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阿日斯楞
阿拉善旗广宗寺（南寺）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是阿拉善旗较早建成的规模较大的寺庙之一。该寺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错的肉身大殿。因此，在它的影响下，南寺发展很快，建有11个庙殿。主庙大殿能容纳2000个座位。其次是肉身大殿，模式完全像塔尔寺的金瓦大殿，远视金光闪闪，辉煌灿烂，景致十分美观。
据史料记载，清嘉庆年间，南寺有1000喇嘛，是最兴盛的年代。以后由于阿拉善旗王爷玛哈巴拉采取征喇嘛兵的办法，逐渐减少了喇嘛人数。虽然如此，南寺是始终保持有500左右喇嘛的大寺庙。
达格宝呼图克图，被称之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错的转世活佛，是阿拉善旗喇嘛教的教宗，是南寺至高无上的活佛，在阿拉善旗喇嘛教徒中有很大影响。所以全旗群众尊奉他为巴伦葛根（南寺活佛的意思，以下称巴伦葛根）。巴伦葛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1月19日）腊月二十日深夜生于阿拉善旗通湖巴格（苏木）察拉格尔湖之沙嘎那希尔格（嘎查）一个牧民家庭。父亲毛道尔格，母亲乌达巴拉。他兄弟姐妹5人，姐姐毛藏布嘎，三弟毛策仁，四弟毛善巴，五妹毛乌尼尔。
第五世巴伦葛根圆寂后的第三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南寺宗教上层喇嘛，按照宗教义规，当时在全旗范围内，普遍登记二三岁以下儿童，然后把登记的儿童姓名密封起来，派专人送到塔尔寺、西藏拉萨等地，虔诚卜卦，让圣佛的感灵指明所求的活佛的名字，再经一系列神机妙算，郑重其事地确定某名字的男童，即为巴伦葛根。据此圣旨卜意，由南寺上层主事喇嘛，指定专人负责葛根的应请工作。他们首先来到出生葛根的人家，向葛根的父母献哈达，说明他家某年某月某日出生的小孩，经卜卦圣灵确定是第六世葛根，并商定请走小佛的具体日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小佛7岁时，南寺举行隆重的请葛根坐床仪式庙会。与此同时，依据世传宗教名称，给小佛起名为阿旺丹增田来嘉木苏。
巴伦葛根回寺坐床仪式完毕，即前去旗里拜见王爷。当时的王爷多罗特色椤，问小葛根几岁了，他回答说70岁了。王爷感到这是吉祥如意的好话，十分满意。而小佛的师傅却勒腾甲木苏插话说，对王爷不能这样说，要如实地说今年整7岁了。多罗特色楞王爷很高兴地说，毫无疑义这是他能坐床诵经70岁的预兆阿！前世活佛在世不是也70岁吗！
巴伦葛根是阿拉善旗南寺——广宗寺的首位活佛。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错在阿拉善旗又转世的第六世活佛之说。因此，他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全旗的喇嘛教徒和信奉该教的信徒，都在他的殿下诵经朝拜，确信他是阿拉善旗唯一的尊师活佛。
巴伦葛根在20岁左右，走出修道经堂，同跟随他的亲属毛巴特尔、乌尔图达布哈喇嘛，到五台山、北平等地朝拜、游览，开阔了眼界，思想随之有所变化发展，提高了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因此，他非常喜欢社会活动，不愿固守寺院，修心诵经，颇感到外地游览生活有意义。
南寺第二位活佛第斯呼图克图是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的转世，法名叫阿格旺桑吉嘉木苏，尊称为喇嘛坦（以下称为喇嘛坦），他是六世葛根的传经师傅。见于葛根的思想变化，喇嘛坦主张将葛根培养成宗教圣人，高尚神灵的活佛。因此，决定将巴伦葛根送西藏拉萨精修经典。
民国15年（1926年），巴伦葛根同他的官家喇嘛乌尔图达布哈、夏拉尼玛等人，由草地骑骆驼到塔尔寺，再雇牦牛到了西藏拉萨。他在拉萨住下不久，拉萨寺庙僧官就给南寺喇嘛坦来信说，你们的葛根在拉萨不遵守宗教戒律云云，为此，喇嘛坦于1927年专门赴西藏看望葛根，表示关心葛根的生活和学经情况，劝说葛根要遵守宗教戒律，深造自己的道法修养。又向拉萨的上层求情，让巴伦葛根继续留藏深造。喇嘛坦在拉萨把一切事安排好后，及时返回了南寺。
拉萨是西藏的政治、经济、贸易、宗教、文化的中心，是个繁荣复杂的寺庙城市。在那里闭门诵经修心，对葛根来说，确实是很难做到的。有天巴伦葛根到公园游玩观光时，见到狗熊可爱，便拿馒头喂狗熊，一时不慎，被熊咬伤手指，出了点血。此事被喇嘛们看见，议论纷纷说，野兽咬伤活佛，是极不吉利的，象征着损坏宗教清规戒律。因而，拉萨的许多喇嘛见面就讽刺挖苦他。在此情况下，他觉得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便想摆脱难以接受的环境。民国18年（1929年）春，他同南寺的闹尔布甲木素、阿拉善旗查汉高勒庙的甲拉岑沙布隆，此外还有一个苏联人和蒙古的宝勒德等人同路到印度。呆了一个时期后，转乘轮船，经新加坡等地回国。他又到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游览，后到北平居住雍和宫。随他同行的甲拉岑沙布隆先期离平回旗。闹尔布甲木素在沈阳接洽第九世班禅的办事机构堪布厅，并充任二等堪布，他们先后都离开了葛根。只有那个苏联人和蒙古的宝勒德同居北平一个时期，以后巴伦葛根感到长期住在北平无聊，只好与蒙苏朋友分手，回到阿拉善旗。
巴伦葛根游览期间，在沈阳便认识了九世班禅，同时也认识了内蒙古的宗教大师章嘉活佛等宗教界上层人物，也认识了不少社会知名人士。由于葛根游览中外，并与蒙苏人士结交，在国内也接触了许多知名人士，所以，葛根的眼界开阔了，思想也有很大开化。他在北平时，喜欢穿西装，戴礼帽去看电影、听戏剧，打扮成社会名流人物的模样。
有一天，他穿上西服，戴上礼帽，去罗王府拜见阿拉善旗塔王，一开始塔王没有认出是阿拉善旗的巴伦葛根，不知是哪里的客人，以礼相待，请客人饮茶，在交谈中才知道是本旗的葛根。塔王便知道他在外游览大城市，人心变了，更不像活佛喇嘛的样子了，于是对他说，你要自重自爱，不然旗人是不会尊敬你的。塔王又严肃地指责葛根说，你又不来王府住，在外边住，住在北平干什么事情呢？现在命令你立即回旗去吧！
巴伦葛根听了塔王严辞训话，很不满意。以后再也未去过王府，从此塔王同巴伦葛根的关系更加疏远了。第二年，巴伦葛根离平回旗时，跟塔王连招呼也没打，搞得关系更加不和了。
南寺听到巴伦葛根抵达包头时，喇嘛坦派南寺文书司巴图扎雅，同本寺的敖子尔甲木素、散迪布两个喇嘛去包头迎接巴伦葛根。他们走到伊盟时，巴伦葛根也已到伊克昭盟，他们向巴伦葛根献哈达，表示是代表南寺来迎接葛根的。
巴伦葛根回到南寺后，在阿拉善旗民族宗教上层里，守旧和革新两种思想的斗争表面化了。
民国19年（1930年），巴伦葛根经伊克昭盟、银川回旗。旗政府派要员前往阿拉善旗巴伦别立巴格的白石头欢迎，同时南寺也组织100百多喇嘛前来那木嘎地方迎接，献哈达。把葛根接回南寺后，他首先前去拜磕他的宗师喇嘛坦。他们两个活佛围绕佛教经典辩证法，非常融洽地谈了许多寺庙和宗教问题。喇嘛坦表示，希望葛根今后要对南寺和各寺庙的宗教事宜多加关心指教。
阿拉善旗南寺有一个管限制度。寺内一部分喇嘛是葛根的属民，素称葛根夏毕那尔（葛根的百姓）。另一部分是喇嘛坦的属民，即喇嘛坦夏毕那尔。这些喇嘛们，各自祟仰自己的主人活佛，无形中形成两派势力。在民国17年（1928年）前，这两派的矛盾越闹越严重，旗政府曾多次派人前去调解无效。后来协理罗那木吉拉、罗达希道尔吉、章京陈莽哈赖等把南寺的大、二、三等喇嘛叫到旗政府，亲自审问后，有的降职，有的撤职。从此，两派的矛盾在表面上就缓和了些。
巴伦葛根回到南寺以后，有一次喇嘛坦诵经祈祷完毕，从达赖察汉（大蒙古包）走出时，按礼节应有两个喇嘛手持柏普尔（香炉）引路护送。原定名叫闹尔布甲木素的喇嘛拿一个柏普尔，恰好这个喇嘛未按时来护送，只有一个喇嘛拿着柏普尔引路护送。这样做对礼仪来说是不对的，引起喇嘛坦不高兴，当即训斥了闹尔布甲木素。对闹尔布甲木素的训斥，首先巴伦葛根就不同意。因为闹尔布甲木素是葛根的属民，是葛根派的人。因此从而引起南寺两位活佛的派系对立，互相不满。趁此机会，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喇嘛和政府官员，从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使巴伦葛根、喇嘛坦两位活佛之间隔阂越来越深。
是年，葛根30岁，南寺喇嘛准备隆重庆贺。趁此机会，葛根的吉萨（官府）盖了7间土房，又做了些圆桌板凳。葛根的想法是，庆寿之后，利用那7间房和桌椅办个学校。到了庆寿这天，喇嘛坦郑重其事地向葛根活佛献哈达，互相祈祷礼拜，葛根摆羊背子，敬谢喇嘛坦大师。表现两位活佛十分亲切友好。
事后，巴伦葛根确实按自己愿望，准备办个本寺学校，让小班丁喇嘛有机会学习藏文之外再学点蒙文，以提高民族文化水准。这件事得到一部分喇嘛的支持，但也有一部分喇嘛反对。他们说：在寺庙内办学校太不严肃了，佛经还没有学深学透，再学蒙文，谁还在佛殿内祈祷念经呢，我们的葛根成了什么人了！在来自各方阻力下，葛根在寺内办学校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民国17年（1928年），在阿拉善旗发生了“小三爷事件”（“小三爷”蒙名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台吉）。那时小三爷得到宁夏省主席门致中的支持，里应外合一举夺取了阿拉善的政权，成立了新政府。他们的文件下至各防卡、各巴格，文件署名为“内蒙古第二陆军司令部阿拉善旗行政衙门”。又于农历三月下旬派人到各防卡，要收回枪支弹药。当时大部分防卡长表示服从“内蒙古第二陆军司令部阿拉善旗行政衙门”的命令，将枪支弹药登记了一下，并没有收，其用意是探听一下各防卡的动态。唯有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两位卡长表示坚决不接受行政衙门的命令，拒绝登记交枪。农历四月上旬，札哈道兰防卡长毛巴特尔宣布东军（指姚连榜部）侵犯了阿拉善旗利益：1.用武力强占了阿拉善旗大片领土（指磴口县）；2.东军向阿拉善旗施加压力，要7000峰骆驼运输武器（其中已死3000多峰骆驼），牧民的负担太重；3.东军把阿拉善旗多年的财政积累约50万银元抢劫一空。因此，要反对东军，反对行政衙门的命令，坚定不移维护本旗的利益。他从札哈道兰组织60多人，向定远营进发，准备攻打小三爷的行政衙门。
毛巴特尔的这一举动，受到各防卡的响应和全旗人民的拥护。三关防卡的范布力格德卡长，率领自己的士兵也来围攻定远营。随之，南部各防卡的罗巴岱、旦毕尼玛、杨巴图孟柯等也来了，西部、北部各防卡杨嘎瓦、宁吾、巴图斯迪等人率各自的卡兵，也到定远营参战。各防卡卡长与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磋商后，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从四方包围定远营，并定于农历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攻打定远营。打了一个月，没有攻克定远营。主要原因是缺乏统一指挥，互不隶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战斗力。经过这次战斗，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两人的表现突出声望大为提高，众称他俩是阿拉善旗的英雄。这就为以后他俩的飞黄腾达打下了政治基础。
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以佐领白和尚为首的阿拉善旗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于农历六月上旬向定远营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打了20多天，兵逼城下，小三爷行政衙门的士兵开始向卡兵投降。在定远营将被攻克之际，宁夏门致中又派苏雨生骑兵团，突破镇木关防卡前来支援小三爷。苏雨生骑兵团几次遭到卡兵的伏击，损失惨重，等进到定远营后，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这些兵都丧失了士气，如惊弓之鸟，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之际，塔王从东北奉军那里得到一批三八式步枪，运到阿拉善旗，装备了卡兵。蒙古兵的士气越来越高，战斗力越来越强。
在第三次攻城决战开始时，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按照南京蒙藏委员会关于在阿拉善旗停止冲突，双方协商解决，以求边民安宁生活的要求，通知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令他派人调解阿拉善旗内战问题，并从阿拉善旗撤出宁夏援军。门致中接受刘郁芬的指示，停止增派部队支持小三爷新政府，派于长东（别名于来堂）来到定远营，召集双方代表进行和谈。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意见，互不相让，终使和谈没有结果。与此同时，塔王也在南京活动。蒙藏委员会的马福祥委员长，原系塔王的结盟兄弟，竭尽全力支持塔王，否认小三爷的革新活动，形势愈来愈对阿拉善旗牧区临时政府有利。牧区临时政府又宣传塔王的指示，大力动员全旗各巴格的男性青壮年及喇嘛兵参战。至当年农历八月已有数百人包围了定远营，通往宁夏的各要道都有卡兵守住了，小三爷的革新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宁夏特派员于长东坚持塔王的要求，支持临时政府的行动，采取果断措施，首先要求双方停火谈判，将苏雨生的部队调回宁夏，和平解决阿拉善旗内战，双方都要撤走各自的军队，允许小三爷留一部分商团部队保护。苏雨生的部队撤走后，临时政府的蒙古兵，在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杨嘎瓦、巴图斯迪等人的带领下一夜间开进定远营，那些商团闻风而逃。临时政府进驻定远营，小三爷只带领他的副司令孟雄、参谋长田协安、宁夏派来的督查宫姚连榜一起逃奔门致中处求救，门再未派兵支持小三爷的革新政府。至此，戊辰年农历三月三日（1928年4月22日）发生的“小三爷事件”，到农历九月二十五日（1928年11月6日），在内战中度过了6个月，便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了。
于长东因为和平解决了阿拉善旗内战，避免了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因而得到了阿拉善旗上层及各界人士的好评。塔王对于长东感激不尽，请他到北平见面，又聘请于长东为阿拉善旗终身秘书长，把他的权力置于王爷之下，众仕官之上。人们都称他为于师爷，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于1938年秋死于定远营。
小三爷事件平息后，塔王让于长东负责组织新的旗衙门。在旗衙门由谁负责问题上，经于长东调查研究后，认为原阿拉善旗政府内没有合适的人选。因此，便决定在宗教界上层选拔一人来主持旗政府工作。首先选定延福寺的甘殊尔巴格希，但甘殊尔巴格希坚决推辞不干。后来又请北寺的道布曾呼图克图罗图布东甲木素主持旗政府工作，他也以身体有病推辞了。最后就请南寺的喇嘛坦来主持旗政府工作。喇嘛坦为了顾全大局，接受了这个任务。德高望重的喇嘛坦在旗府里没人反对的。农历十月下旬，喇嘛坦正式掌印。政教合一的治政办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不久又任命罗巴音都仁为协理，杨尼木敖子尔为副章京，罗达希才登为副梅林、罗达希端迪布、罗道尔吉生格、罗恩凯巴图3人为图夏拉卡职务，协助喇嘛坦管理旗政。随后又任命白和尚为管旗章京，罗达希才登为副协理。喇嘛坦掌印执政到1932年达理札雅回旗执政，历时5年。
小三爷事件平息后，阿拉善旗政府内部不团结，有些上层官吏互相指控，争权夺利，甚至互相迫害，确实到了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地步。
黄图孟吉尔格勒（黄康录），他是阿拉善旗雅布赖巴格人，他的父亲叫格立格，能通蒙、汉、满、藏四种文字，特别是蒙文程度很高，全旗人称他为格巴格希（老师）。黄图孟吉尔格勒生于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有条件学习各种语言、文字，他也学会了蒙、汉、满、藏四种文字，故众人称他为巴嘎巴格希（小老师）。由于他文化高，幼年就在旗政府当练习生。他从练习生开始，步步高升到全旗梅林章京职务，在旗里位置为第六位。他的头脑清醒，办事能力很强，熟悉旗务。为此，他经常被派到外地出使工作。民国14年（1925年）赴兰州同甘肃省盐务局交涉阿拉善旗盐租款项问题时，遇到办理复文要盖旗印的问题。当时既不能通电联系，又不能返旗，因为往返旗里需要20多天。于是，他就上街买了个羊肝子煮熟后，刻了一枚阿拉善旗官印。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在文书上盖了假印，从盐务局如数领回了盐银子，顺利完成了使命。他在当时阿拉善旗上层人物中，是具有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的唯一人才。随着形势的变化，他见闻的新事物更多了，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等，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见人就讲反封建要民主等，这些话无意中针对了旗王爷，传到了王爷的耳朵里。因此，他被封建王爷王公贵族视为眼中钉。此外，他脾气倔强，不善团结人，爱管闲事，对人要求严格，不讲情面。这种作风，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当他遭到诬陷时，只有对他火上加油的人，而没有替他讲情的人。结果被迫害致死了。
早在民国15年（1926年），郭道甫等人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到阿拉善旗的沙拉布尔都时，黄图孟吉尔格勒同胡贡对等前往迎接。以后在定远营又经常聚会，相处密切，并互相宴请，合影留念。此后，他的思想更加激化，对封建制度更加不满。小三爷事件发生后，革新派的头头们也视他为眼中钉，派人把他从家里抓回来，羁押监禁，以防他反抗新政府。以后牧区的卡兵联合围攻定远营时，为了拉拢他，瓦解塔王势力，又把黄释放出来，让他作为中间人给双方做和解工作。他乘机跑回雅布赖巴格家中去了。为了避免与小三爷革新政府关系，一直等到小三爷事件平息后，是年冬季才来旗政府上班。
当时他是阿拉善旗政府的梅林章京，罗巴音都仁是协理，罗是黄的上司。罗的儿子罗帕拉玛有不轨行为，黄很不满，要把罗帕拉玛捉拿严加惩办。罗协理为儿子的问题，亲自找黄说情，而黄坚决不答应。为免被惩办，罗只得把儿子打发到山西旧友铁四宝家去了。从此，罗同黄结下了私怨，要寻机报复。
民国17年（1928年）冬，阿拉善旗府从甘肃山丹、武威等地购回一批粮食，存放在库勒图庙里，以备军队需用。民国18年（1929年），阿拉善旗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西北盐务局又不开放运盐，尤其雅布赖一带，群众已无粮可吃。在此情况下，黄图孟吉尔格勒未经旗政府批准，自行决定从库勒图储粮中拿出一些粮食发给缺粮户。这一做法受到了广大牧民的拥护和赞赏。此事被罗巴音都仁知道后，即向当时掌印的喇嘛坦告状。喇嘛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听从罗的意见，解除了黄的梅林章京职务，并派段巴特尔前往黄处，当面宣布了这一决定，把黄交给库勒图庙和雅布赖巴格管制劳身。但黄图孟吉尔格勒不理睬这一决定，更不受任何限制。喇嘛坦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军、政和宗教界人士广泛不满，议论纷纷大家都说，给无粮户发放粮食，挽救了一批饥饿的群众，有什么罪呢，更不应该惩罚人家等等，以此来抨击喇嘛坦和罗巴音都仁。胡贡对、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阿木尔萨那、艾努仁贵、勒格东等人，以此事为借口，向罗巴音都仁、杨呢木敖子尔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辞去现有职务。喇嘛坦不答应，因为罗、杨都是塔王的忠实部下。不仅如此，罗、杨还密谋企图借助塔王的势力镇压反对他们的人。民国20年正月十五（1931年3月3日），黄图孟吉尔格勒乘到南寺参加庙会之机，同巴伦葛根谈论当时的形势，两人的见解很一致。黄见到喇嘛坦时质问喇嘛坦：我的职务是札萨克王任命的，你们有什么权力撤我的职务。从南寺来定远营途中又遇见杨尼木敖子尔，仇人见面就发生口角，同时，把杨的红顶帽用鞭子推下，杨乘机将红顶打碎了。杨回定远营后就到旗政府指控黄图孟吉尔格勒打人并打碎顶戴，还说打碎顶戴这是对王爷的不尊，又给黄定下一条罪状。黄不但不接受打人砸碎顶戴罪名，而且到旗政府大骂管旗章京白和尚和杨呢木敖子尔。接着黄又同毛巴特尔、胡贡对、范布尔格德等人秘密商议，决定农历三月初三（4月20日）行动，把喇嘛坦的权夺过来，交给巴伦葛根掌管。同时，他们又把旗兵大营的一些手枪从库房里拿出来，发给自己的人。他们的夺权计划制定后，黄图孟吉尔格勒便回家去了。时隔不久，他们的夺权计划泄漏了。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作了紧急应对准备，秘密调来各防卡的嫡系兵丁，严加戒备，使黄、毛、胡、范等人无法活动。他们把黄一伙人企图密谋夺权的情况报告塔王，塔王极为生气。立即复信给喇嘛坦、罗巴音都仁、白和尚、杨尼木敖子尔。信中说：巴伦葛根不是政府官员，即同如百姓，他擅自来旗政府大队兵营，挑动坏人，企图迫使政府官员辞去职务，由他们掌权，步小三爷之后尘，这是本王和全旗人民所不允许的。本王命令免去巴伦葛根的呼图克图的称号，收回袈裟，交南寺大吉萨服劳役，待本王回旗后处理。接着塔王又特此手谕：以后没有正式职务的任何人，决不允许到旗政府闹事。跟巴伦葛根闹事的同伙毛巴特尔，胡贡对、范布尔格德、黄图孟吉尔格勒、德钦一心诺尔布和他的长子罗景瑞等，全部逮捕羁押在各防卡和寺庙等地，待本王回旗后酌情处理。
黄、毛等一伙人闻讯后，觉得形势对他们不利。这时范布尔格德又已被扣押。毛巴特尔只得逃到宁夏投靠马鸿宾去了，喇喇坦派黄础鲁岱率兵10名，前去雅布赖巴格捉拿密谋夺权首犯黄图孟吉尔格勒。由于黄事先得到消息，逃往四子王旗，后到包头乘火车到了北平。农历七月，喇喇坦又派人去头道湖，将胡贡对传讯到定远营扣押监禁，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等人，对范布尔格德、胡贡对严刑拷打，审讯逼供，把范、胡的口供，整理成假材料，送北平塔王审阅。
胡贡对，阿拉善旗通湖巴格人。幼小在旗印房（印务处，即旗衙门）学习蒙文。他天赋聪明，还学会了汉文、满文和藏文，可以称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了。他对阿拉善旗封建落后局面，也很想改革一下。因此，他很同情那些革新人物的行动。民国17年（1928年）。因为他倾向革新派，被撤去了佐参领职务。他对国内外形势颇为注意，认为外蒙古独立后，在蒙古革命党的领导下，外蒙古一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说，阿拉善旗的封建上层人物是看不见外蒙古进步和发展的，“九一八”事变后，他认为日本虽然武器精良，但它是个小国，兵力有限，在中国广大战场上作战，必然要分散兵力，想打败中国、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这些说明，胡贡对对国内外形势是有一定认识和分析能力的，也说明他的思想是有进步一面的。
毛巴特尔是阿拉善旗札哈道兰巴格人。从小在防卡当兵，爱好习武，功夫超人。阿拉善旗南部毗邻甘肃景泰县等地区，所以他常担任札哈道兰防卡卡长。他不仅对防匪和边境地区安定工作做得出色，而且对边境草场纠纷的处理和蒙、汉、回人民之间的团结工作，搞得也很出色，在回、汉、蒙古族群众中影响很好，边境上各族人民称他为毛大人。他愿意同回民打交道，模仿回民的生活习惯，所以人们又称回回巴特尔。他的汉话说得很流畅，又擅长交际。所以，遇有需要同外省联系的事情，旗政府往往派他去交涉办理。他同甘肃、宁夏、青海的回、藏民众比较熟悉，关系也相处得好，他的卡兵中许多是藏族和回族人。
民国18年（1929年），阿拉善旗内部形势还不十分稳定，喇嘛坦就任命毛巴特尔为全旗兵营大队长，范布尔格德为副大队长。在他俩坐镇下，旗内局势渐趋稳定。塔王对他们很信任、他们也对塔很忠诚。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民国15年（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后，军队开进西北各省，完成北伐，这是不可抹灭的功绩。但他对西北地区的杂牌军、地方势力很反感，采取杀尽斩绝的办法来排除异己。对少数民族、边境地区不顾客观实际实行高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民国18年（1929年）农历三月上旬，年仅17岁的马仲英由临夏县兴兵作乱，途经甘肃民勤县，向宁夏进发。一路抢劫，祸国殃民，马部进发宁夏，必然路径定远营。当时掌印协理罗巴音都仁和副章京杨尼木敖子尔闻讯后，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只好派毛巴特尔和范布尔格德两人，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前往迎接马仲英部队。毛、范二人前行到紫泥湖、迎见马仲英表示代表全旗大众向马司令致意。马仲英见阿拉善旗代表来迎接，十分满意，表示对全旗大众深深感谢。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一再要求马仲英保证定远营安全，马仲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下令部队官兵一律不准进定远营城内，注意蒙旗军民关系。当时旗政府派人将马部官员安排在城内官房接待。大部队住在丫丫庙滩，下帐棚宿营。旗里为求其安全，大力进行慰劳马军活动。马军在定远营休息的几天时间里，旗印房和商会送去粮食数万斤、牛羊数百只。如此慰劳使马军很满意，马军也给阿拉善旗送了一批可观的礼物。由于双方关系搞得好，马部在阿拉善旗没有发生大事情，维护了全旗的安全，人民生命财产未受到损失。这一功绩应记在毛巴特尔和范布尔格德2人身上。后来人们评论说，毛、范2人欢迎马仲英，避免了一场兵祸灾难。通过这件事，也提高了毛、范2人在全旗的威信。
还有一件事，也使毛巴特尔大为露脸。西宁商人从包头购买了2000多张牛皮，罗巴音都仁代表阿拉善旗同此商订了合同，将这批皮从包头运到西宁。但民国16年（1927年）全旗组织几千峰骆驼给国民军运送武器、弹药，顾不上运送牛皮。民国17年（1928年）又发生“小三爷事件”，弄得阿拉善旗政府不可开交，因此没能按照合同送牛皮。西宁商人为此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旗政府无法解决。有人向罗巴音都仁建议，派毛巴特尔去处理此事。罗巴音都仁接受了这个建议，派人用200多峰骆驼把牛皮从包头运到朝呼尔套勒盖防卡，毛巴特尔再从札哈道兰巴格组织200峰驼驼，于农历七月底送到庄令。当时商人仍要求赔偿损失，毛巴特尔给西宁的马麒写信要求解决此事。马麒接到毛的信后，召见西宁商人说，阿拉善旗不是故意拖延时间，而是在国民革命军的影响下本旗内部发生冲突，为了蒙、回民族的团结，就免了赔偿经济损失吧。西宁商人只好同意马麒的意见，不再向阿拉善旗索赔损失。毛巴特尔圆满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马麒请毛巴特尔到西宁。毛巴特尔率领随从数十人，全部回民服装打扮，到西宁时，马麒集合军队，非常隆重地欢迎了毛巴特尔一行人。毛巴特尔住进马的公馆。每天与马骐同席就餐，同室睡觉。毛巴特尔从西宁返旗时，马麒给毛巴特尔送了30多支枪、弹药，还送了新军衣若干套和其他礼物。
毛、范2人以后满足于个人功绩，骄傲自大，看不惯当时的协理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等人。他们同旗印房职员艾那仁贵、兵营文书阿木尔萨那、旗印房文书曹勒门结成一伙，反对罗巴音都仁。罗因病瞎了一只眼，毛指着他骂道：“五官残缺之人，要参与政界，凶多吉少”，“瞎子无恶不做。”有一次毛吆喝一帮人，吹着牛角，到罗巴音都仁门前呼喊，你向东军的头子姚连榜赠送了走马和金银财宝、绸缎，献媚他，卖阿拉善旗求荣，才当了他的处长等等。罗巴音都仁对毛恨之入骨，下决心要寻找机会收拾毛。事后罗向塔王告了毛巴特尔的状，同时也把罗巴图孟柯捎带着告了。这就是彼此间相互倾轧指控的开始。以后罗巴图孟柯到北平拜见塔王时，还被问道，你为何跟毛巴特尔一起骂罗协理呢。罗巴图孟柯说，我没有参与闹事，那天是看热闹去了。塔王对罗说，年轻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为人处事要谨慎谦虚。
毛巴特尔和罗巴音都仁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民国20年（1931年）春，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等实权派人物，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妄图捉拿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2人，干掉冤家对头。此举被毛巴特尔觉察，民国20年（1931年），毛巴特尔借口护送巴伦葛根回南寺，不久又护送巴伦葛根到银川，巴伦葛根到银川，先拜见了马鸿宾主席，随后又拜见了明达呼图克图和靳参议2人。毛巴特尔也借此机会投靠了马鸿宾。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从兰州到一条山时，毛巴特尔到一条山迎接马鸿宾，并送牛羊慰问军队。马鸿宾赠送给毛巴特尔走马一匹。毛巴特尔投靠马鸿宾时，马鸿宾正在部署兵力，要把苏雨生部从宁夏驱逐出去。这时正是用人之际，毛巴特尔因而受到马鸿宾的热情接待，并请毛巴特尔助战，毛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马鸿宾拨给毛一连骑兵，加上他原有的30个蒙古兵，侧击苏部防线。毛巴特尔事后说，8月12日，他按马鸿宾的命令，在南门外同苏雨生部激战数次，14日占领北门，15日夜间率领23名骑兵，从东门冲出，深夜同苏部激战，到天亮时，已杀敌122人，活捉了393人。苏部防线被突破后，苏的残兵败将望风而逃，毛巴特尔跟踪追杀到安定边之后，才收兵回营。打胜这仗后，毛更加受到马鸿宾的赏识和信任。
这时毛巴特尔把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马鸿宾，要求马鸿宾帮助其脱离险恶处境。
巴伦葛根去宁夏时带领罗卜桑全普勒、拉格达喜、曹勒门等人赴银川拜见马鸿宾主席。会面时马鸿宾对葛根说，阿拉善旗印房来函，要我捉拿毛巴特尔引渡到阿拉善旗去。我认为这太不近人情了，我是不干的，故此对阿拉善旗印房来函之不理，一切事情等你们王爷回旗后再处理吧。这期间，罗巴音都仁等人，又派旦毕尼玛卡长，带领10名卡兵，到银川捉拿毛巴特尔，或者找机会把他暗杀掉。但是警惕性很高的毛巴特尔，住在马军军营里躲过去了。毛巴特尔和巴伦葛根又多次会见马鸿宾，把阿拉善旗派人来银川企图暗杀他们，诬陷葛根等人的险恶用心报告了马鸿宾，请求马插手解决。马鸿宾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并答应给予调解。葛根随后返回南寺去了。
农历九月下旬，马鸿宾任命毛巴特尔为中卫县以西地段的西路兵兵站游击司令。马鸿宾按120名编制发给粮食和马的饲草料。他接受任命之后，便带上自己的兵马，回到他任职的地区去了。司令部设在苏海图（营盘水），又从中卫县请来一位姓吴的汉人担任秘书。毛巴特尔司令回到家乡之后，当地群众摆羊背子庆祝他就职。这个地方往西是通往青海、河西和新疆的大道，也是阿拉善旗与宁夏中卫、甘肃景泰县相交的三角地段，经常出现土匪抢劫牧民财物，过往旅客极为担心。马鸿宾之所以任命毛巴特尔担任这里的司令，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毛是当地人，情况熟悉，能够镇住这一带的土匪。他任职后，从农历十月初开始在王家井一带消灭土匪100多名后，其他小股土匪就闻风而逃走了。本旗有2000多运盐骆驼不敢往前走，住在巴音套海一带，消灭了土匪之后，他们放心把盐运到一条山了。这一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1930年12月下旬，吴佩孚从兰州逃往宁夏途中，路经营盘水，毛巴特尔宰牛杀羊，热情款待吴及其随从士兵。吴佩孚在穷途末路中遇到毛巴特尔这样的朋友，确实感激不尽，赠送给毛一批枪支弹药。他同情毛巴特尔的处境，到宁夏后向马鸿宾建议、说服解决阿拉善旗内部存在的矛盾。毛巴特尔同吴佩孚商谈的情况，被巴伦葛根得知。巴伦葛根便赶到银川拜见吴佩孚，希望吴给予支持，把阿拉善旗旧政府改组成比现在开明的旗政府。吴听了巴伦葛根的话，自觉是沉浮之人，无能为力，便对葛根说，你是一个活佛，这样关心政治，是进步的表现，事情的成败在于自己的基础，请你自己考虑吧。就这样吴佩孚和巴伦葛根分了手。
巴伦葛根在银川结识了马鸿宾和吴佩孚，毛巴特尔又当上了西路司令，便认为自己有靠山了。这次回旗未经南寺，直接到定远营。跟随他的有艾那仁贵、曹勒门、陶道尔吉策尔坦，都穿上灰色军装，像国民革命军似的。他们于农历六月十一日（7月6日）走进定远营时，城门己关闭，旗兵马营的总管杨巴图孟柯，在城墙上指挥开枪射击。但蒙古族人信仰喇嘛教，他们绝不会向巴伦葛根身上开枪，只放空枪，表示吓唬而己。葛根和跟随人员直冲到城门口，里面的人开了城门，葛根满不在乎他住进他自己的拉布楞（活佛官府）。但形势依然很紧张，想再出城是有危险的，巴伦葛根更觉得进退两难了。
面对这种情况，跟随他的那些人，主张派人到南寺通消息，但因他们被困在定远营城内，去送信的人无法出城。他们又想出了办法，把罗卜桑全普勒喇嘛用大绳系住吊到城外，罗通宵跑到南寺，对喇嘛们说，葛根从银川到旗衙门府时，被印房协理、章京和兵营总管开枪阻击，不让进城，冲进城后，又被围困在城里，不让出城。喇喇们听后，非常生气，许多喇嘛表示愿去营救葛根，由巴伦葛根派的鲁布桑旦巴、李老迪藏吾、那木卡等带领70多名喇嘛，第二天上午，急行赶到定远营城时，城防不给开城门。喇嘛们于是在城门外静坐抗议，并说，没有别的，只要求把巴伦葛根请回南寺。喇嘛们的义正严辞，坚决要求，逼迫印房协理、章京对话磋商，从中由商会出面调解。并由永盛合商号，请这些静坐的喇嘛们到商号用茶吃饭，一面调停和解。由于巴伦葛根是有声望的活佛，又有南寺众多喇嘛来支持，怕由此引起更多的麻烦，加之处于被动的罗巴音都仁协理和杨尼木敖子尔章京，无法辩解开枪打葛根的错误作法。因此，迫使他们只得接受静坐喇嘛们的要求，放巴伦葛根回南寺。但当巴伦葛根及跟随人员出城时，旗印房早已准备好的持枪士兵，让葛根先出城门，趁跟随人员尚未出城之机，把城门速闭，将葛根的得力随员曹勒门、艾那仁贵2人捉拿监禁。只有陶道尔吉策尔坦乘隙逃走了。
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等人，收到塔王的指示后，认为塔王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人互相庆祝说，王爷还是听咱们的。于是有持无恐，放手蛮干。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打击异己，诬陷持不同意见的人。对曾反对过他们的人，进行绑架，捕拿监禁。
再说前事，民国18年（1929年）2月底，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罗巴岱等人，秘密决定将历来对塔王不满和对他们不满，对他们极有威胁的罗敖云、岳敖其尔干掉。于是，在一天深夜里秘密把罗、岳2人拉到定远营西边的头道沙子里处决了。对罗敖云塔王有指示，只准流放边远防卡看管，不准杀害，由塔王回旗后亲自处理。但是，对塔王的指示，罗、杨不遵循，以达到消灭异己的罪恶目的。对异己他们采取流放边远防卡，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甚至残杀。如在民国19年（1930年）5月，他们把“小三爷”德钦一心诺布尔及其长子罗景瑞从绥远（今呼和浩特市）抓回后，多次施用酷刑审讯。后在民国20年（1931年），他们把小三爷从阿拉善旗北寺囚所转移至阿拉善旗南部的图泰太巴格查汉高勒庙服刑，因伤势严重，不久死去。罗景瑞被送到巴丹吉林以北的古尔乃湖防卡管制。民国20年（1931年）春，派杀人刽子手秦卓力克、敖其尔那笋两人去防卡宣布政府命令，由卡兵那木德格把罗景瑞拉出去处决了。
民国20年（1931年）秋塔王去世后，这些人又和北平王府官员秘密联系，将在北平闲住的黄图孟吉尔格勒引诱回旗。由于罗巴音都仁、扬尼木敖子尔等人对黄恨之入骨，故对黄百般污辱，任意酷刑拷打，并给黄强加了许多罪名，主要是要推翻旗政府，在塔王有病时说了许多逆耳的话，把塔王气死了等。在严刑逼供两个月之后，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擅自决定，于民国20年腊月初五（1932年1月12日）早晨，秘密把黄图孟吉尔格勒拉出城东门外枪决了。
把黄图孟吉尔格勒处决之后，引起众多人的不满和反抗，旗内局面愈来愈严重。这时，对巴伦葛根被取消呼图克图称号，收回袈裟、交给南寺乔格庆吉萨监督劳役的问题，有的人又提起来，引起南寺一部分喇嘛也不满。他们纷纷喧嚷说，呼图克图是活佛转生来的名称，命里注定的荣誉称号，绝不能用行政命令来解除神圣不可侵犯的活佛神灵。到诵经念佛的日子，必须披上他的袈裟，请到庙殿内，这有什么过分之处。群众要磕头，出于信仰宗教，都是教民，谁也不敢侵犯宗教信仰。旗政府听到这些议论之后，派官员到南寺调查，结果碰了钉子，派去调查的官员回旗向协理、章京报告说，葛根有很多群众拥护。经旗政府的协理、章京们商讨，决定用王爷的命令来压制群众，对没有袈裟的活佛，群众不能磕头，政府坚持原判，对巴伦葛根决不能让步。并派副协理罗达希才登前往南寺宣布政府命令：对葛根的处分是塔王的命令，全旗不管是喇嘛还是俗人一律遵照执行，不得违背。喇嘛和民众对政府的命令很气愤，认为王爷和政府决定的制裁太不公平了。他们不听政府的命令和决定，仍然把葛根按照宗教的规矩，请上经堂座，披上袈裟诵经念佛。罗达希才登看到这种情景，不便再说什么，便返回定远营去了。从此以后，巴伦葛根更为枉妄自满起来，更成为不受任何限制的人了。他时而穿僧袍裟袈，时而穿西服。对此罗协理、杨副章京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更不敢对葛根下毒手。
巴伦葛根的亲信，如李老迪、闹尔布甲木素等人，同葛根的观点一致，对旗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塔王对葛根的处分非常不满，对葛根忠心帮助。这些人办事谨慎沉着，所以，葛根没有受到反对派的迫害，不仅如此，还在反对陈旧制度和支持革新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20年腊月十九（1932年1月26日），旗政府副参领艾那仁贵、旗兵营文书阿木尔萨那、喇嘛勒格东、陶德巴依尔、曹格图等人，经过秘密商定，准备夺取旗政府大权，他们暗中到兵营中发动和串联士兵，做夺权的鼓动工作，士兵们响应他们的号召，支持他们的行动。腊月二十（1月27日）这天，以艾那仁贵为首带领士兵，直捣监狱，砸开牢门，放出了胡贡对、范布尔格德等人。他们又派田曹格都仁率兵将杨尼木敖子尔、罗达希才登2人扣押在兵马营内。同时还派段塔拉腾岱、勒格东2人去南寺，把巴伦葛根请到定远营，让他接管印房事务，掌握旗政大权。正在接管的时候，掌印的喇嘛坦也赶到印房。双方人员和士兵都集合在旗衙门的院内，围绕谁来掌印管旗问题，展开争论，目的是让喇嘛坦一伙保王派下台交印，由巴伦葛根一帮接管印务大权。喇嘛坦拒绝交权。他说，我没有批准杀黄图孟吉尔格勒，是他们（指罗巴音都仁等）把黄处死的，他们要负责任。你们没有理由闹事，闹事是没有好结果的。如果谁要掌印房的权，我能随便交出吗？要巴伦葛根掌印房大权，有王爷的命令吗？为此，巴伦葛根踌躇不定，这次夺取印房权利的行动没有得逞。
在另一次集会上，喇嘛坦气愤地地质问艾那仁贵等人，你们为什么要扣押罗达希才登和杨尼木敖子尔，罗是副协理，杨是副章京，除了王爷外，谁也不能撤他们的职，他们既然没有被撤去职务，你们扣押他们，是要追究责任的。范才登挺身而出问道：去年巴伦葛根从银川回定远营时，谁下令开枪打的。对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过问。枪杀黄图孟吉尔格勒时，是谁把他的梅林章京职务撤去了。现在既然要追究扣押达希才登，杨尼木敖子尔的责任，也应追究枪杀黄的责任，就应向罗达希才登、杨尼木敖子尔2人身上追究，对杀黄一事许多人都很气愤。为缓和紧张局面，稳定旗政局势，喇嘛坦在民国21年正月十三（1932年2月18日）作出决定，以处分杨尼木敖子尔为名，交给三道湖庙上，住在罗策尔坦喇嘛家里，象征性的监督劳动。其次把罗达希才登交给沙金套海防卡服劳役，这些都是缓兵之计，其险恶用心是待王爷回旗后再全盘处理。杀害黄图孟吉尔格勒的主要决策人罗巴音都仁，在处决黄之后就逃往北平，投奔王爷献功去了。罗巴音都仁虽在北平，但与旗政府的联系并未中断。他经常用信件同喇嘛坦联系，并指示一部分人继续同巴伦葛根派作斗争。他还给达理札雅出谋划策，支持喇嘛坦掌好权，等达王回旗掌权后，再将巴伦葛根置于死地。
喇嘛坦为了缓和局面，在把达希才登和杨尼木敖子分别送走后，又命令旗印房参领图布吉尔嘎勒出任主持旗印房旗务工作。图布吉尔嘎勒为人正派，办事公正，又对政务熟悉，故在他主持旗印房工作期间，得到两派好评，使全旗出现了人心比较安定的局面。
1931年至1932年，巴伦葛根给毛巴特尔去信9次，范布尔格德、阿木尔萨那、勒格东等也都曾给毛巴特尔去信，总的内容是叫毛率领军队到旗衙门。民国21年农历正月二十日（1932年2月25日）前后，巴沦葛根的索本罗卜桑权普勒拿着巴伦葛根的信去见毛巴特尔，催毛及时去旗衙门。在毛犹豫不决之机，罗卜桑权普勒在士兵中做工作，鼓动他们去旗衙门。毛的亲信散迪布、特色木（2人是藏族）带头要求去定远营，其他士兵也响应要去定远营。在这种情况下，毛巴特尔也就答应了士兵们的要求，决定去定远营。于是，在农历二月上旬，毛率领其部队，约六七十名蒙、藏、回混合兵，从营地营盘水出发。走到中途恰遇陶色尔布吉，陶出自善意，劝说毛不要去衙门，去了凶多吉少。毛不听劝阻，还是决心去衙门与范布尔格德会晤。毛到胡贡对家里后，两人谈及形势，觉得对他们有利，于是，毛派他的部下杨那笋吉尔嘎勒，去三道湖把杨尼木敖子尔传唤到胡的家里。杨知形势对他不利，提心吊胆地去见毛、胡两位冤家对头。见面后杨以九十度大弯腰非常恭敬地向毛、胡清安问候，互相寒喧。在饮茶之际，毛巴特尔翻脸，拿出牛皮鞭子，指着杨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杨回答说此物素来未见过。话音未落毛巴特尔举鞭狠狠抽打杨。胡对毛说，现在不要同他说了，一切事情等到衙门后清算好了。毛一路审问杨的罪状，同时也就写好杨的阴谋多端的供词，准备交旗政府严加惩处杨。到旗衙门后，杨又见到了一批冤家对头，如阿木尔萨那、范布尔格德等人。这些人对杨恨之入骨，都想借机报复一下。但是毛巴特尔认为不能过分惩罚他一个人，这实际上就保护了杨。这样使旗衙门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两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以喇嘛坦为首的旗衙门掌印官员，为防备事变，早有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即可调兵遣将，打击内乱分子。农历三月十二日（4月15日）毛巴特尔率兵进定远营同范布尔格德、阿木尔萨那、勒格东等人汇合后，对旗衙门形成了极大威胁。于是喇嘛坦等旗政府官员决定，秘密将准备好的卡兵调来，包围毛巴特尔，把他们一网打尽。卡长罗巴岱、旦毕尼玛、杨嘎瓦等人组织200多名卡兵，于农历三月上旬突然包围了定远营。这时毫无警惕的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阿木尔萨那、勒格东等人，慌忙上城墙指挥战斗。定远营城内延福寺的喇嘛在塔仁大德的带领下，配合城外卡兵向毛巴特尔等夹击。毛巴特尔部在里应外合的夹击下失利。阿木尔萨那在后营盘山堵截战中被杨嘎瓦俘获当场击毙，阿的弟弟勒格东也被俘捉后，被塔仁大德枪毙。毛的干将、迫击炮射手特色木也被俘获枪毙。毛的锐气大减，只好进行和解。为了能够体面的讲和，于是请商会出面调停。在商会的调停下，双方停止了战斗。
毛、范损兵折将失败后，何去何从，自己也没了主意。这时杨嘎瓦邀请毛巴特尔到他家作客。因为他俩都是民国17年（1928年）攻打小三爷的战友，所以毛对杨毫无戒备心理，坦诚的来到查汉乌斯的杨家作客。毫无戒备心理的毛巴特尔在主人热情的款待下喝多了酒，被早已安排好的黄楚鲁岱捂在被窝里拿住了。一夜之间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从查汉乌斯杨家被直接发落到宗别立巴格的得尔勒吉，被戴上脚镣手铐，移交给曹格都仁边官看管。
毛巴特尔被捕捉后，其他人都感到万分恐慌，不知所措。范布尔格德、胡贡对、艾那仁贵等相继被捕入狱。唯有巴伦葛根未被捕获。范布尔格德被移交北寺关押。有些看守喇嘛同情他，故意放松看管。农历五月初四（6月7日）夜间，他乘没有看管之机，砸烂脚镣手铐逃跑了。其他40余人，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有巴伦葛根、毛巴特尔、胡贡对、范布尔格德、曹勒门、范图布新布音、毛东图尔、范才登，米希格、陶道尔吉策尔坦、巴图孟柯、金巴、艾尔登达赖、范巴拉登、段塔拉腾岱、才旺巴拉登道尔吉、巴拉吉尼玛、罗彭策格、散迪布、道尔吉、范老弟等40余人（其中包括黄图孟吉尔格勒）。这些人都被打成红党集团分子，扣上了政治帽子，以使他们永不得翻身。
民国20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1931年8月26日），塔王在北平去世。马福祥以蒙藏委员会的名义报请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由塔王的长子达理札雅继承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行政院当即批准。民国21年（1932年）农历五月下旬，达理札雅由北平回旗。当时欢迎新札萨克成为全旗的大事。掌印的喇嘛坦喜出望外，向本旗36个巴格、8大寺庙、24个小庙、42个防卡的头目下命令，按时来王府衙门，同旗府印房官员一起欢迎新王爷。并通知全旗各边卡及兵马营的人员，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农历五月下旬，达理札雅回到定远营。喇嘛坦率领旗印房官员和兵营的蒙古族骑兵，到15公里外的哈布其格涝坝迎接。随后又将王爷请到印房，由本旗的军政人员、各寺庙负责喇嘛、商会代表共200多人，向达理札雅新王爷献哈达。在迎接新王爷时，延福寺活佛甘殊尔巴格希带领本寺喇嘛也到15公里外献哈达迎接。巴伦葛根也带领20多名喇嘛去迎接新王爷，达理札雅也接受了他献的哈达。但是，在安排住房时，就区别对待了。喇嘛坦因掌印有功住进蒙古包，而给巴伦葛根安排的是帐篷。吃饭时，给达理札雅、喇嘛坦和旗里的军政官员摆了乌叉，唯有给巴伦葛根摆的乌叉少了一个肩胛骨。这是很大失礼，是不尊重人的表现。究竟是下面人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安排，这就说不清楚了。对此，巴伦葛根很不满意，跟随巴伦葛根的喇嘛们也很气愤。另一种说法是，巴伦葛根到距定远营以北5公里的苏布尔干高勒迎接王爷时，达理札雅对巴伦葛根的态度冷淡。并且没有接受献的哈达。巴伦葛根感到自己是不受尊重的大活佛，因而对达理札雅产生不满情绪，直接回了南寺。既不再见王爷，也不接见任何民众，只闭门诵经念佛。各方人土迎接新王爷礼节完毕之后，于农历六月四日（7月7日），在旗印房举行旗印交接仪式，喇嘛坦把大印正式移交给了新王爷达理札雅。达理札雅掌权后，旗内混乱开始平静，多事的阿拉善旗趋向安定。
喇嘛坦卸任后，回到南寺，依然诵经念佛，过着安逸的活佛生活。
达理札雅和旗府协理、章京等上层官员，对南寺的两个活佛有不同的看法和对待。他们对喇嘛坦都很尊敬和信仰，而对巴伦葛根则持轻蔑和不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旗政府对巴伦葛根和毛巴特尔2人如何处理。
时隔不久，旗印房派黄楚鲁岱去宗别立巴格把毛巴特尔处决了。农历八月初二（9月2日）早上，黄赶到关押毛巴特尔所在地，将旗印房处决毛的判决书宣读给毛听。毛的要求很简单，杀只黑山羊，喝点酒。看守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毛洗完全身之后，熬了一壶茶，祭天神向太阳磕头，向天发誓说：今天我虽死，但我的革命党永远是不死的。再过18年，我又是一条好汉，那时我回来，再同冤家清算冤案吧！他毫无畏惧的心理，满不在乎地与其他人饮酒吃肉。当天下午，酒足饭饱之后，毛自己提出现在到该走的时候了。毛还对刽子手们说，你们杀过人没有，要对准我的脑袋打。起身走到温都尔伯尔格处，执行人乌力吉呼图克开枪把他打死了，并割下毛的耳朵作为依据。毛巴特尔的死对头罗巴音都仁、杨尼木敖子尔捂住鼻子，在灯光下验看了毛的耳朵，觉得怨气出了。并给黄楚鲁岱等人赏了顶戴，以示奖励。其后，旗印房又派陶米希格道尔格、曹旦曾2人去南寺，向寺上负责喇嘛下达印房决定，以后巴伦葛根只能在南寺范围内活动，不许出南寺。葛根听了这个禁令，心里滋生了出走外地的打算。暗中与他关系密切的喇嘛，在一起密谋，认为从毛巴特尔被杀后，阿拉善旗黑暗仍然存在，随时可遭不测，前途十分暗淡。
旗印房对巴伦葛根下了禁令之后，引起满城风雨。倾向喇嘛坦的喇嘛们趾高气扬，说巴伦葛根是毛巴特尔的同谋者，他们要建立红党，推翻王权制度，犯有重大罪恶，不过因有活佛的神圣权利，没有被再加刑罢了。这时倾向巴伦葛根的喇嘛，缩手缩脚，不敢活动。巴伦葛根与同伙喇嘛密议之后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乘早寻求出路。于是，巴伦葛根下决心要出走，他派亲信喇嘛昂嘎亥根东（此人是伊盟鄂托克旗人），去鄂托克旗与各方面联系出走路线，引路人等问题。与此同时，他还把贵重东西转移到了鄂旗。联系安排好后，秘密返回南寺，向巴伦葛根汇报了联系安排的情况。巴伦葛根同亲信商定，以在松布尔敖包上放桑（祭祀）为借口而出走。巴伦葛根于出走前，在自己的拉卜楞（住所）准备了2只羊背子，同跟他应差的索本、古仁巴喇嘛及其他有关人员李老迪藏吾、阿鲁罗卜桑等30多个喇嘛一起宴会，以此麻痹喇嘛坦及其他喇嘛。
农历八月二日（9月2日）晚间，巴伦葛根前往喇嘛坦住处，谈话至深夜。第二天早晨，派人去向僧官说，巴伦葛根请假一天到松布尔山顶上祭祀敖包，僧官认为，山顶上的敖包是南寺管辖范围，前去放桑焚香是正常的佛事活动，于是便同意了葛根的要求。这天早上，葛根又向第六世达赖喇嘛的肉身敖献了哈达，烧香叩头，回去便骑马上山去了。当时跟他一起走的有固尔布勒苏那木藏吾、锁子散普勒2人。他们走后不久，喇嘛坦随即派莫勒核旦巴送去一小袋焚烧用的香料，袋里还有藏文写的条子。巴伦葛根看了条子后，便烧掉了。
巴伦葛根的出走摆脱了南寺的控制。到了晚间，还不见巴伦葛根返回，南寺负责喇嘛吓坏了，连夜派却甲木苏、桑吉巴拉登2人去松布尔敖包查看，哪有巴伦葛根等人的踪影。这时，巴伦葛根早已向宁夏方面逃之夭夭了。
南寺的大喇嘛和僧官喇嘛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情况火速报请旗印房。旗政府接到报告后，经再三研究，决定派达理札雅的警卫队长扬富存出去寻找。八月初八（9月9日），杨带兵10名，还有南寺的二品喇嘛杨登和庙上的管家喇嘛阿鲁罗卜桑一起追赶到阿拉善旗宗别立境内的敖包图庙时，该庙的喇嘛热情接待，并且对杨以贵客的规格进行招待，摆了羊背子，热闹了整整一天。其实该庙喇嘛这样做是故意拖延时间，好让巴伦葛根安全渡过黄河。
第二天，杨富存赶到石嘴山渡河时，黄河以东鄂托克旗防卡卡长巴林格，故意刁难，无法通过。杨富存只好到磴口渡河，前往阿日勒庙附近住下，派士兵四处打探情况。不料有的士兵上山打青羊和盘羊去了。而跟去的阿鲁罗卜桑喇嘛，人在曹营心在汉，他担心巴伦葛根被抓住，因此，见了牧民和喇嘛就放风说，由阿拉善旗来了10多个人，是专门来捕获巴伦葛根的，请善良的教徒们通个信。因此，当地牧民一传十、十传百，这消息很快传遍了鄂托克草原。几天后，杨富存带兵继续追踪寻捕，恰巧遇上阿日勒庙司令张文轩派出的巡逻队。他们气势汹汹地质问杨富存，你们没有拿入境证明，并且打死打伤阿日勒庙的野生神羊，任意扰乱我旗社会治安，是何道理，命令你们立即离开鄂托克旗，否则就要严惩你们。杨富存看到对方态度生硬，势头不妙，便当面赔礼道歉，返回了阿拉善旗了。他向旗府官员汇报了情况，交待了差使，请了病假，到永盛合商号休养去了。
由于追捕无结果，旗政府只好向各地发出公函，请求各地协助寻捕巴伦葛根。他们给宁夏省政府所发公函的大意是：
阿拉善和硕特旗亲王公函
我旗广宗寺达格宝葛根，八月初三（9月3日）突然逃跑，经跟踪追查，他上黄峡口路向银川方向去了。以往根据广宗寺二喇嘛报告，审查广宗寺的达格宝葛根，他同库伦的红党历来同流合污，进行勾结等不法行为。我旗去秋查获的库伦来的间谍的供词中，也有巴伦葛根的种种阴谋行为。据此，特向贵省府函旨。葛根本人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深思悔改。今年春又和叛逆犯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等人同谋，暗中制造骚乱。待平定后，因亲王刚回旗，还未顾得上过问此事。近据该寺喇嘛报告，他们向银川方向逃跑。如不及时扣捕，一旦同红党勾结，将给该地区制造事端，实应警惕。因此发出公函，请贵主席审核后，速向下属机关下达通知，一律遵照扣捕归案。如该巴伦葛根在宁夏，请及时发函告诉我们，我旗当派员前往扣捕，并请见覆为要，特此。民国二十一年。
阿拉善和硕特旗印房还给伊盟副盟长、杭锦旗亲王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阿拉善和硕亲王旗掌管旗印
第斯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致函伊克昭盟副盟长杭锦旗亲王协理官员均鉴：
严捉押送之由，今我旗驻守北部沙尔札等地边陲的防红党军官巴图敖其尔疑提来的三名蒙古人，一名汉人，骆驼行李一同送来。审问了四个人的头目那笋敖其尔口供说：我是伊盟乌审旗人，在本旗任练习生差事。前年冬，依照军官贺希达来、哈尔阿尔本巴依尔二人介绍，本旗文书图孟巴依尔，僧侣宝音德力格尔，我们三人从原籍出来，秘密路过阿拉善衙门，去大库伦。从石嘴山渡过黄河，腊月初到衙门，住在祥泰隆。我旗和希格台、孟克乌力吉二人致你旗巴伦葛根，毛巴特尔的信件亲手交给了毛巴特尔。图孟巴依尔问毛巴特尔，我们是为去大库伦而来的，你们这里是否去人？毛巴特尔说：我们这里去不了人。因此在本月初十，图孟巴依尔我们三人由衙门出发，去年正月初十到达大库伦，住在科尔沁旗宝音巴特尔家里，登记了姓名和年龄。然后图孟巴依尔、宝音德力格尔他们俩人被安置在托拉高勒河岸学校里，至七月份。身在库伦的图门巴依尔叫宝音德力格尔我们俩人回家。并指示到，把毛巴特尔的三张名片交给贺希格达来。还有山西的一名汉人和察哈尔旗的哈拉道尔吉一同回原籍。从这里乘汽车到古拉本赛汉后，由红党人士给你们准备骑乘和口粮，护送出境。我们四人就按他的指示，乘汽车来到了古拉本赛汉。红党军官诺尔布，给宝音德力格尔和我骑乘两峰骆驼和购买了些口粮。他们甚以表扬和奖励我们加入了红党，还给了我们一些革命党的教育、文化的书籍和刊物等。准备好一切应用的东西，即时叫我们返回原籍。又将带的书籍装入驼鞍屉下。我们四人离蒙古边境，来到你旗乌兰套拉盖防卡，被哨兵捉来的。又审问了同案宝音德力格尔，所得的供词，跟那笋敖其尔的口供相同。接着又审问同来的山西万水县姓潘的汉人，和察哈尔镶白旗六苏木的哈尔道尔吉。他们二人供述向来没有疏忽大意，轻率地加入过红党之事，再三供说，没有任何行动。至后姓潘的由定远营商会出证明保释了，为了减少牵连，便交给了商会。另有察哈尔旗的哈尔道尔吉，有个察哈尔喇嘛甲拉岑尼玛保释，交给该喇嘛，在此查阅：贵盟乌审旗贺希格达来、阿尔本巴依尔、图门巴依尔、那笋敖其尔等人信仰邪说，搞邪门歪道，诡计多端同红党同流合污，把该党的歪风，文化书本等在本旗秘密散发，企图扰乱民心，造成思想混乱，希望内部发生叛乱，是罪恶严重的罪犯。向来政治上严禁红党歪风的。一时变成灾难。崇拜各种邪说的那笋敖其尔的大致供词估计如此。原骑来的骆驼行李书本，报刊一律交给驻守边境巡逻队长押送，请接洽后，追查把真实情况掌握了，同谋者一同惩办，稳定地方秩序。希及时回信。我们两方最近没有来往公文，贵盟副盟长之尊贵职称无处写，因而直接写信通知。特此，于民国二十一年。
鄂尔多斯乌审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常务代表的来信，全文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三（1932年4月8日）
鄂尔多斯乌审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常务代表图门巴依尔、那笋敖其尔、布音德力格尔等，向党中央写的报告中，介绍了阿拉善的情况时说：阿拉善旗历来占有大量土地，北部接连蒙古，西部有回回民族，南部有伊盟，东部毗连乌兰察布盟，南面依贺兰山、黄河、西北、东北依靠大沙漠，历来有巩固的防守要地，是个好地方。人民群众的生活大略可分为牧区，依靠银川地区的农业，粮食不缺。在任何时候，不会有什么灾荒。只在民国十三、十四年开始遇到军阀冯玉祥兵祸灾难，受到严重损失。民国十七年，军阀冯玉祥同内部的王公勾结侵占阿拉善旗，压迫民众，把所有的武器收回来，统治了他们。当地群众有了觉悟，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军阀。另一方面同回民建立了巩固的联盟，消灭了外来的侵略者，收复了家乡土地。按现在的情况，除了倾向革命有基础之外，在本党的旗帜下领导他们，正确引导他们走向正轨的时机已到。我们当代表的是受本旗常委会的指示写信给你们的。民众联合军的毛巴特尔队长，全面洽谈各自的情况，对我们的事业很感兴趣。本旗常委会来信同意复函的同时，把我们代表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过去了。从他那里听到，前年十二月本旗协理台吉，忽然同几个人合作，把他捉起来押在监狱中。但军人得悉后，直接去监狱抢救出来，解除了那个协理台吉的职务，从他的谈话中得知，现在同回民合作，以反对东军为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本党已建立关系，非常热情。但没有单位的许可，现在派不出代表。对此去年给布音格尔勒同志谈了大概情况，即磴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存放的所有烟，我适当时候取出，准备骆驼送去时，建立关系，希望得到适当帮助的想法一同通知。
民国17年（1928年）毛巴特尔反对小三爷事件时，他同回民，藏民有一般联系。此外同蒙古的革命党，内蒙古的革命党尚未有什么联系。大概民国20年左右，突然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了阿拉格代庆（真名宝拉德）。也就是1929年同巴伦葛根从西藏一起到北平并住数月的那个蒙古籍人。他来到阿拉善旗公开活动了一个时期，并且给罗巴音都仁协理，巴伦葛根，范布尔格德等人，各送香牛皮一张。另外又给毛巴特尔格外送了貂皮马褂一件。毛的儿子毛依达木策林至今仍完整的保存着。他们经过接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民国21年（1932年）达理札雅回旗之后，对毛巴特尔、巴伦葛根2人的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全旗宗教界和上层人士的议论。与毛巴特尔、巴伦葛根2人有过联系的人，更是忧心忡忡，甚怕追查责任，有的向外地逃跑。如旗府文书巴图吉尔嘎拉于民国21年（1932年）冬，以到阿贵庙磕头烧香为由，东逃锡盟，杳无音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悉，他在抗日时期，曾在蒙疆部队任连长，后又担任教师，于1972年去世。
巴伦葛根逃走后，旗印房又派人去将他父亲毛道尔格的家搜查了一次，并将毛道尔格和他的儿子毛策林2人传讯到旗印房，审问后拘留15天，多次盘问他家有无枪支的问题。
嗣后，将巴伦葛根的官家喇嘛乌尔图达布华传讯到旗印房审讯盘问了多次。主要罪状是巴伦葛根逃走时没有向印房报告，有合谋罪，被关押监禁两年，以后获释回寺。
巴伦葛根走后，旗印房官员向达理札雅上报惩罚意见，获达理札雅批准。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1933年1月20日）旗印房作出罚畜、罚款决定：罚黄图孟吉尔格勒家向旗财政交骆驼100余峰、马一群（约10余匹）；南寺巴伦葛根的吉萨（葛根仓）向旗财政交罚款2000银元；毛巴特尔家向旗财政交骆驼8峰、绵羊120只；罚范布尔格德家骆驼3峰；胡贡对家骆驼4峰；陶德巴依尔家绵羊100只、马2匹；阿木尔萨那家绵羊100只。以上是重点受罚户。至此，阿拉善旗印房对毛巴特尔、巴伦葛根的问题，全部处理完毕。
民国22年（1933年）9月，达理札雅回到北平。随他去北平听差官员有排坛达张图门达来、副官罗巴图孟柯、张仁，主要是给达穆林旺楚克娶妻。
民国23年（1934年）5月初的一天，在北平的章嘉活佛突然来电话告诉达理札雅，说阿拉善旗的巴伦葛根在北平，要去拜访达王，问可以吗。达理札雅以表示欢迎的口吻说，太好了，我等着他。时隔不久，巴伦葛根一人来到罗王府，拜见达理札雅。达王极为热情地接待了他。王爷和葛根在诚挚的气氛中谈了很久。达王十分中肯地对葛根说，我的经验不成熟，考虑旗务事情比较简单，尤其对过去遗留问题的处理没有很好考虑，希望你谅解。以前的事情不谈了，请你回旗吧！现在住北平要花很多钱，请来王府住下，秋后我们一起回旗。现在你去找王府排坛达，给你安排住房。巴伦葛根很高兴地接受了达王的意见，当面表示了谢意。葛根从达王那里出来，便找见其他故旧乡亲一一问候，气氛亲切，巴伦葛根更感高兴了。随后又找到排坛达张图门达来时，张的态度冷若冰霜，而且盛气凌人地说：回到王府住下，要和大家住在一起，不准随便出去。听到这种不尊重活佛的口气后，巴伦葛根产生疑虑，怀疑住进王府凶多吉少，便打定主意，不到王府住为佳。但是在这些人面前说，我出去把行李搬回来。当时，张图门达来派张巴音艾尔克跟随巴伦葛根去搬行李。走到雍和宫院内，有一间房子出来一个喇嘛，把巴伦葛根迎接到屋里，跟去的张巴音艾尔克留在门外等候搬行李。过了约半个小时，那位喇嘛出来对张巴音艾尔克说，你先回王府吧，巴伦葛根随后有人送他去。从此之后，巴伦葛根再没有和达王联系过，便断绝了联系。
巴伦葛根不回王府的行动，引起达王严重不满。达理札雅伙同张图门达来，通知旗政府派一个对巴伦葛根情况熟悉的人来北平，整理巴伦葛根的材料。旗政府接到通知后，即派段巴图尔到北平，专门整理巴伦葛根的罪行材料。内容是：指控巴伦葛根同红党有密切联系，而且在阿拉善有活动的事实，递交给北平警察局。依据此指控材料，警察局传讯了巴伦葛根，并拘留审查。后经章嘉呼图克图出面保释，才出囹圄。以后，章嘉活佛以内蒙古佛教教宗的身份对达理札雅说：你们阿拉善人毫无根据地诬陷巴伦葛根是红党分子，真是岂有此理！达理札雅非常尴尬地回答说，这些都是旗印房官员干的，他不太清楚。这样把责任推给印房完事。
时隔不久，跟随达王的排坛达张图门达来，患病死于北平王府。对他的死，有迷信思想的人议论说这是得罪了活佛而受到了神佛的惩罚。
鉴于巴伦葛根在北平不妙的处境，和被警察局传讯，拘留一系列令人不安事情的发生，跟随葛根的贡其格阿仁金巴等人，怕被株连，纷纷离开了葛根。贡其格阿仁金巴离开北平后，途经五台山、塔尔寺，最后流落到新疆定居，再没有返回故土。
巴伦葛根逃出阿拉善旗后，先是到伊盟鄂托克旗，在他师兄活佛张文轩的庇护下，在伊盟各旗寺庙转了一个时期，后来过着从五台山到北平之间的游荡生涯。民国23年（1934年）夏，巴伦葛根从五台山寄信给父母，请他们到五台山神地朝佛相会。其亲属萨鲁拉将两位老人护送到五台山。父子相见，悲喜交加，在一起住了数月，返回老家。巴伦葛根本人没有回来，达理札雅和旗政府官员，也不希望他回旗主持南寺的宗教活动。
民国25年（1936年），阿拉善旗延福寺的金巴道仁布，库本阿格乃（罗巴图孟柯的母亲）等人，曾在五台山与巴伦葛根相遇。他们请巴伦葛根一同回旗，巴伦葛根表示时机还不到，不能回去。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包头以东地区沦陷，无法通行，想寻找巴伦葛根的喇嘛们，也只能成为诚愿了。解放后，听说巴伦葛根在呼盟的甘珠尔庙，南寺曾选派僧格巴图尔和阿鲁罗卜桑2人前去五台山，呼盟等地寻找过，但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阿拉善盟政协成立后，下设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着手写阿拉善盟文史时，有许多问题涉及到巴伦葛根。因此，查找巴伦葛根的下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1932年巴伦葛根逃离阿拉善旗，后在1934年与达理札雅会过一次面，与其父母在五台山见过一次面，和1936年与阿拉善旗延福寺的金巴道仁布相遇过外，以后再不知其下落。解放后南寺曾派人到五台山，呼盟等寻找他也无结果。1979年，巴伦葛根的外甥、巴盟政协常委罗步云同志曾到呼盟查找过巴伦葛根的下落，也没有结果。后来他打听到一些线索后，又去镶黄旗，在该旗人大副主任朝格图格尔勒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查到巴伦葛根确实在镶黄旗居住了十几年，于1958年秋得病去世。根据罗步云同志提供的情况，我和朝格图同志到镶黄旗政协，在旗政协文史办主任旦巴同志和旗人大副主任朝格图格尔勒等同志的帮助和大力支持下，采访了知情人员，查清了巴伦葛根在镶黄旗的一切情况，于是我们2人合作撰写了此文。
巴伦葛根是在1944年从五台山迁移到镶黄旗的，他去时，还有些牲畜、蒙古包、牛车，还有三个喇嘛跟着，他们居住在西尼布拉格苏木。他不去寺庙，当地牧民群众有时请他到家里念经。巴伦葛根在个性上有时态度强硬，生活习惯是爱喝酒、吸烟，不吃荤腥。对贫苦牧民很同情，有时拿出自己的钱救济他们，因此，他在牧民当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非常崇拜他，称呼他为毕希尔勒图巴格希。可能是不愿让人知道他是阿拉善旗人的缘故，曾对人说，他是外蒙古三个呼图克图之一，旦毕尔勒·毕希尔勒图呼图克图就是我。1957年，镶黄旗举办了一个学习班，当时学习班的负责人就是现任镶黄旗人大副主任的朝格图格尔勒同志。通过学习，审查了每个人的历史。会上，巴伦葛根交代了他是阿拉善旗南寺的大活佛，名叫阿格旺丹增田来嘉木苏，因为他对当时的旗政府不满，对王爷不满，再则我这个活佛生活自由散漫，爱喝酒、爱吸烟、爱穿西装，引起王爷对我非常的不满意。我想，我是活佛还要受他人的气，不当活佛照样能够吃上饭，因此我离开了阿拉善旗不当活佛了，也不受任何限制，生活在牧民群众中，感到非常愉快。经过这次审查，查清了他不是外蒙古来的，只是有时在牧民家里念念经，没有其他政治活动，故而解除了对他的怀疑。因为他是解放前到镶黄旗的，解放以后就算镶黄旗的人了，并被定为宗教上层人物，直到1958年秋去世。他在镶黄旗时收了几个徒弟。他去世后，由他的徒弟格力格同他的儿子赛新嘎二人把巴伦葛根的躯体送到巴音恩格尔这个地方安葬了。这些知情者，现在都还健在。
有关巴伦葛根和毛巴特尔事件，已过去将近60年了。目前，在阿拉善的大部分知情人已不在世了。因此，在有关情况的叙述当中，难免有不清楚和错误之处，希望知情者予以更正。
附录一：
原本旗辅国公级副管旗章京台吉德钦一心诺日布于民国十七年与乱党分子伪坐镇吏姚连榜以及本旗敖云、孟雄、田济等人私通结伙，借革命之名义，突发叛乱，强占定远营城，夺得大印，杀害管旗章京，将库内为边境防务所备用的枪支弹药，以及王府内存放数百年之金银财宝、衣物之类抢劫一空，又唤外地流串歹人蜂拥而至，置蒙民于战乱之苦难中，抢掠商号，编造谣言，宣称王公已被推翻，颠倒黑白，百般无理，实属可恶至极，又查，罪犯德钦一心诺日布系本王近亲，且身为要员，本应以国事为重，安抚疆域，保全故土，郜无视祖上，公然反叛，将土地与旗政尽皆交与歹人手中，致使祖辈中断香火，罪恶如山，虽碎尸万段而不及，今虽已身死，然其罪孽当究不误，其兄其木德艾林岑身为辅国公级台吉，本应劝阻其弟所为，但当初德钦一心诺日布反叛横行之时，都同谋为伙，愿为歹人效力，究其行，实属废弃祖业者也，较昔日周公重义疏亲之例，其罪确为难容，况又父王遗谕，将反叛罪人德钦一心诺日布、其木德艾林岑连同其子一并除名于家谱，降为庶人，今本王遵旨返旗，平定乱局，遵已故父王之遗嘱，重态家族，将其木德艾林岑父子与反叛首犯德钦一心诺日布及其逆子等，一并革职，并于家谱中除名，永为庶人，使其不再靠近祖墓，以示家规，告诫后人。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初十（1932年7月11日）
亲王达理札雅亲谕
附录二：
阿拉善亲王旗政务处告示
因于本年三月初三日（1928年4月22日），乱党分子姚连榜与本旗德毅忱、敖云、田济、孟雄等人合伙通谋，趁隙抢占定远营城，杀戮官员（指当时的管旗章京陈莽哈来——编者注），抢劫仓库，强行保甲，抓兵抓丁，时有部分不明详情之人迎合入伙，姚等更是恃众无忌，强逼商会，榨取大量物品，又敲诈当地富裕蒙户，劫掠牧区之大批驼、马、牛、羊及钱财衣物之类，故此，我蒙民因城池失陷，牲畜被掠，而痛恨已极、无奈，旗内多人宣称联合，把守三关口、樊家营子等地，实属防止大批牲畜出境外流，绝非反抗之意，不料，姚连榜却编造谎言，无端上报，意欲调动军队，屠杀无故之蒙民，践踏故土，掠夺财物，将本旗置于战乱困苦之中，幸宁夏省执行委员邵氏，查明蒙人之冤屈与痛苦，报与省府，即换派官员于长东，进而和善处理，于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全旗军民商贾人投票推举迭斯尔特呼图克图出面暂管旗政，即日重兴原政务处，复行旧制，以保太平安乐，并将姚连榜扣回省内，且已惩办，因此，特发此告示宣明，首犯既已案断，怨恨理当解除，蒙汉民众，古来情同手足，切记既往勿计，无论旗属军民、僧俗、及外来商贾人等须知，因姚连榜之胁迫而从其伙、入其伍，为之利用，与蒙人交战结有怨仇之原定远营人氏，今后概不计往，我蒙人亦当念朝廷之重恩，每事必求和善，不得积怨，图谋报复，若不从此告，或被本政务处查晓、或被他人告发，定以违法论处，此布于衙门，南北二寺、查罕布鲁格等六处。
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初四（1928年12月15日）
附录三：
阿拉善和硕特特别旗札萨克和硕亲王政务处告示，近悉王爷降谕：据查，本年（辛未）初春，广宗寺达格宝呼图克图阿格旺丹增及阿木尔萨那，勒格东，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等人反叛作乱，且又艾那仁贵、陶德巴亚尔、僧人隆图格等追随为伙，骚扰定远营，将枪支弹药抢劫一空，胁迫政务官员，甚或扣押革职，敲诈商会，无理至极，进而图谋大权，消息传至北平，本王深为震惊，因事发关联旗政，城府垂危，即电告众官员及军士人等，查明原委，并以武力平息，因奸党横逆不道，无视安抚，反而鸣枪相抗，幸我官兵奋勇作战，收复城池，平定乱局，捉拿罪犯，远近得以安生，至此，本王方才亲送父王灵柩归旗，今丧务已终，需论功赐赏，怨处罪人，安定全局，故审理上述罪犯，悉其所行各事均系确凿，附于新颁之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二款，确系处决或为无期监禁之罪，据此条文，各首犯已被处理，唯此达格宝一人，虽有先父王训诫在先，但不悔过痛非，更不安分守本，反而不思本王宽容之恩，重蹈旧辙，密谋遁逃，罪更难容，待其返归，自有别论，至于在押众从犯，其罪虽属不容，首犯必究，胁从者从宽，故从犯者多为受他人胁诱，盲从作恶，尚不举首暴乱，故本王深念旧部之情，实不忍心重处，各减刑一等，免遭丧命，从今，应痛前所为，猛省守本，方为不负本王之恩德，若仍不思改，无视法规，复行罪恶，决不容忍，故政务处宣明照办。
此布，民国二十一年。
附录四：
毛巴特尔之歌
龙卧虎居贺兰山，松青柏翠映苍天。
一代活佛喇嘛爷，扶助旗政平叛乱。
大旗一杆迎风展，巴特尔将军走在前。
亲王马队猛如虎，吓得东军往回窜。
号角嘹亮山岳撼，布尔格德将军多勇敢。
衙门前后摆战场，消灭顽乱云雾散。
（此歌是民国17年军民赞扬毛巴特尔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