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魁 忆述 杨永忠 整理
我现在已经82岁了，原籍是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人。每当有人问及我在60年前参加革命的经历，那激动人心的情景，就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
我少年时，在海拉尔小学、中学读书，名叫齐图门巴依尔。那时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东北的大好河山，在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蒙古民族深受其害。192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蒋介石叛变革命，背离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开始大规模地清党除共，打击进步人士。许多为国民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顷刻之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敌人，有些被“送客”，有些遭受残酷迫害。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国民党独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杀在摇篮里。
大革命处于低潮，不仅使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们痛心，就是地处边陲的蒙古民族也很忧虑。那时候，我虽年幼无知，但也从老师的讲解中，略知一些军阀混战、老百姓受苦受难、蒙古民族还要受封建王公和大汉族主义的双重压迫，苦难尤为深重的浅显道理。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暗暗立下了要为蒙古民族求解放作一番事业的雄伟大志。
1927年8月，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决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的老师郭道甫，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也去外蒙古参加了会议。会后，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为了培养蒙古民族的革命干部，曾选派蒙古进步青年，到苏联学习培训。1928年大约六七月间，我的老师郭道甫和福明泰介绍我等4人（布黑苏、得金台、普尔布）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革命劳动大学预科学习。莫斯科的气候很闷，我不适应那里的水土，得了肺病，两个多月后，我被送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养病，又过两个月之后，进入蒙古中央党校，学习了4年。1929年，我在该校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青年团，1930年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1931年，我经额尔肯巴图介绍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参加的还有毕力更巴图等人。1931年夏毕业后，被分配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教育部让我任小学指导员职务。不久，由福明泰把我送到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办事处工作（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区院内）。
1931年秋，福明泰（蒙名布音迭尔格勒，呼盟达斡尔人）对我说，第三国际决定派你回国，到老家去开展革命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说，进行革命工作是好事，我乐意回国，没有意见。
几天后，共产国际的代表（苏联人，姓名记不清）和福明泰，向我交代了回国的任务等具体事情，并说乌审旗的群众基础好，革命形势正在高涨，组织决定让我到乌审旗开展工作。又过了几天，我在共产国际乌兰巴托办事处，与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奥西罗夫相见，他是苏联布里亚特蒙古人，我们初次见面，互不相识，谈话中，我才知道他对内蒙古的革命情况非常熟悉。
奥西罗夫向我介绍了回国的具体安排。他说，你们回国途中的工作，由那生敖其尔负责（他的姓名有时使用巴德玛），同行的有福明泰（他的蒙古姓名叫布音迭尔格勒），还有山西人赵壁成（他的真实姓名是潘恩普，被捕后我才知道）。临行时，我们带着第三国际写给乌审旗巴得拉呼的介绍信。与我同行的3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年岁比我大，经历也多。
我们接受任务后，在乌兰巴托进行了几天准备工作，携带了一些宣传资料和中国银元等，开始乘汽车南下回国。两天后，穿过南戈壁到达蒙古边境巴伸高勒防卡，经那生敖其尔与当局联系，他们决定由外蒙古军人闹尔布负责护送我们出境。我们在巴伸高勒边卡稍作整休，改乘骆驼继续前进。边卡怕我们走差路，临行前给我们画了一张过境地图，还给我们介绍说：最近有100多户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因对蒙古革命怀恨抵触，叛国逃到阿拉善旗境内，他们中间有极端仇视革命的封建宗教上层分子，你们要处处提防他们的暗算。
我们在中蒙边境走了3天，踏入祖国的土地，心情格外亲切。走出坤都查干乌拉庙（原是中公旗地域）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包头买卖家，他们是汉人，和外蒙古有秘密联系。我们在那里打尖，想打探一些阿拉善旗境内的情况。他们夫妻2人，正在搭骆驼，准备出远门，见到我们，很是热情。在谈话中，他们得知我们要去伊盟，便说他们过几天要去包头，约我们同行。我们因不摸他们的底细，不敢同行，又怕人多不方便，容易出事，便以我们还要去定远营的理由，婉言谢绝。临行时，那人给我们指了方向，并嘱咐说：再走两天，就到班第套勒盖，那里也有几个买卖家，你们到那里再问路吧。
1931年10月下旬，我们绕过班第套勒盖，进入梭梭林，搭起帐篷，正在休息，来了两个喀尔喀人（外蒙古籍人），我们给他们炖茶时，不慎用外蒙古的报纸擦碗，引起那两个人的怀疑，（我们被捕后才知道是他2人告的密）。
1931年10月30日，我们经过乌兰套尔盖边卡，在那里住了一夜，次日，正在赶路，遇见一个骑马的人和4个骑骆驼的人，问我们是于啥的，布音迭尔格回答说：我们是做买卖回家的。那5个人强迫叫我们到边卡上去谈一谈，我们无法抵抗，只好跟着他们返回乌兰套尔盖。
1931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日落西山，天刚发黑时，我们被带到边卡驻地；那里只有一幢土房和一个蒙古包，周围有新疆来的100多峰驼驼，黑压压一大片，在夜幕中看过去，还真有点怕人。边卡的队长库列敖斯尔，是沙尔扎庙的酒鬼喇嘛，我们去时他正在酗酒，有七八个人进进出出地陪他喝酒。
库列敖斯尔把我们叫到屋里讯问，我们仍答复是“做买卖的，现在要回家”。接着，我们向他打问回家路程情况时，库列敖斯尔忽然用枪对准我们，让手下人搜查我们的身上，当时他们虽然未在我们身上找出什么疑点，但仍是凶狠地把我们绑到驼架杆上冻了一夜。
第二天日出后，卡兵给我们解绑，把我和潘恩普送到离边卡不远的一个买卖家看押；那生敖其尔和布音迭尔格勒，被送到另一家看押。这一天，边卡队长伙同巴格达木尔及喀尔喀人，从我们的行李中，搜出了一些书报及宣传品。他们以此为证，再次讯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我们坚决答复是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做买卖回家的。他们手里抓住了我们的把柄，态度生硬。我们也不示弱，带抗议之词说：我们途经此地，又没有搞什么坏事，你们随意扣留我们，难道你们这里不准行人过路吗？这一下惹恼了边官们，他们拿出从我们行李中搜到的进步书刊，质问说，买卖人拿这些东西是干啥的？我们面对突然的质问，无法回答，每人挨了20皮鞭，仍被扣留不放。
过了两天，边卡人员从我们的驼鞍中，搜出共产国际的传单、刊物和阿拉善旗军官毛巴特尔的名片及他与外蒙古的来往信件。这一回，他们已认定我们是红党嫌疑犯，看管更严了。同时派达木尔那笋敖其尔（又名那笋昂嘎）到阿拉善旗衙门报告。我们希图他能“上天言好事”，给了他400元白洋作路费。大约1个月后，边卡队长把我和潘恩普叫去，未说二话就让人用麻绳把我们绑起来毒打，还让人在两边扯，把麻绳都扯断了，在我们的请求下，醉鬼队长停止了用刑，将我们4人关在一个蒙古包内。事后，那笋昂嘎给我们说：旗衙门说你们是“阿尔那木”（意为外蒙古党），让送到衙门审讯。
我们在乌兰套尔盖被扣留期间，听说由外蒙古来的4个人，和阿拉善旗的人开了火，后来被抓住送到沙尔扎庙，又脱逃了；达木尔策仁又组织外蒙古的叛国分子库肯扣等十几个人，追赶到乌库特尔，将那4个人抓住杀了。当时我们的处境危险，不敢追讯，但我们估计，被害者很可能就是奥西罗夫。
那笋昂嘎传达了衙门命令的第二天，边卡派喇嘛僧格等4人，把我们4个人向旗衙门押送，途中走了十多天，到达定远营的第二天，王府的官员就集会审讯我们。他们问我的姓名时，我胡编了个名字叫道尔吉，察哈尔人。官员们又问：毛巴特尔的名片是从哪里来的？那生敖其尔回答说，是我去年到南寺给葛根磕头时，与毛巴特尔相识后，他送给我的。结果，那生敖其尔被打了一顿皮鞭，我们4人都被关进了监狱。
此后，王府官员分别把我们审讯了几天，他们着重追问我们的政治身份和与毛巴特尔的政治关系。我一口咬定是做买卖的，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我们在监狱里等了1个多月后，我看见潘恩普写了一个申明（内容不知道），不久，他即被一个山西孝义县的商人保释出狱。几天后，王府派兵，把那生敖其尔和布音迭尔格勒押送到乌审旗处置。
监狱里只留我一个人，我很着急，不知道王府官员将如何发落我。我问狱卒，为啥只留我一个人？他说：“因为你的家太远，没办法送你回去。”我又问他：“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呢？”他说：“我只有看监狱的责任，没有处理人的权利，我给你上报吧。”我在狱中等了很多天，也未见王府的答复。
有个叫巴赖的轻犯，他常戴着脚镣在狱外服役，他把我的情况给一个名叫甲拉岑尼玛的东北喇嘛说了。那个喇嘛说他也是察哈尔人，答应设法营救我出狱，并写了一封信，让巴赖转交我。我给他回信，表示谢意和愿意接受他的营救，并说明我是衙门怀疑的“阿尔那木”嫌疑犯，在阿拉善无亲无友，已被扣押几个月，无人过问等情况。甲拉岑尼玛喇嘛很同情我的遭遇，到狱中探望我，并说明要保释我的决心。
1932年秋，我被保释出狱后，听说潘恩普已回山西。从此，我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很难。甲拉岑尼玛喇嘛常到牧区念经，我就跟随他，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1933年的一天，我俩路过吉兰泰乌库特尔时偶然碰见了4具尸骨，已经无法辨认。我分析可能就是奥西罗夫的尸体。自此以后，再也未听见奥西罗夫遇难之详情。
1949年8月，毕力根巴图让其秘书乌力吉吉尔格勒从乌盟给我写信询问奥西罗夫遇难的情况；1950年毕力根巴图任骑二师司令时，又派拉希啦嘛带着他的信，到巴音毛道找我了解奥西罗夫的下落；1961年，内蒙古公安厅在阿拉善旗搞“四大任务”时，毕力根巴图对我说：和奥西罗夫一齐遇难的3个人，1个叫图门巴依尔，乌审旗人，一个叫额尔敦别力格，是东北人，麻子，另1个是苏联女人，名字不详。
1937年，阿拉善旗的王爷要组建旗保安大队，从外地聘请李子源和程框当教练，训练军官40人。因我有文化，亦被从士兵中选入军官训练班。半年后，我被任用为旗保安队的秘书，我和士兵们接触的机会多了，经常给他们讲点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披露封建迷信等社会上的落后现象。1943年，我升任旗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后，常和罗艾尔肯巴图、昂东嘎、罗永寿、云宁格等人，在青年中宣传社会发展的情况。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高涨，有人向王爷告发我们4个人，说我们为共产党工作，是准备叛变的头子，谣传罗艾尔肯巴图是红党分子。他们虽没什么具体事实，但对我们又放心不下，于是让我退伍，任巴音套海、沙金套海两个巴格的总管。当时磴口、道兰素海的总管怕我宣传共产党的事，王爷又把我调到定远营任蒙古小学的校长。
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4个人，找我了解情况；1948年又来过两个人，向我了解情况，为了安全他们都未说姓名，我也不便追问。1948年，在青海搞地下工作的保勒德，领着两个学生，和我联系后，去了外蒙古。以上情况，国民党的特务已有察觉，并向他们的上司报告过，军统局和马鸿逵都给旗政府来电，让追查和缉捕苏俄和外蒙古的“密探”。国民党中央军委驻定远营军事专员罗大煟是个军统特务，他把我叫到专员办事处，当着旗区防司令部上校主任李文钦的面，讯问我在搞什么秘密工作，我的朋友都是谁，并让我写个人来历。以后他虽未逮捕我，但仍在暗中监视。
协理罗巴图孟柯对我放心不下。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说：“你在干好事呢，还是在干坏事呢？如果你在干坏事，我们全旗都得遭难。”我说：“请协理放心，我没有干坏事。”接着他叹气说：“唉！现在看来，国民党要垮台了，共产党要掌权，我也没作多少坏事，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来了不知怎么办呢？”我给他解释说：“马克思主义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幸福，如果共产党见人就杀，那谁能拥护他呢。”此后，罗协理常和我谈论国内的政治形势，他一心想维护阿拉善人民的利益。他说：“没有我的话，特务们不敢向蒙古人下手。因此，特务在背后监视他，说他的坏话，本旗人也对他敬而远之，有点冷落。”
1948年10月，红古尔玉林的总管孟柯，积极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劳。将地下工作人员其米德道尔吉和道尔吉色楞2人捕送旗府审讯，孟柯因此受西北长官公署的嘉奖，他还想捕另1名地下工作者奔涛。奔涛发觉后逃到外蒙古，解放后才回来，罗巴图孟柯预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遂将上述逮捕的二人略加审讯后，交其亲戚阿由喜保释，带回沙尔扎定居。
1949年夏，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纠合内蒙古各盟旗王公上层人士来阿拉善旗筹建“蒙古自治政府”，罗巴图孟柯对其态度不太热情。德王找他谈话，尽量拉拢他。达理札雅把我列入额济纳旗的代表，参加了“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期间，外蒙古派赛得格和吉尔格郎（记不清）找我了解大会情况，我向他们介绍了会况，并把会议材料交给他们带走了。
1949年9月23日，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率领全旗官兵通电起义，阿拉善旗得以和平解放。达理札雅派我去腰坝参加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的光荣工作。随后我随达理札雅去银川敬谒杨得志，去兰州敬谒彭德怀。我离开革命组织20个春秋之后，重见共产党、解放军，心情格外激动，暗自下定决心，要为各族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