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林
额济纳旗是我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经历的事件记录下来，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些历史素材。但是由于自己思想水平和文化程度有限，很难立意成章。
最近我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回忆编写了这份“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及前后历史概述”，这也是本人晚年能为国家所尽的一点义务，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提出宝贵意见。
我所知道的额济纳旗
一、额济纳旗解放前概况
额济纳旗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边防重地。全境以弱水（额济纳河）冲积而成的戈壁沙漠为主。东连阿拉善草原，南接甘肃，西邻新疆，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额济纳旗面积宽广，沿额济纳河及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是天然的良好牧场。居民以蒙古族为主体，还有汉、藏等民族。长期以来，额济纳旗人民过着以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全旗的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额济纳旗土尔扈特来额济纳旗定居迄今约200余年。1729年初建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后改称额济纳土尔扈特特别旗。该旗王爷（札萨克）是全旗政治、经济、军事的最高统治者，按清朝官阶为郡王。下设章京、梅林、章盖、扎兰等职。解放前全旗共有人口约千余，语言为蒙古语，奉信喇嘛教，一切风俗习惯类同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王爷职位的继承为世袭制。
民国初期，额济纳旗的王爷是图布新巴雅尔（塔旺嘉布的嫡兄）。图王与塔旺嘉布兄弟早年分居，图王无嗣，将塔旺嘉布之子东德布过继门下。1936年图王去青海塔尔寺拜佛，因病卒于青海。经报蒙藏委员会批准，由塔旺嘉布继承王位，并以塔王为首成立了额济纳旗旗政府。1937年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了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塔旺嘉布出任少将司令，苏剑啸任上校参谋长。
二、额济纳旗旗政府
额济纳旗旗政府是该旗最高的行政领导机关，隶属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塔旺嘉布接替王位后出任札萨克（旗长）。旗政府的其他官员一般由该旗的章京、梅林、章盖，扎兰出任，还有文书秘书、博什哈及王爷卫士、勤杂人员等，在旗政府任职的人员大约有30余人。旗政府一般是由上述官员轮流住在旗政府，处理日常事务，如遇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札萨克批办，必要时召开政府会议研究处理。在旗政府供职的人员无薪金收入，仅供给部分粮食作为补贴。
三、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
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是1937年由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系该旗最高的军事武装组织。
起初，防守司令部的官兵均无薪饷，仅负担伙食。后来由国民党第八战区拨给少量经费，以供从甘肃高台军粮库购买小麦之需。1946年国民党军政部派往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徐汉襄（少将高参）到任后，才开始由酒泉军粮仓库发给无偿军粮，并由第八战区增拨军需经费和军装等。塔旺嘉布为了维持和提高防守司令部官兵的生活待遇，通过缩编等方法对司令部人员进行了调整，并将节余的粮食给每个军官增补20～30公斤面粉。到1947年每个官兵发给几元法币（金圆券），作为伙食补贴。这种既非薪金制又非供给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1949年额济纳旗和平解放。解放初期开始实行半供给制。
防守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地方政权及守边治安等。
四、塔旺嘉布其人
在我同塔旺嘉布交往的过程中感觉此人性情直爽、襟怀坦荡。他平易近人，没有达官贵人那种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官僚作风。我与塔王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很深的。他有嗜酒的习好，喜欢交往。除履行政府公务外，经常到牧民中间走访。因为他耳闻目睹了军事专员公署里国民党分子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歧视与压迫，所以他希望能有一个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天地。后来因受苏剑啸、周仁山等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这些思想为他后来能决然起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驻额济纳旗的外来机构
1936年绥新汽车公司在额济纳旗瓦窑桃来设有汽车站。国民党中央交通部在瓦窑桃来设有电台和邮电代办所。1937年交通部电台移驻西庙。
蒙藏委员会于1936年曾派1名委员常驻旗政府，1939年调走。1941年又派仲启明作为协赞专员驻在旗政府，名义上协助旗政府工作，实则监督旗政府的活动，每月定期向蒙藏委员会交一份书面汇报材料。
1937年国民党中央在额济纳旗设立了军事专员公署，驻地在西庙。专员公署共有官兵50余人。第一任专员是李才桂，以后陆续由郭永年，杨焕文、吴继高等接任。解放前夕，由周国良任专员。该专署后改为军事专员办事处。公署人员除部分专职军事人员外，尚有部分国民党军统特务。
新疆在额济纳旗乌郎川津（乌兰川吉）设立了办事处，该机构的负责人李参谋，蒙名官布扎布，还有石参谋等数人。从表面上看，该办事处的主要业务是经营“俄制毛毯、皮靴、糖果、茶叶”等商品。该处有汽车一辆，常常出入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具体还有些什么不详，大约在1946年撤销。
1939年甘肃酒泉驻军十八旅派一个团在额济纳西河的道劳卧铺。该团进驻西河后，大兴土木，建造营房，故道劳卧铺后改名为建国营。1940年该团派两个连到河东给塔旺嘉布盖了一所住宅。该团驻额济纳旗名义上是防守边界，实际上是监视限制旗民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往来。全团千余官兵长期驻守额济纳旗，给地方政府及旗民带来沉重的负担。每月旗政府须派6个牧工、40峰骆驼来往于酒泉额济纳旗之间，为该团驼运给养。该团不承担运输费用和牧工工资。若按照当时的运费计算，每月2000多元，一年下来仅此一项就达3万多元。该团于1946年撤走时仍留下一个连看守营房。
1943年国民党酒泉党部驻额济纳旗区党部成立。第一任书记长是徐颐和（外号长胡子）。后由张文弟接替，汪猗之为最后一任书记长。该党部工作人员约五六人，1949年撤销。
1944年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派校长、教员来额济纳旗设立了国立小学，接管了原旗立小学。校长孔宪珂，后由刘公操代替。开学一年多，约1946年，仍由旗政府接管，校长即调回内地。
上述驻额济纳旗的机关、部队，除极个别业务机构外，大多数属于国民党中央派出机构。这里边的人员身份背景复杂，他们彼此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外则耀武扬威，推行大汉族主义，实行愚民政策，欺视和压迫少数民族。对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发号施令。对地方工作人员和少数民族人士排斥打击，诬蔑陷害。在所谓协助地方政权工作的幌子下，立党营私，专权舞弊，大搞特务活动。尤其是专员办事处与地方之间矛盾尖锐，多次提出同旗政府合署办公，企图全面控制地方政府。
六、额济纳旗的商业、交通运输等情况
额济纳旗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所以商业萧条，交通运输极端落后。
策克区是额济纳旗的商业集中地，曾有几十户内地商贩在此设商买卖，连建国营也曾先后设立过商号，买卖也曾繁荣一时，当地牧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民多用皮、毛等畜产品到各商号换取日用商品，商号把畜产品运回内地出售，重新购买新的商品运回策克区等地方出售或交换。这种商品交换方式是该旗商业的主要特点和形式。“七七”事变以后，中蒙边界双方加强巡逻，限制私人往来。旗政府对外蒙越边人员也约法三章：第一次越边来额济纳旗经商者给予警告，人、驼放回；第二次越边者，人放回，驼物没收；第三次越边者，人、驼物全部扣留，不予放回。自此外蒙古越边来策克区做生意的人逐渐减少，各家商号相继倒闭或内迁，仅剩下几家小商号，解放前夕也都相继离去。
交通运输除原绥新运输公司从绥远到新疆（额济纳旗有站）的班车外，仅旗政府有两辆卡车往返于额济纳旗酒泉之间运输物资。牧民自购粮、物等主要依靠骆驼运输。至于文体事业就更谈不上了。
七、苏剑啸与额济纳旗王爷的关系
苏剑啸同志早年参加革命，系中共党员，1938年离开额济纳旗到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盟工作，于1948年12月8日被土匪杀害。
我是1937年冬天到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保安大队任军事教练官时结识苏剑啸的。当时苏剑啸同志在旗政府当秘书并兼任防守司令部参谋长。他是满族人，祖居北京。其父苏永格于满清年代曾在兰州总督衙门任文职官。塔旺嘉布的父亲达什王爷和苏永格由最初的事务性来往发展为结拜兄弟。自此之后，两家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民国期间，苏剑啸全家从北京迁到甘肃省金塔县定居。因父辈关系，塔王与苏氏弟兄之间关系挚密。苏剑啸之二弟苏宝峰是塔王的代表，负责对外联络。三弟苏斐然后来是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总之塔王对苏氏弟兄是十分友好和信赖的。苏剑啸临离额济纳旗前，介绍周仁山同志到额济纳旗接任旗政府秘书。
八、周仁山同志在额济纳旗
周仁山又名周翔生，陕西省人，系中共党员。他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后，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6年来过额济纳旗，同苏剑啸住在一起，不久返回内地。1939年经苏剑啸介绍再次来到额济纳旗并担任旗政府秘书。周仁山同志在额济纳旗工作期间，曾多次到酒泉、金塔及宁夏银川等地，具体情况不详。
我和周仁山同志共事两年有余，私人交往密切，他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公务之余常到我房中聊天谈心。在相互接触和交往中，他了解到我内心忧郁、精神不振以及家庭所遭受的不幸后（我父亲被土豪劣绅诬陷入监禁，母亲郁愤逝世，前妻不幸病故），主动从思想上关心我，精神上鼓励我，并指出了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造成的，激励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相信这一切总有一天会改变的。
对周仁山同志的关怀，我的内心是感激的。在这远离故土，举目无亲的塞外边陲，我把他视为良师益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抗战形势，他向我们讲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他还说国民党是迫于形势、勉强抗战的，他们对抗战的态度是消极性的“应战”，实质上是等待、让步、妥协以至投降。
我记得在他离开额济纳旗前夕，再次向我讲述了抗战的形势，他说：“只要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对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将来，建立独立自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消灭剥削，打倒土豪劣绅，到那个时候你个人的冤仇一定会得到伸张。”周仁山同志的教诲，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
周仁山同志在额济纳旗任职期间，经常深入牧区向牧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他号召牧民提高警惕，防奸防特。我一直跟随他当蒙语翻译，还按照他的安排召集保安队官兵由他进行抗口宣讲。他一再强调眼下国难当头，保安队官兵一定要加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本地蒙古族同外蒙古籍蒙古族之间的团结。宣讲内容还包括实现国共合作的意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三民主义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他很注意激发保安队官兵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在周仁山同志的教育下，保安队官兵之间漠不关心相互排斥的局面有所好转，当地蒙古族与外蒙古籍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抗日爱国的情绪在保安队官兵中日渐高涨。
周仁山同志在进行基层宣传的同时，对塔旺嘉布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因塔王乃一旗之首，属于民族上层人士，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对下边影响很大。他希望塔王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提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放下封建官僚架子接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爱国抗日作出贡献。
周仁山同志的这一活动引起了专员公署的注意，1938年秋天，驻额济纳旗西庙的国民党军事专员公署提出要同旗政府合署办公，并要求旗政府也迁到西庙，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旗政府，也便于对周仁山同志进行监视。为此周仁山以塔王秘书的名义对专员公署提出抗议，加上塔王及旗政府大部分官兵的反对，专员公署的阴谋才未得逞。为此专员公署更加仇恨和怀疑周仁山同志。
后来国民党专员出面请周仁山赴西庙参加会谈，原赴三天返回，结果四天后才回来。当时我很担心周的安全，回来后问他因何迟回，他说：“会谈除了商量有关抗日的问题外，开了两昼夜的辩论会。专员公署股长以上的人员都出席了会议，辩论主要是围绕国民党提出的抗日必先安内的主张展开的。”接着他向我叙述了自己单枪匹马参加辩论的情况。他认为国民党的这个主张是错误的，是违背民意的，大敌入侵，不思抗战，反过来制造内战，帮助日本入进攻解放区，实际上就是对日妥协，引狼入室。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不战而退，将主力部队集结于以重庆、西安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后方，却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在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刚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用不可雄辩的事实把专员公署的人驳得无言以对。我听完周的叙述后，开玩笑说：“你真可称得上是诸葛孔明舌战群儒啊”。
1940年的一天，国民党酒泉驻军一个叫杨德亮的师长曾乘专车来旗政府（杨同塔旺嘉布素日相好）。杨德亮以视察该师驻额济纳旗建国营部队为名，实际上是为调查周仁山而来。杨在旗政府住了一夜，专门找周仁山谈了话，提出让周仁山同志登报申明退出共产党组织，周仁山回答：“我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但并未加入共产党组织，当时赴延安抗大学习者数以万计，难道都统统加入共产党吗？再说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容易加入的，我没有什么可值得登报申明的。”周杨谈话之后，杨德亮仍不死心，离旗前还再三嘱咐塔旺嘉布动员周仁山登报申明。塔王当时认为周仁山不是共产党员，并当杨的面说明的，杨表示异议。所以杨德亮走后，塔王对杨非常不满，曾对我说：“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指杨及专员公署）竟整到我的部下了，我用的人，我信得过，他（指周仁山）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共产党有什么不好，我相信他（指周）是好人。”当时，我心里想周仁山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有一天周仁山对我说，他同苏斐然的关系比较好，他是由苏斐然的哥哥苏剑啸介绍到额济纳旗来的。他感觉苏斐然这个人胆小多虑，遇事考虑自己太多，靠不住。所以虽然他们彼此关系不错，但对苏他还是有所堤防的。原因是以前专员公署问起过苏斐然，周仁山这个人怎么样，你敢担保吗？而苏斐然当时却说我连自己也保不了，哪敢担保别人呢。如果苏斐然当时回答能担保的话，也许专员公署不会对周采取怀疑，监视等行动。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仁山对我说，专员公署里有人想加害于他，不过眼下正处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们不敢明显采取什么行动，可暗地里有什么打算就很难想象了。他还示意我也要多留点神，若遇有专员公署人员在场，尽量少同他接触，有备无患，以防发生意外。通过这次谈话，他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我心里对周的身份已确认无疑了。
1940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专员公署送来一封信，里边只装两枚手枪子弹，再无一字。此事引起了周仁山和苏斐然的警惕，他们分析专员公署很可能要采取武力行动，所以决定首先做好应变准备，以防万一，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1）在距离防守司令部两华里外的西南制高点上设流动步哨两人，监视西庙专员办事处和建国营驻军的动静，如对方出动武装人员10人以下准其进入旗政府；10人以上先问明原因，停留在步哨处，听候汇报后再准许其进入或不准进入旗政府。如对方不服从上述安排，步哨以鸣枪为号，防守司令部做好战斗准备。（2）防守司令部周围安排20名士兵轮班站岗，遇有情况由我负责指挥行动。为了防止夜间冲突，识别彼我，值班官兵左臂缝一条白色毛巾，夜间还备有专用马匹。如果发生武装冲突，我方失利，苏斐然乘马退避河东蒙民家中藏匿，待事后处理善后事宜（同专员办事处打官司）。周仁山和我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采取应急措施，或暂时隐蔽，或投奔外蒙古转道去东北。塔王及旗政府防守司令部其他官员因属地方首脑骨干，专员办事处不敢加害，其他人员基本都属于当地蒙民，人地熟悉，可根据情况酌情而定。
过了一个多月，未见异常情况出现，随即撤回步哨，恢复正常（据说是因为防守司令部采取了相应措施，专员办事处没有轻举妄动）。
1940年以来，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国民党中央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加紧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迫害，千方百计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专员办事处也加紧了对周仁山的监视，周的处境非常危险。有一天周仁山找到我说：“老张，情况有变，专员办事处已派专人对我进行跟踪监视，很可能随时发生意外，我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我决定尽快离开额济纳旗，请你能想办法护送我。”我答应了周仁山的要求，翌日晚我同周一起到了塔旺嘉布家里，由周仁山向塔旺嘉布王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他离旗的原因，塔王同意由我护送周仁山。为了安全，当时决定改装蒙古族模样乘马离境。塔王夫人陶顺查干送给周仁山一件崭新的长蒙古夹袍，塔王送给周仁山一匹浅黄色走马，让我到防守司令部找了1名可靠的士兵葛勾带路。第二天傍晚我们3人匆忙出发，绕道河东到白音宝格达（青山头），在塔王岳母嘎尔玛家住了一夜，翌日，经过鼎新、天仓，第三天下午安全到达金塔县城苏斐然家中。
我们在金塔住了一夜，便告别周仁山返程。临别前我们彼此心情都是很不平静，相处两年之久，没想到竟这样匆忙分手。他将塔王赠送的马交给我，让我转交塔王致谢意，他亲笔写了一张纸条，标明了我们今后联系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新生活书店找畅经理。接着我们握手告别。
1943年或是1944年，我因公差到兰州，按周仁山留下的地址去新生活书店找畅经理。书店人把我让进屋里，热情接待，等我说明情况后，他们说该店没有姓畅的经理，访畅未遇，从此同周仁山失去联系（据我后来自思，可能是因我身着国民党军服，该店人员对我的身份有怀疑没说实话）。
我与周仁山同志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在那种年代建立起来的友谊以及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九、边卡风波
1939年苏斐然在防守司令部任参谋长，保安队士兵在边境巡逻时抓获1名外蒙古越境人员，经讯问，此人系外蒙古方面派遣人员，持公函一份，公函系蒙文，其内容大致是：奉蒙古人民共和国指示，苏联为援助中国抗战，决定向中国方面提供军备物资，所以需要从额济纳旗至酒泉修筑一条公路，以便将抗战物资由外蒙古经额济纳旗运往内地。公函希望额济纳旗方面能派专人绘制一份线路图（修路一事系军事机密，除旗政府主要负责人外，一般人士不宜知道，要求知情人员保守秘密）。经旗政府研究，塔旺嘉布决定由苏斐然主要负责办理此事。会后苏专程到西庙，向专员办事处进行了汇报，专员办事处同意由苏斐然绘制线路图。然后苏斐然亲赴酒泉，经过沿途勘察，绘制了一份从额济纳旗到酒泉的公路线路图。绘图纸送交专员办事处审阅。专员办事处表示此图可行并在图上盖了章、签了名。图纸通过以后，按照先前外蒙古公函的精神——线路图绘好后派专人去联系，约定双方洽谈的日期、地点等。这样仍由苏斐然亲自到边境与蒙古方人员洽谈。一个月后，外蒙古方面两次派人来旗政府，最后商定了双方在边界会面的日期。
会面期到，苏斐然、我和迭列格尔3人组成临时洽谈小组前往中蒙边境札海乌苏以北处同蒙、苏代表会晤洽谈（苏斐然是洽谈的主要负责人，我任翻译，迭列格尔是保安队副，负责保卫工作）。我们带了帐房，到达洽谈地点后随即将帐房搭起来。不久，从北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接着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苏联顾问，另一个是司机（蒙古族，兼任翻译）。我和苏斐然迎上前去彼此握手并介绍了各自的身份，苏联顾问从车上拿出许多糖、烟酒和罐头等，我们在汽车附近席地而坐，边吃喝边谈话。谈话的主体是抗战，我们首先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接着苏联顾问表明了他们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态度，说他们派遣了大批空军飞行员和汽车驾驶员到兰州等各战场和中国军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说这些飞行员和驾驶员都是志愿到中国参加抗战的。苏斐然把线路图交给了苏联顾问，他看完后将图放在了自己皮包里。他还谈了修建这条公路的意义和作用，如果公路通车，比从新疆运送作战物资到内地方便多了，既可减少许多麻烦又能节省时间，可以说是两全其美。这时候已临近傍晚，日暮西山，天渐渐暗了下来。苏联顾问说，时间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具体研究线路图吧。接着他从车上又拿来了烟、糖等礼品赠给苏斐然，说了一声“再见”，就上车一直向北驶去。从第一次会晤来看，双方是在热情的气氛中进行商谈的，我没有发现双方在接触中有任何异常的现象，送走了苏、蒙代表我们便回到帐房里烧火做饭。晚饭后我们准备休息睡觉。这时我发现苏斐然神情紧张，面色忧虑，长吁短叹，几乎彻夜未眠。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和迭列格尔喊醒，声称他受骗上当了，昨天不该把线路图让人家带走，小汽车究竟是不是来自外蒙古，如果今天他们不来谈如何向专员办事处交待等等。我和迭列格尔一再分析人家不会欺骗我们，汽车明显是从外蒙古来的，而且代表也是苏联人，今天一定还会来的。苏斐然当时表现得分外固执，他再三坚持说人家肯定不会再来了。他当即决定赶回旗政府，让我和迭列格尔留下等两天，如果外蒙古、苏联方面来人，就说他因患肚疼病回旗治疗，并说线路图绘制有误，让我们将图要回等。说完就骑骆驼走了，我和迭列格尔对苏斐然的这种反常举动和临时决定简直无法理解，因为苏是洽谈负责人，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留下来等待蒙、苏代表的到来。苏斐然走后，天还没亮，我们接着睡觉。天亮不久，汽车果然按时来了，我和迭列格尔前往汽车处接洽。苏联顾问问苏参谋长呢，我们按苏斐然的意思告诉苏联顾问，说他因肚疼返回旗上治疗去了。苏联顾问和蒙方翻译都感到很惊奇，面露疑色。他们还问苏参谋长还来否，我们说他不来了。当时双方都很尴尬。这时苏联顾问拿起望远镜向额济纳旗方向瞭望，他发现苏斐然乘驼驶来，遂将望远镜交给我，我一看果真是苏斐然又回来了。汽车驰到昨日会晤地点停下来，等苏斐然到达后，蒙方翻译取下汽车坐垫，在距离汽车大约五六米处燃起一堆火（早晨天凉）。苏联顾问从皮包里拿出线路图放在汽车坐垫上，我、苏斐然和蒙方翻译用俄文在图纸上标注地名，并根据线路图注明哪里需要打井，哪段公路需要新建，哪段需要整修，需要多少人工，需要什么材料等。他标注的很认真仔细。这时蒙方翻译回到汽车跟前，接着苏斐然也悄然离去，只剩下我和苏联顾问两人继续看线路图，苏联顾问仍在细心标注。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蒙方翻译大声疾呼，苏联顾问听到呼喊后立即跑到汽车跟前卧倒并持长枪向苏斐然瞄射。当时我实在莫名其妙，急速将线路图扔在火堆里向南匍匐退跑。我看见苏斐然快速向东南奔跑，我掏出手枪向汽车方向瞄射未中，便退到帐房旁边让迭列格尔用长枪瞄射汽车，蒙方翻译急忙发动汽车向北快速驶去。汽车行驶不远又停下来，因这时双方已停止射击，我见对方持望远镜向我方看望许久，后来汽车便缓缓离去。
我和迭列格尔目送汽车离去后，就找苏斐然，只见苏气喘吁吁地从东南凹地向我们跑来，他头上和脸上都是血迹，我们用毛巾给他包扎伤口，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苏说他发现外蒙古方翻译离去后，便随其来到了汽车跟前，他见人家正在擦手枪，于是借看枪为名把手枪接过来，然后推弹上膛向蒙方翻译射击，碰巧是臭子，没能发火，他便弃枪奔逃，人家也就大声呼叫起来。我和迭列格尔听到这个情况后都很生气，指责他为何事先不向我们打招呼，为什么贸然向人家开枪，如果不是因为碰巧遇到臭子，打死了人家的代表怎么办。苏斐然当时感到很后悔，他说他怀疑人家是日本奸细，当时来不及给我们打招呼了，想不到不仅没打着人家，自己反而挨了打。我和迭列格尔问他，你自己的手枪呢，他说慌忙中忘了掏出来了，事已至此，我们奉命听遣，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汽车已远去渐渐看不见了，我们只好收拾好帐房乘驼返回。
返回途中因苏斐然伤势发作，我们只好到当地蒙民家歇息，派迭列格尔速回旗政府报告，通知专员办事处派车和医务人员到旗政府。我和苏斐然边歇边赶路，我们回到旗政府不久，专员办事处的车和医生也到了。经过医生的验伤诊断，发现背后中弹很多，等取出子弹一看，原来是铁砂子弹，这时方知人家是用鸟枪打的。
随后专员办事处用车将我和苏斐然接到西庙办事处驻地，苏的三叔是专员办事处的副官，他对我进行了审讯，声称是因为我失职害了苏斐然，专员办事处的几个股长也以怀疑的口气一再向我提问，问我发生这场风波的来龙出脉。我一再向他们表示此事与我无关，我确实不了解内情，况且迭列格尔也在场，如果你们不信可以直接问苏参谋长。苏斐然当时还在卧床养伤，他说了良心话，此事皆由他一人引起，与老张和迭列格尔没有任何关系。随即，专员办事处用专车将苏送到酒泉，后转乘飞机到兰州医院治伤。苏被送走后，专员办事处又将我扣留了6天，是塔旺嘉布派人把我要回旗政府。
边界风波发生后，塔王对苏斐然非常不满，嫌他造成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险些给旗上带来不幸。两个月后苏斐然伤愈归来见到我后怒气冲冲，斥责我不保护他导致身负重伤，我声明自己的任务是翻译，而且对当时发生的意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没有什么责任。他对我的声明非常生气，坚持要处分我，经周仁山同志再三劝导，加之塔王已了解了当时的情况，所以我得以幸免。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苏斐然此人主观自负，为人多疑，遇事多虑，神经过敏，否则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抗战期间，苏联确实是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可靠朋友，如果不发生这场边卡风波，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令人费解的是，苏斐然究竟为什么采取令人莫解的行动？难道真如事后苏斐然所言，“这是专员办事处设的圈套，想趁机整他。”这里边是否还有更深的奥秘，至今我心里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十、军校学员
1941年旗政府保送罗虎、雷德，旦木登等10名蒙古族青年到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十七期学习，并委派我带队，负责管理上述学员。在校期间我被该校聘请为助理教员。1943年学习期满毕业，我们一同返回额济纳旗。
十一、白风珠之死
1946年额济纳旗国民党区党部逮捕了一个名叫白风珠的商民，并将其关押在区党部一间空房内。数日后传出白风珠上吊自杀的消息。
据了解白风珠原籍北京，早年到外蒙古做过生意。1934年到额济纳旗经商。自后与额济纳旗策克区一位名叫色尔吉的妇女同居。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外蒙古越边人员来到他家，并把带来的外蒙古传单托白风珠在周围的树木上张贴。以上情况被国民党区党部发现后白随即被捕押至身亡。
额济纳旗和平解放始未
额济纳旗的人民长期以来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期待自由，向往光明。1949年9月27日她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她苦难的历史，获得了新生。
一、民族的独立，祖国的解放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49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年代，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局部的战略防御已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接连失利、全线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捷报频传，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政府宣告灭亡，蒋介石集团渡海逃窜，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已成残云落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正在被推翻。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这块多灾多难，屡遭蹂躏的富饶土地正迎着曙光、走向光明。就在这民族独立，祖国就要解放的时候我正在额济纳旗旗政府驻酒泉办事处任主任，酒泉的情况不比偏僻闭塞的额济纳旗，我从报纸上、电台以及国民党溃军口里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有关时局的消息。当时我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溃退败逃的情景，目睹了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的腐败没落和经济走向崩溃、物价飞涨，金元贬值、民不聊生等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尤其是听到胡宗南主力被全歼，西北解放，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领部队起义等消息后，对我思想振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应该郑重地考虑自己的何去何从了。
二、额济纳旗起义前的酝酿
1949年初秋，我接到旗政府通知，撤销办事处，将办事处所有财产分装两辆汽车随车返回额济纳旗。
回旗后塔旺嘉布问我有关酒泉的情况，我将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看法打算告诉了塔旺嘉布。塔旺嘉布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国民党覆灭在即，我们应该顺时代潮流而动，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塔王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对我说：“我不会忘记周仁山先生的话，我决定跟共产党走，举行起义。”当下立即决定召开旗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塔旺嘉布、牛顿，达瓦、嘎瓦、罗虎、赛伯英和我等7人。塔旺嘉布亲自主持了会议，他根据时态的发展情况向与会者进行口头讲话，他指出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之势已成为不可挽回的现实，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指日可待，我们不能做人民的罪人了，只有起义才是我们光明的出路和前途。他还指出旗上情况很复杂，有少数人主张投奔外蒙古，还有个别人提出退避马鬃山一带，积蓄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国民党的反攻，另有一部分人提出向共产党解放军联系，举行起义，额济纳旗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他一再声明，自己不同意前两种意见，而主张最后一条，即举行起义，迎接解放，并请大家认真考虑，发表意见。经过大家热烈讨论，一致同意立即组成洽谈小组，派代表赴酒泉同解放军方面联系，旗政府做好一切准备，尽快举行起义。会上研究决定由我和达瓦，塔斯木3人作为旗方代表，到张掖向解放军联系洽商起义事宜。散会前，塔王叮嘱与会者，西庙专员办事处驻有国民党特务，旗政府附近也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指国民党区党部）和个别特务，所以一定要严守机密，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以免发生意外。
三、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
会后的第二天，我们3人乘坐专车前往酒泉，同时塔旺嘉布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报告他代表额济纳旗地方军政全体人员举行起义，同时致电宁夏军区杨得志司令员表明额济纳旗已举行起义。电文稿由李正德草拟。我们到达酒泉后才知酒泉已经解放，为此我们在酒泉赶制了一面锦旗，上书“吊民伐罪”，执旗来到了原国民党专署院内，向解放军说明来意，献上锦旗。解放军方面毛参谋、刘专员等首长接见了我们，在诚挚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谈话结束后，解放军首长招待我们吃了饭，并派人送我们到民航公司办事处休息，约定第二天正式商谈有关起义事项。解放军首长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翌日，我们如约前往，同毛参谋、刘专员等解放军首长商谈了起义事项，反映了额济纳旗地方情状及当时哈萨克土匪在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进行杀人抢劫骚扰和国民党少数散兵扰乱地方治安的情况。最后拟定有关起义的如下具体事项：（1）解放军首长嘉勉额济纳旗全体起义人员并转告塔旺嘉布额济纳旗已和平解放，请他安心工作、再接再厉。（2）额济纳旗旗政府行政机构和防守司令部人员建制暂不变动。（3）成立额济纳旗临时人民政府，塔旺嘉布任旗长，主管旗里军政事务，并制定发给旗政府印章1枚。（4）由军区给旗方拨发步枪20支，轻机枪两挺，子弹若干发以及部分军服，用以维护地方治安，消灭哈萨克土匪和国民党散兵。（5）酒泉专署委派白万治到额济纳旗指导工作，协助塔旺嘉布旗长搞好民族团结，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巩固胜利成果。（6）旗政府派专人会同白万治一起监督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档案材料的登记，整理和封存入档。
经过6天的商谈协定，我们完成了任务，同白万治一道乘车返回额济纳旗。回旗后，我们向塔旺嘉布汇报了商谈起义情况，转达了解放军首长的关怀和期望，接着召开了庆祝额济纳旗和平解放大会。庆祝会上由塔旺嘉布旗长介绍了商谈起义的情况以及解放军首长对起义代表的热情接待和对全体起义人员的嘉勉，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区首长对全旗人民的关怀，要求全旗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建设新额济纳旗。会后全旗各族人民欢欣歌唱、载歌载舞奔走相告，灾难深重的额济纳旗从此获得了新生，接着成立了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塔旺嘉布任旗长，白万治兼任秘书，我暂调总务科任科长，其他人员保留原职，在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正常工作。
四、塔旺嘉布起义的思想根源
塔旺嘉布是一名少数民族封建王爷，思想上有着深重的阶级烙印，在决定额济纳旗命运的关键时刻顾全大局，顺于民心，毅然决定举行起义，是难能可贵的，确实是远见卓识之举。其所以如此，是有思想根源的。
长期以来他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反动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愚民政策，推行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排斥和打击少数民族地方人士的现实，他耳闻目睹了国民党驻军、军事专员办事处、国民党区党部的阴暗内幕。这些机关里人员背景复杂、人事关系混乱，对外滥用职权，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利用权势营私舞弊，牟取私利，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破坏地方政权的行径，不尊重地方民族信仰和风俗，就连塔旺嘉布本人也吃了他们不少苦头。因此他对国民党及其下设组织，早就怀有很大的成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问题上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塔旺嘉布是有一定看法的。
塔旺嘉布曾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苏剑啸、周仁山等同志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苏、周二位同志对塔旺嘉布曾进行了多次帮助与教育，他们常常启发塔旺嘉布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加之塔王也曾有过建立一个民族平等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社会的追求和向往，由此奠定了塔旺嘉布在起义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思想基础。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大势已去，覆亡命运已成定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举行起义是弃暗投明的唯一道路，否则倒行逆施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当时塔旺嘉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采取了决然起义的正义之举，不仅额济纳旗人民免受了战乱之灾，而且他本人也由此而获得了新生。
五、新政权诞生后的一些情况
新政权成立后，首先加强了治安保卫工作，组织武装人员，肃清匪患，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额济纳旗人民政府派达瓦带领士兵袭击了青山头一带的哈萨克匪徒致使哈萨克匪徒受到严重伤亡，余匪狼狈逃窜，溃退青山头以西，从此再未敢来侵扰。与此同时收降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叛匪两名士兵，并在边境上札海乌苏以南抓获3名国民党特务，送交酒泉专区审处。
1949年9月底由内地逃来国民党武装溃军约70余人，他们乘坐5辆长车1辆吉普，为首者是一个姓马的司令，自称是傅作义、董其武的部下。这批人来自兰州，准备经过额济纳旗前往绥远。经研究我们决定将这批人留住数日，劝其卸甲投诚。另一方面电请宁夏军区杨司令员指示。不料他们第二天清早出发东行，鉴于这种情况，我和罗虎带领保安队到瓦窑桃来进行阻截。下午接到宁夏军区回电，电文略示其放行绥远，不必强行阻截。所以我们再未追阻，遂之东去。
1950年春天，酒泉军分区派苏斐然去拐子湖劝告德匪余部投诚，苏斐然到拐子湖后，德穆楚克栋鲁普已跑往外蒙古，等候月余未遇，苏同其部商谈没有结果。这时酒泉军分区吴政委为了解德部投诚情况来到额济纳旗，住了一个多月后获悉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叛匪大部分已在阿拉善旗投诚遂返回酒泉。这时拐子湖所剩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叛匪残部由一个叫韩萨嘎拉扎布的团长带领。苏斐然继续留在拐子湖力图说服韩团长率部投诚。不料劝降未成（苏斐然给旗政府回信中所示），韩团叛乱，在拐子湖一带烧杀抢掠。据说苏斐然被劫持后遭叛兵枪击而亡，也有的说苏斐然用手枪自杀身死，真实情况不详，有待调查。时隔不久，韩团叛匪窜入额济纳旗进行骚扰，夜间常在旗政府一带进行活动。为此白万治等数人驮着电台向西退去，途中恰与叛匪相遇，电台被劫走。
叛匪窜入额济纳旗以来，所到之处抢劫牲畜，掠夺财物，奸污妇女，无恶不作，致使人心不安，东躲西藏。经旗政府研究、塔旗长指示，旗政府和保安队暂时疏散隐蔽，人员暂时退居红柳深处，监视叛匪动向，因敌众我寡，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如遇到小股叛匪，聚而歼之。因叛匪人地生疏，一般不敢进入红柳密林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隐蔽地形放冷枪消灭叛匪。如果发现叛匪抢劫抓人，可根据具体情况突然袭击，同时旗政府派人急赴酒泉军分区报告请求援军消灭叛匪。
酒泉军分区接到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的告急文书后，立即抽调了一个骑兵连赶赴额济纳旗剿匪。骑兵连到达河西建国营时遭到了叛匪的袭击，我骑兵连战士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叛匪伤亡严重，逼迫溃逃，退守河东，与河东叛匪会合向马鬃山方向逃窜，此后额济纳旗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疏散人员陆续回到旗上，旗政府开始办公。
经过这两次叛匪扰乱，使额济纳旗人民遭受了很大损失，牧民对国民党匪徒无比痛恨，很多群众都说，国民党集团真是祸国殃民，临灭亡时还要残害人民。平定叛匪的动乱和骚扰也给刚刚解放的额济纳旗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巩固和壮大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才能真正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六、白万治是混进革命队伍的蛀虫
白万治到额济纳旗工作不久，酒泉军区派王参谋来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协助工作，但是因为白万治大权独揽，武断专横，有意识地排斥王参谋，使王参谋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不到3个月的时间，王参谋就返回酒泉。
白万治工作作风主观片面，事事都是他说了算，就连塔旺嘉布旗长也必须听任他的摆布，一般同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他常常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搞突然袭击。利用召开生活会的机会批评塔旺嘉布。因此在少数民族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为我没有给塔旺嘉布提意见，白万治竟私做主张，将我几年节余的300多公斤小麦充了公。
白万治的思想品德和生活作风非常败坏。他借下乡宣传住在牧民家的机会利用权势奸淫妇女，利用职权强占某司机的妻子与他姘居，由此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影响。
后来我才听说白万治是个小学教员，本来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分子，是解放时混入革命阵营的。对于他在额济纳旗的所作所为，上级领导机关曾进行过多次批评。据说1952年他因盗旗政府的手枪10支进行非法买卖，加之特务身份败露，被酒泉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尾声
1950年秋天我随塔旺嘉布到宁夏开会。临行前我向塔旺嘉布提出回故乡的愿望，塔旺嘉布旗长念我离家日久，加之又是短假探亲，所以批准了我的要求。这样我提前到了阿拉善旗。到阿拉善旗后得知家父已病故，所以也就打消了回家的念头。遂之塔旺嘉布、罗虎等也来到阿拉善旗，我们一起到银川，出席了宁夏省召开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常常同邢肇堂副主席、阿拉善旗云祥生书记一道同桌共餐，一齐谈心，会上认真听取首长和代表们的讲话和发言，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回到阿拉善旗，经过塔旺嘉布和达理札雅旗长的批准，将我调到阿拉善旗工作。
我虽然离开了额济纳旗，但是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同额济纳旗工作的老同志、老朋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额济纳旗的同志每逢到阿拉善旗开会、出差，总要到我家中看看。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内蒙古而努力工作。
听说这些年来，额济纳旗在党的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从心底感到高兴。我坚信，额济纳旗一定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附：额济纳旗新防守司令官员人数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