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达遴
一、祥泰隆商号的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我们伟大祖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贺兰山西麓，有一块富饶美丽、最适合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大草原——阿拉善旗，土地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除少数河川地外，其余均为草原、荒漠、戈壁地带。原阿拉善旗设有8个苏木（相当于区）、36个巴格（相当于乡），居住着蒙古、汉、满、藏、维吾尔等民族，人口35000余人，其中蒙古族人口近2万人，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并有着悠久的历史。
阿拉善旗大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牲畜有山羊、绵羊、骆驼、马、牛、骡、驴等，总头数为120万头（只），并有野生动物鹿、香獐、猞猁、黄羊、青羊、盘羊、豹、狐狸、獾子、狼等。
阿拉善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矿产有全国著名的盐湖，如吉兰泰、雅布赖、和屯池、察汗淖尔等，古拉本敖包煤矿盛产举世闻名的“太西”无烟煤，还有稀有珍品透辉石以及大理石、茶晶、水晶、玉石、石膏等多种丰富的矿产资源。
阿拉善旗境内的贺兰山中，生长着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主要树种有云杉、油松，侧柏、红桦、山榆、山柳、山杨等，林区面积为220多万亩；
阿拉善旗还出产许多名贵的药材，主要有鹿茸、麝香、苁蓉、锁阳、甘草、麻黄草以及发菜等，其中苁蓉、锁阳、甘草，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优，是国内外深受欢迎的优质商品。
在阿拉善旗极为丰富的各类产品中，无论是牲畜及畜产品，还是食盐、煤炭等矿产品，以及各种名贵药材等等，在国民经济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资，而且是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并且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外地群众称阿拉善旗是“金盆养鱼”的“福”地。
阿拉善旗的蒙古族人民，延用长时期历史留传下来的习惯，只专心从事畜牧业生产，既不做工，也不务农，更不学经商。因此，对自己生产的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卖出，和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购进，都依靠在旅蒙商人，而祥泰隆便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
旅蒙商——祥泰隆正是一个专做蒙古买卖的资本合股企业，它一方面供应牧民群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收购牧民群众的牲畜、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承担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的任务，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牧民群众的日用必需品——粮食、茶、酒、烟、糖、布匹等的70%由它提供。畜牧业生产需要的大量的各种生产资料，也依靠祥泰隆从内地运来供应牧民群众。同时，畜牧业生产的产品——牲畜、皮毛及副业产品，也需要祥泰隆收购，再转运各大城市销售。并且在个别旱灾之年，祥泰隆便运进大批粮食，供应牧民群众，起到了救急的作用。例如：1920年阿拉善旗久旱无雨，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在严重缺粮的时刻，祥泰隆运进5000石粮食供应牧民群众，既解决了牧民群众之急需，又可以大发财，实为一举两得。
祥泰隆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周密的经营管理制度，灵活多变的经营方法，以及对牧民的拉拢手段。还应该着重提出，祥泰隆的经理和营业人员，虽然全部是山西省人，然而他们均通蒙古语言，能与牧民直接对话，交流感情，颇受牧民群众欢迎。因此，广大牧民群众视祥泰隆为朋友。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旅蒙商——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商业活动，起到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在开发牧区经济资源，供应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用品等方面，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祥泰隆的历史
大约在200年前，从山西省平遥县和甘肃省民勤县来了些人，在阿拉善旗做买卖。起先他们挑担、背包搞行商，几年后他们合伙集资，盖了几间房子，固定下来成为坐商，商号起了个名字叫“祥泰公”专做蒙古买卖。
雍正元年（1723年）祥泰公结束了经营，其股东们又开设了两个商号，一个名叫“定远堂”，一个名叫“祥泰隆”。因为祥泰隆的股东多是从祥泰公老商号过来的，所以说祥泰隆就是祥泰公的继续。祥泰公在定远堂经营了若干年后，由于人事变动，经营不善，造成亏本而倒闭，祥泰隆却维持下来，继续经营。
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以西40公里处，有一名叫紫泥湖的村庄，设有源泰当铺，专门从事高利贷经营，经理名叫董得峰，他有一套“驴打滚”的剥削方法，除借给10两银子加上其利息之外，还有“内扣八”的办法，即借10两银子，先扣下2两，净付8两。这样许多商号因负债越来越多，造成倒闭关门祥泰隆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元年（1875年）祥泰隆因欠源泰当铺巨款无法偿还，不能继续经营下去，被迫将全部企业连同资金和人员字号一起，作为欠债偿还给了源泰当铺。从此，祥泰隆虽然还是老字号，但其股东和经理人员则全部换成了董姓家人。董得峰系山西省平遥县人，一贯大放高利贷，并拥有大量土地，还在平遥县城设有广裕公等两个钱庄，资本雄厚，控制着平遥县的金融界。董得峰接收了祥泰隆之后，分给了第四子董振镛负责经营，董振镛请来了山西省孝义县的一个亲戚、老商人赵廷斋担任祥泰隆经理，负责经营。
三、祥泰隆的发展
祥泰隆自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董得峰接收经营开始，才一天天发展起来，股金从8000两银子发展到18900两银子，最高达到20万两银子之巨，并且还有上万头牲畜。每3年为一个账期即结算期，股东每股分红从白银2000两上升到5000两；从业人员由65人发展到260余人。
祥泰隆既经营日用百货，又经营粮食、牲畜及畜产品、药材等土特产品；从零售、批发到运销，包揽无遗。在旗内设有分号、账房和牧场；在外地有分店和转运站。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日用百货、生活必需品到畜牧业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等等，无所不包。市场商品价格，金融情况，统统由祥泰隆一家垄断，祥泰隆成为阿拉善旗的后勤供销总部。
祥泰隆在内地主要城市和地区，设有分庄、分号开展购销业务。具体分工如下。（1）宁夏银川设有广发隆、隆泰裕两个分号，负责采购粮食、油料、白酒、地毯、生活用紫铜、黄铜器皿等；（2）包头分庄负责销售牲畜及畜产品——羊毛、驼绒、皮张以及药材等土特产品；采购砖茶、生烟、糖类、布匹等，还包销四大家地毯厂的全部地毯；（3）天津分庄主要推销头、二等驼绒、药材；采购绸缎、布匹、日用百货等；（4）北京分庄主要采购蒙古族喜爱的特需商品——首饰、装饰品、生活用品、马具以及绸缎、布匹等；（5）山西省蒲州分庄主要采购鱼牌砖茶，这是蒙古人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6）山西省平遥分庄主要采购曲沃生烟、分东生烟和魁生烟，而且售销量很大，同时还采购土布等。
通过派驻内地各主要城市分庄的销售、采购活动，掌握市场行情，了解商品信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了互通有无、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桥梁作用。当然，商业本身就含着剥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拉善旗广大群众对祥泰隆是“见不得，离不开”。
据资料记载，祥泰隆每年进货总值在40万两白银以上。
祥泰隆在内地主要城市广设分号、开展采购和销售业务的同时，在阿拉善旗境内18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设有8个分号，其任务是；一方面供应广大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所需用的商品；另一方面收购牲畜、畜产品、药材等土特产品；还兼营畜牧业。每个分号经营一至两个牧场，每个牧场的牲畜在500到1000头只。
每个分号有掌柜1人，营业员8至10人。每年销售营业额在3万两白银以上，收购营业额在45000两白银以上，两项合计在7万两白银以上。
祥泰隆对牧民实行赊销的办法，牧民需要商品时，暂不付现款，只将品名、数量记下，到秋季以牲畜和皮毛还账，这样，祥泰隆就大有文章可做，随心所欲地抬高商品价格、压低牲畜和畜产品的价格，从中大发横财。同时还以大秤进、小秤出、短斤少两等办法剥削牧民群众。
祥泰隆在剥削牧民的同时，对中小工商业户的剥削也不放松。例如，1935年祥泰隆控制着整个批发业务的80%以上，各中小商号从祥泰隆进货，必须订立到秋季以牲畜和皮毛作价归还贷款的合同。比如，进货时每斤驼毛的价格为2角8分，到秋季为3角5分。然而，中小商号到秋季交给祥泰隆的驼毛仍按每斤2角8分计算，并且压低等级，剥削很大。另外在批发货物时，不准自由挑选，好货留给自己，二三等货物则批发给中小商号，以保存自己的优势，达到大鱼吃小鱼的目的。
囤积居奇是祥泰隆发财致富的又一手段。1931年祥泰隆在天津囤积驼毛15万斤，进价每百斤为80两白银，转手以每百斤128两白银卖出，每百斤赚了48两白银，一次得暴利72000两白银。祥泰隆每年共收购驼毛在100万斤以上，仅此一项的利润也是很可观的。祥泰隆每年从宁夏银川、中卫县和甘肃省的景泰县等地，以低价购进大批粮食、油料，囤积起来，等到粮食缺乏时便以高价销售出去，可以赚到几倍到十几倍的利润。祥泰隆囤积的粮食在1000石以上，胡麻油1万斤以上。
祥泰隆由于资本雄厚，控制着市场行情，同时，大搞囤积居奇，垄断一切商品，从而使其许多商品能够几倍或十几倍的赚取利润，保证其经济实力不断向前发展。
四、祥泰隆的组织机构
祥泰隆的财东为董姓一家，同时有人力股东，即从青年时参加本号工作，经过多年考验，忠实可靠，聪明能干的人员可成为人力股东，是股东的组成部分。在股东中推举一人负责全号的事务称总管，即股东代表，他平时住在老家——山西省平遥县，号内事务由经理全权负责。每3年结算期之前半年，股东代表必须到号主持分红。
祥泰隆本号设在定远营并有1个门市部，同时还在阿拉善旗境内分别设有8个分号和牧场。本号设经理1人，负责全盘，管账（总会计）1人，管账先生（会计）1人，记账员2人，库房管理员2人，跑外柜2人，买卖牲畜2人，店员20至30人。门市部有掌柜1人，管账1人，跑外2人，买卖牲畜1人，店员2至6人。牧区的8个分号各设掌柜1人，管账2人，负责售货和收购业务的店员10人左右。分号设有牧场，每个牧场由1名有经验的老人负责，并雇佣牧工若干人，牧工工资每年为50元银币。
五、祥泰隆的经营管理
祥泰隆规模大，有着周密的经营管理制度，称“行铺规”（也叫“号规”）就是商号的规章制度，主要内容有：（1）参加企业的股东，不论人数多少和股金大小，只推举产生股东代表1人为总负责人。但股东代表不直接参与企业内部事务，惟每逢3年结账期必须到号，听取经理的资产负债报告。股东代表有权任免经理。凡须顶人力股东者，必须经股东代表许可，方得承认。股东代表在账期负责分红，如果发生亏损，也应负债权债务的责任。（2）股东们虽为债权负责人，但不得随意长支短欠，如因婚丧嫁娶及其他需要用银时，须首先提出申请，详具理由，由经理决定。股东代表也不例外。（3）所有股东，不论股金大小，一律不得干涉号内事务，有事必须通过股东代表与经理协商解决。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多嘴杂，避免发生股东与经理之间矛盾。经理只对股东代表负责。（4）经理由股东代表任命，但必须从企业内部产生，选择从小进店当学徒，经过培养考验，绝对可靠的人担任。因为企业的兴衰成败，经理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凡当经理的人必须在企业顶一份生意，即人力股东，不然他说话人们是不理睬的。经理的任期一般是两年半，因为经理每两年半要回家休假，平时不允许离开企业。工作有成绩的经理可以连任。但也有个别的经理是从外面请来的，多与股东是亲戚朋友或同乡同学，前提必须是可靠的人。（5）企业的分红倍股，每3年进行1次，即3年为一账期。股东分取红利时，须扣除20%的“厚成”即公积金，作为扩大业务经营的资金或亏损时作垫补。同时还规定，股东分得红利后还须倍股。（6）对号内的职员、工人工作上要求严格，而在生活待遇方面比较优厚，如对顶人力股东者，实行供给制或半供给制，对工人实行工资制，每人每年为50元银币。职工如有困难时，可以超支，得到照顾。工作20年以上可以享受退休工资。职员每3年回家1次，假期半年，工资照发。
祥泰隆的账目齐全、群类繁多，如：万金帐即资本总账、有外地分号与本号的来往账、有旗内8个分号与本号的来往账；有浮计账——专门记录大宗成交来往现金、有活流水账——记录客户取用货物、有号内同仁账、交谊支出账、蒙古人账、汉人账、雇工账、各种牲畜账等等，分门别类，详尽地记载着号内发生的一切事务。总之，祥泰隆有一整套行之有效地规章制度，以保证企业不断得到发展。
六、祥泰隆的经营特点
祥泰隆资本雄厚，从不借外债，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运转。而在每3年的鸿算之期，股东们分得红利时，还必须倍股，积累公积金，一则作为扩大经营的资本，二则准备万一出现亏损时垫补；并且在必要时发放“银帖”代替现金流通使用。银帖分1两、2两、5两、10两共4种，总额达数10万两白银。为了维护信用起见，所有发放的银帖，如有烧毁、遗失、损坏等情，只要有据可查，无论事隔多少年，仍按原数偿付，从不失信。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不断贬值相比，牧民群众信任祥泰隆的银帖，而不欢迎国民党的纸币。
总之，祥泰隆不为市场金融、物价动荡而受到影响，相反它以本身的优势左右看市场物价和金融界。与此同时。祥泰隆为了长期稳定的剥削广大牧民群众，达到其大展宏图、财源茂盛的目的，还精心制定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一方面拉拢广大牧民群众，一方面密切同王公上层、旗府官员的关系。
祥泰隆采取“入乡随俗”、“走府地随府礼”的办法，提供各种方便，千方百计达到拉拢牧民群众的目的。比如，凡是从牧区到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来办事、买东西的牧民，祥泰隆都热情接待，按照当地习俗，请到客房奉茶，献上奶茶、奶油、奶食品、炒米和炸油果子；午晚餐为四莱一汤，备有上好的白酒，供客人享用。必要时还摆上蒙古族传统美味佳肴“羊乌叉”以示敬意。还投其所好，根据客人爱好招待看戏、打麻将牌所有这一切，人吃马喂，食宿娱乐等等，一律免费招待，临走时需要什么东西，则打开仓库门，任意挑选，还不收现金，只需记下商品名称、数量即可，以便“秋后算账”。凡受到如此热情招待的牧民，都称赞祥泰隆是“赛·空·白那！”（是个好人之意）。
阿拉善旗惯例，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在首府召开“那达慕”大会，以及八大喇嘛寺庙常年有庙会活动，牧民群众经常路过和来到定远营，少则三五十人，多则100多人，祥泰隆都同样热情招待，不仅提供食宿之便，供其吃喝玩乐，而且一律免费。这样天长日久，便在牧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受过祥泰隆优待的牧民，在每年秋季丰收之后，便精选上好的牲畜、绒毛和皮张，送给祥泰隆还账或买东西。在这一点上其他众多的商号是无法攀比或者望尘莫及。
祥泰隆设在本旗境内的各分号，对前来的牧民也同样热情招待。特别应该提到祥泰隆的职工都是山西人，然而他们都会讲蒙古话，掌握了语言工具，便于交流感情，好做生意，这是祥泰隆的一大特点。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祥泰隆热情招待牧民群众所开支的一切费用，仍然是牧民群众的劳动血汗钱。
祥泰隆在此基础上还密切同王公上层、旗府官员的关系，他们与王公上层合伙开展经营。1918年祥泰隆曾与当时的王爷合资开设了“乾锡永鸿记茶庄”，投资3万两白银，双方各出一半。所经营的砖茶是牧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销售量很大，同时又得到王爷的支持，祥泰隆就垄断了茶叶生意，几十年间获得了巨大利润，也为王爷增加了收入。为旗府官员在借贷方面给予优惠。官员们借款既无利息，又无期限，随用随借，提供方便，而且从不讨账，个别无力偿还者，也不强逼硬索。每逢年过节，或王公上层、大小官员遇有婚丧嫁娶、生儿添女时，祥泰隆均备厚礼并派专人送上，以讨欢心；每年春节期间，祥泰隆则大排酒宴，分期分批地大大款待一番，上至王爷，下至一般官员，尽其欢乐，长达20天之久。这也是祥泰隆的一大特点，而其他的商号则无法与之相比。
祥泰隆一方面拉拢广大牧民群众，一方面密切同王公上层、旗府官员的关系，剩下中小工商业者，就不在话下了，因为他们都依赖它，只好唯命是听，祥泰隆也就可以“大展宏图”了。
七、祥泰隆的剥削手段
祥泰隆以不等价交换的手段，剥削买卖双方，而主要是依靠剥削广大牧民群众，发展起来的。
由于畜牧业生产的特点是：每年风调雨顺，牧草丰美，牛羊肥壮，五畜兴旺，秋季畜牧业生产得到丰收之后，牧民群众出售牲畜及畜产品，换回赖以生存的粮食、布匹、茶、酒、烟、糖等必需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生产资料等。因为牧民在平时没有收入，更没有工资，所以在每年的春、夏、冬三季所需的一切，均为赊销，祥泰隆就抓住这一弱点，大力进行剥削。比如，牧民在春季赊销的货物，当时只记录货名和数量，而不记价格，等到秋季还款时，便以秋季最高的价格来计算；而秋季是牧业旺季，牲畜皮毛大量上市，价格下跌，那时牲畜、皮毛的价格即以最低的价来计算。这样一高一低之差，就使牧民群众大吃其亏，而祥泰隆却大发其财。
祥泰隆的计量器有多种多样，如秤银子用的戥子有三种：红大、黑小、白公道。收银子时用红色的，多收；付银子时用黑色的，少付；只有他们商号之间，才用白色公道的戥子。原因是各商号都一样，相互之间谁也骗不了谁，他们只能欺骗、剥削蒙古人。
买卖粮食时大斗进，小斗出。买粮食时用老斗（大斗），每斗20公斤；卖粮食时用新斗（小斗），每斗19公斤。祥泰隆每年买卖粮食1000多石，折合20余万公斤，以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以每石10公斤计算，共可夺得粮食2万余公斤。
收购羊毛、驼绒时，用每斤18两的秤（当时16两为1斤）每斤多收2两，每年收购50万公斤以上，仅此一项，即可多得绒毛10万公斤；另外祥泰隆还在绒毛里掺沙子。1935年，一次运到包头出售的驼绒6驮子（每驮子125公斤重），掺了大量沙子之后，变成12驮子，翻了一番，600银元的成本卖了2000余元。
另外就是短斤少两：卖白糖、红糖、冰糖等每斤只给12两，少给4两。在白酒中大量掺水。牧民买酒1次就买1驮子（150公斤左右）至少两家买1驮子。因为酒的销售量大，祥泰隆便在白酒中大量掺水。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牧民在祥泰隆买了许多瓶装白酒，骑马回家，途中不慎将一个瓶子打碎了，多么可惜！结果一看“酒”还在呢？因为酒里掺水多，天气冷已经冻成“冰棒”啦。牧民讽刺说：“祥泰隆的酒，就是‘好’！瓶子打碎‘酒’在呢！”
砖茶同样是牧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一块重约2公斤左右的砖茶，成本不足银币1元，可换1只20多公斤重的大绵羯羊；一方子（2尺左右）白土布可换1斤驼绒；牧民喜爱的装饰品——珊瑚项珠（阿拉善旗蒙古妇女特有的装饰，戴在头上）一对成本70元银币，可换牧民的骆驼两峰，价值180余元。总之，祥泰隆想方设法，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法，大力剥削广大牧民群众，以达到大发横财的目的。
七、祥泰隆的衰亡
自从1931年以后，祥泰隆逐渐走向下坡路，它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业者的命运一样，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这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分不开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右派采取不抵抗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使之长驱直入，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掠夺，“日货”充斥国内市场，造成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面临危难和破产。同时，由于战争原因，祥泰隆设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分店，不能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交通阻塞，货物不能流通，土特产品运不出去，日用百货运不进来，给畜牧生产和牧民生活带来重重困难，而作为旅蒙商的祥泰隆更是首当其冲。（2）国内官僚资本主义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际，趁火打劫，大肆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大发国难财。特别是宁夏马鸿逵以“抗战”为名，抓兵、派款、征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马鸿逵为了大肆掠夺阿拉善旗的牲畜财产，采取了多种疯狂和野蛮的办法，进行疯狂掠夺。1939年马鸿逵非法、强行设置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其目的妄图置阿拉善旗于宁夏省管辖之内。然而阿拉善旗一向直属中央政府领导，不为地方政府所管辖。马鸿逵为了达到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掠夺阿拉善旗的目的，指示其“办事处”主要执行两大任务。一是派款。马鸿逵打着“抗战”的幌子，大力搜刮人民血汗，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直接税、间接税、货物税、印花税等，不下几十种，并且在旗境内各交通要道设立“官卡”，对过往的货物，进行横征暴敛。仅祥泰隆一家在1937年被马鸿逵掠夺苛捐杂税款项多达40万银元之巨。二是抓兵。马鸿逵匪帮设在定远营的“办事处”编制保甲制度，并利用保甲长，不定期地大搞抓兵活动，造成成年男子不敢在家，为了躲兵而逃亡外地，因为一旦被抓去当兵，多数是有去无回。每逢抓兵时节，整个城镇的工商业户和居民们，紧闭门户如临大敌。马鸿逵的“办事处”对各商号采取新花招，允许商号可以马、驼代丁，因为商号“走了和尚走不了庙”，不出壮丁可以出马、驼顶替。同时规定：1名壮丁以5匹马或7峰骆驼顶替。祥泰隆每次被派15名壮丁，就需要75匹马或者105峰骆驼顶替。而且无论马或骆驼，都必须是最好的。当时的市场价格是：1匹好马价400银元，1峰好骆驼价200银元。1939年以后，祥泰隆先后7次共交出顶替壮丁的好马195匹，好骆驼330峰，折款共计144000银元。祥泰隆及其宁夏分号，总计交出壮丁费20多万银元。这是造成祥泰隆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在阿拉善旗抓兵、派款，实行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以外，还在定远营设立“宁夏富宁公司分号”，专门垄断阿拉善旗的粮食供应和畜产品的收购，并下令严格禁止其他任何人买卖。同时还设立特务机构进行监督，违令者严加惩办。这样就卡住了祥泰隆的咽喉，逼死了经理阎清龙。
马鸿逵垄断阿拉善旗粮食供应和畜产品收购，以及抓兵、派款等，疯狂掠夺的结果，加上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造成牧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购买力减弱，这是造成祥泰隆衰落的一个原因。祥泰隆已经困难重重，业务经营每况愈下，事出无奈，只好改弦易辙，于解放前不久改名“蔚生厚”从事小规模经营。至此，历时200多年的著名旅蒙商——祥泰隆已经偃旗息鼓。
总之，从旅蒙商——祥泰隆的兴衰史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经济变化，即从自给自足畜牧业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