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厚田
当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废帝溥仪接往东北，炮制了满洲国。当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掌便伸向内蒙古各盟旗，派遣大批特务和蒙汉奸，深入西蒙各盟旗策动蒙古族同胞，为日本帝园主义者效劳。他们首先看中的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锡盟苏尼特右旗的德王和一些同他志同道合的蒙古族知识分子、政客，借此国内动荡时机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
日本的特务人员秘密在各旗活动，干着组建傀儡政权的罪恶阴谋，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我国的同时，在西蒙各旗加速进行挑拨离间破坏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这时很多受过国民党培养的以及在日本留过学的一些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失意落魄的政客，也有不少是爱国的进步青年。当然也有日本侵略者豢养的走狗，都在德王的招来下，相继来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们都得到了德王的热情招待，都在他的王府住下，成为德王的谋士和基干人员，研讨计划蒙古民族的振兴问题。并建立了乌滂守备队，干部学生队。以这些青年为骨干，训练军事和行政人员，并有当时班禅九世赠送的小规模修械所进行武器检修等。经过一系列的活动和酝酿，人员配备，组织机构等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工作，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苏尼特右旗和德王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是个水草丰盛，人畜兴旺，牧民过着游牧平静而安乐生活的地方。全旗只有一个（外蒙古没有独立之前建立的）有线中转电报电话局——滂江电报局。是由北京经张家口通往外蒙库伦（乌兰巴托）的电讯联络（滂江电报局于1936年将线路和电报局移到德王府）。
苏尼特右旗幅员辽阔，但人烟稀少，几百里地才有一处汉人经营的商店，外蒙古独立之后，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际国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这个平静的牧区竟成了蒙古民族中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一时形成了西部各盟旗的政治中心。
德穆楚克栋鲁普原是清朝的蒙古郡王，清朝被推翻，民国建立，袁世凯篡夺了大总统职位，后又妄想称帝，搞了一场君主立宪的丑剧。袁世凯为了笼络蒙古王公，大搞加封晋爵、援勋等手段，给德穆楚克栋鲁普加封为亲王。此人性情刚毅坚强，思想顽固，封建思想和民族意识浓厚，并具有一定政治头脑，很能玩弄政治手腕，善于用人。精通蒙汉文，对汉学的古文也有研究。以后又学会了英文。一向就以振兴蒙古民族为己任，朝思暮想要继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愿望，妄想自己有朝一日坐上皇帝的宝座。因此，在这国内政局混乱，外敌入侵之际，他身旁有很多政客、谋士，在这些人的出谋划策下，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施加压力和引诱，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正好可以利用来“大展宏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但是仅靠一个旗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他便联合西部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伊克召盟，以及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等特别旗的王公、总管，进行游说联系。如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的索王，乌盟达尔罕旗的云王，伊盟札萨克旗的沙王等。这三位都是盟长，年近古稀，在各盟旗牧民中都有一定威望。德王利用他们的这种优越条件，把他们推在前面，给他们以最高职务，其他各旗王公们名位次之。
而较偏僻的阿拉善旗对苏尼特右旗德王发出的号召，却以不理睬的态度对待。直到蒙政会正式成立之后，才派官员参加了例行大会。去的人是梅林陶米希格道尔格，佐领陈那笋巴图。达理札雅本人始终未去。
德王在要求高度自治酝酿成熟之际，他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年已16岁。德王便将其王位札萨克职务交给长子继任。他即以全部精神致力于蒙古自治活动，并以苏尼特右旗为其政治活动中心。
蒙政会的成立和瓦解
1932年即民国21年，德王亲自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蒙古高度自治的第一个电文进到滂江电报局拍发，这是包括全部蒙古地区，其目的是建立“大蒙古帝国”。这个电报发出后，使得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与这位从来不太为人们注意的一个蒙古札萨克磋商处理方案，经过几次讨价还价，最后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成立“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会址设在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的巴图哈里嘎，就是百灵庙。
根据蒙政会的组织法规定，设主席1人，由乌盟盟长达尔罕旗札萨克云端旺楚克担任，设副主席2人，由锡盟盟长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索特那木拉布丹和伊盟盟长札萨克旗札萨克沙克都尔札布担任；设秘书长1人，由德王亲自担任。但蒙政会的实际大权都掌握在德王手中，主席、副主席不过是样子。以下设置的职能机构有秘书厅，内有6个处；另有4个署，财政署、内务署、教育署、实业署。每个署各设4个处。另外还成立了2个委员会，一个是蒙古自治政府咨政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主任及秘书等，再一个是蒙古自治政府保安委员会。其组织是办公厅及8个处，并建立了蒙旗保安队，并由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拨给了武器弹药，无线电台大小十余台，成立了无线电管理局（总台）在边远各旗设立了分台。南京政府还拨给了一大批建设费。每月还拨给经常费。蒙政会的办公房屋及宿舍等一时不能建造齐全，为了急需，就在各旗征集了大批的大小蒙古包数百顶。暂作办公和住宿之用，这个征集蒙古包的任务，很短时间就完成了。在百灵庙的庙前架了起来。于1934年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锡盟以西各旗的侵略，还没有达到公开的程度。但这些地方日本侵略者的所谓顾问和特务人员随处可见。其魔爪已深入锡盟、察北各旗，与此同时德王也就利用锡盟、察北各旗作为根据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培植和鼓励下，于1936年竟悍然成立“蒙古军政府”自任蒙古军总司令。另起年号，以成吉思汗为纪元，制定了蒙古帝国国旗，公然脱离祖国。追随德王的一些积极分子，也借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逐渐西进，被安插到蒙政会的各个部门。他们争夺领导权，尤其是对保安队的控制权，保安部队有骑兵也有步兵。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已日益猖狂。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公开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德王曾派蒙古骑兵参加过进攻绥东及山西省的战役。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内蒙地区，调遣部队，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举攻占了绥包。其先头部队曾一度攻入河套腹地黄羊木头。
此时蒙政会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地变化，一些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蒙古进步青年，便和以德王为首的叛国者之间，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势。最后终于在1936年春，保安部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官兵约千余人，由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率领下发动军事暴动。泾渭分明地从保安部队中分化出来，投向绥远省境内的土默特旗，依靠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经过一段时期后，一部分士兵又向日本投降成了日本的奸细，拉拢鼓动，重又叛变投敌，致使爱国军官云继先牺牲。云继先死后，由国民党中央委任白海风率领这部分队伍，并编为蒙旗独立旅，由白海风任旅长，后又改番号为陆军新编第三师，驻防伊克召盟各旗。
白海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蒙古族毕业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党产，曾赴苏联东方大学留学，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嗣因由黄埔第一期同学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担保，这才获得释放，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白曾担任过保安处科长。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存在了约四年之久之后也就成了名存实亡了。在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的提倡和要求下，并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赞助下，经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批准。又分别成立了绥境蒙政会（绥远省境内的蒙旗）和察境蒙政会（察哈尔省境内的蒙旗）察境蒙政会所属各旗都已被日军占领。德王也就公开全面地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合作，继续搞他的蒙古独立运动。
绥境蒙政会设在伊克召盟的札萨克旗，是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控制之下的。这时乌兰察布盟、土默特旗已经沦陷，河套地区是傅作义的势力范围，绥境蒙政会仅有伊盟几个旗（河套是达拉特旗，杭锦旗的一部分）。
蒙政会与邻省的武装冲突
在蒙政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就经常和绥远省发生争权夺利的摩擦，主要表现在特税（鸦片烟的税收）征收权方面。由于绥远省全部都是蒙古地区，特税问题，虽然在蒙政会成立的初期，双方已经达成分成的协议，但在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难题，由于双方都不认真执行协议，加之双方又有宿怨，遇到问题不是协商解决办法，而是刀兵相见。为了争夺税收，蒙政会在乌拉特后旗哈沙图设立了税局和电台，这个地方是由甘肃省和宁夏省骆驼商人去包头、归绥、张家口的必经之路。当时主要是贩运鸦片烟土。特税局收入相当大，1934年骆驼即将起场的时候，驻扎在包头的晋军王靖国部队，突然将哈沙图税局占领，并将税局和电台人员扣押，枪支和电台都被没收，平静了两天，第三天夜里忽然枪声大作，步枪和机关枪越打越密，子弹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密集的枪声，在牧区的草地上静静的夜空显得格外猛烈响亮，翌晨天亮枪声才稍停，才知道是蒙古骑兵由蒙政会派来由白海风率领，向绥远省部队进行突然袭击，企图夺回哈沙图。后经双方联系停火，电台和枪支人员等由蒙政会派员领回，这场刀兵相见的冲突才告结束。
蒙政会与阿拉善旗的关系
阿拉善旗的札萨克达理札雅，对德王的蒙古自治运动，并不热心，他本人始终没有亲自去百灵庙参加过任何会议。阿拉善旗对蒙政会也没有尽过任何义务。直到蒙政会成立一年后，才派参领陶来喜格道尔格和佐领陈那笋巴图去百灵庙参加过例行大会。
德王并未放松对阿拉善旗的拉拢。1934年秋季，蒙政会通知给阿拉善旗一部电台，让阿拉善旗派人和骆驼到百灵庙驮运。达理札雅对蒙古自治虽表示冷淡。但对电台却很感兴趣。接到通知后当即派官员吉日太，松尔布带上人，驼前去百灵庙接运电台和工作人员。计有台长王枕华夫妇（王是蒙族昭乌达盟喀喇沁旗人，黄埔军校五期生）。报务主任徐增坤即厚田我本人，报务员杨秀梅、机务员杨秀春、徒工胡壁，并驮运了一部分汽油，因那时的较大电台必须用汽油机充电，才能通报。起程之后为了躲避绥远省政府的截查，我们绕道远离绥远省驻军地区，往北深入牧区，从百灵庙起程路经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中后等四个旗，每天行程百十里，走了20余天，于冬季12月才抵达定远营（今巴彦浩特）。
阿拉善旗为了表示与蒙政会的不同立场，不让电台使用蒙政会分台名称，也不要蒙政会拨发给的经费，电台完全由阿拉善旗领导，决定通讯联络地点，每天定时与蒙政会总台、南京蒙藏委员会台、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台、银川宁夏省府等台联络。从此阿拉善旗和有关各地的通讯就迅速的多了，同时达穆林旺楚克也通过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电台与阿拉善旗联系。
日本特务机关的设立
随着德王拨给阿拉善旗电台之后，于1936年日本特务机关也来到了阿拉善旗。驻扎在最大的商号祥泰隆院内，架设电台，搞情报活动。特务机关长是恒田六郎及田中久信。特务机关里还有汉族、蒙族奸细各一人。他们在老陵滩和城西双山子修建飞机场，日本飞机每日由锡盟飞来一次。特务机关建成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率代表团，由伪满洲国经锡盟乘飞机来到定远营拜会了达王，达理札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王是存有戒心的。日本的特务机关在定远营的设立，他感到威胁，便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即派陆军25师关麟征部来定远营将日本特务机关赶走了事。
我到内蒙各旗的回忆
我的父亲徐荣候字实斋，于北洋政府时期就在滂江电讯局任职。这个电讯局是北京经张家口通往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唯一的通讯联络线。滂江地属苏尼特右旗，距离德王府很近，大约有35公里。外蒙古独立后，与北洋政府断绝了联系，滂江电讯局业务中断，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我父亲与德王的交往很深。那时我父亲独自一人在边远的蒙古地区工作。生活上很多不便，就从老家将我祖母、母亲和我接到苏尼特右旗居住下来。当时我才12岁。德王经常来我家做客，我也常到他的王府去玩耍，因此从小就很熟悉他。我到他旗下第三年，德王正在搞蒙古自治运动，很需要人才，便在我家前架蒙古包，成立小学，由一名蒙文老师教蒙文，并管理学生生活，汉文由我父亲授课。德王为了和广大蒙旗进行联络，也急需现代化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德王便选送了一批青年学生去北平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我也由父亲送去学习，由业余学校教师教授，基本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结业后曾先后在蒙政会总台、乌拉特后旗、土默特旗电台工作。1934年蒙政会通知发给阿拉善旗一部无线电台，让阿拉善旗派人拉骆驼到百灵庙运回。我便和王枕华等随电台来到阿拉善旗定远营。架设起电台，受到达王和旗政府的重视，达王先派了艾立肯巴图、张宏达、张元忄尉等人学习无线电技术，阿拉善旗政府对电台非常关注。曾派旗政府笔贴式谢尚德、刘雨田常来电台照顾生活和供应工作。达理札雅对台长王枕华很信任。对报务、机务人员很重视，工资待遇也很优厚。另外还有日常用品供应。
嗣后因达王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失和。马鸿逵于民国27年（1938）派兵围攻定远营。将达王胁持到银川，后转送兰州软禁。并将阿拉善旗武器、电台收缴，还将台长王枕华扣押宁夏。经国民党中央和蒙古同乡的营救获释，因处境险恶，为了躲避马鸿逵的迫害，王枕华便带我离开了阿拉善旗，投奔内地找工作。此时日本侵略者正进攻九江，武汉危急，国民党政府正在忙乱着往重庆逃跑之际，我俩行至汉口适逢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的人员正在武汉领取骑兵鞍具，晤面后对我说：白师长听说阿拉善旗被马鸿逵围攻后你已失业，正在找你，就去新三师工作吧。这样我又由武汉押运军需用品乘火车来到西安，改乘汽车转运陕北进入伊盟，新三师师部驻扎在札萨克旗和伊金霍洛、乌审旗、郡王旗交界处的赤勒图地方。新三师下属三个团，第一团团长纪松林；第二团团长朱实夫：补充团团长班德尔代。在新三师我担任了师部总台长职务，王枕华随他的亲戚李永新去了重庆，从此我俩便各奔前程，不通音信了。在阿拉善旗即将解放时听说他和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分别充任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逃到台湾去了。
白海风的新三师驻防伊克昭盟时，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告密，说新三师赤化了。因白海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留学苏联，而伊盟又接近陕北红区。这个告密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便命令新三师由伊盟开赴甘肃省的靖远县进行整训。当时白师长虽多次要求就地（伊盟）整训，但均遭拒绝，在胡宗南调动数倍于我师的兵力包围下离开了伊盟。这时我才知道确实有中共党员云泽（乌兰夫）等数人在师政治处工作，在部队出发前白师长派部队护送他们去乌审旗的解放区。当时我随军由伊盟开拔经宁夏的灵武等地到甘肃省靖远县的北湾驻扎。
北湾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地处黄河岸边树木成林，于是新三师驻在靖远县接受整训。并将朱实夫升为副师长，但不久朱即病故，又将番号改为陆军新编骑兵第七师，归胡宗南节制。这个部队整训期间我又脱离了该部队去兰州和达理札雅同住在五泉山。日本投降后移住北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的败局已定，逃往台湾。但德王仍不死心，又带了一批残兵败将，王公贵族，来到阿拉善旗联合达理札雅搞了一场西蒙自治，按照百灵庙的老样子，在定远营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
当彭德怀总司令的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后，由杨得志司令员率领十九兵团进军宁夏，马鸿逵的贺兰兵团被歼灭之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选择了光明大道，举行和平起义，投入人民怀抱。在这关键时刻，德穆楚克栋鲁普仍然坚持顽固立场，他曾劝说达理札雅和他一起撤离定远营到牧区打游击，那时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一致认为不能追随德王。决定和平起义，由达理札雅带头通电起义。派员迎接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当即由十九兵团的徐成功团长率部入阿拉善旗，与达理札雅商谈和平起义事项。随后达王亲赴银川与杨司令员洽谈了和平解放阿拉善旗及以后有关事宜。而德王却始终坚持民族主义立场，顽固到底，不愿起义投诚。于1949年9月20日和达王分道扬镳。伙同李守信带领残部撤退到阿拉善旗北部的土克木庙以及拐子湖一带又挂起了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这时大西北已经解放。阿拉善旗已和平起义，德王带领残部蛰居拐子湖，少吃缺穿，处境狼狈，饥饿难耐。不得已只有宰杀牲畜主要是驼驼，维持生活。抢杀了大量骆驼，宰杀了无数牛羊。在此期间解放军十九兵团和宁夏军事管制委员会，通过达理札雅敦促德王起义归来。经阿拉善旗的左甲木英和德王的亲信陶布新数度往返于定远营与拐子湖，进行联络。徐实斋也两次致函德王劝其起义。终因德王的顽固立场不变，没有成功。而他们也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带到拐子湖的残部，开始分化，一部分流窜到额济纳旗当了流寇。另一部分由葛瓦拉希、苏德那木带领向乌盟窜扰。在这样众叛亲离的情势下，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带领少数死党如敖木巴特尔等数十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余下的部众，由孙明海、王亲扎布、陶布新，张世杰等人带领下起义投诚，由宁夏军区和阿拉善旗党委、人民政府接收改编，人员分别安置在各个部门工作；有一部分要求回家，由旗政府遣送回了原籍；另外对一些要员也进行准用。如白海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何兆麟为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巴文峻为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当时在阿拉善旗的我父徐实斋也安排在中级人民法院任秘书工作，后又调到政协任秘书。
外蒙古早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德王等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终被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回国。被判处徒刑，后又获特赦，于1966年在呼和浩特因病而死。
以上回忆是我个人经历所记，不妥之处望知情者予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