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贵
1949年9月，银川市军管会宣布成立后，立即收到宁夏各县、人民群众团体、宗教组织、外省同乡会等各方的来信来电，热烈祝贺宁夏全省获得解放。就连刚刚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广州反动政府，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阿拉善和额济纳两蒙旗政府，也先后从遥远的边陲派来代表，向银川市军管会表达蒙古族人民的敬意。阿拉善旗代表罗瑞光、乌尔贡达赖、蒙太、罗曹格图盖立勒、司乌图那逊、张额尔德尼达赖等五人，星夜兼程赶到银川后，即向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报告了“西蒙自治政府”在札萨克达理札雅的领导下，举行起义的经过，要求人民解放军开进阿拉善旗，安抚地方，稳定民心。杨得志司令员和李政委赞扬了他们爱国为民的行为，答应派军队协助，并请他们转告达理札雅：宁夏是属于宁夏人民的，但愿蒙、回、满、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宁夏而共同努力！
1949年9月23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奉兵团的命令从中卫向阿拉善旗进发。
阿拉善旗位于宁夏西北部，与甘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整个宁夏的五分之三。定远营（巴彦浩特）是旗府所在地，下设36个巴格（相当于区乡），全旗散居着约3万人口，其中蒙民2万人，汉民1万人，回、满、藏民数百人。阿拉善旗草原富饶辽阔，除汉民汲引贺兰山溪水灌溉，从事少量农业生产外，广大蒙民多以游牧牛、羊、马、骆驼为生。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就把阿拉善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37年，马鸿逵在阿拉善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定远营办事处”，开始肆无忌惮地对阿拉善旗人民进行剥削、掠夺，使全旗人民陷入苦难之中。无休止的征兵、派款、要马、要驼，使千百户人家倾家荡产；全旗农牧业生产、工商经济，奄奄一息。灾难深重的阿拉善旗大草原，在黑暗的笼罩下，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1949年4月，全国胜利形势发展迅猛，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部分军队。我华北野战军解放了除绥远省一部分以外的整个华北后，开始准备向大西北进军。这时内蒙东部的各盟旗已获解放，在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绥远地区的局势也日趋紧张。一些蒙古封建反动上层的王公、贵族、官吏，以及蒙古骑兵新编第一旅溃败官兵，纷纷从各地逃往宁夏北部，以求东山再起。当时集结在阿拉善旗的有，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锡林郭勒盟盟长）、达理札雅（达王、阿拉善旗札萨克）、林沁僧格（乌兰察布盟盟长）、色楞那木济勒（察哈尔盟盟长）、何兆麟（那森孟和、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白海风（都固仁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新三师师长）、巴文峻（前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吉利占太（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巴图毕勒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乌尔根达赖（韩裕如、前伊盟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德王的旧部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扎奇斯钦等人。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一心想做“大蒙古帝国皇帝”。他见此时蒙古上层要人云集，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便向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提出蒙古自治问题。他说：“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总没有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应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当时达理札雅等人顾虑，东蒙已经建有内蒙古自治政府，西蒙再成立，恐怕要负分裂民族的罪责，将来不好向共产党交待。但经不住德王一番诱惑，便依顺了他的主张。
1949年8月5日，正当我解放大军踏入宁夏省境时，阿拉善旗旗政府所在地的定远营（巴彦浩特）却热闹非凡，在一片乱哄哄的鼓噪声中，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并推选德穆楚克栋鲁普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这时，宁夏局势日渐紧张，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已经推进到中宁一带，就要渡过黄河，进取银川了。德王虽也看出时局的严重性，但他仍不甘心失败，与达理札雅等人磋商，建议把“蒙古自治政府”迁往阿拉善旗西北地带，然后通过额济纳旗，往青海流窜，必要时可与西藏取得联系，争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援助。达理札雅则不同意德王的主张，认为现在大局基本已定，到哪里也是要解放的，搬家徒劳无益，不如大家一起等待解放。但德王坚持说：“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尚且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待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的。”争论几次，双方各执己见，德王看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好于9月20日凌晨，带随员，秘密逃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短命的“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四分五裂了。
本来在“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达理札雅等人就不大赞成这个名称，现在德王出走了，他们立即把“蒙古自治政府”改为“西蒙自治政府”，企图借缩小地区范围，避免与乌兰浩特的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重叠对立，这样既可以据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又可以逃避民族分裂的罪责。随后，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秘密商议，决定即日通电起义，争取在宁夏解放之前，先行取得和平解放。起义的电文稿很快拟好，可是电报局从局长到报务人员都是马鸿逵派来的，而且城外西花园还驻有马部一个工兵营，平时负有警备监视阿拉善旗的任务，所以他们又不敢贸然行事。
到了1949后9月22日夜间，工兵营突然发生哗变，在城外进行烧杀抢劫之后，又围攻定远营（巴彦浩特）。旗保安总队奋力进行抵抗，双方激战一夜，工兵营始终未能破城，黎明前就自行溃散了。接管了电报局以后，“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通电，才由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4人联名发出。与此同时，达理札雅又派旗保安总队副队长罗瑞光等5人，以“西蒙自治政府”的代表身份，星夜兼程前往银川，向人民解放军报告“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经过，并欢迎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
1949年9月23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越过贺兰山，进到腰坝地区，“西蒙自治政府”派何兆麟为代表前往迎接慰问。在何兆麟的陪同下，五六四团团长徐成功带领部分部队，进入定远营（巴彦浩特），受到达理札雅为首的旗政府官员和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款待。徐团长等人看到这里社会秩序稳定，治安情况良好，没有多大问题，五六四团只在阿拉善旗住了十几天后，便返回了中卫。
1949年10月5日，达理札雅同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前往银川，向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报告了“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经过和地方治安情况。同时，将国民党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国民党中统局驻阿拉善旗专员王君惠及其他国民党特务人员，连同其武器、电讯器材等，一并解交银川市军管会。为了感谢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把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从蒋马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中解救出来，达理札雅还把一面绣有五星，上面写着“功高贺兰德被蒙疆”的黄色锦旗，献给了杨司令员和李政委。并对解放军五六四团驻阿拉善旗期间，态度和蔼、买卖公平，在驻地南寺人稀房少的情况下，坚决不住喇嘛寺院的严明军纪，表示高度的赞誉。
在亲切的交谈中，经验丰富、思想敏锐的杨司令员，察觉到这位“札萨克亲王”，还抱有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准备合法蝉联“西蒙自治政府”主席的幻想，就耐心地向他说明：共产党一贯主张对外求民族独立、对内求各民族平等，主张各民族自治自决。但必须集中代表各民族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西蒙自治政府”是“蒙古自治政府”的产物，西蒙各盟旗人民是不会接受的。况且军管会已经直接与各盟旗取得联系，他们都不承认“西蒙自治政府”杨得志司令员最后对达理札雅说：“你带头通电起义，对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这一点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继续当新阿拉善旗的旗长，为蒙族同胞服务。”
杨司令员的话对达理札雅触动很大，他终于放弃了对“西蒙自治政府”的幻想，表示今后坚决拥护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愿意接受银川市军管会对阿拉善旗的各项政治改革，为建设新型的阿拉善旗，促进宁夏各族人民的团结，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