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奇斯钦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于1949年在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所发动的“蒙古自治”运动，是他最后一次所领导的民族运动。当时大陆解放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此时，德王为了使“蒙古自治”运动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亲自到了南京。到南京后的德王，看到总统蒋中正引退，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主政、和谈空气弥漫，觉得留在那里也不会给蒙古争得到什么，莫如回到地方，搞起自治，即便不能长存，至少在将来还可以在政治上给蒙古打下一点基础。于是就以去西北为国民政府在蒙古地方作些部署为理由，请李代总统派飞机送他去西安，再转兰州。他的请求得到李宗仁的同意，于1月下旬与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之弟、立法委员达穆林旺楚克，国民党内蒙党务特派员、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以及德王自己的随行副官图们德勒格尔等，自南京经汉口飞抵西安。德王在西安小住数日，见到国民党政府在当地的最高统帅胡宗南。德王向他表示，可能以自治号召蒙旗人士团结一致，防阻共产党进一步的扩张。胡氏对他的主张觉得尚无不可，并愿予以支持。到兰州时，正值在那里的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被指派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将赴南京转趋北平。德王和他会面，提出蒙古自治的愿望。张氏在新疆是以开明不歧视其他民族著称的。这时他表示，他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蒙古自治愿作合理的支持。德王对这次的谈话深为满意。德王在兰州也见到马鸿逵、马鸿宾、陶峙岳等军政要员。马鸿逵当时是宁夏省主席。他是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样之子。马福祥当年对吴鹤龄曾予以相当的支持。他希望内蒙古人争到某种权益时，回族也可以援例。因之马鸿逵对广义的蒙古自治并不反对；可是他与阿拉善旗的达理札雅为了盟旗、省县权力之争，弄得水火不容，对于外来的德王反没有什么芥蒂。当德王谈到蒙古自治时，马氏的回答却是：“那么我们要和蒙古合作。”这样的答复使德王相当满意。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堂兄弟。陶峙岳是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兵团司令。后来西北解放，马鸿逵一家去了美国，马鸿宾与陶峙岳都投入投诚。
到兰州后，达穆林旺楚克携何兆麟先去定远营。德王向他们表示也愿去定远营共商蒙古今后的大计。不久，德王接到达理札雅热意欢迎的回音。这件事就当时蒙古人的政治而言，是相当的一个转变。达理札雅在阿拉善一向是居首要的地位。现在他要把公认为内蒙领袖的德王请到定远营，无疑是承认愿接受后者的领导。这种退让精神实在难得。达理札雅与德王之间并没有深厚友谊。在百灵庙自治运动时期，德王处处联想到阿拉善，这样使两人的关系颇为接近。德王也为了进一步的联系，曾派王枕华和一架无线电台去定远营。不久日军西进，从这时起两人关系又趋疏远。
王枕华喀喇沁左旗人，他去定远营原有德王嘱托的使命。后来他与达王建立起私人间的友谊，另一方面由于同乡之谊，他与李永新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久他就由达理札雅与德王间的桥梁变成了达理札雅与李永新之间的桥梁，也由于这种关系他受到达理札雅和李永新双方的支持，与1948年当选为监察委员。所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达理札雅是接近李永新一派的。因此他和何兆麟以及当时任中央国军新第三师师长的白海风等的私人关系也比较亲密。何兆麟在北平时就和达穆林旺楚克非常接近。德王就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府矛盾中离开兰州，抵达了定远营。达理札雅不仅诚意的欢迎德王，也很热诚的欢迎了当时由北平等处集合在兰州一隅的蒙古人士，甚至表示尽可能负起他们的生活所需。如此一来这个位于贺兰山与大沙漠之间的绿洲小城，立即变成内蒙古的政府中心。
以定远营为首府的阿拉善旗和位于它西北的额济纳旗，原是以西套蒙古为称的，它们都是直隶于中央而不属于任何一盟的。1928年，宁夏区建省之后，它们又被划在这个新省区之内。从那时起，这两旗与宁夏省政府也就是与马鸿逵之间的摩擦连续不断。在这种关系上，额济纳旗总是以阿拉善马首是瞻，而居于被领导的地位。阿拉善的王爷曾尚公主，后来也一直与满洲贵族结婚，生活习俗完全是京华派，汉化已深。在城垣内外的住民，除寺庙喇嘛以外，多半是与满洲人有些关联，生活也相当汉化。这些都与离城较远、与在草原沙漠地区纯游牧民的生活方式相距甚远。换言之，在阿拉善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精神思想是二元的，也是相当矛盾的。达理札雅自己的夫人是清朝逊帝溥仪之叔载涛之女。由于这些关系他也是京华派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与马鸿逵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盟旗、省县之争，进而变成民族的斗争。如此不论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怎样，他仍要做一个为蒙古人争自主的当权者。与他相反的是协理台吉罗巴图孟柯（汉名罗相丞）。他虽然也住在定远营城里，过着半京华式的生活。可是他是城外沙漠里游牧民的偶像。他的意见时时与达理札雅对立，但由于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达理札雅也无法把他排挤于政治圈外。他也是阿拉善旗保安队长。在这两个矛盾势力之间，作缓冲的则是与罗巴图孟柯有姻亲关系的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及其弟管旗副章京陈那笋巴图。罗巴图孟柯由于他对蒙古的热爱，对德王崇敬异常，对外来的蒙古人也尽予以照顾。
在前述的复杂关系外，还有其他的政治牵扯。在定远营城外有些汉商，他们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可是在他们附近，驻有一营，有时是两营，由宁夏马鸿逵派来的军队。他们实际上是在监视达理札雅和阿拉善的。虽然阿拉善的兵力足以应付这支军队，但他们是有更大的后援。此外，还有由国防部第二厅派来的军统局情报员罗大煟少将，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派来的王君惠。德王到此，当即成为他们监视的对象。何兆麟本人既是蒙藏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又是国民党内蒙党务特派员，当然不断的透过王君惠“报告”德王等人的行动。受到军统和中统的影响，达理札雅自己也组织了他个人的特务组织。此外在罗巴图孟柯的掩护下，还存在着外蒙古的谍报人员。
德王的到来，和各地政治背景不同的蒙古人士的集合，使定远营的情形更趋复杂，好像一个新的变化已经随着时局的转变来到了这个沙漠的边城。德王能够说动达理札雅、接受发起自治运动的理由是：我们要趁国民政府控制力已渐衰退，共产党的力量尚未到达，回教马家军阀自顾不暇，且碍于大势所趋，不能对于蒙古施以高压的机会，倡言自治，造成既成事实，进可以保存实力，退也有个名堂。这样可能对民族、对历史都有个交代。
在德王到定远营的同时，于1936年在百灵庙因煽动保安队叛变之嫌而遁走的白海风，也为了个人的安全到定远营来。他与德王之间不是没有隔阂。且由于他与达理札雅及何兆麟的关系和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自然会成为达理札雅的谋士。德王的意见经过他和何兆麟的分析之后，无疑的会影响达理札雅的看法，而且他们的分析，又时常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而把民族的问题置于其次。如此这一个自治运动从它的开始，就有了矛盾的萌芽。
何兆麟在他以有意的曲笔和讹误的记忆所写成的《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里说：“德王来到阿拉善旗不久，便向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提出蒙古自治问题。他说：‘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总没有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它答应不答应，应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当时大家认为时局已经如此紧张，怎么能够进行这种事呢？就是勉强为之也怕徒劳无益。表示仔细考虑而后再说。德王接着连续几次提出来商量，大家总不免有些顾虑，怕解放以后给自己添出许多麻烦。随后，白海风乃密对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3人说：‘现在时局已经很紧，形势是已经定了，蒙古自治这件事，在国民党领导下是不应该再办，但是如果要办的话，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因当把从东北跑过来的那些蒙古武装军政人员设法收容起来，不至东奔西逃到处为害，就是将来解放了，也对解放有一定的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一时解放不了，这部分军政人员也是一部分力量。还可以借此搞搞地方工作。’达、何、巴3个人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也有些道理，认为如果将来解放不了，对国民党来说，自治而不是什么背叛，如果将来解放了，对共产党来说，给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堵截住叛匪，消除了内蒙西部地区的战争危害，是为迎接解放，而不是抗拒解放，这是一举两得之事。这种政治投机的反动思想和德王封建统治的反动思想，到此恰好合上拍了。于是又经过了几次商谈，大家便一致同意成立政府，实行自治。”
何兆麟这样写法是明显的为了要向共产党作交代。把这一段要求自治的“罪恶”完全归给德王，把“政治投机”归之于白海风，这样可以洗刷达理札雅、巴文峻（后改名为巴彦涵）和他自己。不知何氏写纪要时，白海风是否尚在人间？（按：白氏死于1958或1959年，何氏“纪要”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7～31页。笔者得自香港旧书摊）在何氏“纪要”的这一段里，有“能够把从东北跑过来的那些蒙古武装军政人员设法收容起来，不至东奔西逃，到处为害”一语。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之际，白海风就有意把乌古廷的部属篡夺过去，未能如愿。1948年年末，他又发动同样的活动仍是以失败告终。从他这时的话里还可看出，他仍是要把那些反共武装部队接收过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可是这一件事一直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何氏所说作政治投机一节，就笔者与白、何两人接触的经验而言，极可能是两个人的共谋。至于达理札雅的为人，无论在何氏的笔下怎样描写，他还是一个热血之士，当时他欢迎德王确有诚意。后来虽受白、何两人的影响改了初衷，但在开始的一段无论是达理札雅或是巴文峻（巴彦涵）都是诚心诚意想为蒙古民族找个出路。其动机的纯洁是与何、白两人不可同日而语的。
巴彦涵何时到定远营，笔者已无法确定，但觉得他的到达似乎是在德王之后。巴彦涵又名巴文峻，字维嵩，土默特旗人，早年曾在法国里昂Lyon大学攻读化学，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担任蒙藏委员会参事。那时他与吴鹤龄没有交谊。后来李永新把持党务，造成所谓东蒙派与西蒙派，其实莫如说是喀喇沁左旗与土默特旗——两派人士之间的对立。巴氏是后者领袖之一。因此他与李永新、何兆麟等也没有私人的交谊。在抗日战争时期巴彦涵成为傅作义支配下绥境蒙政会的要员，他与德王的关系自趋疏远，当德王到定远营时，他是绥境蒙政会的秘书长。据笔者自己和巴氏谈话以及德王所告知，巴氏听到德王已去定远营，就来会晤。他对德王要求自治的主张极为支持，并且自动要以绥境蒙政会的经费来支持这一项活动。他的动机决不像何兆麟所说是由于政治投机。
这时在德王前后陆续到达定远营的已经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乌兰察布盟长林沁僧格和他的儿子雄诺。林沁僧格前因剪断辫发之故受到德王的责备，两者间发生了芥蒂。这时他听说德王到定远营，特从乌盟中公旗的巴彦商都庙赶来会晤。雄诺是蒙古青年同盟的盟员。此次还有：宝德巴资尔，西公旗人，国大代表、青年同盟盟员；达格瓦敖斯尔，青年同盟盟员，呼伦贝尔国大代表；雄诺郭都布，锡盟代理盟长、青年同盟盟员；阿拉坦瓦齐尔，锡盟苏尼特右旗协理、青年同盟盟员；阿格栋噶，锡盟乌珠穆沁旗人、国大代表；赵那苏图（赵汇川），布特哈部人，蒙古政府旧属；贡其格，汉名包国民，原属东北蒙旗保安队；贡森，察哈尔知识青年；乌尔根达赖（汉名韩裕如），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托克旗）保安司令等。
在这些人到达之后，德王要求自治的主张得到了更大的支持。最后还是征得达理札雅的同意，于4月13日在定远营，以前述的一些人为基础召开了内蒙各盟旗代表会议。由德王和达理札雅的互让，公推巴彦涵为大会主席，德王、林沁僧格、达理札雅、巴彦涵、都固仁仓（白海风）、那森孟和（何兆麟）、乌尔根达赖7人为主席团主席。来宾有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代表，中国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书记长周百煌、国防部军事专员罗大煟少将等。在主席巴彦涵致开会辞后来宾们也相继致词。双方在词汇上都很谨慎，避免刺激对方。换言之，起码在宁夏马家方面是没有采取反对的态度。这也增加了所谓政治投机分子们的勇气。白海风、何兆麟2人从未用过蒙古名字，这时改用都固仁仓与那森孟和，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民族情感的冲动，其实这正是投机的征象。假如自治成功，他们有份，如果失败，也可以说他们两人并未参加。这一场大会，经过3天的会议，为了推进工作议决了下列的几项议案，并推定一些重要人选如下。
（一）内蒙自治案：鉴于国际与国内大势所趋，我内蒙必须一致团结，遵奉三民主义：“对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之原则，实行内蒙自治，俾能御侮图存，从而自力更生，并联合边疆建立巩固之国防。
（二）组织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案：（1）推派代表晋京向中央政府请愿，允我内蒙施行自治，并予以扶植。（2）于过渡期间先行筹组“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为内蒙自治统一最高机构，筹划内蒙自治一切准备事宜。
（三）筹措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案：本会筹备经费及进京代表所需之款，拟暂由各盟旗备垫，其数拟定2万银元，由各盟旗就旗之大小分别承担，因陆续支用，可先筹15000元，以资应急，俟正式机构成立后再设法付还。
（四）成立内蒙自治军案：内蒙正处于御侮图存、保境以安民生，并建立巩固之国防，故必须成立内蒙自治军，其建军计划由自治筹委员会负责筹划进行。
（五）选举自治筹备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委员、常务委员案：经大会公推：伊克昭盟盟长、绥境蒙政会委员长阿拉坦瓦齐尔为委员长。德王、林沁僧格（乌兰察布盟盟长）、巴彦涵（绥境蒙政会秘书长）、达穆林旺楚克（国民政府立法委员）4人为副委员长。
达理札雅、那森孟和（何兆麟）、罗巴图孟柯（阿拉善旗协理）、吉利占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赵那苏图（赵汇川）、额尔德尼保勒特（奇忠义、伊盟郡王旗札萨克）、补德巴资尔、塔旺嘉布（额济纳旗王爷）、巴云英（乌盟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图们吉尔格勒（刘宝财、鄂托克旗保安副司令）、阿优尔札那（奇文卿、札萨克协理）、巴图毕勒格（乌盟中公旗协理、立法委员）孟克吉雅（鄂托克旗代理札萨克）、都固仁仓（白海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荣祥（绥境蒙政会委员）、雄诺敦都布（锡盟代理盟长、阿巴噶右旗札萨克）、色楞那木济勒（察哈尔盟盟长）、乌尔根达赖（韩裕如、伊盟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胡克巴图尔（胡凤山、绥境蒙政会委员）、鄂齐尔呼雅克图（绥境蒙政会副委员长）等为委员。
都固仁仓、荣祥、乌尔根达赖、胡克巴图尔、鄂齐尔呼雅克图、色楞那木济勒、雄诺敦都布等为常务委员。
（六）推选晋京请愿代表案：公推德王为首席代表，林沁僧格、鄂齐尔呼雅克图、金巴图道尔吉（阿拉善旗国大代表）为代表。赵那苏图为秘书。
（七）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
第一条：为适应环境，遵奉三民主义和彻底实行自力更生、御侮图存起见，并促进内蒙自治，召开盟旗代表会议，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第二条：本会经盟旗代表会议决议通过，筹备办理自治及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各项准备事宜。
第三条：大会筹备期间定为三个月（但必要时得延长）。
第四条：大会会址，授权筹备委员会选择适宜地点。
第五条：本会设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4人，常委8人，委员14人。
第六条：本会常务委员会每半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委员会。以委员长为主席，委员长因故不能出席时，由副委员长轮流代理之。
第七条（缺）
第八条：本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委员由盟旗代表会议选任之。
第九条：本会设秘书长1人，秉承委员长、副委员长处理会务，监督所属职员，由委员长提交常务委员会同意后任命之。
第十条：本会设左列各处，分掌各项事务：
1.秘书处：掌管机要文件、印信、档案、会议记录、撰核文稿收发文件，缮校翻译、考核人事、任免奖惩等事项。
2.总务处：掌管庶务、保管公物、交际联络及不属其他各处之事项。
3.参事处：掌管审核法律、命令及建设探讨与审核财政预算决算等事项。
4.财务处：掌管编制预算、决算等计划经费及会计出纳等事项。5.民治处：掌管调查户口、登记土地及一切民政事项。
6.教育处：掌管教育、文化、宣传及训练等事项。
7.卫生处：掌管卫生行政及医疗防治等事项。
8.保安处：掌管指挥各盟旗保安队及地方一切保安行政事项。
9.建设处：开发矿业、修筑公路、改良农牧及其他建设事项。
第十一条：本会各处设职员如左：处长、副处长、参事、秘书主任、秘书、科长、技正、科员等。
第十二条：本会设参议、顾问若干人，由委员长就各盟旗佐治人员中遴选充任，分办轮流驻会代表，各该盟旗接洽办理各该盟旗之事项。
第十三条：本会筹备工作期限届满时，召开内蒙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自治机构。
第十四条：本会会费由各盟旗分配垫之。
第十五条：本会会议规则及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六条：本大纲自盟旗代表会议议决施行。
（八）向蒙藏委员会请求转呈中央准予自治请愿书。其原文如左：
为呈请转请宣布准予内蒙自治以安蒙旗而固国防事：窃维我国幅员广大，少数民族遍布边区，国防之安全，不能仅恃武备，势须增强少数民族向心之力量，精诚团结，使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始克有济。我内蒙人民近两百万，而文化教育经济水准亦日趋进步，足以分负国家之一部责任，更足以负荷自身之一切治理任务。故十余年来，我内蒙人士奔走呼吁，要求内蒙自治，原基于此种事实，更基于总理三民主义之遗训及世界民族解放潮流之要求也。今鉴于国防与国内大势所趋，我内蒙必须团结一致，研求自救救国之道。特于本年4月13日召开内蒙各盟旗代表大会，共商大计，当决议：
1.遵奉三民主义之“凡国内各民族，政府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之遗训，请愿中央准予内蒙自治，俾能御侮图存，从而建立坚强巩固之国防。
2.正式自治机构成立以前，即日先行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准备自治一切事宜。
是以代表等遵依大会决议，业已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一切自治事宜，增强国防，安定力量，期缓中央北顾之忧，惟事急势迫，伏恳钧会转请俯念蒙古人民谋国之忠贞，自救之情切，盱衡全局，乾纲立断，迅赐俯准，宣布内蒙自治，以符国策，而固边疆，蒙旗幸甚！国家幸甚！
谨呈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
内蒙各盟旗代表：阿拉坦瓦齐尔、德穆楚克栋鲁普、林沁僧格、巴彦涵、达穆林旺楚克等49人
（以上几份文件见卢明辉在本书第219页至221页所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逃亡时在广州集商审查内蒙自治方案有关文书》）
前述所列的几个文件，与其说是对内，莫如说是对外的用意更重一些。其起草者不外是巴彦涵、何兆麟、赵那苏图等人。他们虽然同意自治，但决不愿开罪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因此这几个文件都是强调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自卫、御侮图存。关于人事的安排，德王虽倡言自治，但不愿事事都由他领导。免得被人误会，所谓自治都是由他一人搞起。再则他也的确期望自治有成，不必自我，所以一再谦让，希望达理札雅能够出头领导。可是达理札雅看到德王谦让，自己也不好接过来。因此大会就把伊克昭盟盟长阿勒坦瓦齐尔推为主席。达理札雅又为了协调阿拉善内部的人事安排，自己既然退让，就推荐自己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为副主席之一。最后由德王和达理札雅共同推荐，大力支持这个运动的巴彦涵为秘书长。
在这一场聚会以后，无论国民政府的反应怎样，内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总算在定远营成立起来。它最重要的工作是：（1）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2）拟定蒙古自治宣言。（3）拟定内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
德王虽不愿作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自动愿去广州担任这项艰巨的工作。林沁僧格以乌盟形势紧张辞谢了担任代表的任务。鄂齐尔呼雅克图并未从伊盟来会。只有金巴图道尔吉可以同去。赵那苏图在蒙古政府时期，以私向华北政权王辑唐谋职，遭到罢黜。可是这时他又追随到定远营，德王看他善于辞令，不念前愆，叫他做秘书随行。在一切都决定后，却困经费无着，等到5月中旬才由定远营出发，经宁夏、兰州、西安、重庆而到达广州。
在德王一行启程之前，阿王原拟亲来定远营，不料在他访问国民党绥蒙党部之际，因脑溢血突然逝去。当时在定远营的人们希望德王担任主席职务，另派人去广州。德王不肯接受，协议的结果乃由巴彦涵秘书长代理，行主席职务。
德王广州之行一再延期，其间给他在定远营所倡导的自治运动造成一场莫须有的纠纷，使这些甫经团结的人们在精神又趋分裂。甚至也影响到德王与达理札雅之间的感情。德王早在北平隐居之时，就对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里中共方面所提在一定区域内居住的少数民族，应赋予自治权的主张颇为向往。按德王自己的想法，其所以应享自治权的理由，因为是一个民族的缘故。所以蒙古人也应以一个民族的立场来要求，才可以达成自决自治的目标。对于德王这种看法，何兆麟认为要求过高，而且自决一词尤为中央所忌，硬来要求不仅开罪中央而且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白海风一面虽想和中共打交道，一面又不肯开罪于国民政府堵塞自己的后路。因而何、白两人就劝达理札雅不要接受德王的意见。达理札雅起初欢迎德王，也难免有要借德王的声势达成某种政治上的欲求，给盟旗争回若干权利，而不是真要为民族自决自治作无条件宁可玉碎的斗争。换言之，达理札雅也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人物。经过何、白两人的游说，自然不敢接纳德王的主张。同时支持德王的内蒙古青年同盟的盟员，如，达格瓦敖斯尔、雄诺、雄诺敦都布等和一些积极分子则极力倡言，一定要求民族自治，并主张必须把民族自治的口号明显的揭示出来。这种浪漫主义的作风，与现实主义的想法形成对立。以致在每一次的聚会都形成情感冲动的热烈辩论，终于造成了思想上的分歧。德王认为对方太没有民族热情。达理札雅认为他所欢迎来的流浪分子是基于空想无端的制造麻烦，也十分失望。巴彦涵看到双方坚持不下，感到心灰意冷，放下了对筹备工作的推动。德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定远营前去广州的。
于1月间，德王由北平到达南京之时，正值总统蒋中正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务。3月下旬，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以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和谈失败，4月下旬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可是主力却转到台湾。在动乱中也有一些在北平和在南京的蒙古人士移居台湾。德王到达广州后不久就给在台湾的吴鹤龄、吉尔噶朗、乌古廷、札奇斯钦和前主席府秘书策仁多尔济等拍发电报，叫他们先来广州商议今后的步骤，再去定远营共同推进自治运动。在他们之外，从台湾前去广州再转定远营的还有李守信、岸门卜和以及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旗长那木海札布（汉名韩凤岐）等数人。
德王到广州后，即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出头招待，把他们一行安置在凤凰酒店居住。德王把一份交蒙藏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请愿书面交白云梯外，也特别嘱咐他以蒙古人的立场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这个要求，促其实现。白氏虽表示理应支持，可是在实际上他力量不足难以推动。德王见李宗仁时，一再反复的向他陈述，内蒙古处于中共的威胁下，必须团结自治、自卫图存的理由，要求他予以同情准许自治。李氏对德王的要求没有给予或正或反的答复，只是说兹事体大须要进一步的研究，并叫德王多与内政部长李汉魂商洽。因此德王与李汉魂作了数度的会商。据德王对笔者说，李汉魂对蒙古民族要求自治一事颇表同情，认为蒙古人的要求并不过分，且说按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这也是应该实施的。愿把蒙古方面的意见代为转达。德王也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见面。秦氏前在察哈尔省政府任主席时与德王颇有交谊，对德王此行很是同情，对他的要求也表示理应支持。但是在德王要见行政院长何应钦时，这位曾任蒙古自治指导长官的行政首长却对德王颇有成见，一再以公务忙为借口不肯接见。后来德王托蒙古籍立法委员薛兴儒代问何氏的意见。何氏表示德王先搞自治，后来投靠日本，恐不可靠。这就是何氏所以称公务忙的理由。也基于这样的因素，德王在广州的活动也注定了难有成就。
5月末，何应钦因得不到在台湾实力派的支持，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这时出来接替他的是自民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的不倒翁阎锡山。在我写的《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前面几章，曾有数处提到他对蒙古政治的观点和他破坏蒙古自治运动的经过。这时他出任行政院长，自然使德王来广州的使命更难达成。阎氏不仅对德王没有好感，就是对白云梯也不例外。他为了不开罪于东北籍立法委员们，就把没有政治作用的白氏拿掉，把曾任财政部长、东北出身的关吉玉派做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拿这一个虚缺来平衡他的人事关系。阎氏还为了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拉近关系，特别邀请朱家骅来作行政院的副院长。在这次的改组中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而且对德王的要求有些理解和同情的李汉魂，离开了内政部长的职位。这样，德王又须把他前来广州的目的和希望再向这些新政要重述一番，重新接头。关吉玉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敢负责，只是向行政院长阎锡山推。德王在见阎氏之前早已料到不会成功。见面的结果是，阎氏果然是采取了过去的传统，想用拖延的方法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说：“现在最重要的莫过于军事。蒙古问题要等大局好转才可以谈。”德王也作了相当坚定的表示，对方也没让步。在这次没有结果的会面之后，阎氏又为德王举行了一次宴会。那时德王又以孙中山“对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的遗教为理由，再向阎氏提出要求。阎氏的答复是：那是永久的主义，而他自己的责任只是限于现实的政策。这样第二回合德王与阎锡山的谈话仍是在不愉快的气氛里无结果告终。
在这以后，德王又和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会谈一次。朱氏是在对国内民族问题比较开明著称的。他对德王所说虽表示个人的同情，但对自治问题并未表示可否之见。只是同意发给银元1万、步枪200支而已。德王对这样的结果，认为国民政府对蒙古问题过于忽视，大失所望。
在德王到广州后，战局日趋严重，阎锡山也觉得完全叫德王失望，也会大失蒙古人心，激成巨变，莫如说几句空话叫德王得以回去有个交代。于是仍用拖延的办法，对蒙藏委员会上呈有关德王所申请的问题，于6月30日加以批示如下：
“内蒙各盟旗自治筹备委员会准其成立。其自治之实施，应先办理调查人口、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等事项，俟完成自治条件，再行核办。”
就这一件批示来说，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虽然是核准了，但它所办的事，只限调查人口、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等，把这些事项都办好之后才可以谈自治。这是条件。至于那时是否准予自治，还要等候“核办”。
这时德王的老友、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觉得这样使德王失意回去，深恐无法收拾蒙古民心，自动送给德王手枪100支，并且说“对这样重大问题，自己以职责所在不能出面支持，况且总统蒋公引退，也无人做主。多数武器无法赠与，还请原谅。”把这100支手枪和行政院所拨的1万银元赠给德王，后来德王从广州带回定远营。其余行政院所拨的200支步枪，因搭飞机无法携带只好留下。其实在解放军大举西进的压力下，这点武器连象征性的作用也够不上。
在这时另一段插曲，是有关军事方面的。前在东北蒙旗反共武装部队之中，以乌古廷所编组的那一部武装部队最为出色。这支部队曾引起白海风的兴趣，数度想把他们收归他的指挥之下，可是均告失败。在解放军席卷东北之前，东北行辕把这部分武力改编为新编骑兵第一旅，以一个满族人关邦杰为旅长，乌古廷调离军队。但是这支蒙古部队本身并不希望这样的改编。当国民政府在东北军力溃散之际关邦杰也无法统驭，就由一个年轻的团长苏和巴图尔率众突出解放军的重围，由锦州附近通过卓索图盟数旗和热河省的几县进入张家口以北的地区。途中遭到拦截，但他们还是劫获了被俘的傅作义的大将孙兰峰，继续向西进驻到归绥以北武川一带地方。
为了争取给养，他们把孙兰峰送到归绥希望由他的中介与傅作义的另一员大将、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建立友好关系。董其武对这一部分反共武力的办法，与10余年前傅作义对付由百灵庙反对德王与日本合作“起义来归”的保安队一样，先给他们一些食粮以安其心，然后设法缴械解决。可是董其武的诡计被他们识破，知道受了孙兰峰的出卖，就突围向西，经乌兰察布盟的中公旗，向宁夏和定远营推进。乌古廷去定远营的动机，就是想把这一部武力再予整编。这时白海风也想乘机把他们笼络起来收归己有。
李守信以为假如德王能创一个局面，他自己基于已往的关系，总可以拿到仅次于德王的地位。他也想自己以前在蒙古军中的地位，足以号召任何蒙古武力，尤其是对由东北来的部队更无问题。正好这时由于他一个老友高雅洁的介绍，马鸿逵也有意找李氏去宁夏招抚旧部，共同应付解放军的威胁，守卫宁夏。基于这样的理由，他听到德王到广州，虽然没有专电邀请也主动前去，然后就由广州去了宁夏。可是他到宁夏之后发现马家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而来自东北的武装部队也是以定远营的蒙古自治政权为归向目标，并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为马家卖命。这样使李氏不得不先去定远营与那边的蒙古政权建立关系后，再回宁夏进行商酌。
吴鹤龄虽然是应德王之邀来到广州的，但他对当时的情势却有他自己另外的看法。他希望自治有成，国民政府也必须重视这一个问题，但是两者间的距离必须是依照他的方案才能够拉近，而作合理持久的解决。他自己是不要完全站在德王的立场，而愿以一个中间人的姿态进行调处，使双方都承认他的才能。这也是他从1928年以来，就作介于蒙古地方到中央政府之间的桥梁，耍两面手法的经验使然。这些年来一直使蒙古人感觉唯有吴氏才理解中央的心理，另一面也使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吴氏的方案是为中央设想，唯有听他的话才可使蒙古人同意中央的政策。所以他在广州活动，除与德王不断联络外，也作了不少与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的折冲。所以他在德王走后还留在广州，久久没去定远营。
吉尔噶朗和我一到广州，德王就把定远营的情形向我们说了一遍，也提及因“民族自治”问题而造成的困扰。这时我劝德王不要再为这一个问题与达理札雅等僵持，而且能够自治，不问其为民族自治或区域自治，必须保有地盘，方能实行自治，绝不可以民族自治，而强调了属人主义的自治。德王同意我的看法，也同意回定远营之后为了和协不再旧案重提。德王还说为了双方意见不能接近，一切准备事项，如：草拟宣言、自治政府组织法以及筹备召开大会等等都在搁浅，叫我们赶快去定远营作些适当的部署。因此吉尔噶朗和我就决定不留在广州，先去定远营。
德王在广州为了打开国际路线，使蒙古自治运动获得美国方面的支持，曾由拉希栋多克（席振铎）陪同，见到美国大使政治参事舒勒泰斯，向他说明定远营的情形，希望他把蒙古人的愿望转告美国政府，盼基于民族自决的原则予以支持。那时司徒雷登已经返国，在广州的美国大使馆并没有大使，在政治方面负责的就是舒勒泰斯其人。他对德王说：“你以前的希望已由司徒大使转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也承认你是代表蒙古的人。你们如能搞起一个局面，美国方面也可能派一个人驻在你们那里。你的希望我会向美国政府报告。”得到这样的答复德王相当满意。之后，德王又由我陪同到广州郊外会见美国情报首脑之一的马滋，向他说明，自己前来广州的动机和定远营的情形，希望他向美国当局报告给予支持。马滋表示他本人非常同情蒙古人自决自治的运动，也愿全力支持，除向他本国政府有关方面报告外，还要送些受过训练的通信人员和电台。他还说目前他正向将结束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在西北的机构交涉，叫他们把剩余的救济物资和所有交通工具、载重汽车等，都赠给在定远营的蒙古自治政权，以供应变和通讯运输之用。
在德王来广州之前，马滋的部门经过他们的部属达斡尔族的奈日勒图，找了几名蒙古青年接受通讯训练，目的是叫他们作德王领导下自治运动的首脑部与美国间的联系。假如解放军入驻，他们也可以潜伏起来作些谍报工作。德王来到广州，虽然可以带这批通讯人员和器材回去，可是还莫如以其他方式，例如以运送救济物资之名送入定远营较为妥当。最后征得在蒙藏委员会蒙事处任第一科科长的蒙古青年同盟盟员吴洛吉卜彦的同意，由他以护送救济物资之名，把这一批人员和器材送到宁夏转运定远营。这是一项冒险工作，尤其是在马鸿逵的辖区内，更是危险重重。吴洛吉卜彦在蒙藏委员会任职数年之间，觉得该会除因循敷衍之外，不可能给蒙古人作出一些切实有助的工作，非常灰心，所以自动愿冒这个危险，为蒙古自治和对外联络作些贡献。
德王在广州所得到的答复，只是对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准予备案”。当时在广州的蒙古人士，虽然愿见德王所领导的自治运动有成，但多数认为此时此地已经无法达到目标，而不像在1933年百灵庙自治运动时那样的热心、奔走活动。其中比较热心，有时且代德王作些奔走的是立法委员薛兴儒。愿到定远营参加活动的是前监察委员白瑞，当年在南京最热心支持百灵庙自治运动的也是白瑞其人。再则是拉希栋多克，他为德王联络与美国大使馆的关系。他也决定到定远营参加活动，可是后来他到兰州之际，战局已经改观，交通阻塞，未能到达而中途折返。
在吉尔噶朗和我等人去定远营后，德王与吴鹤龄、赵那苏图等人商议，又向蒙藏委员会提出一份设立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的建议，其原文如下：
蒙藏委员会关委员长勋鉴：
查内蒙八盟部七十余旗，现已大部沦为噩区，所有残存各盟旗，亦深受威胁，危在旦夕。故推本团来此，除陈请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蒙古自治军以及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事，以期号召蒙众一致反共救亡，经将一切情形再四陈明有案。近日各该盟旗及东蒙突围西进之部队，以本团日久无功，延误事机，函电促归。本团以为回蒙报告之后，蒙古军民必益失望，一旦人心涣散，殊与反共前途不利。故于就道以前不得不再为另图补救之申请：
（一）先以左列人员组成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在中央及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指挥之下，整理残存各盟旗保安团队，并收编沦陷各盟旗反共部队，一致团结，共御匪患。林沁僧格、达理札雅、鄂齐尔呼雅克图、雄诺敦都布、色楞那木济勒、李守信、白海风。其委员长一席，由以上各委员公推1人充任之，报请中央备案。
（二）前项委员会整备部队需要补给，应请中央以最迅速之手续，先行拨发1万人所需之武器弹药、被服、给养及一切作战必需之补给，为核实计，并请中央派员点发。
以上两项非但平易可行，有利无弊，且在东北各盟旗及锡、察、乌各盟亦有联防之前例，而在今日残存各盟旗亦始非一御侮图存之宜用。特陈请贵会体察实情，关于前列第一项，即为转呈行政院并请国防部迅为核准，早日照发，以利防御。倘得由此而残存之盟旗不复陷于匪手，则蒙古存在之日，无非感戴中央之年矣。如何之处，伫候复示。
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推派进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代表金巴图道尔吉，照纳斯图叩。午佳。
（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档案》卷1091号）
这一个方案，由蒙藏委员会上呈行政院，经阎锡山批交蒙藏委员会、国防部、内政部会商研拟的结果，认为：“成立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一节，旨在集中蒙旗反共将领、收编蒙旗团队，以抵御共匪西侵之意，尚属妥善，原则上似可准予成立。”但那时德王已返定远营，而且时局也已经改观，虽有这样的拟意，也无异于一纸空文。
总之，德王这次广州之行，所得到的不过是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准予成立的答复。他与美国方面接头的结果，政治上获得同情，物资上取得了些通讯器材以及由救济总署致送若干部载重车及其剩余物资的可能。他认为此外似乎不会再有其他进展，就把赵那苏图留下，叫他继续交涉成立联防委员会之事，要求发给更多武器及经费，以吴鹤龄还在广州，也嘱咐他代为催促。德王于7月10日与同来的代表金巴图道尔吉、副官图们德勒格尔，并带同来自台湾的策仁多尔济和在广州的前兴蒙委员会教育处长陶克陶胡（又名陶布新、汉名陶立滨）等飞兰州经宁夏转回定远营。德王在兰州与西北军政专家马步芳，在宁夏与代理主席马敦静等会面晤谈。他们对德王所提倡的自治运动均表示支持，同时也一再强调蒙回两族间的合作。
当德王尚在广州，我和吉尔噶朗两人北去定远营之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已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在兰州其子马敦静代理主席职务，我和吉尔噶朗两人在从宁夏去定远营之前也去访问过他。当谈及自治问题时，马氏并没有表示任何的不同意，而且表示希望回蒙两族合作、对当前的局势和将来共同努力。以这些话推测，当时宁夏当局确无遏阻蒙古自治运动之意，只是希望彼此之间不增加冲突而已。
我和吉尔噶朗到定远营后，受到达理札雅、达穆林旺楚克兄弟的欢迎，并把我们与巴彦涵一同安置在王府的客室之内。这间房子也是筹备委员会代理主席兼秘书长巴彦涵的办公室。巴氏为人明朗，我和吉尔噶朗虽不属于筹备委员会，他在处理比较重要的事务之时，总是不断征询我们的意见。达理札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偏见。我们与罗巴图孟柯见了几面，因从先到定远营的友人听到，这位协理与札萨克达理札雅尤其是与达穆林旺楚克之间的关系颇为恶劣，就尽量回避与他多做交往，免得介入当地的政治恩怨，而给自治运动增加不必要的困扰。这样在和谐的空气中，作些缓和，以前因民族自治所造成德王等与达理札雅一派之间对立的工作，也比较容易一些。可是吉尔噶朗和我的到来，却又引起何兆麟、王君惠和罗大煟的注意，而成了他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调统局及国防部无中生有乱作报告的资料。
这时西北局势已有变化。自张治中以和谈代表去北平不再归回，5月中旬，国民政府委派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宁夏主席马鸿逵为副长官，驻扎兰州，原驻西安的胡宗南内调他处。西北一时完全成为马家的势力范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也曾在西安的周边打了一个胜仗，可是不久又陷入紧急状态。为了了解大局的变化，在交通闭塞的定远营，只有依赖达理札雅所有的一台Zenith收音机。消息的来源主要是英国BBC电台的华语广播。在每天晚饭后，收听时间，达理札雅总是约同巴彦涵、白海风、何兆麟、吉尔噶朗、札奇斯钦一起听取，然后大家作一个分析，再就对当前的局势和应作的应变作些讨论和闲谈。这虽不是什么正式的集合，可是在当时的定远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而且至少就表面上看来彼此之间还能真实的交换意见，不仅没有摩擦，而且还可以弥补已有的裂痕。由于巴彦涵的提议，不可把应做的事都为了闹些意见而搁置起来。于是就由他自己指派，巴彦涵、何兆麟、达穆林旺楚克、吉尔噶朗、札奇斯钦5人为起草委员，使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活泼起来。在工作分担上，由札奇斯钦执笔草拟自治宣言，吉尔噶朗、札奇斯钦两人草拟自治政府组织法。其余重要文件由其他人负责，然后再由5人共同会商定稿。
在开始草拟这些文件，尤其是有关宣言和法令时，何兆麟始终没有参加意见。可是当这两个重要文稿将完成之时，忽然达王找我谈话，说：“你们起草时，有无意见冲突？”我说：“没有”。达王说：“我们老三（达穆林旺楚克）因为没有问他的意见，觉得你看不起他，想要辞掉这个起草委员。你可不可以找他谈一谈？”我一面觉得奇怪，一面去找达穆林旺楚克。达穆林旺楚克在报怨一番之后，说：“你可以找瑞五（何兆麟）谈一谈。”于是我又去找何兆麟。何氏除强调达穆林旺楚克的不满外，说：“你这篇宣言写得很好，不必更动，只是没有替中央作些躲避责任的话，恐怕引起误会，可否加上‘中央军书旁午，无暇及此’一句，表示这不是中央的过错，而是时间来不及如何？”我当然表示同意，何况何兆麟、达穆林旺楚克又都是起草委员。所以在汉文的宣言中，除何兆麟所加的这一句是文言文外全篇都是白话文，任何人读到此处也会感到有些蹊跷。其实达穆林旺楚克也是受何兆麟的主使叫他出面，好增加这一句，以便他一面可以接近中国共产党，一面又不致失掉与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老关系，万一中国共产党不来，也好讨好国民党中央。对于法令方面，他们却都没有意见。此外在何兆麟所写的记事里，说些什么因达王、白海风和他自己主张用“西蒙”字样代替“蒙古”而与德王大起争辩一事根本没有发生。他这样用曲笔来写当然是另有用心，不言可喻。
当西北战局急转的时候，在定远营的人无不感到中共攻占整个地区，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究竟应如何应变，却拿不出一个坚定的主张，也没有妥善的办法，只是被动的在等待。达理札雅自己也颇为动摇。这时我本着在广州时与德王所谈最后应变的办法，不断地在每天听新闻之后，向达理札雅建议，万一局势恶化，既无力抵抗也不可坐等，宜先进人大沙漠，然后再经青海入西藏。假如西藏也不能保，不妨以流亡政府的姿态转进印度，设法争取国际上主张自由民主势力的支持。这样或者还是一条出路。吉尔噶朗是支持这个意见的。达王也颇为所动。巴彦涵虽不认为是上策，也觉得是在没有办法之中的一个办法。只是何兆麟、白海风两人默不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达理札雅为了此事，曾认真的和他本旗——包括罗巴图孟柯在内的重要官员研讨这样应变的可能。达理札雅自己也认为假如能调动若干部载重汽车，于紧急之时，或可直趋西藏。他觉得在不得已时这还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为此我也透露一点德王可能从救济总署方面交涉到车辆的事。所以由我提议的这一项应变办法，一度曾成为每天晚间中心讨论的问题。
德王在7月中旬一天的深夜，从宁夏搭乘汽车返回定远营。因较预定时间差不多晚了六七个小时，达理札雅等所有在定远营的有关人士都非常关心，深恐发生意外，或是被马鸿逵监禁，一时空气颇为紧张。当他到来之时，除筹备委员会全体人员列队欢迎外，罗巴图孟柯还把驻定远营的阿拉善保安队集合起来，以军乐军礼隆重欢迎。这些都显示人心的归向，和对自治的热望。德王广州之行虽然没有具体的成果，但他的归来一时颇使人心振奋。在德王去广州之前，已经决定在7月20日召开蒙古大会，这也是迫使德王必须及时返回定远营的一个原因。
德王回到定远营后，有时也参加晚间听新闻广播的聚会。在讨论到最坏的打算时，他当然是赞同我经青海向西藏撤退的主张。此一应变办法似乎是早已成定局。前因民族自治问题而造成的不愉快似乎也成了过去。不过在讨论到怎样进行自治，或是究竟应当先作什么，什么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高调与低调之分的差别。何兆麟还是照样很少发言。当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中，忽然吴鹤龄拍来电报，说已抵兰州，不日可到定远营。德王表示欢迎，达理札雅不仅不表示欢迎，而且还拍出了电报请他不必前来。可是这一个不受地主欢迎的人，竟不顾地主的反对到了定远营。巴彦涵对吴氏之来甚表怀疑，认为他可能是受到阎锡山的派遣。
吴鹤龄见到达理札雅之后，首先表示自治应先从实际着想，不能只唱高调，自我陶醉。这样立刻改变了达理札雅对吴氏的态度，认为吴氏之来起码对他自己没有恶意，因之也邀请吴鹤龄去听新闻，一起谈些有关今后如何应付最坏的环境的问题等等。当谈到向青海、西藏撤退，并以流亡政府姿态进入印度的计划时，吴氏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不合实际的，并且说：“德先生和外来的人，还可以这样想，可是锐荪（达理札雅）你的家乡在这里，你怎能把一切都抛下去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想还是实事求是，比较实际一些。”当他的话刚说完，从不讲话的何兆麟以极兴奋的口吻说：“梅轩（吴鹤龄）仗着你来了，你敢说我一直想说的话。今天总算把我的话让你说出来了。你不来，你不说，我可不敢说。我怕挨揍！”说着狠狠的看了我一眼。白海风也乘机主张不要作出走的打算，要想怎样才能安定下来的办法。这样使我建议，先建立自治政府然后撤退，以流亡政府的姿态进入印度，再作第二步打算的计划，就在它将要成为事实之前，被吴鹤龄的一片话给打消了。因此也使德王无法堂堂正正的离开定远营，终于成为阶下之囚。
这场聚会之后，使以前由德王和若干蒙古青年同盟盟员所倡言的，高度自治和先成立政府，假如局势恶转就走向西藏印度，打开国际路线的主张顿成过去。德王和我虽一再坚持原来的主张，也无法胜过吴鹤龄、何兆麟、白海风等“实事求是”的理论。达理札雅决意采纳吴鹤龄的建议，再不做转移的打算。事后巴彦涵又对我说：“吴鹤龄此来必是受到阎锡山的派遣。以前在百灵庙的时候他就是居于中央与盟旗之间。在蒙疆他是受到蒋委员长的派遣。这次到这里来也决不会与中央无关。”巴彦涵虽然言之成理，可是这一个谜最后也无法打开。
无论在定远营的蒙古首脑们对将来的问题是怎样决定，召开大会的准备工作仍是照常进行。当时各旗参加者尚未到齐，而且还须等待国民政府派员莅临。当时定远营方面非常希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亲自出面。他们认为假如有国民政府的正式代表到会，就等于这场会议是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他们尤其以为8月12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将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国民政府已经指派关吉玉参加祝贺，那么这一个主持蒙藏行政的首长不可能不到定远营来。广州方面似乎也很了解定远营方面的这种政治动机，决定不派人到定远营去，以便将来有个转圜的余地，对这场大会所作的决议不予承认。可是国民政府的回答却迟迟不来，使这个会议不得不延期等待。最后回音来了，是不拟派员参加。这样使定远营方面也就无须再事拖延了。
关于将要召开的会议，其出席代表的产生，因战局的转移，不得不作若干通权达变的处理。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四旗以及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三旗虽可由盟旗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可是在那以东的盟旗，因已入于共产党占领之下，自难正式派遣代表出席。于是就由已经集合在定远营各该盟旗的人士，互相推选若干人作为代表。青海、新疆蒙古地方，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政治情况也特殊，一时派人不及，为了争取时间，自然不能等待。
在定远营的推选，大致上进行得相当顺利。虽有些竞争和不同的意见，还是没有什么显著的问题。只是关于李守信的出席，却大费周张。李守信以为只要有德王领头，他就应该占第二个位子，自以为这是必然的。其实他对蒙古既无功绩，人望亦不足以服众，不仅不能居于第二把交椅，几乎连代表的地位也没弄到。李守信原属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自幼离家，与卓索图盟和土默特右旗都没有联系。这时他想作代表，却被在定远营的卓盟人士所否决，弄得非常尴尬。德王也难以为力。所幸巴彦涵顾全大局，提议东、西土默特原是一家，现在卓盟土默特既然没有代表的位子，在绥远的土默特却愿推他做一个代表。如此解决了这一个难题。至于笔者札奇自己则是由锡盟方面推选的。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在8月5日于定远营城外一所学校的礼堂召开，会期五天，8月10日闭幕。其出席的代表计德穆楚克栋鲁普、达理札雅等175人。
其全部名单如下：
伯彦吉尔噶、曾对、桑吉雅、札木苏、萨那、伯彦都仍、罗阿拉达尔朝格图（阿拉善旗代表）、齐图们巴雅尔（阿拉善旗代表）、达理札雅（达王，阿拉善旗代表）、达穆林旺楚克（达王之弟，阿拉善旗代表）、罗巴图孟柯（阿拉善旗代表）、罗伯彦特古勒得尔（阿拉善旗代表）、金巴图道尔吉（阿拉善旗代表）、张达理札布（阿拉善旗代表）、张尔穆孟和（阿拉善旗代表）、李财勤毕勒格（阿拉善旗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易德木、却札木苏、查林道尔吉、贡布、玛希巴图（阿巴嘎左旗人，锡盟代表）、乌梦周、白安喜、白金明、黄纪明、杨斯图、林沁僧格（乌盟盟长，乌盟代表）、道布吉、巴日乌勒吉（鄂尔多斯右中旗管旗章京，伊盟代表）、苏德那木巴珠尔、奇拉贡巴图、贺守业（国大代表，乌盟代表）、吉尔噶朗（哲盟代表）、涂亚秀（女）、韩淑娟（女）、李铁生（前蒙古军宪兵代表，土默特旗代表）、阿木尔图（布特哈人，呼伦贝尔代表）、格拉森、洛布僧、和希格达赖、道尔吉苏荣（锡盟代表）、罗布仓、僧补理（乌珠穆沁人，锡盟代表）、特木尔苏和、勿勒吉、却吉勒、阿格栋噶（乌珠穆沁人，国大代表，锡盟代表）、额尔敦敖其尔、色楞那木吉勒（察哈尔盟副盟长，察盟代表）、诺尔布札那（太仆寺右旗总管，察盟代表）、苏特那木、贡森（女）、蒙太（喀喇沁右旗人，前兴蒙委员会秘书官，国民党，察盟党部旗书记长，察盟代表）、拉达那巴则尔、黄维世、吉利占泰（乌珠穆沁右旗人、立法委员会、锡盟代表）、陶布敦、某某、图们吾勒吉、武尔贡（伊克明安旗代表）、阿木尔们都、贡葛（阿巴噶右旗人，锡盟代表）、那达纳、苏荣札布、噶勒巴特尔（喀尔玛克蒙古人，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秘书，喀尔玛克蒙古代表）、纳森巴图、哈丰宝、贡森（察盟代表）、罗布森诺尔布（补英达赖长子，察盟代表）、多布栋、巴图、额林庆、图伯音、色达玛、温盖、乌勒吉巴达尔呼、占巴勒、巴勒吉尼玛（锡盟代表）、色登、吉儒美德（阿巴哈纳尔右旗参领、锡盟代表）、栋都布、玛哈斯尔、高纪长、鲍斯钦、喜吉旺苏谟、陶吐克仓、那孙陶格图呼、莎音巴雅尔、旦毕札拉僧、赵吉林台、栋梧如布、额尔德尼阿其尔、鄂兴德（达斡尔人，呼伦贝尔代表）、吴鹤龄（卓盟代表）、白瑞（前监察委员，卓盟代表）、岸门（前蒙古军第七师参谋长，卓盟代表）、陶布新（又名陶克陶呼、陶立滨），（前兴蒙委员会教育处长、卓盟代表）、王荫卿（喀喇沁左旗人）、白海风（旧部，卓盟代表）、高兴阿、忠耐（苏尼特左旗协理台吉，锡盟代表）、宝国栋（国民党土默特右旗书记长，卓盟代表）、韩聿修、巴彦涵（土默特旗代表）、李守信（土默特旗代表）、陈应权（南京军校毕业、曾任白海风军副师长、土默特旗代表）、成守志、云秉章（土默特旗代表）、云英飞（土默特旗代表）、包国良（赛音巴雅尔长子、哲盟代表）、那森德勒格尔、武如根、额尔德木图、陈健荣、云林阁（土默特旗代表）、乌尔根达赖（汉名韩裕如，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保安司令，伊盟代表）、超克巴特尔、吉尔格朗（前乌兰察布盟副盟长，乌盟代表）、那木海札布（汉名韩风岐，科尔沁左翼中旗旗长、哲盟代表）、敖木巴特尔（前蒙旗联防指挥部军法官，哲盟代表）、特格喜、都荣、萨格拉札布（苏和巴图尔部队干部，哲盟代表）、阿鲁木苏、根金、博仁达赉、蒙思乐、苏勒春、勿力吉、德贵一、伯彦贺喜格、格尔洛、哈斯额尔德尼、拉达那巴特尔、斯勤（女，哲盟代表）、赵继武、吴天寿、巴拉登札木索、丹苏荣、沙尔布、额林青多尔吉、达格瓦敖斯尔（国大代表，呼伦贝尔代表）、塔拉巴（阿鲁科尔沁旗喇嘛，昭盟代表）、达理札布（敖汉旗人，巴布札布战友，前内蒙古军代表，昭盟代表）、图门德勒格尔（德王副官，卓盟代表）、洛不等、葛四拉、策仁道尔济（奈曼旗人，德王秘书，昭盟代表）、乌尔他、巴图尔、噶拉宾噶、那木尔、喀尔和木白乙尔、端其克、僧格、王亲札布（喀喇沁左旗人，前锡盟公署职员，卓盟代表）、札奇斯钦（锡盟代表）、吴洛吉伯彦（卓盟代表）、乌古廷（卓盟代表）、海福泉（土默特左旗人，前蒙古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职员，卓盟代表）、白海风（卓盟代表）、雄诺（乌拉特中旗保安司令，乌盟代表）、贺华儒、博和那笋、阿拉唐奇鲁、巴勒庆札布、仓都仍、苏庆噶、道劳经、朝贵如布、卓仁托布（布特哈人，国大代表，呼伦贝尔代表）、关保札布。
8月5日上午9时举行大会开幕典礼。地点是在定远营城外的一所学校礼堂。用蓝、白、红三色装饰，处处都挂满了青天白日旗。讲台正中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两条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和它的蒙译。这种布置出于达理札雅的安排。在开会的前一天，达理札雅邀请德王、巴彦涵、札奇斯钦等同去参观会场。德王看到没有悬挂成吉思可汗像，就想问达理札雅，正好这时他说：“我们这样安排，就是任何人来，也不会说我们是在造反吧。”德王还要讯问时，我劝他不要为此再造成裂隙、又回到因民族自治而引起的纠纷。德王虽然心中梗梗，可是并未作声。后来在开会时也有一些人因此而感到同样的不满。
开幕典礼举行时，先由巴彦涵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代主席的身份讲了几句话，宣布开会。然后由德王致大会开会词。大意是：蒙古民族的历史是光荣而伟大的，不幸现在的际遇是贫困衰弱。为了民族的继续生存，必须要自治图存。这是20世纪任何一个民族的权利……他也以“一箭易折，众箭难摧”的古训，激励全体，一心一德，共为民族自治的大业前进。继德王的开会词之后，由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代表政训处的宫科长和宁夏省政府代主席马鸿逵的代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周百煌先后致辞。大会开幕典礼遂告结束。
德王的开会词，一般听来，除一再强调蒙古民族理应自治而且这是天赋的权利外，别无什么可以挑剔之处。可是这篇讲词却引起了白海风的不满。他说：“这是什么时候？还不懂政治行情，还要指摘共产党。”原来这时他已经派人和共产党接头，当然不愿见有反共的言辞出现在这次大会之上。但是，白海风等人的活动德王却一无所知。
就来宾而言，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所派来的宫科长（弓？），虽然地位不高，但他的到来象征马步芳同意这场蒙古大会的召开，使达理札雅、何兆麟、吴鹤龄等得以安心。他们深恐这一个有军权的回教地方长官不同意开会，甚至作出阻止大会召开的行动。何况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政训处长又是在新疆以不同情少数民族自治而闻名的上官业佑。宁夏代表周百煌是一个对民族问题相当开明的人。他以前在出席内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之后，曾对国民党中央提出对蒙古应当准予自治的建议。所以他自己是以内蒙古之友的心情出席的。在他们之外的来宾，有国防部驻定远营专员罗大煟少将和国民党中央调统局的专员王君惠。
此外还有国际来宾数人，他们是：久居定远营的传教士普牧师，救济总署代表白智仁和另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新闻记者和他的翻译策丹多尔济。白智仁是美国情报人员，是属于马滋R。Mitz的系统。当德王在广州时，马滋曾应诺设法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在西北的机构因军事关系结束业务时，可把它所有的十几部十轮大卡车和一些剩余物资都交给定远营方面，作为今后应变之用。白智仁就是负责转交这批物资的人。可是这一件事根本失败了。主持那项结束工作的萨尔吉森，不听马滋的劝告把所有车辆物资都交给了甘肃省政府。白智仁之来只有把坏消息带到定远营而已。这些车辆未能送达，也是达理札雅对德王失去信心的一个因素。策丹多尔济曾留学德国，是新疆蒙古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达理札雅曾劝他以新疆蒙古代表身份出席会议。
在开幕典礼之后，就举行大会预备会。推选德王、达理札雅、白瑞、巴彦涵、吴鹤龄、林沁僧格、白海风等为主席团主席，札奇斯钦为大会秘书长。在预备会散会之后达理札雅对我说：“我觉得瑞五（何兆麟）这次什么都没弄上，不好下台。为了大家团结，你能不能把秘书长一职让给他，你做副秘书长？事由你做，名义由他出。你是顾全大体的人，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也为了减少摩擦，同意他的要求，并自动的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推荐何兆麟代替自己作秘书长，自己愿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完成大会的使命。虽然有人反对，但我的建议终为大会所接受。
当讨论怎样推进自治的议题时，白瑞、吴鹤龄、吉尔噶朗、敖木巴特尔、札奇斯钦等相继发言，词句中对国民政府未能实践孙中山先生遗教许可蒙古自治自决一节颇多指责。白海风、达穆林旺楚克为了缓和会场空气，免得伤到来宾的感情，也怕罗大煟、王君惠等滥作报告，相继发言，竭力把这种责任转移到国民党北伐以后一连串的内忧外患。这时身为国民党内蒙党务特派员的何兆麟，不能不起立发言为国民党中央作辩护。他谈到蒙古党员如何忠实、中央当局怎样诚意，可惜受到军阀、日本和共产党的干扰、侵略与叛乱，未能及此。他说到这里声泪俱下。不期在他说完，蒙太发言，除强调蒙古民族有自决自治的天赋权利外，指责国民党未能实践诺言有失信誉。之后，他很激动地说：“像何兆麟这样身为内蒙党特派员的人未能为蒙古民族着想，如今我们这些被欺骗的人，已经欲哭无泪，不知道这一个高级党务人员还有什么脸来哭，来流惺惺之泪？”骂得何兆麟下不来台，要辞去大会秘书长职务。大会会场空气顿为紧张。幸好巴彦涵等出来缓和，这才使其他议程得以继续。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计有三项：（1）通过“内蒙古自治法”，（2）选举自治政府主席及其他重要人选，（3）通过大会宣言。
“蒙古自治法”内容如下：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外鉴于侵略势力日益扩张，内忧于政教未修、民生凋敝，爱依孙中山先生扶持国内弱小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之遗教，与夫我蒙古人民救亡图存喁喁望治之殷诚，祈求改善民生，争取自由生存，而为民族自治之努力，特制定《蒙古自治法》，颁行全蒙遵守弗渝。惟值兹军事时期，盟旗秩序未复，法条、规章诸多，权宜缺漏，一俟时局弭宁，再与我全蒙人民周详商订，俾臻郅治之隆。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蒙古民族基于全体人民共同之愿望，依据孙中山先生“对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之遗教，实行自治。
第二条：蒙古自治以蒙古各盟部旗固有领域为其领域。
第三条：蒙古自治领域内之人民，不分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四条：外交、国防由中央政府处理，其他各项行政由蒙古自治政府处理之。
第五条：蒙古自治政府以实行民主政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普及教育、振兴文化、团结自卫为自治纲领。
第六条：整编各盟部旗之武装团体，成立蒙古自卫军，以资加强自卫力量，御侮图存。
第二章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蒙古人民行使政权。
第八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以左列之代表组织之：
一、每旗人民代表2人，其人口超过2万以上者，每满1万人者，增选代表1人。但超过人数，不满1万人，而在5000人以上者，亦得增选代表1人。
二、每特别旗人民代表8人。其人口超过4万人以上者，每满1万人。增选代表1人。但超过人数不满1万人，而在5000人以上者，亦得增选代表1人。
第九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如左：
一、制订及修正《蒙古自治法》；
二、选举及罢免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及议长。
第十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由出席代表互推9人至15人为主席团，处理大会议事程序及大会进行事项。
第十一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每次开会时由主席团互推1人为主席。
第十二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其人选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之。秘书长承主席团之命处理全会事务，秘书处组织及办事规程由大会主席团制定之。
第十三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由主席团拟定，请大会决定之。
第十四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集会于任务终了时分闭会。
第十五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任期4年。
第十六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每4年召开一次，但代表三分之一签署或政府主席认为必要时，得召开临时大会。
第十七条：前条规定之召开会议期限，在时局尚未安定之前，得由政府主席延长之，但须经蒙古议会同意。
第三章 自治政府
第十八条：依据本法第一条之规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第十九条：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就蒙古人民中年满40岁，资望超卓者选举之。任期4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第二十条：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为蒙古最高军政首长。
第二十一条：主席依法公布法令，但须经有关各署会首长之副署。
第二十二条：主席缺位时，由副主席继任。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主席、副主席均不能视事时，由政务委员中互推1人代行主席职务。副主席继任主席之任期，以主席任期所余之期为限，政务委员代行主席职务之期限，不得超过4个月。
第二十三条：蒙古自治政府设政务委员9至11人，设秘书长1人。
第二十四条：蒙古自治政府设秘书厅、内务署、财政署、实业署、教育署及保安委员会，其长官由政务委员兼任之。各厅署会组织法另定之。前项厅署会等机构，经蒙古议会之决议得增减之。
第二十五条：政务委员、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之任命，由主席提名，经议会之同意后任命之。
第二十六条：蒙古自治政府设政务会议，以主席、副主席、政务委员、各署署长、保安委员会委员长组织之，主席为政务会议之主席。
第二十七条：主席、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须将主要行政决策或涉及各署署长共同关系之事项提出于政务会议议决。
第二十八条：主席、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有向蒙古议会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及答复议员质询责任。
主席对议会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有要求复议之权，议会对主席、各厅署及保安委员会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有议决案要求改变之权。主席对于该项请求，有请求议会复议之权。如议会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决议维持其前次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及请求政府改变施政之策之决议案时，主席应即接受，否则命令全体政务委员或有关厅署会首长辞职。
第二十九条：蒙古自治政府为决定重要政策征询意见、宣达政情、咨询地方实况，得设咨政委员会，其组织法另定之。
第四章 蒙古议会
第三十条：蒙古议会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议员31名组织之。
第三十一条：蒙古议会职权如左：
一、内蒙古自治政府之立法权；
二、审查并议决预算及决算案及蒙古自治政府重要施政之权；
三、对主席提请任命政务委员、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之同意权：
四、要求主席、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报告施政及质询之权。
第三十二条：蒙古议会议员任期为4年，连选得连任之。
第三十三条：蒙古议会议员不得兼任政府官吏。
第三十四条：蒙古议会设议长1人、副议长1人，由议员互选之。
第三十五条：蒙古议会每年召开二次，第一次会期由3月初至5月末，第二次会期由9月初至11月末，自行集会。但遇有必要时，得由主席咨请，或议员二分之一以上请求，召开临时会议。
第三十六条：蒙古议会休会期间，关于三十一条所规定职权之行使遇有紧急措施之必要者，得由自治政府处理之后提请追认之。
第三十七条：蒙古议会开会时，须有议员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得开会。
第三十八条：蒙古议会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承议长之命办理全会事项。
第三十九条：蒙古议会秘书处办事规则另定之。
第五章 司法
第四十条：司法制度另定之。
第六章 地方制度
第四十一条：地方机构，沿用盟旗名称，其制度依民主方式另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法经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并呈请中央政府准予备案。
这一个法案的条文是由我和吉尔噶朗合同执笔写成的。绪言是出于起草委员会其他委员巴彦涵、何兆麟两人的手笔，开会审议期间，文字方面又经吴鹤龄的修饰。其中蒙古议会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一节是我所坚持的一个原则。这与我在1937年出席在归绥市召开的蒙古第二次大会时，为蒙古旅平同乡会所写有关蒙古政府组织提案是一致的，只是条文中并未限制被选举人必须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三十二条蒙古议会议员不得兼任政府官员一节则是吉尔噶朗的主张，并得达穆林旺楚克的支持。这种行政、立法两权分立的主张，是由于他们本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所得到的影响。
选举是大会的第二个主要项目。按日程的安排，是先选蒙古议会的议员。再选自治政府的主席、副主席。选举议员的结果是吴鹤龄、陈爱尔德尼巴图、吉利占泰、策仁多尔济等31人当选。又经他们互选的结果，吴鹤龄当选为议长，陈那笋巴图当选为副议长。陈那笋巴图不是蒙古大会的出席代表，而是阿拉善旗的管旗副章京。他的当选完全是为了平衡人事上的安排，并拉近与当地的关系。
关于主席、副主席的选举，经过几次场外研讨，参加的人都认为不要采取推举方式，要用票选，以示郑重。关于人选，一致认为德王与达理札雅最为适当。既要票选，德王觉得由主席团只提名他一人似乎不甚恰当，希望能有个人出来竞选，作为陪衬。于是就由我征询最年长的代表白瑞老先生，请他同意这项安排，可是没有找到愿给达理札雅作陪衬的人。选举的结果。德王于总数175张票之中，得到160票当选主席，其余的15票投了白瑞。达理札雅自己未投票，以174票当选为副主席。这项选举活动一度造成大会的高潮。
大会最后一件重大的决议是通过宣言。前已提及，原稿是我所写。全文中只有何兆麟增加了“只由多年来国家战乱频仍，中央军书旁午，无暇及此”一句话。在大会讨论时并无更改，顺利通过。
蒙古自治大会宣言全文如下：
蒙古有土地，有人民，有政治组织，有坚强的民族意识。我们祖先曾建立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极光辉灿烂的历史。
近年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多半都除掉了压迫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恢复了他们的自由，步人自决自治之路。但是不幸地很，我们蒙古不断受内忧外患的影响与扰乱，有时民族的领域沦陷在外敌铁蹄之下，任人宰割，当时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无端横暴的摧残。这种遭遇启发了每一个人民的民族意识，使所有的民众都感觉到，非团结自治不足以御侮图存。尤其是第二次大战终了之后，世界局势日趋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蒙古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使我们更不能不赶快团结起来，为民族生存而奋斗。民族要求自由，政治走向民主，这是20世纪历史的主流。蒙古问题是世界上民族问题的一部，这个问题能依照民主的原则合理解决，才能够奠定全国及世界永久和平民主的基础。
本年4月13日，蒙古各盟旗代表在阿拉善旗开会，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筹备自治，并为蒙古民族的永存，为了国内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了集中意志，决定将来准备召开这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现在经本大会多日慎重检讨的结果，全体一致决议，基于蒙古人民之共同愿望，依据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的遗训，实行民族自治，通过蒙古自治法，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蒙古各盟旗部固有的疆域为我们的自治领域。并推举德穆楚克栋鲁普先生为政府主席，达理札雅先生为政府副主席，领导全体人民，努力奋斗，实现我们的理想。
今后自治蒙古的基本政纲是：在政治方面，确切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实行真正民主，在蒙古自治领域内的人民一律平等，不因种族、宗教、性别、阶级、信仰的不同而有差别的待遇；在经济方面，保障人民的财产，对于贫困同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努力于民族经济的平均发展；在文教方面，力求普及教育，输人世界新文化，以助长固有文化的发展；在军事方面，加强民族的自卫力量，保卫蒙古人民，安定地方秩序，反抗一切的侵略。
我们回溯既往，中央对国内弱小民族，尤其对蒙古民族自治，已决定愿及早实行。只由多年来国家战乱频仍，中央军书旁午，无暇及此。现在全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局势，我们为国家一分子的责任，应分中央北顾之忧。所以，我们愿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全国各民族精诚团结，与邻近蒙古的各省紧密联系，共同合作，完成维护民主自由的斗争。至于盟旗与省县间的各项问题，愿在时局彻底稳定之后，再作合理的调整。
这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人民的总意志，决心踏上自治的新路程，扫除一切障碍，向着民主自由的前途迈进。现在全蒙古的人民，都奋勇的站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自由，负起神圣的义务，努力前进。希望全国同胞，了解蒙古自治是向心的自治，不是离心的运动，而予以正义的支持！更希望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士，予以同情的协助！
德王从以前就主张，无论蒙古的独立或自治都必须要得到中国合法政府的正式承认，才算达到目的。这是他一贯想法。在定远营倡言自治也是如此。他希望国民政府在解体之前能够满足蒙古民族的期待，实践孙中山先生“对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的遗教。假如此时此地能够得到这样的承诺，不论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个高度自治的地位，总是对民族的前途大有裨益。所以就以临时动议的方式，经大会通过，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发了下列的一份电文，并将自治宣言和自治法一起送递。电文说：“查共匪祸国凶焰日涨，逆迹所践，几无定土，蒙古受害尤为惨烈，东蒙已入其掌握，若任其侵略不已，则西蒙亦朝不保夕，事实昭然，国人共见。我忠勇蒙胞目击心伤，同仇敌忾，以为非加强自己，集中力量，不足以保卫垂危之西蒙，而巩固西北之国防。乃于本年4月13日，召开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共商自救救国之策。经全体决议，组织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先事筹备工作，并经呈奉中央令准有案，具征中央重视民意与国防之至意。惟以大敌当前，情势迫切，遂于8月5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商讨紧急应变对策。共报到代表175人，经慎重商讨结果，全体代表咸认为：值此非常之时，若依照中央之指示，逐步筹备，循序渐进，深恐时不我予，缓虽济急，既虑误当前之事机，又惧失蒙胞之渴望。爰询民意，一致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统一军政事权，抗共图存，共赴国难。凡此应急措施，原为向心自治，绝非离心运动，上分中央宵旰北顾之忧，下尽保境安民之责，耿耿忠诚，可质天日。想中央盱衡全局，体察实际情形，必能略迹原情，简化程序。谨检同本大会宣言，及《蒙古自治法》各一份，恭请爰依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之规定，转请鉴核，俯准实行，蒙古幸甚！国家幸甚！”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叩
大会在1949年8月10日闭幕。当日举行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主席德王、副主席达理札雅同时就职。晚间举行了一场盛宴，但是这场欢宴却成了“最后的晚餐”。大家都有好景不长之感。在大会开会之际，战事已经急转，西安陷落，兰州告危。绥远的董其武已经因傅作义的劝解，进行投诚解放军的准备。青海、宁夏马家的实力，不足以抗拒解放军的西进。当然这自治政府的命运不卜可知。何况在这个宴会场里也有人正在阴谋出卖呢？一般在场者的感觉，是前途黯淡。德王的感受，可由他借酒浇愁的表情看得出来。但是大家还能抑止情感，以饮酒和歌唱隐藏了内心的忧郁。
当大会正在进行时，由苏和巴图尔领导自锦州经热河、察哈尔、绥远突围而出的蒙古骑兵的一部分到达了定远营城外。与会的人们都去欢迎，看到他们在夏末仍然穿着一年前在冬天突围时所穿的冬装和破烂的毡靴，真是令人心痛，可是又没有予以补给的方法。居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士气仍未萎靡。苏和巴图尔和他同来的一些军官得到大会的欢迎。在他们之中，地位仅次于苏和巴图尔的，是汉族人副首领孙海明。
前已言及，乌古廷去定远营是为了安置这一支原属于他的部队。为了做些人事上的安排，乌氏还把与他们关系较深的前蒙古军团长达理札布带到定远营来。李守信之来也是为了要笼络这支部队，以他们为资本，由高雅洁的拉拢，向马鸿逵要求补给，与他合作，以期东山再起。可是这支军队与李守信素无渊源。白海风也早有意于这支善战的队伍，可是他们对白海风并无好感。当白氏在定远营向苏和巴图尔等表示，他有番号可以收编之时，却为苏和巴图尔等所拒。他们希望能集合在德王的领导下，可是德王又无法补给。在大会过去之后，乌古廷觉得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离开远定营，返回台湾。苏和巴图尔等以补给无着，只有透过李守信投靠马家。马敦静也为了增加一些兵力收容他们，成立陕甘宁边区骑兵司令部，由李守信任总司令，宝音德勒格尔任参谋长，都固仁仓（苏鲁克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前蒙古政府司法部长陶克陶之弟）为副参谋长。扩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副师长孙明海（汉族），参谋长赵殿臣（汉族）。同时马家也为了赢得苏和巴图尔等人的内向心，承认这一支军队的统属是属于蒙古自治政府的。但是这些步骤都决定太晚，那时已经无法阻止解放军的西进。就是在宁夏马家集团里，握有军权的马鸿宾，也已经开始进行投诚解放军的接触。
在大会将要开会的时候，阿拉善旗的实权者罗巴图孟柯接到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送来一封要转交给德王的密函。这封信是德王长公子都固尔苏隆写给他父亲的。原信是由阿拉善旗守边人密交罗巴图孟柯，再由他面交德王的。从这一件密信的转递，也可证实阿拉善旗的一部分当权者，是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有些联系的。当笔者在定远营之时，曾见到来自呼伦贝尔的一位小学教员。听说他就是一个受到罗巴图孟柯掩护的一个潜伏人员。
德王把这封信和与信一起寄来的相片给我看过。现在还记得那信的大意是：我们全家在这里都很好。这张相片可以证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局对我们不错（相片上是德王夫人和公子们），只是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关于父亲的事，我们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局保证，只要父亲不作政治活动，可以到这边来。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
德王对这一封信的到来，一面看到全家的近照，知道他们都安全，颇以为慰，一面又考虑怎样答复。同时对我说：“也许这是我最后的命运。我是一个蒙古人，去外蒙总是比去其他地方好些。”我建议这信要答复，但不必太肯定。同时也规劝德王，在最坏的时候也不妨到国外去，等待时机的到来。德王叹一口气说：“在平时好的时光，蒙古人民拿我当长官noyan看待。如今时局变坏，我怎能舍开他们，去到国外呢？”这是他的心境。似乎那时他已经有了不求躲避的决心。同时对乌兰巴托也有些向往，认为同是蒙古人，总会有民族至上的良知，不会对一个一直为了蒙古民族自求生存而奋斗的人有什么恶意。
关于笔者自己，在离开台湾之前，曾接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主持亚洲研究的泰勒教授函邀，到该校教授蒙文，并称日内寄去正式聘函。在广州时我向德王报告并作辞行。那时德王嘱咐我先去定远营，然后再去美国。我到定远营之后也没有隐藏，明白表示大会之后，即行出国。因此我除同意担任筹备委员会的起草委员、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大会的副秘书长之外，没有接受任何选举或在政府任职的提名。我去美国一事不仅德王同意，达理札雅、巴彦涵，甚至连白海风也都知道，没有什么秘密。在大会行将闭幕之前，德王对我说：“你既想去美国，我想给你一个使命，作自治政府的代表，为蒙古民族尽你的所能。”我说：“果真能去，愿接受这个使命，但是华盛顿大学正式聘书未来，行止尚未确定。”德王说：“如果你能到美国，你就是代表，但这事不可外泄，对任何人也不必讲了。”德王就叫吉利占泰执笔，写了一份证明书和一张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的派令。卢明辉在他所写《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一书392页说：“给他带了一张盖有蒙古自治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以备他到美国活动时应用”一节，纯属无稽之谈。后来以蒙古语文专家著称的波培，由苏俄亡命到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就聘他为蒙古语文教授，而把延聘札奇斯钦之事搁置起来，未寄聘书。因此我也未能去美国，达成德王的嘱托。后来我终于去了美国任教，可是时过境迁，蒙古自治政府早经解体，德王也逝世多年了。
在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以主席名义任命巴彦涵、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吉尔格朗、吉尔噶朗、达穆林旺楚克、吴洛吉伯彦9人为政府委员。接着又任命巴彦涵为秘书厅秘书长，何兆麟内务署长，白海风实业署署长，林沁僧格教育署署长，吴洛吉伯彦财政署署长。后来又为了加强武力和整编地方武力，并安排苏和巴图尔的部队，成立了保安委员会，经数度协商后，以副主席达理札雅兼委员长，白海风、李守信两人兼副委员长，陈应权（前白海风的副师长，土默特人）为参谋长。
我于8月12日与吴鹤龄、吉尔噶朗一同离开定远营。在出发前德王送出大门，握别时，不忍释手。他那种木然若有所失的表情，至今难忘。这就是笔者（札奇斯钦）见到德王最后一面。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我去之时，德王面嘱，叫我们到广州与留在那里的赵那苏图尽量催促国民政府，尽速批准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并给予军事上的补给。当我们到宁夏时，中共派来与马鸿宾谈判的代表也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我们到兰州之日，正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向西撤退的前夕。时局的推移，已是无法收拾。我们到达广州后，就去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按德王所嘱，联名递交了一份文件，其原文如下。
迳陈者，鄙人等前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及德王之一再相邀，先后前往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参加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业于本月十八日返抵广州。此次大会经过情形，附有专文报请备案，如为交通情况所许可，并可派代表前来面陈。鄙人等临行之时，承德王面嘱，先将一切情形就便报告我公，烦为特陈府院，请予谅解及支援，以利蒙古危局之挽救。兹特分陈于下，敬希亮察：
一、关于大会者
此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系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所召开。每旗选派人民代表三人、每特别旗八人。于八月五日开会，十日闭幕。计到代表一百七十余人。会中情况之整齐热烈，为蒙古从来所未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宁夏省政府均派员莅会始终其事。于决议事项之重要者计有：蒙古自治法、强化蒙古反共部队、救济盟旗流亡官兵及大会宣言等案。
二、关于自治者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后，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关于自治一案，提议继续筹备，并向各代表详加说明，期于中央地方兼筹并顾。惟全体代表一致反对，群起悲愤、声泪俱下，坚主即日成立自治政府，以为反共自救之总枢。综其所持理由，计有下列数端：
甲、扶植国内弱小民族自治为总理遗教所昭示，国民党政府不应始终不令使其实现。
乙、蒙古系中央领导下求自治，并非脱离国家，与内地之彼叛此离者不同，有何不可。
丙、中央一再失策，致蒙古沦陷过半，只对残存各盟旗复无妥善保全之策，即应许其自治，俾图自救于万一，蒙古虽实力有限，然必尽其在我，始无愧以对民族对国家，维因不幸而失败，亦无憾于中央。
丁、数年以来，蒙古一切反共活动，始终无人为之统筹指导，致今此起彼伏，损伤过重。今为号召蒙众、集中力量、统筹一切、一致反共起见，绝对有即日成立自治机构之必要，时至今日，中央似亦应予蒙古以最后之同情矣。
戊、蒙古现已濒于危境，自救之情极切，既省以自治为唯一的良策，中央又何妨姑予成全之。至若宪法问题、立法程序等等。只要国家不亡，尽可于大局底定后从容商讨。否则，蒙古完全一失之后，当有何等宪法及程序之可言，似此经权之处，中央当亦能有所抉择。
己、现在全国鼎沸，一切失常，中央种种措施亦多权宜之计，而独于朝不保夕之蒙古，偏全调查人口、办理教育、经济等事，侯自治条件俱备再行核办云，试问共匪如此猖狂之日，蒙古有此从容筹备之可能乎？中央之故为此等指示者，何异于自杀。
以上为各代表所持理由之比较具体者，此外愤激哀怨之辞，则难尽述矣。全体代表之情绪主张既如此，任何人亦不能再发生异议。于是经数昼夜之纷呶，终于通过简略之《蒙古自治法》，并票选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王为副主席，于8月10日发表大会宣言，成立自治政府矣。
三、关于军事者
蒙古人口无多，军队原亦有限，只以激于反共图存之义愤，而奋起杀贼者，无旗无主有数百人为一队者，有数千人为一部者，并有东蒙突围之部队为最精庭而最有成绩。此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各该大小部队亦各有代表前来与会，就其经历及志愿之足资者言之，可得下列数点：
甲、此等业已动员之大小部队，总数约在2万人左右，而且志切杀贼、义无反顾，只以无人为之总合领导，尚未能发挥其蒙骑独具之功能。今既群愿听命于蒙古自治政府，中央如能因势利导。而予以编制补给，则定能成为塞外之坚强堡垒，而于勘乱大业有所贡献也。
乙、上述各部队，在过去岁月中，或者各自为战，或为国军应援，著有不少可歌可泣之战绩。只以不能宣传、无由陈报，终于埋没无闻，此次到会之部队代表，每谓当地之蒙共中共屡败于彼等之事，闻风辄遁，莫敢与抗。若得整备蒙骑万人，乘此秋高马肥之际，可以夺取长城以北之任何城市，虽不能久守，然亦可予匪后方以重大之牵制云。
丙、此次出席大会之各部队代表，非但衣履不整，而且手无分文，艰苦之情，实难言喻。询及各部队之官佐士兵，其窘况亦莫不相同。然一语及其作战经过及将来志愿，则无不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既具决心，更怀自信，此等精神，殊堪佩慰。如得中央予以相当之鼓励，则其剿匪之勇气，必更为之增强矣。
丁、此等部队之官佐代表，晤谈之顷，辄以蒋总裁现在何处？李代总统是否戡乱到底？阎院长之健康如何？内地某某处之战局又何如等事相探询，足见其崇奉领袖、报国心长，绝非诋蒙人为狭隘民族主义者所能想象。对于此等忠良之部队，如再加以相当之训练，则其可以为勘乱用者，当不在任何优良部队之后也。
以上数点之外尚有可以注意者，即此等大小部队之散在锡、察、乌、伊等盟旗者，刻已逐渐向西移动，而此等部队之精锐，并已向蒙古自治政府集中。此中更对于此等具有功用之部队，如不能善为运用之，则不独无以对各该部队之热诚，即鄙人等亦不能不为之长叹息也。
再者，以上三项报告之外，尚有可资参考者数事：
一、自春间在定远营发动自治，致王爷庙所属军政各组织中已发生动摇。最近中共为防范蒙共乌勒吉鄂斯尔部队发生变化，已派汉人政工员编制加入该匪部工作。同时王爷庙方面，亦将乌匪干部抽调训练，以防意外云。以此观之，蒙古自治政府如能顺步进展，则王爷庙方面之动摇，自必日益加甚，谁谓蒙古自治无功用耶。
二、此次大会开会之际，定远营遍悬国旗，而拥护蒋总裁、拥护李代总统、奉行三民主义，与西北等省合作等标语，复布满街巷，于大会典礼上，蒙众高唱国歌，其热烈有逾内地。值此全国糜乱之际，大戈壁中尚有一崇奉中央、充满党国色彩之据点，蔚为反共之强大堡垒，不得不谓非蒙古忠诚之表现，乃竟不蒙中央之一顾，始终不派一人莅会，蒙众莫不引以为憾也。
上述各节，俱属实情，西北长官公署及宁夏省政府所派人员，均经亲见亲闻。此特就便代陈，尚希分神转陈府院，请予谅解及支援则幸甚，并顺颂公绥，诸位明察！
在一向对蒙古问题怀有成见的阎锡山任行政院长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对这样一篇指责误谬的文件，是不会有任何答复的。德王离广州时，交付赵那苏图的任务也不会完成。总之一切都在拖延。这时西北局势更趋严重。西北军政副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兵团司令孙兰峰等受到他们老上司傅作义的怂恿，进行投诚解放军的准备。在宁夏，马鸿宾的动向也趋明显。为了作最后的劝阻，阎锡山派他的旧部下、国防部长徐永昌到宁夏从事说服。定远营方面听到这个消息后，德王、达理札雅、巴彦涵、白海风、何兆麟等也去宁夏会晤徐氏。德王等的目的是希望徐氏向国民政府转达蒙古方面的要求。建议当局及早批准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并予以财政和武力上的支援，但徐氏的反应却是劝阻他们不宜此时实行自治，尤其对于高度自治一节更不同意。双方意见距离甚远，谈判陷于决裂。
解放军继续向西推进，定远营方面受到更大的压力，内部意见愈行分裂，对如何突破现局更难有一致的看法。德王为了再向国民政府方面强调成立自治政府的必要，加派吴洛吉伯彦为代表，协助赵那苏图努力催促，一面也与达王联系，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拍发急电。要求速派飞机将已发枪支送到。关氏鉴于局势迫切，向行政院长阎锡山呈请速拨款14万圆，收拾蒙旗人心，以应急需，可是这时已经太晚，一切都来不及了。
在这之前，达王叫他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前去广州，意思是要与国民政府仍旧维持相当的联系，可是他同时又受到白海风、何兆麟的怂恿，反对德王的领导，暗中与中共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因之，他与德王间的关系又趋恶劣。有一段时间两人都彼此回避，不肯见面，如有必须商议之事就由吉尔格朗来回传达。甚至达理札雅向德王追索由阿拉善旗接待各地逃亡而来者的费用。本来他接待这一批人完全是出于好意而且也是无条件的，但由于这一批人支持德王的意见，竟出此下策。德王也不愿负下一笔人情债，就叫新成立的自治政府从他自广州带回的经费中拨还清偿。德王在这种不受地主欢迎的环境里遂生离去之心。
8月27日兰州撤守，情势紧张。为了突破外来的压力和内在的矛盾，德王还是与达王、白海风、何兆麟、巴彦涵等作了数度的折冲。德王主张不论在任何客观形势的改变中，已经成立的蒙古自治政府必须绝对维持到底，应该立即转入阿拉善旗的草原或沙漠地方，如不能立足就进入青海蒙古，再转进西藏。西藏亦不能保，则以流亡政府的姿态逃亡印度，等候世界大局的转变。白海风主张走到那里结局都是一样，无须作搬迁的打算，莫如把蒙古自治政府的名称改为西蒙自治政府，表示在定远营的自治政权与在乌兰浩特（王爷庙）由乌兰夫所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并无冲突，然后与乌兰夫和其他中共领袖进行投降的谈判。达王、何兆麟、巴彦涵也都支持白氏的意见。德王虽然一再坚持他的主张，始终也不能改变白海风等人的动向。
前已言及，在吴鹤龄尚未到达定远营之时，为了应变，曾有撤入沙漠经青海走向西藏、印度的拟议。后因吴鹤龄的反对，正中白海风、何兆麟等人投共之怀。再经他们的怂恿，达王终于放弃了这一个计划。德王未能由联合国救济总署方面取得交通工具，也是使达王灰心的一个原因。这时他看到大局已无法挽回，觉得与其开创新局面莫如争取自保。这一个方向的转变造成了他与德王的分裂。
笔者自己于1949年8月中旬离开定远营。有关德王在那以后的言行，只有依靠何兆麟所写的《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和卢明辉在他书中所引德穆楚克栋鲁普撰“我搞所谓西蒙自治经过”，以及卢明辉《陶布新访问录》等资料，再加自己的判断。从卢氏书中附录的最后一页（435页），可以看出德王所写的回忆录是经过陶布新记录整理的。换言之，是德王述、陶布新——也就是陶克陶胡（陶立滨）所作的笔录。我们无从证实这些笔录曾否经过德王过目。我们也无法知道，德王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所作的口述。但就笔者自己追随德王多年的经验来判断，其中的确有不少的话是德王说的，也有的部分是经过陶布新所改的。不像德王的口气。笔者并不是责备陶布新的曲笔，反而同情这一个老朋友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那样记录的苦心。至于何兆麟的那一篇，笔者已有详语在前，毋庸再述，不过无论何氏要怎样使用曲笔，仍是无法掩盖德王的豪气。
根据何兆麟的记述，德王为了强调向青海、西藏转进，对达王等说：“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尚且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等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的。”不论德王是怎样劝说，也是改变不了以白海风为主的一派主张。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宣布投降中共接受“和平解放”。据卢明辉的记述，这时德王去见达理札雅，对他说：“你既然决定留下，我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达理札雅也未表示挽留。在9月20日的黎明，德王带着几个亲信的随员，拿了蒙古自治政府的印信和政府门前所悬挂有“蒙古自治政府”字样的木牌离开定远营，走向阿拉善旗西北草原地区。何兆麟说德王是“带随员一二人……秘密出走……知者甚少。”恐怕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德王在走前已向地主达理札雅告别。第二，定远营的城门是日落关闭、日出后启开，倘无照会是不能开门的。第三，蒙古自治政府的牌额，也不是这样由一二人可以秘密弄得出去的。就笔者自己的推测，德王离开定远营之际，在他随行人员之中一定会有秘书策仁多尔济和副官图门德勒格尔等在内。
在德王离开定远营后，宁夏也是指日可落。李守信觉得孤立，就率领前所言及由宁夏马家负军需之责并受蒙古自治政府节制的反共部队由石嘴山一带渡黄河，经磴口（三盛公）向德王暂住的图克木庙会合。在这里经德王、李守信、吉利占泰、苏和巴图尔、宝音德勒格尔等共同协商后，决定与其掩旗息鼓，莫如扩大行动。政权名称仍沿用蒙古自治政府，年号用成吉思可汗纪元，成立蒙古军，设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副之，宝音德勒格尔为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参谋长。苏和巴图尔为第一师师长，孙明海副师长，赵殿臣为参谋长，吉利占泰为第二师师长，塔尔巴为副师长，拉喜那木吉勒为参谋长。在编组完成之后，德王就和这一支部队缓缓西进，大约在11月间走到阿拉善旗西近额济纳旗、北接外蒙古国境的拐子湖一带地方。这时解放军军队早已控制了河西走廊酒泉、玉门一带，截断他们进入青海地区的途径，使他们失去了目旋的余地。在政治方面，苏联政府已于10月2日承认由毛泽东领导以北京（这时北平又改名为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0月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样重大的政府事项，也使德王这一部分坚持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们，不可能得到乌兰巴托的支持。可是在阿拉善沙漠里的德王，是否知道这种变化而作些分析，已无法可考。总之一切的转变都是对他不利。
在德王出走后，白海风、何兆麟等说服达理札雅、巴彦涵，把蒙古自治政府改称为西蒙自治政府。按何兆麟所写，这是他们“企图借缩小地区范围，避免与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在自治区域上重叠对立，以逃避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罪责。其实这种伎俩，不过欲盖弥彰罢了。”（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4页）这些都是实话。何氏以悔过的笔调把他们只为个人出处所作的政治投机露骨的写出来，也未尝不是仍在逃避他所应负的罪责。据传闻，当时巴彦涵健康情形极坏，精神不佳，已无心从事政治，一切听人摆布。在这种环境中，达理札雅自然是无可选择，于是就决定在宁夏变色之前，向北京拍出起义归附的电报。可是这几个人又怕宁夏派驻定远营城外的两团武力。虽然他们有了“起义”的决心，但不敢行动。9月21日，也就是德王走后第二天的夜间，这些马家军队哗变，在打劫定远营城外地区后逃亡四散，这样他们才敢正式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发出电报，表示拥护、欢迎解放。在解放军入驻宁夏后，他们又派阿拉善旗保安队副队长罗瑞光，以“西蒙自治政府”代表身份前去银川市，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和平解放。10月5日，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彦涵等前去银川市，向中共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正式投诚。同时也把他们一直敬重而畏惧的军统局和中统局两个专员罗大煟、王君惠逮捕，带到银川。自10月中旬至翌年1月，白海风、何兆麟代表西蒙自治政府去兰州、北京、呼和浩特（归绥），向彭德怀、周恩来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等。报告德王出走，和他们自己“起义”来归绥的经过。乌兰夫特别嘱咐白、何两人赶快回去，努力争取德王、李守信，只要他们归向，既往不咎。并且叫他们带亲函给德王，希望他能转向。可是等何、白两人把乌兰夫的信带到定远营时，德王已经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在白海风、何兆麟还未回到定远营之前，中共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友参已经到定远营。达理札雅受到他的嘱咐，给德王写信，请他亲自到银川，来商量部队的安置问题。德王接到邀请，即派陶布新为代表先去定远营，再转宁夏。德王虽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还是坚持要求整个内蒙古必须实行高度自治的立场。在他致中共当局的信中，也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建议：“采取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内外蒙古合并问题。”在陶布新临去的时候德王嘱咐他说：“你去只谈我在信上提出来的问题，不要谈我个人的出路，使人家看不起我，我不丢那个人。”
陶布新到银川后，见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把德王的信交给他。潘氏看信之后向陶布新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经过及其远景，要他转告德王，请德王亲到银川来面商一切。双方的要求距离甚大，陶布新虽往返三次终于未得要领。按卢明辉据陶布新访问录写到当时德王的心境说：“德王仍然顽固的坚持实行他主张的所谓自治要求，不肯接受解放，并狂妄的对陶布新说：‘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并且共产党的民族区域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呢？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对于蒙古人可能都一样。’”（卢明辉《陶布新访问录》，第406页）。德王对陶布新的这两段谈话，说明了他的心境，也显示了他对对方所说的一切没有信心。这样在心理上的感应，和现实条件的匮乏，不能补给随他出走的部属之时，他的希望转向了外蒙。何兆麟在他的那篇纪要里也说：“德王是大蒙古民族主义者。他平日不时流露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的赞许，说是外蒙古人对内蒙古人样样注意、时时关心，如果遇事相求必能随时相助。当他此时陷入进退两难之际自然会想到外蒙古虽然是另一个国家，但毕竟都是蒙古人，一切事情总好商量。如今与其投降于中国共产党，倒不如去求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何兆麟《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第26～27页）。何况德王又接到他长公子都固尔苏隆的信，和经由他自己亲信族侄阿拉坦瓦齐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情报人员的联络，并由对方示意欢迎，自然会在极不得志的时候想到乌兰巴托打开出路。因此就在12月29日，偕同秘书策仁多尔吉、副官图们德勒格尔和两个带路人，从阿拉善边境走向外蒙古，冒险的踏上了无法测知的前程。在德王到外蒙后，因他的召唤，李守信、宝音德勒格尔、都固仍仓、苏和巴图尔也都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在他们走后，追随德王到拐子湖的吉利占泰、吉尔格朗、色楞那木济勒、达理札布、塔拉巴、陶布新、孙明海等集议今后的出路，决定由陶布新、孙明海出头，向驻在定远营的中共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友参接洽，“争取和平解放”。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何兆麟才把乌兰夫致德王的信交给他们带回去给德王的部属宣读。关于善后处理的原则是：1.愿回家者，准予资遣回籍。2.愿就地为民者，准予安家落户。3.愿去学习者，准予保送内蒙古自治区学习。4.愿就地工作者，准予分配工作。5.愿就地服兵役者，准予改编为保安队。这样有1200多人在1950年早春放下武器投诚。其中：收编为阿拉善旗保安队的400人左右，资遣回籍的400人左右，保送内蒙古自治区学习的六七十人，由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任用的100多人，留在阿拉善旗落户的100余人。此外由团长萨噶拉札布率领的100多人不肯投降，向西逃亡，当他走到额济纳旗北边马鬃山一带地方时，被解放军消灭。另一个团长达格瓦敖奇尔率领的200余人向东，想走入乌兰察布盟，也受到截击缴械投降（以上见卢明辉《陶布新访问录》，第407～409页）。如此在定远营由德王倡导的自治运动终以失败告终。
其先德王留在广州的个人代表赵那苏图，随着国民政府自广州至重庆而到台北，但由于消息完全闭塞，不知德王何在。他还是联络在台蒙籍人士，共同呼吁国民政府承认在定远营的蒙古自治政权。最后为了寻找德王的下落，于1950年秋离台经香港返回大陆。据卢明辉所记，他在登陆后就遭到逮捕。另一个由德王派出来的代表吴洛吉伯彦到重庆后就陷在那里，其后虽得走脱。但无法完成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