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忠
阿拉善旗人所说的回回造反，是指1929年春，马仲英率部由甘肃到定远营，再横越贺兰山，攻入宁夏城的一段历史。我记得小时候，常听到民间有这样一段小曲：“马仲英不是人，害得老子四处奔”。
马仲英造反，始发于1928年，起兵于今青海省的湟中县，造反于今甘肃省的临夏市（当时的河州府，即导河县），史称“河湟事变”。
1926年冯玉祥誓师北伐，兵饷奇缺，急需筹措。冯玉祥派张允荣任甘肃省财政厅长，张急于解决国民军的经费，政失常规，历行摊派，毫不还价，使人民群众饱受日逾加重的差徭赋税之苦。河州是个殷实之地，为了筹集军饷，刘郁芬默认了王祯（原系被国民军驱逐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的智囊）建议在河州开矿，挖掘回族军阀窖藏的财宝，招致各军阀的不满。
1927年秋，刘郁芬派赵希聘任河州镇守使，派叶超任导河县（今临夏）县长。赵希聘为政粗鲁，从事简单，不尊回俗，一味压服；对回族军阀势力和宗教关系，毫无顾忌，还把舞台上扮演的5个大王八，比作甘肃的五马（指宁夏镇令使马鸿宾、凉州镇守使马廷襄力、甘州镇守使马麟、西宁镇守使马麒、绥远都统马福祥），招致地方实力派的反感。刘郁芬入甘后，扩充军队，新增师旅十多个，军费更紧。叶超在导河县（今临夏）索粮派款，急如水火，民间疾苦，无处申冤，致使原来在赋税分成摊派标准上就有争议的回汉纠纷，更加激化。
恰在此时，河州西乡和南乡发生了流血事件，赵希聘受人蛊言，向刘郁芬请示机宜。刘郁芬于是决定杀人立威，结果逼迫教民联合起来进攻河州。
此时，西宁镇守使马麒，对河州故乡发生的一切，不胜愤慨，在私室说：“赵希聘、叶超这样糟蹋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娃，给他们一点教训吗？”于是，宁海军中17岁的营长马仲英出头倡乱，由湟中县率郎经循化，收缴县警武器，扩充兵马实力后，直奔河州。
1928年5月9日，马仲英组织起事教民，进攻河州城。赵希聘向刘郁芬告急。刘派师长戴靖宇由南乡进攻；派旅长刘兆祥、李松昆由东乡进攻，焚烧唐汪川无辜人民1000余家。
河州第一次被围，刘郁芬采取剿抚兼施政策，一面派重兵于1928年5月23日解了河州之围，一面将赴兰州请愿的乡绅代表之一马宝（马仲英之父）扣为人质，后被杀，致使马仲英不能接收刘郁芬的招抚条件。此时，凉州二十七师的部分官兵哗变投靠马仲英，该师六十九旅旅长马廷贤，气愤赵希聘焚烧他的老家，亦率部与马仲英合伙。在几个阿訇军师的策划下，组成了“黑虎吸冯军”，马仲英任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马廷贤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于1928年6月27日晨3时，第二次进攻河州城。刘郁芬任赵希聘为剿匪总司令，率二十五师前去解围。
1928年7月15日，马仲英败撤西乡。赵希聘在城上指挥炮击八坊，纵令民团和士兵出城烧杀掳掠3天，致4万人无家可归，加深了回民对国民军的仇恨。
1928年8月2日，马仲英第三次围攻河州城，声势更大。刘郁芬急调驻天水的十一师佟麟阁和驻宁夏的第七军门致中前去解围。1928年10月下旬，冯玉祥派马鸿宾奔走调停。议和未成，冯又派暂编第三师吉鸿昌率师援甘。马仲英虽有七八万之众，终因敌不过重兵围剿，败退临潭、民县一带。
河州事变，战祸数月，使昔日八坊成废墟，回汉民族变冤家，尸横遍野绊马蹄，血腥百里人烟稀，两军征战是非迷，无幸冤魂空涕泣。
河州解围后，马仲英主张退陇西，进取宁夏；马廷贤主张逃四川，另谋出路，将部众交韩进禄率随马仲英前进。至天水，两马均受吉鸿昌堵截，西撤经甘南藏族地区，再过青海地区，北上出祁连，奔山丹、永昌。
马仲英起事失败后，东奔西逃，居无定处，遂图谋北上后套寻找立足之地。1929年农历正月底，马部辎重先锋到民勤县，遭县警、民团劫杀，马仲英破城后，杀百姓七八百人，县长雷步瀛自杀。因石羊河未冰冻，马部兵不能进，滞留多日，大肆焚掠戮杀。吉鸿昌部旅长刘兆祥追马仲英，相持5日未克。回军处境困难，马廷贤决定赴天津活动；马仲英率部东进，窜入阿拉善旗草地境内。
1929年初，马仲英虽有2万余部众，但很多是拉家带口的群众，没有多少战斗力，农历二月间，已有数千人由阿拉善旗的南部地区，陆续进入宁夏地区。因受宁夏阻击，不能立足，继续北上，寄居在阿拉善旗北部的沙金套海等巴格。3月27日（农历二月十七日），旗政务处向门致中主席报告了情况，并请示对策。4月1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门致中答复说：
“此次宁夏被匪危及，贵处事先措置，得免蹂躏，唯根株未除，来日之难方殷鱼经漏网，地方之害无穷，素谂贵处以和平为前提，以互助为精神，爰特派本府主任王庭芝前往磋商一切”（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民国档案》）。
宁夏与阿拉善旗毗邻相连，安危其存，在大敌来临之际，双方都做了必要的应急部署。王庭芝是省财政厅税捐股的主任，来旗只能传达门致中对阿拉善旗亲善关怀之词和要求出兵加强防务的意图，在军事行动上，他无能为力。2月底，形势日趋紧张，旗政务处以保证宁夏省方人员安全为由，要求驻定远营的百货征收及盐税等局，立即撤往宁夏。
1929年4月3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旗政务处接到回军头目马谦、马仲英、马义于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向旗书写的投石问路信函说：
“蒙古王爷：麾下柳荫日暖，霓帐风清。敝者弟等自导河首义以来，为救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之事。刘郁芬到甘，逼迫拨款，百姓有命难逃，刘贼有灭教之意；弟等难以力占，联合盟军，带领导河老幼妇女，东走西望，现在到王爷贵地，弟等投于王爷翅下。若有我王刘赵某有和平之意，于弟等借宿路经；我王若无有和平者，弟等于我王作一臂之力，所于导河刘郁芬交战年有余，现到今年，灭回教满蒙藏之意，弟等我王自作主张，可也！”
阿拉善旗执政者深知这位17岁司令尕厉害，他们联合8万多伊斯兰教民，东战西杀，使冯玉祥国民军后院的战火越烧越烈，不得不调集几个师旅的重兵去围剿。此时，马仲英虽说是只有2万之众的败军，但就人数而言，几乎与全阿拉善旗之人口不相上下；就战斗力而言，阿拉善旗更是望尘莫及了。甘肃数县发生的惨状是前车之鉴，值得借鉴。甘州卫戍司令任辈建给马仲英和平让路，双方互未相犯，马仲英只在山丹住了7个多月；民勤县用300多名民团警察力抵，结果惨遭杀戮。鉴于以上教训，阿拉善旗执政者很怕战火弥漫，生灵涂炭，为能避免回军的烧杀抢掠，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不得已而接收马仲英借路的要求；同时他们还很赞成马仲英进军宁夏府，攻打门致中，借以对宁夏策动阿拉善旗“戊辰政变”进行报复。
对策即定后，协理罗巴音都仁、管旗章京尼玛敖子尔派蒙兵营长副骁骑校毛巴特尔等10多人，到定远营以西沙日布尔都迎接马仲英部。1929年4月9日（农历三月三十日），马仲英率1万多人马进抵定远营，王府官员热情迎接，将马部官员安置在城内，军队驻扎在老陵滩，并热情款待3日。定远营的外籍巨商，在回军来前，有的逃往外地，有的暂避城内，市面闭门歇业，一片冷落景象。回军来后没有公开抢掠，有的还到市面上变卖针线布匹和其他商品，但在郊区也发生过几起流血事件。
马仲英痛恨国民军，阿拉善旗上层人士亦有同感，于是很快就成了盟兄难友。马仲英在定远营得到阿拉善旗执政者的谅解，并愿支持其攻打宁夏城，以获得长久立足之地的主张，自然异常高兴，便委任阿拉善旗蒙兵营长、副骁骑校毛巴特尔为蒙兵司令，表示蒙、回亲善，使阿拉善旗民众避免受战火之苦。
1929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二日），马仲英以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名义，率马谦等部众（亦称西军或回军），由定远营经樊家营子，翻越贺兰山，直奔宁夏城。临行前将大量伤病员，留交阿拉善旗照顾，阿拉善旗只得曲从答应关照。三月初三日，马仲英攻入宁朔县城（今银川新城），初四日进占银川城。门致中等出南门逃跑，省府秘书长赵雪田自焚身死。
1929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初八日），毛巴特尔接到马仲英派专人送来的银川告捷信函，旗政务处农历于三月十二日给马仲英复函祝捷说：
“接华函云，已于初四日光复宁夏城，现正安民治事等，逖听之余，不胜欢幸！足征总司令将门华胄，策划警人，钦佩之至！敝旗弹丸沙漠，去岁忽遭姚连榜之乱，杀官劫库，十室九空。今幸总司令仗义兴师，不特救民于水火之中，即敝旗胸头一口恶气，亦藉以消为舒展，何幸如之！兹派蒙员带薄礼四包，恭诣铃辕，面申贺悃，藉志感情，希即哂存。此后尚祈诸凡照荫，以敦邻睦，无任盼祷，敬颂捷祺！”
马仲英攻入宁夏城，拜访了前宁夏满营将军常连。常连告诫马：不要乱杀平民百姓，要和地方人士合作，才有可为。于是，马仲英于农历三月十二日，在省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他的造反宗旨，社会秩序较为安定。
宁夏大局暂稳，旗政务处于农历三月十四日，向北京塔王禀告了马仲英路过阿拉善旗，攻占宁夏城，门致中逃跑等消息。马仲英想以宁夏为发祥地，除对回军进行整饬外，很想让阿拉善旗壮大蒙古兵，成为他可靠的盟军。三月二十日，马向旗政务处要求，将旗管押的密格瓦其尔（即敏敖其尔）、达喜2人从宽释放，交给他委任的阿拉善旗司令毛巴特尔训练，以资效力。
宁夏被回军占领后，门致中向甘肃求援，吉鸿昌率冯安邦、李枪祥等劲旅抵中卫县，与门致中会合。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吉部攻入宁夏城，马仲英自经魏门（北门）败退北滩，约有300多人退入阿拉善旗。此时的马仲英回军伤残严重，经长途征战，已疲惫不堪，很多人情愿接收安抚。冯玉祥休念马仲英年少有为，欲想造就人才，不忍深加诛究，遂决定宽其既往，收编为一旅。在双方代表来往商谈招抚条件时，门致中于农历四月二日电告阿拉善旗政务处说：
“马匪到处滋扰，自非设法搜剿，不足以维持治安；如该匪入境，立时卸除武装”。
马仲英亦不愿接收吉鸿昌的苛求，在黄渠桥誓师，于1929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六日），率部第二次攻打宁夏城，苦战一日，溃不成军，复败北逃。
国民军得胜入城，门致中复任省主席，宁夏局势已定，民政厅长邵遇芝给阿拉善旗政务处致函，详述马仲英失败的消息，要求阿拉善旗加强防务：并提及三月份致书，迄未见复，表示对阿拉善旗动态质疑。
阿拉善旗对变化叵测的局势只能顺从大势所趋，随风转舵。一面向邵遇芝解释：“宁夏来函是因邮政耽搁20多天，并非阿拉善旗有意怠慢”；一面补报：“马仲英初来阿拉善旗时，风闻只有数百人，政务处派兵堵截，彼众我寡，蒙人缺械，徒手奋呼，阻挡不住，仅将城池保住”（马培青：《我所知道的马廷贤》）。政务处作此解释，其意是消除宁夏怀疑阿拉善旗怂恿马仲英攻打宁夏，防止国民军对阿拉善旗进行报复。
为了对宁夏表示亲敬，阿拉善旗政务处和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桑结嘉措），于农历四月上旬，分别向门致中、邵遇芝致函祝捷说：
“前值暮春修契，忽闻宁夏受警，拍案惊呼，天大痛乃！正当妖氛匝地，得闻大将军自天而下，炮声雷动，蜮影云消，拍掌扬眉，加额恭惟！主席威加回纥，绩遵汾阳，始知背水成功，淮阴王胸藏妙算，足见空城诱敌，武乡侯腹有奇谋，聆小丑于雨旬，格有苗于一旦，红旗报捷，赤子欢腾！敝材渐托钵杵乏降魔陆机，辩论万言，未过去年之乱，繇基射穿七扎，莫当今岁之氛。顾影怀渐，枵躬抱愧！独喜银川勘定，得沾分外之恩光。尤祈卵翼常存，永庇弱小民族而已”（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马仲英资料卷》）。
为了疏通宁夏军界，旗政务处与护印桑吉嘉木苏于1929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再次向吉鸿昌致函恭维说：
“师长此次用兵，威恩并济，剿抚兼施，所过之处，鸡犬无警，且壶浆载道，听之钦佩！敝旗弹丸沙漠，屡值旱荒，迭遭兵燹，蒙民生计十室九空，商民停门歇业，地方荒凉寂寞，自有定远营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所幸仁帲迩被光复，宁城接近蒙旗，得以重睹天日，为可贺耳！”（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马仲英资料卷》）
仅此书函表态，尚怕不恭，旗政务处还派蒙员王恩溥等为使，亲赴宁夏“烧香拜佛”，面陈一切。此时宁夏政局不稳。门致中因失省城，引咎辞职。时正值蒋冯大战前夕，冯玉祥为巩固后方，便电令门致中继任宁夏省主席，并将吉鸿昌师并入门致中军中，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由吉任军长，驻防宁夏。
马仲英战败北逃，主力退到阿拉善旗磴口、沙金套海一带，少量部众驻在定远营，这对阿拉善旗既是个很大的包袱，又是招致宁夏不满的祸根。阿拉善旗最重要的是力保王公制度不变。此时谣传国民军要攻打阿拉善旗，给阿拉善旗造成很大恐惧。门致中为了解除阿拉善旗的疑虑，于农历四月中旬，派王庭芝持函到定远营进行解释，并共同筹划抵御马仲英溃军之良策。不料王庭芝到旗后，发现定远营有马仲英的人。为此王未敢露面，复还宁夏，于1929年5月25日向旗嘛嘛爷桑吉嘉木苏、陈额尔德尼巴图（陈宝峰）、满吉、宋宗鲁、罗巴音都仁、黄图门吉日格拉（黄康禄）、彩登等官员，致函说明情况，并着重解释说：
“主席方面与贵旗一相亲善，土匪前虽由贵旗经过，主席亦素知贵旗兵力薄弱，甚加原谅，望万不可多疑”。
仅此函释，实难消除疑虑。1929年6月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旗政务处派王恩溥与马某再赴宁夏，面诉阿拉善旗的困难处境，并致函说：
“敝等才本遇愚，时逢匪乱，既虑汲深，更绠短迷雾偾事以贴羞；现匪氛虽蒙击溃，究之蒙地尚属惕惶。祈雨露常垂草野，永赖风云之护”！
1929年6月7日（农历五月初一日），宁夏民政厅回函答复说：
“远道传言种种，无非奸人狡狯，以捕风捉影之事，效画蛇添足之使，造成空气，挑拨感情，点缀铺张，耸人骇闻；此间对汉满、蒙、回均属一家；凡属善良，毫无芥蒂；况与贵旗近接毗连，辅车之势，关系非轻，共事处邻，尤当和睦，最好勿疏言信，以免隔阂生疑，倘有要事，可派员往还商办，诸公均勿轻听道途之说，致生杯影之疑”。
宁夏怕恐阿拉善与马仲英结成联盟，屡次表示亲善，借以稳定局势。阿拉善旗执政者，对双方都表亲近，概不薄此厚彼，进退都留有余地。
阿拉善旗政界始终与马仲英保持着一定联系。在向宁夏函告匪情时，也向马仲英函告宁夏的情况。1929年6月11日（农历五月五日），马仲英给书林司令（注：可能是指毛巴特尔，待查）回函说：
“顷由专差送函，敬聆种端，足征阁下热心联盟，共诛赤祸（蒋冯大战时，蒋把冯说成赤祸；马仲英初造反时也把冯玉祥说成赤祸）。是彼此之所同情也！我军现驻大滩一带，原拟接商晋军，并非退却，想阁下早在洞中，目下晋军业已接商妥帖，不久出师三师，接助讨贼；我军已接头，限一星期内，当即齐发，向宁夏进攻，望我阁下英略韬，当应共讨！所有贵各卡关兵士，严令防守，以备外贼之闯入也！”
马仲英同时还派专差向旗政务处面述攻宁详细计划。
阿拉善旗对马仲英联合晋军攻打宁夏的计划，虽未积极支持，但仍将宁夏情况不时向马通报。阿拉善旗关心的是保境安民，力求和平相处，但宁夏和马仲英两方，都在强行给阿拉善旗增加各种负担。回军退至阿拉善旗磴口地区，那里的佃民和商号屡遭军队骚乱蹂躏。1929年6月26日，政务处和西路司令毛巴特尔致函马仲英说：
“据后套侦探报，现马总司令全部军队均开到后套，扎在沙金套海、道兰素海、哈拉和尼图等处休兵牧马，待援乘时，现马总司令虽严，而佃民百姓难免惊慌，查旗属后套四巴格，弹丸之地，民国15年，国民军经过，强捉驼派粮，百姓苦不堪言；近一二年，又值独立护路军队，往来不断，加之天年旱，十室九空；今岁雨水稍见，播粮粟，正盼收割，而贵部开扎！函恳俯念蒙地艰难，赏准严饬部下官兵，各守纪律，万勿骚扰”。
马仲英于农历六月六日答复阿拉善旗说：
“贵处关心民漠，努力国事，对于敌人行动尤其报述详尽，捧读之下，不胜感悦，以后望贵处时刻将敌人举动见示，以便防御，如敝处有何特别消息，亦必专函奉告。至敝部驻扎旗地军队，白当饬各长官转饬严守纪律，与民无犯，贵处苗决不有损。”
1929年春夏之际，吉鸿昌在宁夏打败马仲英回军后，门致中只顾进城做主席，官气十足，既不给官兵等筹办粮秣，又不医治伤员和安抚阵亡将士，而急于在省府迎娶小老婆，大办宴席，激起吉部师长李枪祥发动兵变，迫使门致中辞去省主席职。事后吉鸿昌于当日宣誓，就任代主席职。
1929年夏，马仲英退到北大滩后，曾电请国民军收编，吉鸿昌同意收编，但冯玉祥总部负责人（代行理事）宋哲元不允许。是年夏，蒋介石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委任被冯玉祥赶走的马廷勷为反击冯玉祥的讨逆军十五路总指挥。马廷勷委任马廷贤为讨逆军第一路纵队司令，委任马仲英为第二路纵队司令，但2人均不愿与其合作。不久，南京政府见他们反冯作用不大，遂撤销十五路总指挥。是年秋，马仲英的部下韩进禄（字副回）被吉鸿昌收编为军长，驻防灵武，马存良被马福寿收编为司令，驻防金积。
吉鸿昌就任宁夏代主席后，向阿拉善旗护印迭斯立特桑吉嘉木苏打招呼说：“门主席子本月11日因病赴兰州，所有前次强要贵旗之物件（指上年姚连榜抢去的财物），请速派妥员来宁夏，向民政厅邵厅长领取，并将贵旗情形随时见告！”此时，阿拉善旗对宁夏的详情尚不甚清楚，未敢盲动。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宁夏的常冠三次给阿拉善旗诸大老爷来函告诉说：
“门致中回宁，军民怨恨，自觉惭愧，已离宁夏；吉军长任省主席，各界极表欢迎。此公对于地方亦颇热心，抱定五族一家主义；刻下维持内地治安，办理稍有头绪，即欲抚恤边陲，贵旗似宜选代表四人前来欢迎道喜为妥！”接此确切消息，旗政务处和桑吉嘉木苏，于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派王恩溥、齐满图等，带上4种礼品，专程前往宁夏欢迎鸿吉昌，并致函说：“钧座新膺主席，威加回纥，德普遐方，自有定远营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所幸！”
吉鸿昌对阿拉善旗派去欢迎的代表，特别优待。农历六月三十日，吉鸿昌向阿拉善旗政务处和桑吉嘉木苏回函致谢说：
“正亿清风勿承华输，乃以任兼主席，特致欢贺，三复盥征，五中篆竹辰维勤宣善政，泽普默黎化洽，边陲进步渐同于大陆，惠此中国荣闻不隔于贺兰，引睇鹰扬，曷胜燕喜。弟猥以薄植谬绾兵符，适遇时机更权，省篆下车而问疾苦，蒿月疮痍揽辔而志澄清怆怀，时局所幸，芳邻在迩，得借著以筹，维尚望锦鲤时颁俾伐柯而有则承派来员，并致厚礼，殊不克当，现已分别接洽拜登，特复芜函用鸣谢忄固”。
阿拉善旗政务处在应付吉鸿昌的同时，对马仲英也不也怠慢。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以桑吉嘉木苏和西路司令毛巴特尔的名义，给马仲英传告宁夏的情况。
吉鸿昌就任宁夏代主席后，对阿拉善旗的政策，基本与前任省主席的相同，只是多了一些商洽的民主气氛。马仲英打宁夏时，阿拉善旗乘机将宁夏设在定远营的各种税收机构迁走。吉鸿昌为了不使宁夏财政收入受损失，于农历七月，派师长赵景文到定远营，重设税捐机构，赵因怕遭马仲英残部袭击，来定时带有警卫部队，致引起阿拉善旗一场虚惊。次日凌晨赵撤回宁夏，只留王庭芝、石东朋2人，筹办设局。
旗政务处力抵宁夏在定远营设局，除婉言劝解王、石2人回宁外，还于1929年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向吉鸿昌要求缓办对阿拉善旗的一切改革，调回人地不宜的王庭芝、石东朋2人。同时派王赞丞、司寿亭2人赴宁，亲自面向吉鸿昌恭维赞讼他的功德，诉说阿拉善旗近几年屡遭兵差寇祸和天旱之苦，并以门致中在上年派姚连榜来旗策划发动“戊辰事变”，致王府财物和兵器一抢而空之事为鉴，力求从缓对阿拉善旗实行各项税捐新政。
1929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吉鸿昌向旗政务处和护印喇嘛爷桑吉嘉木苏答复说：“贵代表王、司二君到宁，谬承奖饰，抚躯自问，愧何克当！至于早魅寇氛，久已为国诟病，今我蒙汉，亦受其灾，唇齿攸关，同深浩叹！”吉鸿昌为了消除阿拉善旗与宁夏的对立状况，一方面决定聘请阿拉善旗两位贤达名人，为省政府的高等顾问，以备时通函电，察民疾苦，要求旗政务处开示姓名，以便专送聘书；另方面，派师长赵景文、财政厅科长王庭芝，护送姚连榜送交宁夏的五大箱贵重财物，物归原主。并解释说：“前门主席部下对于贵旗一节，实出误会，事过境迁，尚希原谅”。
阿拉善旗执政者的宗旨是不准外界插手旗内之事；不准外界到旗内派捐收税。宁夏、阿拉善旗对立矛盾正在于此，阿拉善旗不让步，宁夏很着急。1929年9月9日，吉鸿昌向旗致函说：
“贵旗版图早奉中央明令，划归宁夏省管辖，所有设置行政，亟应着手次第进行，用谋统一，而期发展。前委赵师长等，赴旗设局，贵旗对此中情形，不甚明隙，误会殊多；兹复派参军刘茂林、参事时家珍，前往代表一切，务望妥为接洽，凡应行筹办各事，不防开诚布公商酌完善，总期化除畛域，万勿稍涉警疑，致令别生枝节，是所期盼！”
刘、时二代表到旗筹办驻定办公处和税捐机构，税收工作很慢。这是阿拉善旗官员为实施塔王指示的：“对东邻只需虚与应付，不要惹出事端”所采取的对策。
吉鸿昌对阿拉善旗软磨硬顶的作法，实感极为棘手，但又不便采取强硬对策，只是边说服边让步。1929年10月6日，吉鸿昌给旗政务处致函说：
“查敝府拟驻定远营办公处，原以时至今日，外侮频来，凡属中国领土民众，共宜唤起图维，以期国家富强，而促进国际地位平等。贵府既经国府划归宁夏省管辖，宁夏省为地方计，为国家计，万难袖手不理；故对于旗地政治，即拟统筹兼顾，俾与内地同入正轨。务望贵旗晓然此意，急起辅助，万勿再为从前故乡畛域，置国家于不顾！”
对阿拉善旗提出的税收提成问题，吉鸿昌也作了让步，答复说：
“因蒙地连年受旱，商民又复停业，敝府于中央命令万难变更之余，暂作权宜办法之计，今年厘税收入，准与贵旗各半分用，俟年终即行停止。此系敝府格外通融，盖以蒙汉皆属国民一份子，敝府决无厚薄之分，望祈鉴谅苦衷，勿再自生疑虑，致滋纷扰！”
吉鸿昌本想以让税的办法，使阿拉善旗能够接收宁夏省的统一政令，但他所讲的同入正轨的大道理，又被阿拉善旗执政者作为僵持的把柄，使其政令不能兑现。1929年10月23日，桑吉嘉木苏和政务处给吉鸿昌致函说：
“钧函内称敝旗曾经划归宁夏管辖，不能不纳入正轨等，殊深诧异！敝旗自民国改建，首认共和；国民军入甘，供驼运械，颇著微劳，曾经冯总司令及刘督办，一再奖谢，并无越轨行为。查划归二字，此意欲剪无我蒙族，消灭我政权，镕成有汉无蒙之世界。本年八月，山西阎总司令函开：奉中央命，任蒙藏委员会正会长，嗣后内外各蒙旗，凡有进行，需遵本委员长指导，不得私自与邻封及外人订立各项租约；蒙藏会未开会前，各蒙旗一切治理，参照旧章办理，俟开会后，应兴应革，统由本委员长呈报中央，颁令遵行。钧府令在定远营设委员办公处，未敢轻诺，职此故也！如定要特别进行，钧府暂缓，俟敝呈蒙藏委员会转中央颁令，再斟酌民情习俗，分别遵守，敝旗近畏主席之威，远畏委员长之责，中恐内外蒙旗之加兵，左右皆难”。
1929年10月中旬，西北军总部命令吉鸿昌率第十军东下，参加中原大战，致使他对宁夏的施政壮志，未能实现，只是改组了原省政府成员而已。吉鸿昌出征时，将省主席职位交民政厅长马福寿代理，并调驻平罗的苏雨生率骑兵师，进驻省城，任城防司令，由于上述情况的突然变化，阿拉善旗政务处才乘机大胆向吉主席写了前述措辞强硬的回函，使宁夏在阿拉善旗设局之事，只好暂缓。
1929年的阿拉善旗，面临着两大灾难。一是多年不遇的天灾大旱；二是马仲英回军不断骚扰的人祸。阿拉善旗与回军在桌面上称盟友，实出无奈，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只能交其为友，才能不动干戈，有利保存自己的实力。回军自宁夏战败，大部分被收编后，仍有数千人退到阿拉善旗北套磴口一带，他们的给养全靠当地百姓，地方之苦，不言皆明。对此人祸，阿拉善旗曾数次函请马仲英饬其部众万勿扰民；马亦答应决不犯民。是年夏，回部亦效国民军，准备向佃民征收烟地税款。对此压力，旗政务处于1929年8月14日，向马仲英发函提出请求说：
“华函诵悉，慨许饬令贵部严守纪律，不扰佃民，保护地亩，决不损害等语。读之，足征贵司令将门华胄，出处不同，自古成大事，立大业者，莫不先得民心为宗旨。今贵司令到处安民，秋毫无犯，将来前程万里，当于此处预卜之矣！敝即专函致谢，正盼复音，适接沙金套海探员报称：近马总司令部下，携绳丈量烟地，声称亩征大洋12元，佃民及收租蒙员，齐往该部求免无效。如该部真干涉套中烟地，不特政务处行政兵饷将穷，且佃民将流离。查此地自国民军入甘，差徭络绎，连年荒旱，迭受兵灾，均在司令见闻申。今者佃民生计稍转，而强霸估占蒙边之磴口，勒索烟亩税。时若贵部丈地征款，赤子生计何堪因忆？敝旗去岁遭门致中嗾使姚连榜捣乱，全旗府库民财被劫掠，至今政费兵饷，均束手无方，仅靠套内一二巴格租粮及烟捐。贵司令乃祖老提师在日，与先亲王有金兰之谊：今王又与司令有仓促之交，渊源葛垒，定荷关垂！敝旗去岁之祸，与贵司令曾前受之欺，同是一盘痛苦；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等关切，谅早当念及，决不至同病相残。况贵司令克宁时，地方何等丰富，乃因怜悯商民百姓，恐遭玉石俱焚之祸；情愿让出城池，一文不取而去，以故地方歌功颂德，至今啧啧不休！恳贵司令念先辈交情，怜敝旗困难，赏准部下勿丈烟地，免收亩捐！”
阿拉善旗执政者，向马仲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恳求，使马部回军的践民行为，有所收敛，但其生存条件就更加困难。于是，马仲英赴山西谋求出路期间，回军的抢劫行为，时有发生，大部回军被宁夏收编，小股兵丁，多经阿拉善旗，有返还原籍者，有留居定远营者。
1929年10月14日，阿拉善旗得知马仲英已从山西归来，便派蒙员赴后套欢迎，兼收地租烟捐，并以政务处和练兵处指挥毛巴特尔的名义，向马致函，指出回军近期声名不如以前，佃民每受惊扰，求其从新整饰，以免损失。
1929年11月9日，西北军总部委任马鸿宾为宁夏省代主席。次年元月，冯玉祥正式任马鸿宾为省主席。马鸿宾原为宁夏镇守使，冯玉祥西下时，改任为国民联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驻防宁夏。马鸿宾曾多年驻宁，与阿拉善旗睦邻相处，关系较好。初上任，于1929年12月13日向阿拉善旗诸执事致函说：
“宾离宁数载，音候多疏。只以时局多事，变乱靡常，不特差事繁重，且土匪蜂起，区区宁夏，屡遭浩劫，每一回首，疚心无已！此次宾奉命回宁，维持现状，自惟辁才曷胜肩巨。惟以桑梓攸关，不得不勉为其难，好在夙叼爱末，借镜实多。所有前主席与贵处一切隔阂，自应冰释，以归旧好，并希不吝金玉教言时颁，籍匡不逮！”
马鸿宾就任省主席，希图保境安民，平息动乱，根除匪患。他主张收抚马仲英的残部，尽力取信于已招抚的官兵。但已被收编并升任军长职的韩进禄，仍对马鸿宾不满。1929年冬，冯玉祥在五台山建安村接见马仲英的副将马廷贤并委任师长，密令其回宁夏收集旧部。韩进禄即趁此机会率部千余人，脱离马鸿宾，跟随马廷贤，直趋陇南。
此时的马仲英已处于众叛亲离之境，是年他弃部赴北平、南京，谋求出路。蒋介石将马仲英、马仲杰兄弟2人安插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但马福祥忧虑马仲英一旦风云际会，将妨碍他西北回族军事领袖的地位，因而请求蒋介石准许，将马仲英以参议名义，派往驻防山东的马鸿逵部受“教育”。马鸿逵部军官学校教育长兼参谋处长李输园（原名李林，共产党员，任过黄埔军校教官），与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雅韶、吴应祺，共同介绍马仲英兄弟加入了青年团。马仲英在宁夏失利后，在甘肃还有一定的潜力，他不甘心失败，于1920年9月，由山东潜回宁夏，图谋重整旗鼓。因马鸿宾挽留，遂任其部教导大队队长，驻中卫县，以作重返故里的先头站。
马仲英出走南京时，授意马谦接收招抚，因此马谦被宁夏省政府委任为暂编骑兵第一军军长，及时给阿拉善旗通报了任职消息，但他的部下，纪律松散，抢掠行为时有发生。如1930年3月20日，阿拉善旗扎哈道兰防卡卡长东都尔带领3名卡兵，护送阿甲佛爷到平番县，折回时，至白墩子处，被60多个回军围着，抢去枪4支、子弹500发、银洋60元、马1匹。
对此行为，阿拉善旗官方很是不满，于4月17日，以政务处和西路司令毛巴特尔名义，向马谦交涉说：
“贵教（指伊斯兰教）导河县马老提帅，曾与阿拉善旗王爷谊重金兰；迨后凉州少瀚军统暨马仲英司令与今王爷有仓促之交，去岁贵军赴宁，假道敝旗，彼此同仇亲密；双方兵士，似应仰体长官联络之心，互相照荫，方为正办，令贵教士兵围抢蒙兵，实属出人意料！祈军长磕切调查，将原物发还！”
马谦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对抢友邻几支枪和财物之案，视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1930年6月，马谦就任肃州、甘州警备司令职后，才向阿拉善旗政务处致函说：
“谦猬以辁才谬膺疆寄就职以来，毫无建白，一切布置，似觉措手，惟艰汲深绠短夏。窃惟广咨规训，或者庶负陨越；此后务恳消息常通，俾收互助之益，南针时赐，藉匡我不逮之虞！”
马谦在口头上与阿拉善旗谈友谊，讲互助，但就4月份其部行劫之事始终不予处置。7月16日，又以“北路套地盗匪出没，大为旅害，甘凉肃北毗连皆蒙弟之责攸关袖手旁观”为理由，计划派其交际员赵福成率队到阿拉善旗，游击匪患。
阿拉善旗官员，一向不允许邻邦派军队入境，昔日，冯玉祥派军队，保护由外蒙运送武器，阿拉善旗也不应诺；今朝岂能答应刚被收编的回军，重新入境扰民。于是，政务处向马谦回函说：
“赵福成率队来旗，会商剿匪一节，尚有窒，碍难行；一则，旗地沙漠年旱，步队难行，骑兵无牧草粮秣，二则，妇孺惊慌，谣言易起。善策为分担保护，请饬赵君向甘、凉、民勤县东巡查；民勤至磴口一带，应由阿拉善旗游击队担负剿匪之责。此办法事半功倍”。
在阿拉善旗的力抵下，马谦未能公开实现驻军阿拉善旗的计划，但在暗中则纵容其部下马团长、马队长等率部数十人，逗留在阿拉善旗北部古尔乃等地抢劫商旅，聚赶驼马100余峰，驮运货物50多驮。不久又发生巴伦沙尔扎的粮行商人白某及天义成号等4家，被回军40多人抢劫白银1000余两事件。这种名为剿匪实为官匪的行径，在当时的社会里，并非罕事。
阿拉善旗政务处对此状况，束手无策，虽也痛恨，但又不敢惹，生怕激成兵祸，只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拆衷办法来处理。一方面向宁夏省报告说：
“在古尔乃游行的回军数十人，迹向可疑，形似土匪，若不早搜剿驱逐，恐贻误边防安宁。星火不灭，终至燎原，蚁穴不封，必溃堤岸，来日草地必遭抢劫，要求派兵弹压”（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马仲英资料卷》）。
另一方面，又向马谦致函，说明马团长、马队长的抢掠行为；并说：
“宁夏省、甘肃省迭次来文勒要滋事头目马姓等人，因依人系贵司令旧部，旗里不能声张其短，极力庇护，始得保全；若该等为非积案愈多，宁夏近在咫尺，难免不追询；一旦上峰派兵查缉，尔时不但马等身败名裂，敝处亦恐受无穷之拖累。祈将二马调往前方，以暂避风气，以免受名誉上之影响，双方幸甚！”
马鸿宾为了有效地制止散兵游勇的抢劫行为，于4月11日一面派人进行招抚工作。一面向阿拉善旗致函。
阿拉善旗在执行马鸿宾指令上，既有困难的一面，又有询情默许的一面。阿拉善旗辖境辽阔，旗兵数量少，装备很差，有的持土枪，一遇强敌，即不敢轻举盲动，“自马仲英的回军来后，败军溃兵，有二三十成群，四五十结队，骑兵持枪，游行蒙地者；有三五结伙，携家带口，逗留旗地者。旗政务处对他们驱之无因，防之不胜其数，势均力敌，深恐不慎，激出事端，因此诸事通融，以冀徐图补救”。五月间，阿拉善旗西南部的商号协成裕、乾和玉，被回军抢劫，旗里虽派蒙兵查询事端，但因宁夏未派人插手，旗里即不敢处置。
马鸿宾对阿拉善旗政务处查追匪案不力，表示不满，认为是偷安省事，放弃地方。因此于1930年6月26日派参议马世杰，来旗招抚回军散兵。8月中旬，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派周生彦，来旗会商宁夏省北大门——磴口北大滩的安全。
对此，阿拉善旗官府认为这是侵犯阿拉善旗主权，坚决不答应。1930年8月30日，旗政务处致函马鸿宾说：
“宁夏向以石嘴山为门户，今财政厅以磴口北大滩为省的门户，未免语有误会。北套自民国以来，匪多则千百人，少则数十人，此去彼来，飘忽不断；近闻马匪大牛聚众攻宁，似此敌情，尚保护不暇，那有余力顾及其他？周君来旗，亦属徒劳，函请收回成命，以免空劳往返。”
1930年9月底，马仲英回到宁夏后，派人给阿拉善旗政务处各大老爷，投送名片问安。政务处于1930年9月28日向马仲英回函，通报马氏残部情况说：
“送别年余，西燕东劳，殊深惦念！贵司令自山西重来宁夏，回光返照，何幸如之？慰甚！贺甚！去春贵部过定，所留伤兵病士，承瞩随时照顾；敝递雅意，逐一保全。清听有自北套来定者，系贵部假汰之兵，携带枪马，人多行不一，越轨者时有之。旗以爱屋及乌之谊，曲加庇护；因而，名誉上颇受大影响。现该伙有赴肃州、甘州投军长马谦者；有为宁夏收抚者有逗留定地未走者。将来贵司令恢复军容时，祈将该伙悉数调回，勿使漂流失所”。
马仲英知道，阿拉善旗官员在他出走后，并未出卖他；对他的遗部也是尽力庇护和关照，自然很高兴。1930年9月30日，马向旗政务处回函说：
“弟之部队在贵处格外招待，不胜感激之至！请将队伍集合，务备常加训练，以后仍共同患难，风雨同舟，以救国家，救人民，此乃吾兄弟之目的也！馀容面谈”。
1930年秋，马仲英遗部留居定远营的主要军官有马芳队长，王玉宝营长，马营副，杨、马连长等，加上士兵和眷属，约有近百人。他们多数人并无固定职业，有的人经商做生意。马仲英回宁后，收杨自德连长为其继续服务，并负责留居定远营人员的事情。马仲英还特意向旗政务处诸执事大老爷嘱咐说：“杨连长现在服务，所有伊之家替并生意，俱在贵地，仰诸君特为关照，不胜盼望！再者，所有马队长、马营副等俱来定居住，祈诸大老爷关照一二！余着杨连长带去华礼一支，其中情形不待细言！伊等在贵地居住，公买公卖，必不能欺哄民人，若有不遵之人，由杨连长在此商办；余不日着人至贵地，予诸大人请安问候。所有从前，无论那一名有不周到之处，得罪贵地众友，余不日至贵地，再为面谈何如办、何如遵。”马仲英遗部留居定远营，引起阿拉善旗官府不安，但又无法将他们驱走，只有借助宁夏的威力，才能使其就范。
1930年秋，马维霖就任宁夏省公安局长职务后，于9月29日派队长马成福来旗收抚马仲英残部，并要求阿拉善旗“鼎力维持，多加照拂，事毕后，自将台端之功，呈报主席，以资颂扬。”旗政务处正好利用这一良机，将马芳队长和杨、马连长等20余人，逐出阿拉善旗，另谋生路。
1930年10月初，马鸿宾发觉其旧部王玉宝，曾任马仲英的营长，居定一年多，现又前往宁夏看望马英英，然后回阿拉善旗。遂派副官马振川，持密令尾随王玉宝来旗，将王解宁询问。旗政务处派蒙警马良带兵护送。王玉宝对旗政务处派兵押送自己，十分闹怒，当街大骂政务处及绅商说：“宁夏孥人，与你等何干，为甚派兵帮同？你等为甚不给我通信？你们这样办，如我死了，替我报仇的人也不少；如我不死，总要再来闹得你们鸡犬不宁；我到宁夏非将你们老爷一齐拉在里面”。旗政务处很怕王玉宝揭露阿拉善旗官员与马仲英的关系，便以先发制人的办法，于10月14日向马鸿宾告诉说：“马仲英的营长王玉宝，由后套退伍来定远营，外间谓其行为不轨，颇有风声，敝因爱屋及乌未便追究，讽其远去，不料该王又携一妇，寄居南梁沈姓院内。查该王初来定，一身毫无，久之则发富，蓄驼数十只，不商不种，钱自何来？今又为尕司令传递信件，不服解宁，到宁后难免血口喷人。祈在询王时严加研究，以免衔沙射毒，并将其妇迁居山前，以省轇轕。”
马仲英得知阿拉善旗对其部下不如以前那样优待，虽为不悦，但自身落魄，也无可奈何，只好在10月30日给阿拉善旗护印的桑吉甲木素致函曰：
“老佛爷钧鉴，去岁拜别，瞬息一载，渴念之甚未消，特祷祝：去春弟部驻扎贵处，得老佛爷特别招待，感谢甚盛！近来弟驻中卫，贱躯亦好，望勿远念！弟部旧人手，现闻有在贵处者甚多，仰乞特加保护，若有行踪可疑，实为不轨之类，亦可严加惩处，以重贵处律条”。
1930年秋末，马仲英把宁夏作为他重整旗鼓的先头站，利用马鸿宾对他监视不严之机，一面与阿拉善旗的旧部联系，一面与甘肃张掖旧部暗通气。时蒋介石委任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嫌地盘小，未到任，宁夏大权仍握在马鸿宾之手。马仲英趁此时机，经两个月的准备，于1930年11月，以放鹰的名义，带亲信数十人，出中卫县，星夜奔赴甘州（今张掖），相附跟随逃去河西的流离群众，约千余人。马仲英途经凉州（今武威）时，驻防的宁海军马驯，奉兰州王桢之命，予以招待，因此秋毫无犯，绕城而过。马仲英进抵甘州时，驻防的甘肃警备司令马谦，原计划按兰州命令进行堵截，但其驻山丹的部下黑马队赵永吕率部欢迎，迫使马谦将马仲英迎入城内。但马谦自认是政府命官，把他的原司令当宾客，因此而引起了一场争斗后，马谦自缚请罪，退居天津（一说是山东）当寓公。
马仲英占据甘州，收容旧部，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下设八大处，撤换了11个县长，大批征兵，扩充实力。经数月准备，于1931年3月，组织河西行政委员会，计划以甘州4县、肃州7县组建河西省，自任省主席，以号边疆。4月间，其本家兄弟，西宁少壮军人马步芳，突出扁都口，猛击甘州，马仲英大败，率数百人北逃。
1930年底，马仲英的部下由甘州逃中卫县时，在阿拉善旗南部大疙瘩、白墩子、一条山等处，先后抢去运盐蒙驼近400峰，给牧民造成极大损失。
1931年1月2日，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新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边防司令，同月15日改任甘肃省代主席。马鸿宾离宁时，委马福寿为宁夏代主席职，由马玉麟负责城防。马玉麟于1月2日接任城防司令后，当即给阿拉善旗诸官员打招呼说：“刻因主席莅兰，所有宁省防务由弟一人负责；日下地方虽安谧，军民相治，然现值冬防吃紧，不容稍疏；兄等理边问政，理宜彼此互为援助，以固团结之实力。”马玉麟耽心马仲英再次由阿拉善旗奔袭宁夏，重演1929年宁夏失守的悲剧。因此，他把阿拉善旗作为御防回军入侵的重要防线。
1931年初夏，马仲英部被马步芳击溃后，有的被招抚，有的投奔他部，马仲英仅率200余骑北窜，入草地，企图复经阿拉善旗，踞后套。
6月5日，马玉麟派连长王举福，来旗商洽堵截马仲英残部之策，恰有马仲英派赴南京等地的代表雅清斋等一行7人，也至定远营，言称暂居二三日，即赴包、绥等地公干。旗政务处于次日，将查询情况函告宁夏马主席。6月12日省府批示：“归档存考。”马玉麟得知上述情况，欲行追究，于6月17日派营长白永祥（瑞卿）带兵一连，来旗扣捕。适逢马仲英信使妥志升、妥守平等4人至定，在查询中，得知马仲英的数十支驼驮，不日亦将来定远营。旗政务处怕其暗运军火，遂派蒙兵16名，前往要道，梭巡侦查，并将情况相告白永祥，白亦派兵6名，随同前往。
6月22日，省、旗巡逻队，将由紫泥湖迤西挡获的马仲英驼驮21支，护送人员及同路人共20名，送交旗政务处。政务处官员当即与白永祥会同讯问事实真相。结果是：“妥守平为马仲英的咨议官，同行4人，是赴北平、开封为马仲英进行联络等事务；另有马彦林，原为马少翰（马廷勃）部团长，今年4月受马仲英之命，带兵士4名，押运银洋42箱（计洋84000元），前往天津福兴和号，为马仲英偿还旧账；另有马少翰族侄马汗桥等一行6人，及马保林旅长的同乡马彦林等一行4人，均谓前往山东泰安谋事；另有马占林夫妇，系同路赴宁夏谋生者。”
根据查询情况，白永祥执意将所有银洋、人员及13支枪和驼、马等，全数解送宁夏处置。阿拉善旗官员认为，此事至关重大，如将银款解走，日后马仲英结冤，如派兵来扰，旗地必受害不浅。因此，一面向北平塔王禀报，一面函请宁夏省政府准予迁送出境，勿生事端。白永祥既想从速将银款送省府交差，又怕与阿拉善旗发生冲突，于是在6月24日，向宁夏省防司令马玉麟请示，要求函告阿拉善旗不要阻挡押解款洋。宁夏省亦觉得事体重大，不能轻举从事，便向兰州马鸿宾请示。马于6月26日回电说：
“马仲英之款便甘肃公款，非私款可比；蒙员既帮助（阻截），自应偿洋5000元，以资鼓励。”
据此答复，宁夏省府当即函告阿拉善旗，除留偿银5000元外，其余人物，均交白营长解送省府候办。
阿拉善旗对此做法很不满意，立即召集执政官员和商号绅士，研究对策。6月30日以护印迭斯立特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和政务处各员名义，致函宁夏省马主席说：
“此次侦探马仲英驼驮和进行堵截，均系蒙员兵丁独行，白营长只是加派数兵跟行。今来函称蒙员系帮助等语，未免失真，来函称马仲英之款系甘肃公款。查甘肃公款自应由甘肃保存，何以落在马仲英之手，听其运往别处？若非敝截挡，早已不知去何处矣！论理论劳应三二分成，今请钧府秉公，按对成划分，以示鼓励，而训将来。”
6月30日，一面向宁夏要求三二分成，一面又致函说：
“据定远营商务会所属三义堂等十数商号，及西部各巴格在定蒙兵，联名禀称：伏查马仲英生性好勇斗，很以捣乱惨杀为己能，上年由西路败窜，先迁二三十骑，驮载辎重赴镇番县备站，该县长垂涎其辎重和枪马，欺其人少，遂派警兵及武备学生，将二三十人一齐枪毙，正得意间，马仲英溃兵随到，痛恨怒骂，顷刻血洗全城，富室商贾损失财产有数可计者，计三四千万金。前车未远，今政务处当马仲英败溃时，突然派兵，拦路截其巨款，如果没收，马仲英岂甘忍受？势必投秧而起，切齿报仇，近闻马仲英虽败，然所拥溃兵尚属不少，为害我旗，绰然有余；况马仲英近来派赴南京之代表，由旗经过者已有数起，将来中央待遇，还不知作何安顿，设若砌词呈报我旗截款，将来恐不仅赔款而已，向后祸结兵连，当无宁日矣！伏乞赏准深筹慎处，勿结切齿之仇，勿召惨杀之祸，则幸矣！敝处披阅来词，连日召集各界讨论此事，众称：发还此款，迁送出境，毋使匪人藉口扰我人民，为至当办法。敝旗除电禀北平亲王外，理合据情函达省主席鉴核赐复！”
发函后白永祥不理睬阿拉善旗的异议，立逼政务处派司满图带兵护送，于7月7日将马仲英的银款和人员、驼马，全部解交宁夏省防司令部。马玉麟司令付给司满图等犒洋200元，付给草秣费800元完事。事后，省政府于7月16日才将阿拉善旗的两件函文抄报马鸿宾核批。
马仲英自甘州战败北逃后，回军大势已去。因此，阿拉善旗政务处亦想乘机将马仲英留在旗地的头目撵走。1931年7月13日，旗政务处致函宁夏省政府说：
“马仲英著名头目内，尚有马云昌团长、杨自德连长并王占虎等3人，逗留定远营，无所不为，名虽服从宁夏省防司令，实则受马仲英节制，倚本旗毛巴特尔，驻定窥探宁夏及本旗情形，若不早驱除，恐与毛巴特尔等结连一气，乘机响应马仲英，尔时不仅敝旗遭其蹂躏，宁夏百姓亦难免不受影响。”
省政府将此函于7月31日批交马玉麟承办。马玉麟将马团长、杨连长收抚后，交善后局局长马子丕（名马雄图，系马鸿宾之弟），安排在阿拉善旗北部界外、乌拉特旗境内山旦庙新设的卷烟特税分卡服务，并嘱由阿拉善旗保护。旗政务处对此安排十分不安，一则，山旦庙系绥远省蒙旗所辖，是绥远通往阿拉善旗迤西各地的门户，在此设税卡，不仅影响阿拉善旗经济利益，还会引起睦邻蒙旗之不满；二则，马、杨2人是旗政务处力驱的危险人，岂能再容以官差身份在旗内活动。据此，旗政务处于8月26日，向马子丕提出异议发出函件，函说：
“马团长、杨连长受贵局之派，率部四五十骑至定远营，该等均系马仲英旧部心腹，迭次结夥，持械抢劫商旅大宗烟土、布匹，旗无法止遏，屡函省孥赐，省府派员分起召安赴宁，不料今贵局特委其来定收税，此为虎添翼，可谓正式土匪矣！又查该等四五十人，年靡费约二万元，该辈平日挥霍，岂图一饱而乙哉！久之，与蒙冲突，如有害或怨声，负担必贵局长一人当之，害多利少，此举不可取也，应即撤回马团长、杨连长，免生枝节”。
马子丕知阿拉善旗不欢迎马云昌和杨自德的目的，是抵制设税卡，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在9月11日致函政务处说：
“马荣（云）昌属马仲英旧部，人皆共知，马仲英去后，以平民资格居旗数年，更娶贵旗命妇为妻，可见已有入籍资格，可谓同化之民，未闻诸公检举、阻滞、驱逐之议；何以敝局任用，始有如此不法行为？诸公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耶！云该马挥霍成性，妄事生端，则公家用人，自不吝借小费，若有规外举动，国律绝不估宽。诸公所虑，未免大似杞人耶！”
由于马子丕的强硬态度，阿拉善旗力阻在北部边境设税卡的计划失败。此后，杨自德等率队在旗属巴音毛道等地路口，巡防征税，商旅驮户多无现金交纳，货物驼只，常被扣抵。蒙民运往包头的皮毛、苁蓉，亦大受盘剥。税卡无章，苛敛横征，商旅和牧民怨声载道。
1932年8月底，旗政务处再向宁夏省政府致函，陈述杨自德率队滥收货税，骚扰苛诈蒙民之事，要求撤回税卡。函说：
“上年有自库伦（今乌兰巴托）来的八九百难民，寄居在旗属图克木、沙尔礼一带，已向本旗属员提出，杨连长如非阿拉善旗所派，他们定当竭力驱逐之。设若库伦难民与无知饮恨之蒙民互相团结，假仗义保护商民，聚而不散，尔时不待杨连长聚敛之目的不能达到，且恐贻本旗后日以无限之忧。”
宁夏省主席将政务处所呈之事，批交省府秘书处询问马子丕，马子丕则将函交省卷烟特捐所办。该所经理马显图则认为与其不相干，让其转询善后局前局长。公函转了一大圈，历时一个月，谁也不承办，省府秘书处只好再向马主席呈报，询问是否继续查究？马主席复批：
“前局长所用之人，如有不法仍当查办。”
1931年夏，马仲英被马步芳打败后，率残部数百人，暂驻甘、新交界地安西。不久，围哈密，破巴里坤，得枪械补充，有骑兵3000，步兵5000，军容大振。9月间退入酒泉，被杨虎城委以暂编三十六师师长名号。
1933年3月1日，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职，重新改组省政府成员。阿拉善旗新任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被任为省政府委员。时马仲英派代表赵福成赴宁祝贺，马鸿逵赠给马仲英无线电台一架；赵福成求达理札雅派兵向肃州（酒泉）护送电台，达王派景巴依尔带队，于3月25日由定远营出发，4月13日，行至巴丹吉林伊克呼都格时，被甘州（张掖）驻军马成龙率部将电台及16名随员和枪支一并劫去，理由是后套来人20多名，与护照不符，俟报甘州再行核夺。达理札雅派兵护送电台，原为在马鸿逵、马仲英面前表示情谊，不料中途遇梗，只好将情况飞报马于才（马仲英）核查外，并电求甘州马子云、马子香二师长，饬令放行，函请马鸿逵出面索要电台。
马仲英占据酒泉、安西、敦煌、玉门后，升官晋爵，招贤纳士，召开民众大会，扩充军队，实力日强。1935年，马仲英因哈密维族王府管事和加尼牙子邀请助战，进入新疆，与盛世才屡战不胜，转战吐鲁番、迪化、喀什，情势日穷，退至和阗，将残部交其妹夫马虎山，于1937年带数十人赴苏联考察。先住苏联陆军学校，并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入苏联空军学校学习，在表演花样航技时，坠地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