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山忆述 乌云嘎 李正德 整理
接受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的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地处大西北要冲的兰州，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这年夏天，我在兰州某师范学校任教，因组织参加了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学潮而被学校当局开除，成了失业青年。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兰州等地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公开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我被学校开除以后，就去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同志和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同志接见了我。谢觉哉同志对我的处境十分关心，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问我在西北地区有没有可靠的熟悉人，这使我想起了苏剑啸。我向他们讲述了苏剑啸的生平。苏剑啸是额济纳旗人，原名苏保谦，满族，后入了蒙古籍。他是我在北平读书时的同学，现在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任职，深得额济纳王爷图布新巴雅尔的信任，是额济纳旗军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苏剑啸思想进步，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自取“剑啸”立名即借以表达“拔剑长啸，以图报国”的志向。
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认为我去额济纳旗找苏剑啸有一定的基础，于是决定派我去额济纳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上给我100元路费，同时明确了我去额济纳旗的三项任务。这三项任务，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二是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三是有可能时，组织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任务后，经过一些必要的准备，我雇了两个人带路，骑着骆驼，取道张掖、酒泉、金塔到额济纳旗。
这时已是1937年的秋末时节。
一进额济纳旗
第一次踏上了这么遥远的路程，一切都感到陌生。一望无边的戈壁滩，越往西行，人烟越稀少，也越显得荒凉。我们白天走路，晚上露宿，两位向导是这条路上的常客，如果是我一个人，绝对分不出东南西北，也认不出哪里是路，一刮大风，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根本不知身在何处，只好停下来，风停了再走。就这样，我们晓行夜宿，自己拾柴，自己做饭，整整走了18天，才到了额济纳旗王府。
所谓王府，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只不过是一片红柳林中的三座蒙古包，在离王府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人称东庙，这就是当时额济纳旗的唯一建筑。
在额济纳旗王府驻地，我首先找到了苏剑啸。当时苏剑啸的职务是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防守司令部的司令是王爷兼旗政府的札萨克图布新巴雅尔，人称图王。苏剑啸见了我十分高兴，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到这个地方来，而且眼下他也正缺少一个知己的帮手。
苏剑啸带我认识了王爷图布新巴雅尔、旗府官员和这里的一些头面人物，让我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
额济纳旗虽然地处大西北的荒漠地带，可因为和外蒙古接壤，是通往外蒙古以及苏联的交通要道，因此在军事国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它名义上隶属宁夏省节制，实际上直属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管辖。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里更引起各方的重视。
日本人曾几次派飞机来额济纳旗活动，为了拉拢图王，他们向图王赠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绸缎和武器弹药。图王虽对日本人存有戒心，但是一来因为对日本人也无可奈何，二来还可以得点便宜，因而表面上也是很客气地和日本人周旋。这部分日本人是通过东蒙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关系来额济纳旗的，就从这一层关系上讲，图王也不便得罪。额济纳旗既然归宁夏省节制，马鸿逵自然也要派员来。当时派驻额济纳旗的宁夏专员是马鸿逵部队的参谋李海源。李海源对日本人插足额济纳旗十分不满，还抓过1个日本人，后被调回宁夏省。
此外，甘肃兰州方面对额济纳旗也紧抓不放。兰州军事委员会在这里派驻1个军事委员会专员办事处。我的公开身份就是由兰州军事委员会介绍的，到额济纳旗和专员办事处联系。然后以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汉文秘书的身份在那里工作。
我和苏剑啸住在一个蒙古包里，所谓额济纳旗王府，也就是旗政府，其实由三座蒙古包组成，而且流动性很大，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王府的三座蒙古包由王府家眷和王爷住一座，王爷的蒙古兵住一座，防守司令部住一座。我和苏剑啸住在第三座蒙古包，住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在额济纳旗，为了便于工作，我都换成了蒙古族装饰，身着长袍马靴，腰佩蒙古刀。苏剑啸和我在一起，只知道我是在兰州失了业来投靠他这个老同学的，而不知道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因此我的工作对象当然是从苏剑啸开始。我给苏剑啸讲了当时国内抗战的形势，讲了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真正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并不是真心抗日；讲日本人如何坏等等。从对苏剑啸的宣传开始，我逐步地扩大范围，我自己也通过苏剑啸向王府的官员进行抗日宣传。我当时还很年轻，也不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只是满腔热情地干，逐渐地和我周围的人都熟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人虽然觉得我有些不对头，可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对我也只好听之任之，再说我还有防守司令部秘书的身份。就这样，大约住了有20多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兰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要派一个军事专员到额济纳旗来，叫李才桂，他还带了1个连的骑兵来额济纳旗驻防，这个骑兵连实际上只有50多人，还有一批公职人员。
旗政府得到消息，王爷就派苏剑啸、旗政府名叫阿木尔和牛顿的两个章京及我去迎接军事专员李才桂。
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记得蒙古包里都已经生起了火。我们几个人都骑着马，他们几个人的马都很好，我的马虽然听话，但是，是个不吃料的马，走不动，后来掉了队。天黑了，我根本看不见哪里有路，又不敢乱跑，怕迷了路，只好站下等人，后来我听见远处有驼铃的声音，就向驼铃响的方向跑，马走不动，我只好下了马，脱掉靴子，光着脚追。大约追了两个多钟头才追上了骆驼队，和他们一快回到了王府驻地。因此，这次接李才桂虽然我也去了，却半途而回。
听到了李才桂要来的消息以后，我就和苏剑啸分析这个问题，我认为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人没有什么好玩意儿，再说李才桂名义上是军事委员会的专员，其实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肯定干不了什么好事。苏剑啸也对国民党方面插手额济纳旗的事一向十分反感，因而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商量着如何对付李才桂。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区别对待，考虑问题也比较简单，认为凡是国民党方面的人都是坏东西，只要坚决斗争就行了，不懂得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区别对待，更不懂得有礼有节地开展工作。因而，我们当时商定了一条，那就是要和李才桂他们坚决地斗争。
李才桂和他带来的人住在一个叫“道劳窝铺”的地方。“道劳窝铺”汉意即七个房子，老住户是几家山西商人和他们开设的商号。王府附近除了东庙以外再没有别的房子，庙里的房子王爷不愿意让给李才桂住。
过了两天，李才桂带着人马和礼物拜访图王。参加拜访性会见的有李才桂和他的几个上层负责人，苏剑啸参加会见并担任翻译，我和王府的几个官员也在场。
李才桂给了图王一些绸缎布匹，还有几支枪。李才桂说明了来意以后向图王讲了一大套“抗日”的道理。说：“现在，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彻底肃清我们内部的捣乱分子，我们内部捣乱最厉害的就是共产党”。他还说：“我们额济纳旗有没有共产党派来的奸细和侦探呢？我看是有的，希望图王和我们一起彻底肃清共产党在额济纳旗的奸细和侦探。”他的这一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中心意思不过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防共的老调子。对他的这一套我早就料到了，他所指的共产党在额济纳旗的“奸细和侦探”当然指的是我，图王对他的这一套“大道理”也没有什么表示。拜访完以后，李才桂带着人马走了。我和苏剑啸分析，李才桂决不会这样胡吹一顿就了事了，肯定还有新的花招，果然，过了不几天李才桂又来找图王。李才桂向图王提出，他的部队不能再住在“道劳窝铺”，要住在王府附近，还要防守司令部和他的专员办事处合署办公。他告诉图王说：“要抗日就要精诚团结，共同合作，要团结、合作就必须要两方合署办公。”
李才桂的目的很明显，一是想要控制我的活动；二是想要全盘夺取额济纳旗的军政大权。对于他的这一阴谋，苏剑啸和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苏剑啸对图王讲：“李才桂这也太不像话了，他这样做完全是欺负我们蒙古人，眼睛里根本没有你王爷，想夺你王爷的权。他把部队搬到这里来，要合署办公，这不单要夺防守司令部的印鉴，还要夺取王爷你旗政府的印鉴。如果按他的这一套办，你王爷就什么权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人听你的话了”。王爷听了苏剑啸的话，当然不高兴有人夺他的权，再说他对苏剑啸是绝对信任的，因而图王把李才桂看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有了图王的支持，李才桂的阴谋一时无法得逞，李才桂心里也明白，中间捣乱的当然是苏参谋长和周秘书，可是他并不死心，仍然天天来找图王，死皮赖脸地闹着要合署办公。我们已有了图王的支持，当然更不同意合署办公，坚持和李才桂对着干。
李才桂带来的“骑兵连”在下面住下来以后，军纪十分败坏，他们枪杀牧民的羊只，走家串户侮辱强奸妇女，引起牧民群众强烈不满，纷纷上告王府。这样一来，李才桂一伙在图王和当地上层人士眼里简直成了一群土匪。双方的矛盾很快发展的十分尖锐和表面化了。
事情搞到这步田地，苏剑啸和我自然更成了李才桂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去掉不可。我和苏剑啸认真分析了双方的情况，认为再这样对抗下去，对我们是绝对不利的，逼急了，李才桂有可能狗急跳墙，要武力解决，一旦打起来，李才桂除了四五十个骑兵以外，他的办事处还有100多个公职人员，100多条枪。而我们这方只有十几个蒙古兵，十几条枪，而这十几条枪平时不过是做样子看的，一旦打起来能不能打响还成问题，再硬抗下去，肯定对抗不过，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对策，当时我们的想法很幼稚、很简单，想上告李才桂一状，把他赶出额济纳旗。
到哪里去告呢？当时我们想，到兰州告李才桂是绝对不行的，兰州方面都是蒋介石在西北的嫡系特务，从反共这一角度讲是十分坚决的，和李才桂都是一丘之貉。告状，非去宁夏不可。我们心里清楚，宁夏马鸿逵的杂牌军虽然也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但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派遣特务之间的矛盾还是很深的；另外，虽然额济纳旗在军事上归兰州方面节制，可在行政区划上是归宁夏管辖。要告赢这一状，去宁夏可能性最大。我起草了一张状子，主要内容是，李才桂非但不同旗政府合作，还要夺取旗政府和防守司令部的印鉴；以合署办公为名，行篡夺大权之实；纵兵欺负蒙古族老百姓，制造民族矛盾，如果不将李才桂撤换将对国家有害等等。
我们决定从阿拉善这一路到宁夏去。从兰州走，搞不好要出乱子。阿拉善这条路是达理札雅和马鸿逵的势力范围，我们比较放心。我们以额济纳旗王爷图布新巴雅尔的名义给达理札雅写了一封信，信是用蒙文写的，信中说：李专员在我们这里搞得很坏，现在派苏剑啸参谋长和周秘书到宁夏告他的状，路过你的地方，请你多多照顾云云。
同行的一共5人，我和苏剑啸，另一个是姓许的翻译，带路的是额济纳旗的两个蒙古族青年范艾尔登陶克陶和巴依尔。他们常走这一线，对这一路的情况很熟悉。
我们没有走往来客商和行人常走的“大路”而是从沙漠中走小路，怕李才桂知道后追我们。果然，在我们走后，李才桂派了20多个骑兵追我们，因为我们事先有防备，才没有被他们追上。我们从额济纳旗的东庙出发算起，一共走了18天的路程，驼蹄都磨破了。我们走的这条路因为沿途水井极少，因而不能成为一条常走的路。因为没水，我们只好自己带水，而带的水是有限的，除了吃饭以外，大家尽量都不喝水，洗脸更谈不上。18天的路途，能补充水源的只有两三个地方。许翻译、范艾尔登陶克陶和巴依尔都是很好的青年，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到了定远营（即现在的巴彦浩特），我们见了达理札雅，交了信，他安排了我们的住处，我们住了两晚上。之后，苏剑啸打发范艾尔登陶克陶和巴依尔返回额济纳旗，我们3人前往银川。
在银川，住了几天，苏剑啸见到了马鸿逵，我没有去。马鸿逵把我们安置在银川饭店。马鸿逵还派他原来驻额济纳旗的专员李海源招待我们，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之后，图王王府的章京阿木尔也来到银川，他带来了图王送给马鸿逵的两匹蒙古马，还转告了图王向他要枪支的意思。马鸿逵给了图王100条步枪。
这一阶段，我在额济纳旗的主要工作是使少数民族上层和群众懂得了抗日的道理，知道有个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使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部分群众所了解，也使他们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但是由于我当时还年轻，幼稚，不会区别情况，不会分析问题，不但对国民党不区别，认为他们都是坏的，而且对蒙古族也不区别，不分上层和群众，认为他们一概都是好的，都是受欺压的，而所有国民党方面的人都是欺压蒙古人的坏蛋。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第一次到额济纳旗，我就做了这些工作。
到延安学习
1937年12月份我在宁夏银川。这年冬天冷得厉害，都穿上了皮衣皮裤。我们原来打算告状有了结果就返回额济纳旗，可是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鸿逵对我们告李才桂的事表示没有什么办法。章京阿木尔告诉我们，我们离开额济纳旗以后，李才桂好像抓住了什么把柄，变得更加嚣张。他派的骑兵追捕我们，没有追上，就整天向图王要人，一定要图王交出苏参谋长和周秘书。我们不在额济纳旗，图王没法交出人来，既使我们在额济纳旗，图王也不能交人。这样一来，李才像对图王也怀疑了，认为图王和我们是一伙，不久，李才桂胁迫图王到了青海塔尔寺。
既然情况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再回额济纳旗不可能了，住在银川也不是办法，怎么办呢？于是，我想起了共产党的关系，对苏剑啸说：“看现在的情况，额济旗我们是回不去了，在银川也不能长住，我还是出去一趟，打听一下情况。”苏剑啸问我到哪里去打听情况，我说我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看他们有什么意见。苏剑啸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我先去，找到关系后，或者我来银川找他，或写信通知他。于是在12月底，我和马占山的几个人一块去西安。
在西安，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和另外一个小个子干部接见了我。林老两次和我谈话，我向林老详细汇报了我在额济纳旗的工作情况，还提出我是不是还返回额济纳旗的问题。林老他们经过研究，答复我说：“额济纳暂时先不用去了，还是先到兰州吧”。我说，“我去兰州，把苏剑啸放在银川怎么办？”林老说：“那没什么关系，他现在没什么危险，可以先住在银川，在适当的时候由组织上通知他。”组织上既然这样决定了，我就不能再另行通知他了。再说，我也怕写信会连累他，国民党特务对信件盘查是很严的。
我和伍修权同志一块到兰州。伍修权同志到兰州是接替彭家伦同志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工作的。到了兰州以后，组织上让我先找一个职业做掩护。我在甘肃省医院当了一个“文牍”，每天闷在房子里，我很不习惯，我向组织上提出要求，还是干我原来熟悉的工作好。
1938年2月底，伍修权代表组织通知我，决定派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再说我离开银川以后，苏剑啸左等右等不见我的消息，在银川也住不下去了，于是他打发许翻译先回额济纳旗，自己根据我告诉他的地址，找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办事处向兰州讯问我的情况，然后把我的情况转告苏剑啸。苏剑啸听说我去延安学习，也向组织提出要求，要到延安去学习，组织上研究了他的情况，同意苏剑啸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而，我和苏剑啸之间都有相互引荐的因素。党派我到额济纳旗开展工作通过的是苏剑啸的关系，而苏剑啸到延安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是通过我和我们党的关系。
苏剑啸在延安进了抗大第十队，我是在第十五队，因为学习和训练紧张，学习期间，我和苏剑啸只见过一面。
苏剑啸在银川和延安期间一直和额济纳旗保持着联系。那次见面，苏剑啸把我们走后额济纳旗变化告诉了我。我们走后不久，李才桂被撤职调走。兰州方面换了一个姓杨的专员到额济纳旗接替了他，杨专员来不长时间也调走了，现在额济纳旗的专员是连钟山，连钟山是绥远人，这个人在解放战争时期随傅作义一起起义。这时额济纳旗的情况比较稳定，对继续开展共产党的工作是有利的。
我把苏剑啸向我介绍的情况向中央组织部做了汇报，并主动要求再回额济纳旗工作。组织部和我谈话的是组织科长王鹤寿，经过研究，组织部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说等我学习结束后再另行分配工作。
抗大的学习结束以后，组织部分配我到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工作，我办好了手续作好了准备工作，准备出发时，我又遇见了林伯渠同志。林老询问了我的情况，我把苏剑啸向我谈的都向林老做了汇报，林老听了我的汇报，认为我还是回额济纳旗比较合适，党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工作还是要有人搞的。随后，林老给我写了个字条，让我去找组织部。我拿着林老的字条，又找到组织部的王鹤寿同志，这样组织部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重新分配我去额济纳旗工作。
我路经西安，又回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兰州组织上把我安排在一个秘密党员家里。在兰州住了不几天，我意外地碰见了苏剑啸的弟弟苏保太。苏保太是来兰州养伤的。
原来，我和苏剑啸走后，苏保太代理了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苏保太原是国民党兰州黄埔分校的学生，和李才桂是一个系统，也可能是因为他是苏剑啸的弟弟，又和李才桂有关系才得以代理参谋长的。在他代理参谋长期间，带兵到中蒙边境上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卡的外蒙古军队与苏联人接了一次头。外蒙古军人和苏联人对他很友好，临走时还送给他一些笔记本、钢笔作为纪念品。可是会晤结束后刚分手，苏保太带着人突然向外蒙古士兵和苏联人开枪射击，对方只好还击，结果打伤了他。不过对方使用的是猎枪，他的伤势并不重。事情发生后，苏保太向兰州方面报告了这一“边境冲突”，谎称他到中蒙边境视察，外蒙古士兵和苏联人向他袭击，打伤了他，以图邀功请赏。结果兰州国民党方面相信了他的话，让他来兰州养伤，还给了他一笔钱，作为他反共反苏有功的奖赏。
和苏保太见面以后，我说我还要回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去。苏保太本来是猎枪伤，并不重，也决定和我一同回额济纳旗。于是我和苏保太一路，打道酒泉、张掖、金塔，又踏上了重返额济纳旗的归程。
二进额济纳旗
第二次到额济纳旗，我仍在防守司令部工作，并和苏保太住在一起。不过这一次通过组织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搞到了一张委任状，委任我为中校秘书。同时，我还兼任了额济纳旗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共有十八九个学生，年龄不等，大的有十五六岁了，我教他们汉语、算术。
这时额济纳旗的形势和我第一次来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王爷兼旗札萨克已不是图布新巴雅尔，而是图布新巴雅尔的弟弟塔旺嘉布，人称塔王。塔王以王爷的身份兼旗政府的札萨克和旗防守司令部的司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额济纳旗的办事处，专员连钟山，为人处世老练、世故，比我大一两岁。连钟山虽然和李才桂一样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但他可能吸取了李才桂的教训，使用的办法较为平稳、缓和。同时，额济纳旗又派进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个正式的建制团，约有2000多人。这个团的团长姓马，师长叫杨德亮，这个建制团直接归杨德亮指挥。显然，国民党加强了对额济纳旗的控制，他们还增设了联络、侦察、电报等部门，当然这和额济纳旗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
这次来额济纳旗，中共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更明确，具体有两条，教育蒙古青年和团结蒙族上层。教育蒙古青年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我担任小学校长。利用我在防守司令部的公开身份和职务上的便利做王爷和他手下人的工作。我利用串门子、打麻将和他们保持感情上的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我来时伍修权同志曾指示我，要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对国民党也要区别对待，能团结、争取的要尽量地团结争取。可是我在额济纳旗虽然不像上次那样和他们搞得十分敌对，但和他们还是不联合，他们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们。
我在防守司令部任秘书，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帮王爷训练部队，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同时训练部队的还有一个人，他是王府的教官，名叫张洪林。张洪林从外蒙古过来的，对外蒙古的情况很熟悉，蒙汉语兼通。我曾找过他。我为什么要找他呢？我来时伍修权同志还指示我，万一在额济纳旗站不住脚，能从宁夏方面返回最好，如果从宁夏方面回不来，就到外蒙古去。当时我问伍修权同志，我到外蒙古没有关系，伍修权告诉我，只要想办法去，到时候组织会通知你的。就为这事，我找过张洪林，希望他在必要的时候能带我去外蒙古，可张洪林不论我怎么做工作，说什么也不干，我只好死了这条心。
我在额济纳旗一边在学校任教，一边在旗政府帮王爷训练部队，大约一共住了有4个多月的时间，和塔王以及他手的人混得已相当熟了。有一次，塔王宴请当地军政界的头面人物，参加的有连专员、马团长、国民党方面的其他官员和王府的官员，我也参加了。在酒宴上，国民党的马团长、连专员和其他人有意把目标对准我，一个劲地向我灌酒。我终于喝多了，喝醉以后，我控制不住自己开始骂国民党，如何坏，如何勾结日本，如何欺压蒙古人。可我自己当时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况都是我酒醒以后蒙古朋友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当时骂得特别厉害，如果不是在王爷家里，那天是很危险的。虽然我借酒醉骂了他们，表面上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我也加倍提高警惕，知道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找机会进行报复的。不久，负责整个额济纳旗防务的国民党师长杨德亮来到额济纳旗。杨德亮住了几天以后，有一次专门到王府找我，王爷塔旺嘉布也在场。杨德亮对我说：“我们从各方面了解，你是从延安回来的，是共产党，如果你想在我们额济纳旗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你必须向我们写自首书，坦白自首，如果不写，那是绝对不行的。”他还讲了很多，中心意思不过是我如果自首投降，他会给我介绍如何如何好的事干，每月有多少多少的薪水，给我高官等等。反之，不但在额济纳旗不准我再住下去，以后也绝对没好下场。
我听了杨德亮的话，心想，果真来了，不过我也不怕，我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我对杨德亮说：“延安我是去过，不过你怎么能肯定从延安出来的都是共产党呢？去延安的人多得很，有的是共产党，有的就不是共产党。我这个人平时吊儿郎当，自由惯了，不够条件，人家共产党不要我。如果人家要我的话，我可能早就参加了。可我不够条件，人家不要，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接着说：“我又不是你们找的共产党，写什么自首书呢？”杨得亮没有办法，临走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他走了以后，我想，事情已经很明显，我早已被他们注意了，工作再没办法开展了，再继续在额济纳旗住下去也不是个好办法。后来有人到兰州去，我托人向伍修权同志汇报了我的情况，组织上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带信通知我及早离开额济纳旗回兰州。后来，我找了个机会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离开额济纳旗，返回了兰州。
两次在额济纳旗工作，我对额济纳旗的图王和塔王的印象都还可以，他们较为开明，并且与德王及日本人方面也没有什么联系。
我在额济纳旗工作过两次，虽然时间不太长，可在我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过40多年了，一直难以忘怀。
注：本文根据1984年4月10日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招待所走访周仁山同志的录音整理。本文题目和小标题是整理者加的。我们将此文于1984年10月20呈报北京周仁山住处，周仁山同志病情恶化，未能亲自审阅。
附一
额尔登陶格图淡周仁山同志
额尔登陶格图忆述巴图敖其尔翻译
丙子年，也就是公元1936年农历九月份，我接受塔旺嘉布公、管旗章京牛顿等指示，带着致阿拉善旗协理罗巴图孟柯的密信，由我和巴依尔二人护送苏剑啸、周仁山，经过拐子湖、莎日札等地安全抵达衙门街（现在的巴彦浩特），而后我和巴依尔返回额济纳旗。
周仁山同志三年以后，1938年再次回到额济纳旗。1939年，由哈布图盖查汗、塔斯木二人秘密送出额济纳旗。
特此！
额尔登陶格图
1982年9月4日写
注：原是蒙文。
附二
周仁山同志生平
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优秀的民族工作者周仁山同志，不幸于1984年11月7日因病逝世，终年72岁。
周仁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艰苦奋斗40余年，足迹遍及鄂尔多斯草原、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流域和天山南北，晚年则从事民族立法工作，为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周仁山同志1912年11月生于甘肃省华亭县，1936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在中学时代即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青年社”，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秋，经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派往国民党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做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再次派往额济纳旗工作。回延安后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研究室研究员，参加了研究起草《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个重要文件的工作。以后又在陕甘宁边区三边专署担任副科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周仁山同志先后担任内蒙古鄂托克旗工委书记、伊克昭盟西部工委书记、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兼伊克昭盟支队政委，积极发动群众，培养干部，建立蒙汉人民武装和政权，大力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团结民族上层，进行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了伊克昭盟革命根据地。
全国解放以后，周仁山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青海省委民族部长，统战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当时残匪窜扰，情况复杂，斗争尖锐。周仁山同志在省委领导下挑起民族、宗教、统战领导工作的重担，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慎重稳进的方针，提出了许多切合青海情况和当时形势的重要意见，经省委决定后又由他具体组织实施。积极促进民族贸易，接近和影响群众，创建民族公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采取召开民族联谊会等多种形式，广泛联系民族、宗教上层，进行大量的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迅速地打开局面，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对个别民族上层人士，经过17次耐心争取，终于达到了团结的目的，受到中央、西北局的表扬。
1956年以后，周仁山同志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党组书记，长期主持区党委（工委）的日常工作。西藏是一个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对西藏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周仁山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参与制定了有关农村、牧区、边防和上层统战工作等许多具体政策和重要措施，保证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西藏的贯彻落实。他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重视培养藏族干部，耐心地团结教育上层爱国人士，团结西藏各民族，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防，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西藏实现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仁山同志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十年动乱期间，周仁山同志遭到打击迫害，蒙受冤屈，他依然坚信和热爱党，坚持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78年恢复工作，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区党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为保证新疆的安定团结，发展新疆的大好形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1年以后，周仁山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为了加强立法工作，他积极钻研法学理论，不顾年迈多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与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工作，他病重期间还在学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心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工作，始终战斗不息。
周仁山同志十分注意自己的党性锻炼，他自觉服从组织决定，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严格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处处维护党的团结，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牧区、农村，同群众生活在一起，时刻为群众利益着想；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党外人士以诚相待，对干部关心爱护，对少数民族干部更是精心培养，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
周仁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一生。周仁山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一位优秀的民族工作者。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仁山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品质，同心同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民族团结，为全面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纲领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