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 藏登米德格 著额尔敦仓朝 格图 译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周仁山同志前来额济纳旗从事过革命活动。当时，他以旗王塔旺嘉布的秘书身份为掩护，积极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青海、西藏和新疆等省、区担任领导职务，后调中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事民族立法工作，于1984年11月在京病逝，终年72岁。他逝世后，党和政府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为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周仁山于1935年随苏剑啸同志来到额济纳旗后，经苏的介绍与当时额济纳旗王爷图布新巴雅尔及公爷塔旺嘉布（塔旺嘉布于1938年继承王位，人称其为塔王）初次见面相识。当时，苏剑啸向图王和塔旺嘉布提出，可让周仁山出任蒙藏委员会派驻额济纳旗专员，在旗里供职（那时有关额济纳旗的重大公务事项，须经百灵庙方面核准后方可决定）。
1936年间，当组建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时，司令部人员编制定为12人。据说，旗王府上报的有关人员的任职事项中，拟定图王任司令，参谋长和秘书分别由苏剑啸和周仁山2人担任。
1936年底，图王和塔旺嘉布鉴于周仁山、苏剑啸2人在额济纳旗的秘密活动有暴露的危险，为确保他俩的人身安全，遂决定将他们送出旗暂躲避一下。周、苏离旗时，图王和塔旺嘉布亲自过问途中所需骑乘及行李物品的打点情况，指派额尔敦陶格图、巴雅尔（桑杰之父）为护送人员。此外，还特给阿拉善旗王府的罗巴图孟柯修书，告知其好友路过阿拉善，望多加关照。
1938年，经苏剑啸再次推举，周仁山得以出任旗防守司令部秘书（此事张宏林先生亦可证实）。
关于塔旺嘉布第二次将周仁山护送出额济纳旗的时间，有人说是在1938年或1939年。我们认为，这件事发生于1939年。记得我（作者藏登米德格，生于1928年）13岁那一年上学时，曾见有一人身着蓝绸袍，腰束绿绸带，足蹬香牛皮皮靴，头戴礼帽住在旗防守司令部大院附近的一所不起眼的小屋里。后来才知那人是周仁山。
有关苏剑啸与周仁山之间的公谊私交，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材料看，他俩青年时代，曾在北平、兰州等地一起上过学和工作过，后又在延安一起学习过，故2人的关系甚密。多年来，他们既是同甘共苦的朋友，又是携手战斗的战友。我们还有幸目睹过他俩的青年时代的合影。
周仁山在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任秘书期间，不顾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怀疑监视，一直坚持开展革命活动。他有时还到旗属小学任教上课。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作为一个秘密工作者，时刻牢记党的工作，向旗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国共合作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讲述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而忘我地工作。尤其是，他多次个别做塔旺嘉布的工作，给他讲革命道理。这一点，可从塔旺嘉布在解放前后的一些言行中看得出。正是周仁山的谆谆教诲，使得塔旺嘉布由一个封建王爷转变为倾向和同情人民革命的开明人士。所以，塔旺嘉布一直将周仁山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在额济纳旗和平解放前夕，他在商讨本旗起义大计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怀着对周仁山感激之情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对我讲过的那些道理，我是永生难以忘怀的。我决心率部起义，迎接和平解放。”他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做到了。
有一次，周仁山酒后将一名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踢倒在地，痛骂了一顿。由此，他被驻额济纳旗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怀疑和盯梢，处境十分危险。为安全起见，塔旺嘉布决定再次将他护送出境。他派手下人员塔斯木和哈布特盖查干，备好马匹，将周仁山秘密护送到酒泉（又一说法是，当时派张宏林、葛勾2人护送的。至于哪一种说法准确，尚有待于进一步核实。但塔旺嘉布派人护送周仁山至酒泉，确有其事，这一点不容置疑）。
1951年秋，周仁山（当时在青海省工作）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后回省路过兰州时，正遇塔旺嘉布也在兰州。他特意派专车将塔旺嘉布接回家中，盛情款待，照顾备至。这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相处的数日里，一直沉浸在手足情谊和庆贺重逢的喜悦之中，一起回忆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要是当时将他们的言谈记录下该多好啊！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当两人分手时，周仁山拿出一个黑色旧皮包对塔说：“我过去从事地下工作时，在这个皮包里珍藏过党的许许多多的机密文件，现赠送给您，以作纪念。”
1960年，当周仁山同志获悉塔旺嘉布在巴彦淖尔盟去世的消息后，特从西藏发来唁电，以示自己的哀悼之情。后于1981年，当塔旺嘉布的长子、阿拉善盟公署副盟长额尔敦格日勒同志病逝时，周仁山同志亦从新疆发来唁电。
1984年，周仁山同志在京病逝。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阿拉善盟后，塔旺嘉布的次子东德布及额尔敦格日勒的遗孀宝日等，以个人名义给周仁山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去唁电，以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