严加究办等语……朱审钧府所谓真相者，究竟以何项事实方为标准？近据探报声称：有由哈密溃败之回兵数十人，全副枪马，自毛城一带抢劫而来，前往毛巴图处入伙等语；又有芦塘、一条山，白墩子各处附近之土匪数股，亦经毛巴图欢迎接纳，宣言不日要来定远营，戕官劫狱，杀戮百姓，玉石俱焚等语。如果蜂拥来定，试问敝旗何以对付？发兵阻挡耶，则该犯为钧府所委之司令，敝旗决不敢与钧府之司令交锋，束手待毙耶，则为国防边，负有全旗秩序、人民财产之责，何能坐视颠覆而不防？再四思维，无计可觅，祗得再迁蒙员胡景文驰赴钧府，请求明白指示，因何敝旗所称毛巴图迭犯死刑，勾结红党，一切证据不能认为真相，必须另行秘密调查之理由何在？暨应候马主席回宁方能酌核惩办毛巴图之理由又何在？逐一面示蒙员回旗转达。至将来毛巴图如果蜂拥来旗，扰害官民，杀戮百姓，尔时钧府作何保护敝旗生命财产之处，亦乞选为表示外，再函恳主席鉴核，务乞赏准，立将毛巴图撤销游击司令之职权，调回宁夏，履行镣锢拘押之原议，发交敝旗归案讯办，以遏乱源。所有毛巴图掳掠敝旗通湖等处防卡兵丁枪械，并恳饬令放回，以便整理边防，而免陨越。再毛巴图之为人，性固糊涂，心尤毒辣；民国十七年国民军姚连榜扰乱定远营时，毛巴图不分皂白，迁怒宁夏百姓，欲结连无赖流氓，攻杀宁属人民，以雪其恨。当经敝旗获印等，再三开导分辩，始得停止进行；然其凶心，究未当忘祸宁夏。钧府不察该犯之野心，突委以司令之军职，并纵使结连各处亡命土匪，以扩充红党之势力；设一旦回噬反攻，不特敝旗受祸，即宁夏百姓，亦难免不遭其殃。尔时燎原之火，恐钧府亦有不能收拾之悔矣。俗语云：栽山养虎，虎大伤人；可谓毛巴图卜之矣！能不忄翟哉？”（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是年，马鸿宾由于脚踏甘、宁两艘船，加之兵力分散，深感难以驾驭局势。为摆脱这一困境，他急需扩充实力，只要能为马氏所用，不管是那方的武装力量，他都愿意收纳。基于这一主要原因，马鸿宾对旗政务处步步逼人的公函，暂未理睬。而对毛巴特尔勇敢剿匪，将二名匪首枭首示众，并收编几十名土匪的做法，很为赞赏，因此，在12月23日指令毛巴特尔司令仍驻防中卫西路三站，以资震摄；同时训令宁夏省防司令及中卫县，发给毛巴特尔全数人马粮秣（含前后收抚土匪人马，共计人马各120个）。12月26日又指令毛巴特尔将土匪王好忠、米三元枭首示众的报告，准予备案。
五、毛巴特尔遇难
1931年阿拉善旗政权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是年夏季，已发展到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作为一旗之长的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久居北京，不予亲政，致使旗内政局不稳，情势日趋恶化。即至塔王感到事态严重，急需回旗整顿时，已力不从心，旧病复发，卧床不起，终于1931年9月5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酉时）在京病故。
塔王死后，旗内执政的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和协理台吉罗巴音都仁等，一方面决心将反对他们的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等人置于死地，企图彻底铲除政敌，以确保封建世袭王公制度，永不更移；另一方面，积极操办塔王后事，首先办理亲王爵位的承袭大事，9月10日，以暂行署理札萨克印务协理台吉罗巴音都仁等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呈报说：
“敝旗塔旺布里甲拉于本年9月5日酉时病故，除由预保记名长子辅国公达理札雅就近迳报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外，请以惯例批准达理札雅承袭札萨克，以理旗务。达理札雅现年二十七岁”（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毛巴特尔资料卷》）。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划。旗政务处派专差赴北京奔丧，并料理后事，9月29日，政务处给达理札雅致函说：
“政务处各员奴才叩禀大爷鉴：王爷病在北平弃世，大小官员奴才呼嚎痛哭……比即遵制成服，全旗穿孝设祭讽径。专派罗崇禧，加派王府长史张德兴，星夜赴京，应行丧礼，并携报丧文书及承袭王位各文；至日，优乞饬令分别投递。未尽事宜，已函恳令岳贝勒爷（注：指达理札雅的岳父载涛）就近指示。在此人心惶恐之际，乞大爷速扶灵柩回旗储位慰民，保祖缔基业，万勿延滞，冷淡民意”（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10月2日，政务处分别向塔王之侧福晋及达理札雅的岳父载涛致函。给侧福晋的信说：
“痛悉王爷宾天，派张德兴赴京迎灵，业经禀大爷别疑难事，已函讬涛贝勒爷维持。刻下人心无主，嚎啼旻天，禀请大爷速回旗（慰民；叩请侧福晋率大奶奶（指达理札雅之妻金允诚），三爷（指塔王的三子达穆林旺楚克）阁府眷属，一并回旗”。给载涛的函说：“亲翁贝勒爷：王宾天，叩请亲翁促大爷速还旗，以镇人安序；若延，设人心涣散，则难收拾，更有承袭一节，旗已按旧例参新章，备文呈北京蒙藏会办公处转呈中央，循例给袭，政府南迁后，新章异常杂遽，旗见闻不广；此次承袭，恳亲翁随时指陈”（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10月21日，政务处将塔王在京病故的消息，向马鸿宾主席致函报丧。11月6日，马鸿宾回函说：
“贵处函开，王在京邸仙逝，非常恸悼……”。
在马福祥和载涛的襄助下，阿拉善旗王爷的承袭问题，很快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1931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训令送至北平塔王府，内称：
“奉全国主席令开：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呈任达理札雅为阿拉善特别旗札萨克亲王，应即准任”。
达理札雅接文后，即于次日在京邸先行就职（次年7月4日回旗后，才正式接印任事）。此乃阿拉善旗第十代王爷，简称达王。
达王任札萨克职务后，就开始惩办王府的叛逆者。12月14日发出传谕说：
“前次黄康禄等在旗作乱，先王闻信甚怒；正思设法惩办祸首，忽黄康禄潜逃来京求见，意在先站地步，以期掩饰；先王正病，更怒，致病势加重。查该黄受王恩，不思报，反敢勾结赤匪，扰乱本旗；兹派人将其送回旗印务处，严加讯问，按律惩治，勿违此谕”。
李布音达赖受达王之命，由北平押送黄康禄返旗，于12月30日至包头，转交杨委员解押回旗，于1932年1月，被处死。政务处发出的布告说：
“奉王谕，黄康禄纠率乱党，意图窥窃政权，凌屏大员，依法枪毙”。
达王任职后，为了巩固王公政权，他很重视广为结交有名望、有实力的大人物，以争取各方面力量的襄助。1931年11月7日，吴佩孚趁甘肃政局混乱之机，引川军邓锡侯部，由四川入兰州，企图占据西北，实现东山再起之目的。11月10日，在吴佩孚的调解下，雷中田顺水推舟，恢复了马鸿宾的自由。此后，吴氏在兰州积极活动，以主持抗日的名义，想让国民党中央任他为甘、青、宁、新、川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职。蒋介石唯恐吴佩孚再次上台，对自己不利，电令陕军入甘“平乱”；杨虎城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入甘。吴佩孚在陕军进逼兰州之际，于12月9日夜，逃出省城。马鸿宾为报达吴氏赴兰州调解之情，派部队护送吴佩孚的眷属和部队到宁夏省，居住近1个月；马致电宁夏军、政各界，对吴氏要给予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1932年1月15日，吴佩孚率众3000余人抵阿拉善旗磴口巴格，17日离境赴北平。
吴佩孚早先就与塔王有较深的交情，此次到宁夏暂住，正好是阿拉善旗重续友谊，以图匡扶的好机会。于是，喇嘛爷和政务处于1932年元月8日，派佐领王恩溥带着蒙古良马两匹及土特产品等礼品，赴宁欢迎，并致函说：
“大帅钧座：自帅自属而青，由甘抵宁，本救国利民主义，树集中抗日之先声……；忆民国九年，敝先亲王塔署理蒙藏院总裁时，曾传谕旗称：现在政治风潮每多波折，近得洛阳吴帅诸凡庇照，得以稳渡迷津等。奉此，敝旗感激莫可，言宣方冀，东山再起，西域承恩。不料去年八月，先王病殁，北平斯时也内讧外侮纷至沓来；敝护印协理等，真有绠短级深之叹。幸福星远庇，疠气潜消，近蒙行政院及蒙藏会，呈请国府令准，任命达理札雅承袭亲王爵；而王年经望浅，恐难愉快胜任；乞大帅随时匡扶，见故人子，如见故人。敝等此次本拟躬诣行辕，面聆指示，怎奈冬防吃紧，未敢职守擅离”。
吴佩孚收礼受函后，于1932年1月10日回信说：
“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政务处诸仁兄勋鉴：久仰鸿名，恨未晤教。顷大使王佐领来斋到片戋惠及茶食数包、良骥两匹，挚爱情殷，雅意稠叠，拜领之次，即欣且感！贵旗先亲王去岁仙逝，殊深悼痛。幸喜伊之长公子承袭王爵，又蒙执事鼎力匡扶，必能光前欲后，为我五族大放光明也！贺！弟明晨首途东下，由包头转赴北京与各胞泽共商御侮大计，尚望不遗在远，时赐南针为聆！贵使来宁，适值行色匆匆，诸多简慢。务希涵谅为荷！”（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陕军孙蔚如入甘后自称省主席，马鸿宾失掉甘肃，只好重返宁夏。1932年元月25日，旗政务处派专使张佶，带着四色礼品，赴宁欢迎马鸿宾归宁，并致函曰：“敝旗僻处边隅，见闻多梗。顷接手示，欣悉蒲轮至自甘肃荣返宁垣。恭惟主席屏藩两省，锁钥三边，标铜柱之熏名，靖银川之氛焰，威恩并济，颂祷无穷！”（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1931年，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在病危时，曾留下蒙文遗嘱，大意是：
本王于今年六月老病复犯，经中国名医和俄罗斯大夫治疗，迄今无效；至七月底，始知要丧命，故立此嘱，唯令遵行，（一）本王去世后，旗内政务由喇嘛爷护印，巴哈乃协助。大小官员都勿生异念，勿做伪善之事，必须服从指令。（二）本王去世后，札萨克亲王职，由长子达理札雅承袭，呈报国府批准，布告全旗，务使蒙古人民平安生活。（三）协理台吉达都拉旺希格（注：达王之二弟前任协理），于今年四月二十四日（6月9日）去世，其位由头等台吉达穆林旺楚克接任。（四）毛巴特尔与红党勾结倡乱，嗾使大量蒙古兵叛离，所以要注意选择军事协理进行军训，为防守本旗做好准备。（五）吉兰泰盐池已租给复兴公司，苁蓉已租给杭锦公司。此后均按所订条约办理。（六）查汗布鲁格盐池，几年来由兰州政府经营，两年盐租未付清。应速派有能力的官员赴兰协议处理，并订立条约，拿到字据。（七）三盛公之事（指庚子赔款，将磴口土地顶给瑞典教堂一事）现已了结，速与教堂牧师商议，稳固地区管辖权。（八）我旗枪支缺少，前虽买进八十支，但仍不够用，需再购置一些，以符防守之用。（九）目前甘肃省较混乱，不能粗心大意，各防卡要严加防守。（十）本王去世后，灵柩暂存北京，俟路途平靖时，送回本旗安葬。（十一）本府二奶奶（指达都拉旺希格之妻）为夫殉节，应在其陵前立牌坊，以示怀念。
喇嘛爷和罗巴音都仁受塔王遗嘱所托，在塔王死后，辅佐其子承袭王爵，又枪毙了黄康禄。但是，时时威胁他们的毛巴特尔仍握兵权，如不根除，他们一天也不甘心。1932年，旗内的政治斗争进入了新的高峰。黄康禄被杀后，政务处趁马鸿宾处于危急之际，加紧对毛巴特尔攻击，向马鸿宾复述自1931年毛巴特尔就任游击司令以来的不轨行为，并指责“宁夏省袒庇红党，不予扑灭，又委毛巴特儿以重要军职”，要挟马鸿宾严惩毛巴特尔。
1932年1月，政务处因对省政府于上年12月3日对毛巴特尔之事要派人进行密查的答复不满，故再次向省控告毛巴特尔说：
“内乱罪魁毛巴特尔、黄康禄，勾结红党，内与范布尔格德、胡棍堆等串通一气，图谋将获印喇嘛爷推倒、逼死、夺取札萨克印，交给达布佛爷执掌，颠覆政务处，另立机关，独揽全权。近捕库伦奸细4人，提讯一那笋敖其尔、一布音迭尔格（系乌审旗人）、一道尔吉（系察哈尔旗人）、一系山西人，供称：阿拉善的活佛与官兵毛巴特尔，并哈尔沁旗的布音巴特尔，于去年与乌审旗的克喜格达来、笔帖式图门巴依尔、苏拉巴特尔、策林、门柯艾立佐等，有手书称：你们如去库伦，必先到阿拉善旗见我。因此，去年腊月，我头目阿尔宾先让我拿信来见佛爷和毛巴特尔。走库伦时，毛巴特尔将他盖章书信、名片交给我，带到库伦；回来时，库伦的图门巴依尔又将毛巴特儿寄去的信交给我等，并嘱咐说：路上有用；并对那笋敖其尔、布音迭尔格、道尔吉和汉人说：你们回到鄂托克旗，将此传单、刊件、党书，交给阿尔宾巴依尔、克喜格达来二人。从此，我等充当红党代表，来找毛巴特尔，商谈推倒压迫强权，组织平等自由新政界。据此，查所携传单，大意是：中国革命快到了，苏联红党正发达，愿意向变之道，不久发现一批同志，收入党部，那时深有作为。查毛巴特尔勾结乱党，图谋颠覆，逃往宁夏脱死刑，又委，升军职，招纳土匪。函恳押毛巴特尔来旗归案。附四红党口供，开单呈请”（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毛巴特尔资料卷》）。
黄康禄被枪毙后，范布尔格德等人尚被押在狱中，性命不保；在旗政务处的紧逼下，宁夏省政府于1932年元月18日函复阿拉善旗政务处，函说：
“贵处函开毛巴图既系通谋红党……立将撤销游击司令职权，归案执办，以遏乱源等，除令饬本城省防司令马玉麟即将该毛巴图调省撤差押办外，相应函复贵处查照”。
此时，被阿拉善旗北部防共卡兵捕获的那笋敖其尔、布音迭尔格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也押在定远营监狱里。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支持毛巴特尔的阿木尔撒那、乐格登等人，发动兵营的士兵，于1932年元月27日劫狱。将被押的范布尔格德、胡棍堆、大布化3人救出监狱；又将管旗章京尼玛敖子尔和台吉彩登帕拉玛捉进监狱；并请来活佛那旺丹曾，向护印喇嘛爷追问谁是杀害黄康禄的凶手，要求将尼玛敖子尔和彩登怕拉玛革职惩办。
这次武装劫狱，虽然救出了几个人，但政权的印把子，仍掌握在喇嘛爷手中，斗争的结果，仍以那旺丹曾认错而了结。事件发生后，协理罗巴音都仁感到自己的处境危险，其子帕拉玛被押，虽已得救，但亦不安宁；于是便带领家誊，以办理塔王灵柩回旗之名义，前往北京辅佐达王。
1932年2月8日，政务处将阿木尔撒那等劫狱的情况，向达王进行了汇报，并说：“经喇嘛爷再三婉说：因身靠大人，无法将尼玛敖子尔、彩登二人革职办理，始得平定。帕拉玛无罪释放；毛巴图仍在卡守分居住。”（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劫狱事件发生后，政务处很快将在押的共产党嫌疑犯分别作了处理。时任中共西北特委委员职的潘恩普，因政治身份未暴露，被山西孝义县的同籍商人取保释放；对乌审旗籍的那笋敖其尔、布音迭尔格2人，派兵驱逐出境，解交内蒙古杭锦旗亲王处置，并以阿拉善札萨克和硕亲王旗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名义，向伊克昭盟副盟长、杭锦旗亲王、诸协理致函说：
“兹因逮捕红党嫌疑犯并押送贵处事。近日敝旗北部沙日茨区城所驻防共总管巴特尔瓦其尔，以红党嫌疑逮捕之蒙古人三名、汉人一名，并审讯之。其为首那顺敖其尔招供云：本人系伊克昭盟乌审旗人民，在原籍任见习笔帖式职，前年冬（注：指1930年冬），接军官贺希格达来、俗人阿尔滨巴雅尔函，与本旗笔帖式图门巴依尔、喇嘛宝音得尔格尔结伙，从家秘密出走，欲经阿拉善衙门抵大库伦；遂腊月上旬，从石嘴山渡口，来到衙门（注：当时的定远营王府亦称衙门）祥泰隆，将我旗贺希格达来、孟克乌力吉二人致南寺葛根和毛巴图之函，亲手交子毛巴图。图门巴依尔对毛巴图云：我们想去大库伦，看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毛巴图答云：我们不能去人了。于是，图门巴依尔我们三人，于当月初十，从衙门出走，于去年春节初十（注：即1931年2月26日），到达大库伦；先在科尔沁旗之宝音巴特儿尔家住下来了。随后，图门巴依尔让我和宝音德力格尔住在道伦河岸完全小学；图门巴依尔自己住在大库伦。七月份，图门巴依尔让宝音德力格尔我们回家，并交给毛巴图三块牌子，要我们转交给贺希格达来，并说：你们从这里要和山西人、查哈尔旗俗人道尔吉，一同乘汽车到古拉本赛汗，在那里有红党之人员为你们准备骑乘、口粮，并送出边境。我们四人乘汽车到古拉本赛汉时，红党军官诺尔布，为宝音德力格尔我们俩，买好了骆驼两峰和口粮等物，同时鼓励我们加入红党，要我们带去已准备好的人民革命党宣传书刊等。我们将书刊藏在驼鞍屉内，进入贵旗边卡乌兰套力盖时，被卡兵抓送来的。审讯同伙宝音德力格，他对上述供词亦供认不讳。对一同结伴之山西汉人潘氏（注：潘氏即是潘恩普，化名越必成，在旗政务处的审讯材料中均只称姓潘，而未提名）、查哈尔正白旗苏云苏木俗人道尔吉（注：真名是齐图门巴依尔、汉名齐文魁），多次严加审讯，都拒不承认自己是红党；同时，由我定远营商会保释潘氏，因免得牵连，故交予商会；查哈尔道尔吉，也由查哈尔旗喇嘛加拉曾尼玛请求保释，亦予保释出放。我们认为：贵会盟乌审旗贺希格达来、阿尔滨巴雅尔、图门巴依尔、那顺敖其尔等，确系欲以私下宣倡歪风邪说，串通红党，秘密散发该党宣传书刊，意在涣散民心，扰乱内政之严重犯罪者；这类红党之宣传，在政治上严加禁止之。为避免一时之革命，现据其那顺敖其尔等招供，连同骆驼、物品、书刊，由巡防边界官兵押监贵处，请除接纳归案，追究根底，严加审讯，取得招供，与其同伙一起从重惩罚敬威，以保地方安全。之外，我们双方近日未能致函联系，故直书贵会盟副盟长爵位之处，以告”（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那生敖其尔和布音迭力格尔被解送伊盟后，怎样进行了处理，笔者未查到文字依据，但现有一份署名1932年3月3日（不知是农历、阳历）鄂尔多斯乌审旗委员会代表图门巴依尔、那生敖其尔、布音迭力格尔（落款中又称布音格日勒）等“给本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原件是蒙文写的），现译录如下：
（前三条略）“四、关于阿拉善地区：阿拉善地区，地域辽阔，北与喀尔哈蒙古，西与回回族、南与鄂尔多斯、东与乌兰察布接壤。南依贺兰山和黄河，西北、东北靠大沙漠，历来就是防守坚固的美丽地方，百姓生活大体是以牧为主，它靠黄河和银川平原的水地，从无缺吃少喝的威胁，也不受时局之危害，只是在民国十三、十四年，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的军队践踏，深受其害。民国十七年，军阀冯玉祥直接占领阿拉善，勾接内部的反动官吏，欺压百姓，收缴所有武器，想长期统治，当地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军阀斗争，同时与回族建立友好的联系，消灭了内外反动势力，夺回了家园。从现在情况看，确有走向革命的深远基础，对此，我党中央将其及时领导在自己的旗帜下，指导其工作正确发展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几个代表，根据本旗委员会的指示，专门给他们人民军队的长官毛巴图写了信，并与其会晤，互相通报了各自的情况，他对我们的主张，具有极大兴趣，并对我旗委员会的信，一一作了答复，同时，非常出色地保护了我们这些代表。据他说，前年十二月，该旗协理伙同数人，突然将其逮捕投入牢房，军队得知后，直接将其抢出牢房，并将那个协理罢免。从他的话中听出，他的目的是联合回军，反对东军；此外，还想和外蒙古及本党取得联系，但未得到有关方面的指示和同意，无法直接派代表。这方面的大概情况，去年已给布音格日勒同志谈了，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存放在磴口农区的全部烟土，派专人取出来，用骆驼送去，以便取得联系，并报告要求给予帮助的想法。”
正当旗政务处起劲地迫害政敌时，毛巴特尔借剿匪之名，率部于1932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二日），进抵定远营城。当日，政务处函告宁夏省主席说：“毛巴特儿带马步军人百余人来定，治安幸甚，专此敬颂”。
1932年3月21日，宁夏省西路骑兵游击司令毛巴特尔向宁夏马主席呈文说：
“职据范营长，采登面报：达背呢嘛八达台其罗巴旦等二名，勾结骑匪三十余名，捣乱阿拉善王府；并据声称：前于上年七月，将其家抢尽等语。职闻紧极，因请示命令不及，当即率队进剿。该匪等闻风逃窜山林。兹于三月十八日返驻阿拉善王府。现因府地敉平，职是否回驻原防？抑或分拨队伍驻守府地？并请派员调查，理合呈请钧座指令示遵”（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毛巴特尔占据定远营城，是对政务处上年拘押范布尔格德、抢夺其财产行为的报复。进城后，虽向宁复省请示是否回驻原防，但省政府委员马福寿、扈天魁、魏鸿发均批：“暂不批复”。因此，毛巴特尔和范布尔格德等也就在城内住下。期间，免不了向地方索要粮秣军饷，引起众人不满。喇嘛爷等正好利用毛巴特尔不得人心的良机，暗调各防卡蒙兵攻城，枪战两昼夜，毛巴特尔的西路骑兵溃败，4月3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蒙兵入城，阿木尔撒那等被枪决，范布尔格德等重新被捕入狱，毛巴特尔亦被政务处诱捕入狱。
阿拉善旗发生枪战后，马鸿宾为摆脱被动局面，于4月4日致函答复毛巴特尔3月18日的请示说：
“令西路游击司令毛巴图：呈悉。该司令未奉命令，擅自开驻王府，殊属非是，现今该处既经平靖，不宜久驻；仰于令到之日，遵即率队，开赴大滩北路一带驻防，毋得稍延为要，切切此令。”另方面，派陆军新编第七师参谋处贺有德来旗调查，以帮助毛巴特尔等脱离险境。
4月6日，喇嘛爷向宁夏马主席致函说：
“敝旗自去岁旧历腊月二十以后，有乱党数人，煽惑守城蒙兵，发生判狱捕官重案，经调停，正在解决间，突于本年旧历二月十二日，有钧座委任之游击司令毛巴图带领一千庞杂分子来定，分住各商号。近据定远营商务会报告：毛巴图派人送一公文，向商会勒索大洋三万元，恳请保护等。又据王家靴铺复议隆报：顷有毛司令部下多名来号，刁取钱粮、衣服、皮鞋数十双，恳弹压。自此后，城内外秩序之乱，不堪言状。查毛巴图自奉钧座委任，应从命令，乃竟一再不听调遣到防，突然带队来定，行止自由，勒派商会巨款三万元之多。恳主席准赐明令毛巴特尔将来不再祸害敝旗”（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毛巴特尔资料卷》）。
桑吉嘉木苏虽是一名活佛，当他执政时，在解决毛巴特儿占城事件上，使用强硬的武装解决措施，得到了王爷和省政府的认可。
4月16日（农历三月十一日），喇嘛爷，南公罗善卿向北平塔王府发电请示说：
“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进犯，定城陷，府中印信、库存枪械被抢，要人镣禁；我军由营盘山攻击。如何办法，急电示遵！”
4月19日，喇嘛爷和政务处给达王呈文说：
“毛巴图带队来定，勾串红党占城大乱，众蒙兵来援，城已恢复平定。唯毛巴图系宁夏省军官，未便擅处，故暂留定城。宁夏委员来定调查毛事，查毕回报，听侯办理”。
4月19日，喇嘛爷和政务处再次向马鸿宾致函，函说：
“去年旧历腊月二十以后，有敝旗乱党数人，勾结城兵陡然暴动，发生劫狱捕官一切重案；当经敝护印凋停弹压，正在解决间，突于本年旧历二月十二日，有钧府委任之游击司令毛巴图带领一千庞杂分子来定营，张出布告，内称奉令前来等语。初到时尚无特别举动；越数日，竟与乱党融合成群，擅将带来人众开入城内，把守城门，不准居民随便出入；估向政务处每日供应一百零五名军人的米面，七十三匹马队的豆料草秣；旋又行文向商会勒派大洋三万元，并索要商团六十名入城，帮伊守卫。除由定营各字号随便挪取货物、粮料、草秣不计外，竟纵容部下每晚向各号打门索取用物，复抢劫城内王家靴铺钱粮，衣服、并皮靴数十双，以致城中秩序大乱。后经旗属各巴格来兵救援；当救兵来到后山营盘之时，该毛巴图并阿木萨拉等强将敝旗军械库打开，由心取出拍击长龙大炮并三八式各种快枪子弹，向后山营盘射击，枪声不断者两昼夜；幸救兵奋勇，于二十八日未刻攻入定城，人心为之一定。当援兵扒城时，被毛兵弹毙者数人，现在毛巴图自知不合，已将原来之人解散二十余名，其余分子尚在城内，闲游闲逛。查毛巴图前次一切凶恶状况，早经缕达钧府，请求究办有案；兹又假称奉令带队来旗，犯五大不韪：一抗违主席命令，故不到防；一擅自开拔来旗，勾结已就弹攻之乱党，复行捣乱；一占据定远营城，把守城门，连日开炮轰击蒙人；一勒派商会巨款至三万之多：一造作种种谣言，今日说此处来有土匪若干，明日又说彼处来有大股若干，惊吓地方商庶，紊乱秩序。以上五罪确切事实；论其狂悖蔑法已极。唯该毛巴图系属钧府委任之游击司令，敝旗未便擅自议处；理合据情函达主席鉴核，赏准迅将毛巴图依法惩办，以除后害，而顺民心，敝旗亲王原定约旧历三月一定由北平起马回旗，唯现因旗下捣乱，恐其迁延，特恳主席代为致函催促俾得早日归来，并请于所经各处及后套一带地方，赐以切实保护。至旗下秩序，此后尚祈遇事关垂，以免愤事，是所至祷，鹄候赐复！”（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喇嘛爷一日发出三份文电，使得新袭王爵，锐气方钢的达理札雅感到震惊，决心对毛巴特尔进行武力剿灭的同时，也使得一向同情毛巴特尔的马鸿宾处于被动，只好批准了政务处的要求。从而使阿拉善旗形势急转直下，日趋利于王公政权。
达王接到旗内发生内乱的电文后，于4月18日发给宁夏宝珍相馆章藏珍转给南寺喇嘛爷的特急电报说：
“毛、范作乱，令人发指。请即会合各沿路烽兵，火速恢复定城；所有祸首，务获究办，勿任漏网；本王已电请宁夏马主席派兵往剿，请派妥人赴宁，接洽会剿”（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马鸿宾接到旗政务处和达王的函电和特使贺有德回宁面报的情况后，看到毛巴特尔大势已去，于是在1932年4月19日，亲自批拟了对毛巴特尔的处置意见说：
“毛巴图自由行动；前委之西路游击司令，自应取消。查前委予职务，系为安宁贵旗之计，起将彼安在西路，以免与管事方诸君致气，即准贵函，再调毛巴特尔来宁，避免纠纷。若彼不遵，再应由贵政务处负责处置，或由本处协助亦可”。
宁夏省政府遵照马鸿宾的批文，于1932年4月21日给旗政务处致函说：
“贵处公函请将毛巴图依法惩办，以除后患，而顺民心等由过府，准此。查本府前以毛巴图与贵旗不免龃龉日深，故委以西路游击司令名义，指定防地，畀以责任，期免与贵处诸君时相争气。讵料该毛巴图此次不俟命令，自由行动；除将其游击司令名义撤销外，征调来宁，避免纠纷；如再不遵调遣，即请由贵处自行处置，本府亦当协力相助”（宁夏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贺有德受马鸿宾之托，来旗调查毛案，回宁汇报后，于1932年4月21日给喇嘛爷来函说：
“德自拜别，平安抵宁垣，即将贵旗事件报告主席；业经训令颁发子弹四箱，毛巴特尔已取消游击司令，迁调来宁，如不遵命，由贵处处置，主席亦可帮兵。”
这封便函落款署名是宁夏省政府马鸿宾。
桑吉嘉木苏得到达王批准派兵剿除毛巴特尔的电文和马鸿宾的表态后，设计拘押了毛巴特尔。1932年4月28日，向达王致文禀称：
“去年腊月二十日以后，实有阿木尔萨那等数人作乱城内，敝相机弹压，正解决间，忽本年旧历二月十二日，有宁夏省委任的毛巴特尔率一班庞杂分子，由五方寺闯定，纠合已就绥抚之乱党，并祸首范布尔格德、南寺佛爷等，复起凶氛，占城开炮，将库内枪弹抢去一空，复勒派商会巨款三万元，及衣物靴等。敝曾暗调各卡蒙兵来抵，正出发问，适奉王谕令派兵剿办；蒙兵由后山攻城，范、毛开炮两昼夜，蒙兵袒臂扒城，于旧历二月二十八日攻入城，祸首阿木尔萨那数人业经枪决，从犯亦枷责，唯毛巴特儿系宁夏委任大军职，未敢擅处……”。
达王对旗内动乱情况十分关注，于1932年5月10日向旗传谕说：
“喇嘛爷来电简单不详。再入城毛、范等犯现在何处？政务处何人办事？宁夏委员作何主张？地方是否平静？限五日内详电复。政务由喇嘛爷暂维持。”
政务处接电后，于1932年5月12日回电说：
“旗务现已平定，秩序如前，毛、范派人看押。”
1932年5月17日，达王回电传谕说：
“电悉。叛首毛巴图，本王据情函请宁省，将其军官取消，得有确据；速按法惩治馀逆，速办，以静地方”。
1932年护理印务的喇嘛爷及协理罗巴音都仁等，对旗内多事的政局，穷于应付，故而再三力求新王爷早日返旗主政，除函电各方摧达王回旗震摄外，还派专差赴京面请。达王对旗内近似威逼的催促，很为反感，虽传谕指责其“殊属非是”，但仍决定尽早回旗，原拟在1932年3月间搬灵柩回旗，要求旗内为其筹款2万元银洋。政务处得此消息后，于1月13日，以全体职员名义，向太福晋、王爷、大奶奶上禀曰：
“电奉王谕，王已奉中央令，任阿拉善特别旗札萨克亲王，无任观腾，分别传谕，一体知照，如庆重生；所愿来春及早回旗。此次年差派协理台吉罗巴音都仁，副梅林黄托布巴衣尔二人，于旧历腊月初六（阳历元月十二日）由定起程赴京，呈哈达，叩年喜。应禀事列右，伏乞核：一、由各巴格派边官乌拉驼，在旗迤北预备接迎灵柩，班丧、购枪、并二爷奶丧费，由定远营商会筹洋1万元送平。南、北盐、苁蓉、甘草租银及零星进款，均解送北平。自民国十七年姚连榜之乱，王库厢之储被劫净，谅王已闻。本年兵、蓉租银直交北平，旗未过手。值此三空四净，忽奉提款谕，不得已，派协理巴音都伦赴包头，向吉盐、苁蓉两公司预支翌年上半限租银，解平济用。二、今秋因请灵柩迎王回旗，遂于原九百四十八个报答差内的摊弗，每个报答摊六元，得洋五千六百八十八元，拟充作明春王灵由包头至定之花费。三、后套沙金套海四巴格地租，秋间正派员收取，恰遇苏匪雨生带数百匪徒，由宁败窜套，踞二月余，奸淫抢掠，十室九空，那来交租款；又少一进款。兹于万分拮据中，凑洋五千元交年差，送京乞纳北平临时经费”。
罗巴音都仁于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抵京当差，由于所需搬灵款项甚巨，一时难于凑足；加之其他筹办事项过杂，和旗内局势不稳等因，塔王灵柩推迟到1932年夏季才运回旗内安葬。是年3月11日，达王电谕旗政务处说：
“本王拟于三月二十日扶灵回旗，应用款项，务备齐。”
政务处未敢迨慢，于3月14日，分别向三盛公教堂司铎邓先生和渡口教堂牧司丁士德先生致函说：
“亲王传谕：定于三月内回旗整理边防，此次迎护马步军队车骄驼驮等，需携款二万元，查旗库自民国十七年被劫空，皮毛滞消，势非向各佃户借助现款。兹派黄路增前赴教堂告借洋三千元、壮健走马七匹，以顾此差，希即设法维持，量力凑借；并代为筹备豆料数十石，并道迎善”。
同日又致函磴口福兴公司经理，向其借银洋1万元。
王灵回旗，虽经旗内官员四处筹款，但款仍不够用，直到1932年6月14日，政务处又派人到宁夏，向榷运局马局长索要盐租说：“达亲王由平扶灵柩还旗，已于旧历五月初九就道，沿途路用及此间铺排需款巨；擦盐上半年租金6000元已到期，兹派专员带印领携回旗。”
经过几个月的忙碌，终于1932年4月28日，派梅林章京图门巴依尔、参领吉勒泰、陶密喜格，带领男女服务人员及迎护兵丁、驼马骑乘、行旅，前往北平，迎接亲王回旗。是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九日）达亲王与其家眷，扶塔王灵柩及其二弟镇国公原协理台吉达都拉旺喜格夫妻两人之灵柩，由北平登火车返旗，于次日抵包头，驻节哈拉坤，然后由草地回旗。6月19日达王函告政务处：
“进城一切仪式，遵先王旧例，详细节目，派图沙伦卡张佶先回商询。嗣后一切政务，若无本王签印传谕，即作无效”。
亲王返旗，宁夏省主席亦很关注，不时询问何时能至。政务处对此很感激。1932年7月4日，达理札雅抵达定远营王府，当日接收护印喇嘛爷和协理呈交的札萨克印信暨文卷等项，正式到职任事；并向北平蒙藏委员会办公处备文呈报，要求转报全国主席及行政院备案。同时发布了阿拉善札萨克和硕亲王特别旗政务处布告：
“亲王谕内开：本王甫归旗下庶政待理，而尤以保境安民方当务之急，诚以地方平靖，而后人民始得安居，亟宜整饬所属；以资治理。本旗官吏务望洁已奉公，勤慎从事，不得固循敷衍，有悟职守。带兵各员，对于士民，宜常训以军纪、风纪，专以保卫治安，更以自爱、以为表率。凡容居本旗商民人等，理宜不分轸域，一视同仁；过路客商，均应严加保护。嗣后，凡属现役蒙兵，均各带有符号，以志识别；凡非军人，不准私带枪械，任意游行。关于买卖，须要公买公卖，不准有强迫勒索情事，务使地方安谧，人民乐业，本王有厚望焉，倘有无知之徒，不顾法纪，有意干犯，一经发觉，即从严惩办，决不宽待。”
达王执政后，又发出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札萨克和硕亲王特别旗布告严禁事说：
“奉王谕开：私买军火，悬为历禁，诚恐匪徒藉资为害地方……仰政务处速严饬军警稽查，倘有私买枪弹者，从严究办”。
达王严整旗务之时，被管押的范布尔格德趁隙逃出监狱。达王于1932年8月10日向宁夏省政府致函说：
“范犯前由看守处乘隙潜逃，当即跟踪追击，侦知已往宁夏；函达贵府，请派兵缉拿；兹派杨艾尔得尼达赖、胡景文带卫队拾骑，赴宁捕护，祈酌派兵获送”。
继范布尔格德越狱后，南寺活佛那旺丹曾亦于9月3日，摆脱监视，逃离旗境。9月6日，达王给宁夏马主席致函说：
“顷据旗属广宗寺僧官报告，内称：寺内达布佛爷于旧历八月初三日乘隙潜逃；跟踪打探，系由黄峡口一路向宁夏方面而去，理合禀报等情。据此，查南寺达布佛爷，向与库伦红党勾串，谋不轨；经敝旗于去年秋季拿获库伦奸细，讯出达布种种谋逆情事，当经据情函达贵省府有案。为该佛计，理应闭门悔过，乃思不及；此复于今春，串通逆犯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等，乘机作乱，占据定城，事平后，敝亲王甫经回旗，未及过问。今据该寺僧官报告，谓其逃往宁夏等语；若不严行查缉，诚恐勾结土匪为害地方，相应据情函达贵主席查照；希即通饬所属文武各公署，一体严拿；如该佛在宁，务请随时函示，以便敝旗派员缉拿，并希见覆为荷！”
9月17日，达王派宁布、艾立肯、鲁布生带卫兵等往宁夏、各蒙旗地方，寻觅严拿达布佛那旺丹曾回旗讯办。
达王在料理完塔王的安葬后，着手处理了毛巴特尔事件，这是他承袭王位后所作的第三件事。1932年9月28日拟发的“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札萨克和硕亲王特别旗政务处剀切布告”称：
“案奉王谕开：本年去广宗寺达格布呼图克图那旺丹曾及阿睦尔萨那、列格登、毛巴特尔、范布尔古特，勾接爱立冷桂、套得巴依尔、喇嘛隆都格等扰定；所有枪弹抢夺一空，后又威逼镣押官吏，革去职务，勒捐商会，种种不法行为，希图强占政权，实行内乱。本王尔时在平闻之，当即电饬各员兵丁，迅速查明一切，用兵力戡平。伊等野蛮不听善言，竟敢开枪抗拒；幸赖我官员兵民等奋勇攻进定城，拿获罪犯，以平内乱，而靖地方。嗣本王扶先王灵柩回旗安厝丧事完毕后，则将有功赏之，有罪惩治，地方始得平安。以上罪犯等，讯据是宴，论其所犯，核与现行新律第一百一条第一、二两项相符，均应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除将此案首犯等，业经按律惩治外；查达格布呼图克图那旺丹曾，前次王爷业经戒办，不知悔过自新，再行扰乱；本王宽怀其过，又自违背潜逃，罪亦难免，来时另有办法。今被押次犯等，论法虽不宽容，本王念其无智盲从之辈，严加重办于心不忍，一概宽其既往，免其死罪”。
由于毛巴特尔已被阿拉善旗政务处枪毙，马鸿宾失去了一支未能驯服的武装力量，只好顺从了达王通缉其他政敌的要求。1932年10月7日，宁夏省政府秘书处致函阿拉善旗说：“案奉省政府发文：贵旗公函以逆徒达布佛谋为不轨，事败潜逃，请饬属严拿或通消息，以便派员缉拿等由。准此，除由省府饬属查拿外，相应函复查照”。
那旺丹曾出走后杳无音信，达王虽派人四处查捕，终无结果。1936年12月31日，达王向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长李某和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主任章某致函说：“查本旗达克布呼图克图那旺丹曾，于民国二十年，倡率内乱，冀图颠覆本旗政府，本王返旗，丹曾畏罪潜逃，至今未归案。前本府请撤销那旺丹曾之呼图克图名号，今本旗新达克布呼图克图尚未请出，无人前往展观，请兹准前因，相应函复”！
范布尔格德在北寺管押时，得到一个老喇嘛的帮助，星夜逃往宁夏，辗转回到家乡（通湖巴格达来呼都格），拿了一支八音子手枪，以到青海塔尔寺磕头为名，离家出走，逃往张掖，投奔马仲英，任营长职。
1932年10月14日，达王派秦佐立格，带卫兵数人，前往各省县镇逮捕范布尔格德，未达目的。后侦知范布尔格德在马仲英部，达王便向马仲英交涉索要。
1933年春，达王前往银川祝贺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职务时，与马仲英的代表赵寿山会晤；赵向达王转告了马仲英的决定：只要达王不危害范布尔格德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可允许将范交回阿拉善旗。达王恐怕赵寿山继续追查阿拉善旗截扣马仲英的8万多元银饷的责任，便答应不加罪范布尔格德的条件，并令旗政务处派员获送赵寿山回张掖，回时将范布尔格德带回阿拉善旗。遵此，旗政务处于1933年3月24日给马仲英致函说：
“子才师长：顷奉敝王由宁夏来谕，藉悉贵代表赵寿山奉命来宁伸贺，晤读欢畅。唯前银响，确非敝处所为……贵司令部允将本旗逃犯范布尔古特（即范宝山）带回本旗，当即遵谕，添发获照旗子，并派员获送；务乞将范交来员带回，自应遵照师长及贵代表叮嘱要求，敝王法外从宽。敝处从前不周之处，希海涵；以后有何公务函示，必为竭力互相维持”（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毛巴特尔资料卷》）。
范布尔格德投奔马仲英，原想借兵攻打王府，解救毛巴特尔。即至毛巴特尔已被处死，营救毛巴特尔的计划未得实施。1933年春，范布尔古特得知马仲英答应将他交阿拉善旗的消息后，毅然决定与3个回回兵出逃到中蒙边境，在那里先是给牧民放牲畜，后来打猎为生。数年后潜回家中，王府亦再未加害于他。
六、奥西罗夫等遇难
本文前面已提到，1931年秋，共产国际派潘恩普、那生敖其尔、布音迭尔格勒、齐文魁等，回国开展革命工作，不幸于同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在阿拉善旗北部乌兰套尔盖防卡，被沙尔茨区域防共总管巴特儿瓦其尔逮捕，送旗政务处刑讯后，于1932年初，分别作了处置。与此同时，在阿拉善旗北部还发生过一起残杀4名共产党人的惨案。
据吉合在《荒原上的足迹》（载内蒙古革命回忆录《塞上星火》第一辑）一文中回忆介绍：1931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将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队党支部书记潘恩普和该校中国队队长兼列宁共青团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队团支部书记吉合，召到共产国际办公大楼住下，先让他们阅读文件和中国报纸，告诉他们要重点了解、分析有关我国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绥、晋五省的行政、经济、军事、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并将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福明泰写的比较系统而又从多方面讲述甘肃、宁夏和阿拉善3个地方情况的报告，让他们阅读研究。
一个星期后，黄平把化名为黄敬斋的王若飞介绍给吉合、潘恩普，说：“这次叫你们来，是决定派你们回国，到我国西北地区开展工作，你们的领导人是聂莫采夫——黄敬斋同志。材料你们看了不少啦，更多的材料，到实际斗争中去掌握吧。”同时布置让吉合和潘恩普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找共产国际派驻乌兰巴托的代表切尔诺莫契克联系，在那里等候聂莫采夫——黄敬斋。吉合、潘恩普于6月底从莫斯科出发，7月上旬到达乌兰巴托。在那里看书学习一个来月，黄敬斋到了。于是他们3人经常到切尔诺莫契克那里开会，一起研究中国的形势，以及他们回国后的组织、任务和工作方式等问题。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制造反共剿共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都遭受破坏，特别是西北地区，党的组织破坏得十分严重。切尔诺莫契克强调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向中国的西北地区下手了，我们对西北的工作不够及时，你们回去一定要尽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赶上去！”共产国际确定成立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深入到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山西5省，以搞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为主，以秘密工作的形式，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西北特委设在宁夏，由黄敬斋任书记，吉合任军事部长。最后确定分东西两路从乌兰巴托出发，东路是黄敬斋和吉合（又名田德秀，化名张其胜，称张掌柜），由朱实夫（化名谢伏林）担任交通，有陈老三拉骆驼，经乌得、归绥、包头、五原、临河到宁夏；西路是潘恩普和布利亚特蒙古人阿其尔，由巴达玛任交通，经蒙古边城科布多和阿拉善首府定远营，最后到宁夏汇合。
9月间，黄敬斋到归绥，然后到包头，与乌兰夫见了面。10月间，黄敬斋从《包头日报》上看到红二十四军到陕北府谷、神木一带的消息后，决定由吉合先去找红军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宁夏打听西路潘恩普的情况，并决定黄敬斋亦很快到宁夏会合。
10月底，吉合装扮成行医看病的张先生，由装扮成助手的奇新民带路，前往宁夏和陕北，（奇新民原为准格尔旗王爷的卫队长，刚从中央军校学习回来，不是党员，却和绥远党的地下工作者有联系）。吉合先到乌审旗，打探西路一行人的情况（因在乌兰巴托时，共产国际代表曾专门给担任西路交通的巴达玛一项任务，让他回国后去乌审旗，向该旗蒙古军团长孟克乌力吉了解一些情况，并了解孟克乌力吉本人的情况，孟曾去乌兰巴托参加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吉合在乌审旗未探听到西路潘恩普一行人的情况，继而到宁夏银川市，跑遍了所有街道和旅店，也未打听到西路人的一点消息。于是，吉合一人赴陕北，找到了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帮助搞了3个月整顿部队的工作后，再入甘肃，进宁夏，复到银川城，经过4天了解，也未得到黄掌柜和潘恩普的一点消息。
1932年初夏，吉合由银川返回到乌审旗，见到了巴达玛。巴达玛说：“我和潘恩普、阿其尔走到定远营时，被阿拉善王府抓起来了，我一口咬定自己是拉骆驼的，不懂汉话，他们见我身上油水不大，就把我放了，我现在孟克乌力吉那里。”于是，吉合返回包头，得知黄掌柜——黄敬斋也被捕了。再到归绥，通过候四找到三德胜（三喇嘛）、李森（小才），与共产国际派回来协助王若飞工作的罗勃夫——曾涌泉见了面。
曾涌泉回国时，共产国际派哈日乎当交通（哈日乎原是白海风的助手兼交通）。曾涌泉到绥远后，哈日乎便回北京。
1932年秋，共产国际指示哈日乎与曾涌泉见面；并调查潘恩普等人的确切消息，将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哈日乎、吉合，曾涌泉3人研究决定由哈日乎和吉合到阿拉善侦察一下情况。哈日乎、吉合两人扮成商人，经鄂尔多斯高原到宁夏，翻越贺兰山到了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住在一家客店，开始秘密侦察活动。
时正值小王爷从北京回旗给老王爷送葬，王府里正忙着办理丧事，这倒是难得的机会，但买卖人都摆出一副“莫谈国事”的神情，言词很谨慎。几天后，吉合从一个曾在外蒙古做买卖，破产后跑回来开小铺子的掌柜处得知：“由外蒙古来的两个皮毛商掌柜，全被王府抓起来了，一个是山西人，叫阎锡山要走了，一个是外蒙古人，还押着呢，看样子活不了啦。”哈日乎了解到的情况，与此大体相同。俩人碰头分析，断定被捕的山西人是潘恩普，外蒙古人是阿其尔。
至此，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和两名特委委员潘恩普、阿其尔都已被捕，西北特委基本被搞垮了。
前面已经说过，被阿拉善旗王府逮捕的那生敖其尔、布音迭尔格勒，是在1930年冬农历腊月初八日，与图门巴依尔同到阿拉善旗南寺，拜见过活佛那旺丹曾和毛巴特尔后，才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1931年8月共产国际确定，西北特委书记黄敬斋（王若飞）和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张其胜（吉合）等，先由东路回国；同时确定，由西路回国的特委两委员潘恩普（化名赵壁成）和奥西罗夫（亦写沃西洛夫，又名鄂赤伦，或写阿其尔、敖其尔）再分两路回国，直奔阿拉善旗，等候王若飞前来定远营会合。
潘恩普这一路是由那生敖其尔（又名巴达玛）负责交通，同行的还有布音迭尔格勒（汉名福明泰）和道尔吉（又名齐图门巴依尔、齐文魁）等一行4人。奥两罗夫这一路是由图门巴依尔任交通，同行的有额尔敦别立格（东北人）和一名苏联女人。
道尔吉（齐文魁）是陈巴尔虎旗人，于1928年，跟随郭道甫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转到乌兰巴托蒙古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30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1931年春参加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办事处工作。在他被派跟随潘恩普回国工作前，曾和布音迭尔格（福明泰）在乌兰巴托与奥赤罗夫见过面。奥赤罗夫布置让潘等4人先回国，他自己随后也去阿拉善旗。
潘恩普等四人乘汽车由乌兰巴托到蒙古边境的巴坤图防卡后，改骑骆驼，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人闹尔布护送过境。他们绕过阿拉善旗北部的班顶套尔盖买卖点，进入梭梭林；午休时，来了两个喀尔喀人（外蒙古人），发现他们用外蒙古的报纸擦碗，引起2人的怀疑。10月3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当他们刚经过乌兰套尔盖防卡时，被一个骑马的人和4个骑骆驼的人挡住，将他们带到防卡，交给防卡队长库尔雅斯尔（沙尔扎庙的喇嘛）审问和搜查，每人被打了20皮鞭。
随后，他们在驼鞍中暗藏的宣传品及毛巴特尔的名片，被防卡搜出，把他们当作“红党”嫌疑犯扣留，并派达木尔那生敖其尔（又名那生昂嘎）赴旗报告，为了疏通关系，潘恩普给了那生昂嘎400元白洋。
旗衙门的官员，见到从潘恩普身上搜到毛巴特尔的名片及共产党的宣传品，如获至宝，认定他们是“阿尔那木”（红党）是致毛巴特尔于死地的最好证据，便下令将捉获的4人解旗审讯。那生昂嘎返回乌兰套尔盖传达了旗衙门的命令，那个防卡的醉鬼队长，又将潘恩普和道尔吉（齐文魁）用麻绳捆着打了一顿。两天后，派青格喇嘛等4人押解潘恩普等4人赴旗监禁。
潘恩普等4人被押到旗衙门的次日，旗政务处的老爷们，将他们提去会审，讯问毛巴特尔的名片是那里来的？那生敖其尔回答：是我去年到南寺给葛根（那旺丹曾）磕头时，与毛巴特尔相识后，他送的，别无关系。结果，那生敖其尔被毒打了一顿。以后，又连续审讯了几天。在旗政务处官员的严刑拷打下，潘恩普与齐文魁拒不承认是红党；那生敖其尔、布音迭尔格勒承认自己是“红党”。
1931年10月31日，潘恩普等4人在乌兰套尔盖被捕后不久，奥西罗夫（阿其尔）和图门巴依尔等6人，亦相继由乌兰巴托来到阿拉善旗北部，他们分两路向定远营前进。一组2人（姓名不详），走到沙尔扎庙后，被乌兰套尔盖防卡的尼木曹尔吉逮捕（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库肯扣口供记录）。另一组是奥西罗夫、图门巴依尔、额尔敦别立格（另一说是哈尔曾）和1名苏联女人。他们行至图克木巴格时，被查汗扎得盖防卡的卡兵扣留，经过一凡智斗，脱出险境，继续前进。
查汗扎得盖防卡的总管策仁嘎嘎，对卡兵放脱4名由外蒙入境的人，很不甘心，决心要继续追捕。奥西罗夫等4人行至阿尔宾山时，被外蒙古籍喇嘛沙海丹增发现，当日晚，策仁嘎嘎也到沙海丹曾家，指示沙海丹增和强克尔米吉德（外蒙古籍人）负责联络附近的人，去追捕。沙海丹增带领11个人（其中有8个外蒙古籍人，1个汉人）追到阿尔宾山后，被奥西罗夫等开枪打伤3人，狼狈逃回交差（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沙海丹曾等口供记录）。
刺仁嘎嘎恼羞成怒，又联合红古尔玉林巴格的边官那巴阿门嘎，指示库肯扣、嘎拉生2人，组织扎拉扣、罗布生江布勒、格瓦、巴拉登、沈吉尔格勒、拉拜、苏和吉尔格勒、叶冷普尔，艾尔布其呼等19人（一说是15人，大多是由蒙古人民共和国逃亡来的仇视革命分子），继续追捕。他们追到巴音吉兰泰西北的德尔图山前红山坡上，发现了奥西罗夫的帐篷，双方正要准备战斗，胡肯扣怕难以取胜，便出了一个诡计，先稳住同伙，然后自己上前喊话，说自己是向旗上送新兵的，要求对方不要开枪。
库肯扣的诡计，使奥西罗夫等失去了警惕。呼肯扣一帮人进入帐篷后，趁互相问话和喝茶之机，一声吆喝，将奥西罗夫等4人捆起来，从行李中搜出了那旺丹曾和毛巴持尔的名片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给他们的介绍信。
这些流亡分子，极端仇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他们狠毒地将奥西罗夫等4人，全部杀害在乌克持尔（库肯扣亲自杀害2人，东苏旗人扎拉扣杀害1人，鄂托克旗人（名不详）杀害1人）。奥西罗夫等所带的12支枪、4棵手榴弹、8峰骆驼和信件、名片、财物等，都被送交给阿拉善旗政务处。
奥西罗夫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着重协助内蒙古人民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王公压迫，解放蒙古民众的。在大革命时期，他帮助李大钊成立内蒙古国民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亲自拟定该党纲领等重要文件，亲自向共产国际书写内蒙西部盟旗阶级斗争情况的汇报材料。因而奥西罗夫不仅是侵华日本特务的眼中钉，而且也是王公政权的死敌。当他在阿拉善旗被害后，封建统治者很怕激出意外，故而严密封锁消息，不让露出马脚，将事实真相隐瞒了3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