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忠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以成吉思汗后裔自居，抱着“蒙古独立建国”的野心，曾几次发动“蒙古自治”运动。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也曾卷入了德王的自治活动中，直至1949年在阿拉善旗组建的“西蒙自治政府”垮台，经历了十五六个年头的历史过程。
笔者在编写史料过程中，将“蒙古自治”与阿拉善旗牵连的史料。经与一些当事人核对，现汇集于此，仅供读者参阅。
一、蒙政会与阿拉善旗的联系
1931年日本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暗中接到奉天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中国大片领土被日本人蹂躏，抗日烽火正在燃烧。
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司令部”后，冯玉祥委派德穆楚克栋鲁普为蒙古军第二军军长。德王怕冯玉祥对其在1926年扣留冯玉祥派往苏联的代表一事进行报复，未敢前去就任，而趁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前往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进行“宣抚”之机，秘密策划“蒙古自治”运动后，经过日本使馆和伪满洲国溥仪的帮助，与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辗转周旋，终于1934年2月28日经国民党批准，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仅仅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宝座才三年的达理札雅（简称达王），即被任命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从此，阿拉善、额济纳及青海的诸盟旗均被德王划入他梦想的“蒙古国”版图之内。“蒙政会”成立后，德王使与日本关东军拉扯到一起，互相利用。德王为了尽快当上“蒙古国”的皇帝，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于1936年2月12日竖起红黄白三色条旗，改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企图达到其政治目的。
日本人利用“蒙政会”开辟新绥公路，从百灵庙出发，沿外蒙古边境，经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的公路运输通道很快被打开了。由于德王不顾中华民族的危亡，公然与侵略者合作，促使“蒙政会”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尖锐。于是绥远省的傅作义又利用巴文峻鼓动其侄子巴征玉于同年2月21日，在“蒙政会”保安队内发动了1000人的兵变，遂使“蒙政会”从内部瓦解。嗣后，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又于1936年4月21日在乌珠穆沁旗重新集会筹建“蒙古军政府”，为组建“蒙古国政府”进行准备工作。这次会上，阿拉善旗派副管旗章京陈那笋巴图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向“蒙政会”商洽了领取枪械等事项，“蒙政会”还派王枕华为驻阿拉善旗电台台长，德王的同学徐厚田为电台主任、并配有报务员、机务员，学徒各一名，为他们从事情报工作。这个电台，名义是国民党给的。实际是德王派的，是为德王服务的。
此后，阿拉善旗即被德王及日本人列为侵占对象，他们的手也就很快伸进了阿拉善地区。1935年，日本特务龟野以行商之名窜到阿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镇），住在祥泰隆商号。几天后，马鸿逵派少将参议用专车将龟野接到银川，进行秘密交易。此后，日本的特务便在定远营开始了他们的间谍活动。1936年5月14日，旗政府向宁夏省政府报告了“日本人近日力迫雇工修飞机场”等情况。
7月，国民党政府以蒋中正名义给阿拉善旗政府来电通知：“日本如无合法护照，则逐之，飞机再来应扣留”。
8月23日，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电知旗政府说：“日本人擅自到阿拉善旗，并组织特务机关，应切实交涉，将飞机扣留、并驱逐日本人出境”9月4日马鸿逵派兵一营，假保护商人名义，驱日出境。就在这个时候，德王邀请驻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板垣征四郎到化德县参加“蒙古军政府”阅兵式后，乘飞机到阿拉善旗进行引诱，企图拉拢达理札雅参加他们的所谓“日蒙合作”，被达理札雅拒绝后而悻然飞回伪满。
1937年6月18日，阿拉善旗政府接到马鸿逵的电报称：“日本人由包头运无线电台一部，向西经阿拉善旗至额济纳旗；由化德县运往额济纳旗军火、军用品四辆汽车，枪械两辆车，车前挂黄牌，上写关东军二里子河”。根据马鸿逵的通知，6月22日，达理札雅给阿拉善旗各防卡下令：“如日人至，应即阻止”。6月23日下午4时，日本侵略军横田碌郎等3人来定远营，住到祥泰隆商号，并架设了电台。6月28日，日本人横田又率随员2人，持天津市公安局护照，乘大飞机一架闯入定远营，以调查羊毛产量为名，在祥泰隆商号停留1个小时后，横田1人乘原机返回。
7月9日，旗政府给马鸿逵去电要求让其将阿拉善旗扣留日本人的械弹一案，转报蒋介石进行处理。马鸿逵给旗政府来电说：“摧日人田忠久信即日到宁”，并嘱“传达横田，久留阿拉善旗亦难负责保护”。
不久，田忠久信等虽被撵跑了，但关东军的头目山本四郎在华人杨、李二姓（一蒙一汉）的陪同下，假冒西北物产公司之名乘飞机又闯入定远营。同年日本关东军又派特务员吏川、山田等10人由陆路窜入阿拉善旗，他们手持盖有“济南领事西田小东政府”印章的所谓游历护照，公开来阿拉善旗进行侵略我国大西北的准备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攻北平、天津等地，无力顾及蒙古地方，于是，昙花一现的日寇关东军设在阿拉善旗的特务机关全体人员也被驱逐出阿拉善旗境内。
宁夏省的土皇上马福祥、马鸿逵父子2人，素对位居宁夏境内，而又不受其直接统辖的阿拉善旗颇有不满之意。“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都强烈要求严惩汉奸卖国贼，马鸿逵暗中与日本人勾结之事已暴露，蒋介石发来电报让他“查获沟通敌特者，就地惩处”。马鸿逵为了掩人耳目，嫁祸于人，推卸罪责，便趁机寻找替罪羊。既当日本人侵入过阿拉善旗，蒙奸德王又在阿拉善旗设有电台、达理札雅又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表侄女婿，所有这些对马鸿逵借机削弱阿拉善旗王公势力，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无疑是个绝妙良机，于是他们便加紧对阿拉善旗进行阴谋活动。1937年秋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郑子献为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马鸿逵也以防守阿拉善旗为名，派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张海禄步兵团驻扎到阿拉善旗定远营，修筑工事，举行军事演习，企图迫使阿拉善旗倾耳俯首接受马鸿逵的统治。这些阴谋活动，激起了阿拉善旗人民的忧虑和愤慨，旗政府也开始进行反抗准备，将库存的枪支弹药、档案和部分财物转移到牧区，作了与马鸿逵进行战斗的防御准备，当双方戒备森严，刀枪出鞘之际，马鸿逵提出和平谈判解决误解的建议，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派委员刘伯石来定远营游说，从中缓和了局势。
1938年2月4日，马鸿逵以换防名义，从宁夏调来省警备第一旅马宝琳部的王有禄、何玉魁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由马腾蛟为总指挥，在一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配合驻定张海禄团，重重包围了定远营，并进行了炮击，定远营未被攻入。
与此同时，马鸿逵还另派两个骑兵团突袭阿拉善旗驻守亭子（三盛公附近）的阿拉善旗骑兵保安队第八中队杨富存部，因众寡悬殊，第八中队不得不撤退到阿拉善旗北山一带。
旗政府由于寡不敌众，只得派代表与马家军“和谈”。在强敌压境，兵临城下的困境中，阿拉善旗政府只好忍耐，接受了马鸿逵提出的条件：解除阿拉善旗保安队全部武装，将札萨克达理札雅移住银川，否则继续炮轰定远营。
城下之盟既定，阿拉善旗保安队便于2月29日给马鸿逵部罗运义据条缴械，计有迫击炮3门，炸弹2箱，炮弹11箱，高射机枪1挺，轻机枪1挺，手提式及冲锋枪19支，手枪34支，各种杂牌步枪450支，刺刀2箱共71把。各种子弹47大箱外加27小箱又四麻袋半，共计26宗。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也于2月29日被送往银川。后转往兰州西北行辕，变相软禁7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完全恢复了自由。
在战斗中，旗兵虽打死马部连长、排长各一名，但阿拉善旗则以缴械失败而告终。阿拉善旗的广大群众因受到了一次较大的军事冲突威胁，除了精神上不安和恐惶外，到处都在纷纷议论，各说不一。于是，在1938年3月3日以阿拉善和硕特旗政府名义发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禁止谣言的布告，布告说：“此次军队奉令来旗换防，因深夜前来，后山守营骑兵不明真相，兼蒙汉言语不通、遂致发生误会，小有冲突，嗣经查明真相，彼此一家，业已和平解决，恢复旧好，乃竟有无知之徒，捏造种种荒谬之谣言，扰乱人心，防害地方治安。查谣言惑众，向于例禁，为军法所不容。本应严究重惩，以儆效尤，姑念愚民无知，宽容既往，自此次布告之后，蒙汉各界商民人等，宜各安生业，切不得再履前辙，造谣扰乱，致于罪戾，倘有不法之徒，玩视不遵，本政府言出法随，一经查知，定行重惩不殆，勿谓言之不预也。”
对这次事件的公开议论是，达理札雅勾引日本侵略军，而实际是马鸿逵找借口用武力对阿拉善旗实行军阀统治的一次军事行动，双方经过这次较量，马鸿逵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以严惩通敌案，向蒋介石交差，又削弱了封建王公制度的实力。此后，马鸿逵在定远营设了第二政府“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并在定远营驻扎一个工兵营，配有六○小炮。
阿拉善旗在清朝时期，即按蒙旗制度设有自己的军队。到了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残迹——蒙旗王公制度，仍沿袭到解放前夕。阿拉善旗的地方保安队也一直维持到和平起义以后。
1946年9月1日，经国民党西北行辕批准，第二次正式成立阿拉善旗骑兵保安队，同时成立军士训练班，受训102人，3个月毕业。次年6月，西北行辕又派来张甫珽为专任军事教官。骑兵保安队成立不久，又改为骑兵保安总队，并设阿拉善旗防守司令部。解放前夕，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任中将司令，协理台吉罗巴图孟柯任少将总队长，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任少将参谋长。此外，旗稽查局警察队还有30多名警察。1949年6月6日国民党国防部兼部长何应钦给阿拉善旗防守部的训令称：兹核定自5月份起陆军官兵薪饷银元给予如下：
将官：月支银元10元、校官：月支银元8元、尉官：月支银元5元、上士：月支银元3元、中下士：月支银元2元、列兵：1元。
二、“西蒙自治”在阿拉善旗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挺进关内，12月底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平津战役，北平的解放迫在眉睫。就在这时，蒋介石保护隐居三年之久的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预感到国民党反动势力即将土崩瓦解，北平也将被人民所解放，于是，急电在南京的吴鹤龄，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他去南京。
1949年1月1目，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假和平谈判建议的当天，派专机到北平，由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何瑞五（又名何兆麟，那森孟柯）陪同德王飞抵南京。
据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中说：“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军又在淮海战役中失败，解放大军很快地迫近浦口，国民党反动政府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纷纷疏散迁移。此时我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摇摇欲坠，自顾不暇，而解放大军未到达西部盟旗，我正好趁此机会搞‘西蒙自治’，成立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与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对立。如果站不住脚，也想打着‘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招牌，经由青海、西藏去印度，流亡海外，周游各国，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宣传蒙古问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再行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
德王既决心趁国民党即将垮台之机，重新打起“蒙古自治”的旗帜，达到东山再起，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目的。于是他一面给他的谋士吴鹤龄说明他想到西部盟旗搞“蒙古自治运动”的计划，一面积极分别拜会蒋介石、李宗仁及国民党的一些新任首脑和部长，想争取他们的赞助。结果是：李宗仁当面表示应允他的要求，蒙藏委员会的头目白云梯，亲自出马为他四处奔走活动。在南京局势紧张时，国民党想让德王到西宁塔尔寺隐居，但他不甘心失败，梦想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怀着“蒙古独立建国”的狂妄野心，在他一群同谋者的簇拥下，向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表示他不愿意去青海，而愿意到阿拉善旗居住，他的愿望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
1949年元月26日，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把德王，送往阿拉善旗开始进行新的反动活动。偕同德王由南京同机出发的有阿拉善旗达王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原为阿旗首席协理，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吉利占太、何兆麟、赵汇川和德王的副官图门德勒格尔等。德王这块乌云就这样飘到了祖国的大西北，压在阿拉善旗人民的头顶上，使阿拉善旗处于黎明前的最黑暗时期。
德王从南京来阿拉善旗时，李宗仁为其辞行，并送了德王一本联络用的密电本；途经汉口时，白崇禧为其设宴，也送了一本密电本；飞到西安时，胡宗南对他说：“你到宁夏如能开展工作，我可以把白海风过去带过的骑兵拨给你，或者在你未到达之前就派去，作你开展工作的前驱。”
德王于元月底到达兰州时，阿拉善旗的札萨克达理札雅已先于德王到达兰州，他们见面后，达王说：“我接你来了”，表示欢迎德王到阿拉善旗来。
德王在兰州活动了约两个月时间，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对德王请他帮助“蒙古自治”的要求表态说：“帮助蒙古是光荣的事”。德王还对参加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会议的西北各省军政首脑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分别进行访问拉拢。马鸿逵表面上也向德王表示说：“咱们蒙回合作吧”，背后却责问达理札雅说：“你来兰州干什么来了？德王要到阿拉善旗去干什么？”达王受此责怪后，就偕同何兆麟于同年2月6日由兰州回到阿拉善旗。
顺便说一事，何兆麟与阿拉善旗的来往并非新交，他在1943年2月26日给阿拉善旗协理罗相丞（罗巴图孟柯）的信中曾说：“今后本旗（指阿拉善旗）向中央（指国民党）不论党政军何种问题，凡有报告或请示之案件，能寄由弟面呈者，即径寄弟处洽办，不能径寄弟处面呈者，则请于发文后，同时将详情或电函详细示知”，同年9月5日给罗相丞的另一信说：“昨接达王函，告知旗府查扣实小（指国民党教育部设在阿拉善旗的国立实验小学）反宣传信件，将呈请中央法办，弟已将此事向蒙藏委员会非正式略为报告矣，俟旗府正式文电到达后再为相机办理”。在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当年11月7日，何兆麟给罗相丞来信说：“一、派张永成任实小校长（张为军统特务），二、枪支问题本可运兰，因某人一言，何总长即电询朱长官（指西北行辕长官朱绍良）意见，吾已电请王座近谒朱，料无问题”。12月8日又来一信报告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情况说：“桂柳军撤至黔境，中美协定打通滇缅路，美国将援我战车和坦克，一致灭寇，共党已渐就范”。因此，何兆麟这次随达王来阿拉善旗搞“西蒙自治”，自然是敌友相逢，情谊非浅。
德王、达理札雅等人在兰州时“经过几次商量后决定，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各盟旗代表会议，并通知各盟旗代表按规定日期出席会议”。一切准备工作布置就绪后，德王等又联络国民党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等离开兰州赴银川。适逢国民党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巴文峻，参议长韩裕如等人也在银川，便向他们谈了搞“蒙古自治”，组织“蒙古自治政府”之事。巴表示赞成，并提出应当成立“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于是，德王、白海风、巴文峻、林沁僧格等于1949年4月先后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
德王等到达定远营后，阿拉善旗已有不少从东部解放区逃到这里来的王公、上层分子及散兵败将等聚集在这里。于是，在征得达理札雅等同意的情况下，“蒙古自治运动”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1949年4月13日，德王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了各盟旗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人员有：绥境蒙政会，巴文峻；伊克昭盟，韩裕如（乌尔根达赖）等10人；乌兰察布盟，林沁僧格（盟长）等5人；锡林郭勒盟，德王等5人；察哈尔盟，4人；卓索图盟，白海风（都固仁仓）、何兆麟、王亲扎布等4人；昭乌达盟，9人；哲里木盟，赵那苏图（赵汇川）、贡其格（鲍国民）等4人；呼伦贝尔盟，达克瓦敖其尔等2人；额济纳旗，曹格图盖立勒；阿拉善旗，达理札雅、达穆林旺楚克（达匀庆）、罗巴图孟柯、金巴图道尔吉等4人。马鸿逵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煌特意赶来帮腔。
经过三天酝酿，决定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未到会的伊盟副盟长阿拉坦瓦奇尔被推定为主任委员；德王、达王为副主任委员；达穆林旺楚克、巴文峻、白海风等7人为委员；何兆麟、札奇斯钦为正副秘书长。因为达王是东道主，有举足轻重的关系，德王特对他打气说：“白灵庙的自治，是在云王（云端旺楚克）大力支持下搞成的，这次自治是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发动，全赖你大力支持”。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由何兆麟、巴文峻等起草“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宣言等，一面给国民党中央发电让其许可自治，同时于5月间组织代表团赴广州请愿，德王为首席代表，乌盟盟长林沁僧格和阿拉善旗的金巴图道尔吉及德王的秘书、赵汇川等为代表。
德王到广州请愿，在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人面前碰了壁，但他又在广州搜罗了他的旧部吴鹤龄、札奇斯钦、德古来、吴熙宪、李守信及在广州的10多名蒙古青年，还特意寄旅费从广西桂林召来疏散在那里的蒙藏委员会职员陶布新做他的随身秘书。他们此行的另一大收获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等为利用他们的反共苦心，批准拨给了银洋1万元，步枪200支，机关枪4挺，加拿大手枪50支。
德王回到阿拉善旗后，即着手筹备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和筹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西拼八凑，从内蒙的东头至西头纠合了175个代表。1949年7月26日，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和宁夏省政府委员马敦静给“蒙古自治筹委会”致函祝贺，并派省党部书记长周百煌前来。8月5日，“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阿拉善旗中学礼堂开幕，国民党中央军委驻定远营军事专员罗大煟和国民党中统局驻阿拉善旗调查专员王君惠等也参加了会议。“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天，选举出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为“蒙古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四个首脑当即宣誓就职，会议也宣告闭幕，当晚由阿拉善旗保安队戏班为其演唱了秦腔。
代表会议后，德王等即着手组织了“蒙古自治政府政务委员会”，任命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为政务委员。继而又组建了政府办事机构。并任命了头目〔秘书厅秘书长巴文峻，副秘书长陈爱尔德尼巴图，内务署署长何兆麟，副署长陶布新，实业署署长白海风，教育署署长林沁僧格，蒙古议会秘书长陶布新（兼），保安委员会委员长达理札雅（兼），副委员长白海风、李守信，参谋长陈应权，副参谋长李文钦〕。德王为拉拢阿拉善旗地方势力，又任命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张元忻和阿拉善旗稽查局局长李树德为蒙古自治政府参事，但张、李两人坚辞不受，只好作罢。
在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过程中，德王旧部的主要人员与何兆麟、巴文峻、白海风等曾有过一些争论，前者是死心蹋地公开打出反共反人民的旗号，后者是面对当时局势万变的现实，要为自己进退有路，做了政治上的两手准备。但其反共的宗旨并无两样。
1949年夏，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旅窜到阿拉善旗磴口巴格及附近的三盛公，布隆淖尔一带，投奔德王而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东部各盟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定远营召开的“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新一旅表示愿意归属“蒙古自治政府”统辖。
新一旅原系李守信旧部，1948年秋驻防辽阳一带，国民党派其增援锦州战役时，该旅一团团长苏和巴特尔等策动哗变，西窜至察哈尔宝昌县，由国民党绥远军收编，番号仍定为新编骑兵第一旅，仍辖三个团，苏和巴特尔任旅长，孙明海任副旅长，宝贵廷任参谋长。不久张家口形势吃紧，该旅又复西窜至武川县时，闻知德王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活动，于是又返离绥远军西窜，追随德王而来。但德王临时拼凑起来的“蒙古自治政府”，既未得到国民党的正式承认，自身更无经济力量给新一旅解决给养，各盟旗在时局急转直下之际，多为意存观望，不肯支援。于是，宝贵廷转赴宁夏进行联系。马鸿逵为了掌握这个部队作为他的反共力量，即给宝贵廷等官佐银洋500元，以示拉拢。而从台湾跑来阿拉善旗参加“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并任为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李守信，深感自己是个光杆司令，于是也迫不及待地跑到银川与马鸿逵商洽解决新一旅的给养等问题。而马鸿逵则由于在三边连打败仗，宁夏的防务更为紧张，正想利用这支反动兵力为其效力。双方都出于同恶相济，互相利用，所以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宁夏兵团司令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表示：骑一旅归由宁夏收编后，限驻黄河以东的陶乐县，不能开往黄河以西阿拉善旗地区。如果开往河西，便以武力对待；部队的经费、武器、弹药、给养等概由宁夏省负担。继而又宣布李守信为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宝贵廷为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参谋长，苏和巴图尔为骑一旅旅长，孙明海为副旅长。协定既定，李守信即将部队开往宁夏陶乐县驻防。
1949年夏，国民党行政院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在马还未敢上任前，8月26日兰州解放了，月底马鸿逵带着小老婆逃往台湾。9月17日，新任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原为军委军令部长）乘专机来宁夏督战。德王得知此机，便偕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前往银川会晤徐永昌，向他陈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经过，让他代向国民党政府陈述，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徐不允，经德、达、白3人力争后，徐厉声责道：你们的这种要求，迹近乘人之危，要挟中央，这是不准许的，你们必须慎重行事。没有中央的准许，一切都不准办。
“蒙古自治政府”的要员们在临解放时也未得到国民党的正式批准，而且又一次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扫兴而归。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看到形势对他不利，同时又舍不得他那个中央立法委员的招牌，于是便带着小老婆，于8月19日和徐永昌同乘一架飞机逃跑了。
1949年的初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率领下，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解放了西北的重要城市西安、兰州。9月5日又解放了青海省西宁市。9月初解放军派和平代表团到宁夏，晓以大局，讲明利害，指出只有按和平条件接收整编才是唯一出路，但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马敦静仍图顽抗，不但不接受和平条件，反而派人监视代表团的行动，还部署了破坏公路、挖渠放水、烧毁仓库，将重要物资扔进黄河等一系列反革命计划。于是，人民解放军一野所属十九兵团于9月10日由固原县、海原县、预旺城地区兵分三路，开入宁夏省界，11月奔袭同心县城。15日夜，我先头部队进入中宁、中卫。16日击溃青铜峡守敌。17日进逼金积、灵武。就在这个时候前来督战的国防部要员，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残败的狼狈局面，银川解放已在旦夕，于是在19日悄悄溜走了。就在这以前，德王的同僚们，如吴鹤龄、札奇斯钦、乌古廷、德古来等重要人物也都先后飞逃了。
就在这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到来之际，“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很大波动，这时他们不得不商量应付时局的办法。德王主张出走草地，通过青海、西藏去印度。白海风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何必再行出走”。达理札雅、巴文峻、何兆麟同意白的见解。至此，昙花一现的“蒙古自治政府”只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德王在逃跑时，曾单独对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是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于是在9月20日晨，偕同图门德勒格尔、敖木巴图尔，王亲扎布等20多人离开了定远营。压在定远营人民头上的这块乌云又飘移到阿拉善旗北部的图克木，拐子湖一带。
在德王出走的前几天，他的80多名军政人员，用70多峰骆驼驮着粮食、帐篷等物，已开始向阿拉善旗北部的图克木庙撤退。直到9月20日，德王带着“蒙古自治政府”的印鉴和长方形木牌逃跑后，“蒙古自治政府”算是垮台了。但是他的署长以上职务的一部分人员，仍留在定远营，他们虽然赞成和平解放，但对德王的“蒙古自治”活动并未就此罢休。因此在德王逃走后的第二天，达王府外西侧院门上又挂出了个“西蒙自治政府”木牌。在当时，这个所谓的政府，虽然尚未来得及组阁，但是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前打出了旗号。
9月23日，阿拉善旗分头派代表前往银川和腰坝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原“蒙古自治政府”的内务署长何兆麟虽也随同前往，但“西蒙自治政府”的招牌并未敢亮出去。实际上“西蒙自治”的筹建方案是在1949年10月初才完成的。他的名称是“西蒙自治政府”。注册成员44人。主要人选如下：主席，达理札雅；秘书长，巴彦涵（巴文峻）；副秘书长，陈爱尔德尼巴图（陈宝峰）；参事，徐实斋；内务署署长，那森孟柯（何兆麟）；参事，李树德；处长，蒙太；教育署署长，策登巴图；处长，巴根；实业署署长，都固仁仓（白海风）；财政署署长，乌儒根达赖（韩欲如）；处长，武儒根；保安委员会参谋长，陈公扎布；副参谋长，李文钦；高参，宝库；蒙古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
并刻制了“西蒙自治政府”蒙汉合壁篆字木质大方印，这个“政府”出世后，加重了阿拉善旗人民的负担，他们每人每月由阿拉善旗政府发给薪洋5元，直至1949年12月。
“西蒙自治政府”方面写给彭德怀司令员并转呈毛主席的报告书，原文如下：
蒙古人民自大元帝国没落后，七百多年来，文化教育一直没有进步，所以后来对于满清政府的禁读汉书，奖励喇嘛等种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是不知道它包含很深的毒素，对于蒙古人民自己本身的贪病愚昧衰落种种的可怜景象，竟然也不知是从何而来，一直是度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赶到满清即倒，民国成立，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国内为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下，蒙古人民才得到入学校读汉书的机会，这才人才渐起，知识日开，知道民族的自由和发展，必须在政治上争取解放，所以蒙古人民二十年来，根据孙中山先生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决自治之遗教，在抗战前抗战中，频年奔走呼吁，要求在国家完整统一下，蒙古人民实行自治，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置若罔闻，辄以分离运动自之。诚如毛主席所说：“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对少数民族压迫剥削无所不至”，我们蒙古人民弱小无力，只有含泪隐痛，以至于今，这是国人周知之事。
到了抗战胜利第二年代，我们西蒙人民知道了东蒙的人民在毛主席的政策主张之下，扶助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使东蒙人民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我们西蒙以及在各地为蒙古民族自由生存，奔步奋斗的有正义血性的蒙古人民，无不感奋异常，以为蒙古人民从今以后得到了翻身，有了出头之日，同时感到东蒙人民何等幸运，西蒙人民又何其不幸。但是我们并不自甘暴弃，绝对要追随东蒙人民足迹之后，为整个蒙古人民效其愚忠，使成为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力之一环，于是今春我们的同志多人，在兰州曾转向张治中先生陈述我们的坚决的自治愿望，请他不论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允许与否。予以有力的支持，他以无限的同情语意答复说“依据孙中山先生遗教也好，依据今天国内外民主政治潮流也好，蒙古人民自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国民党顽固分子恐怕对此不易允许，请你们召开会议妥商进行，我个人绝对协助支援”。于是我们回到阿拉善旗，积极筹备进行，乃于本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各盟旗代表大会商讨西蒙实施自治问题，经反复研商，都以为缓和甘宁青绥各省的破坏反对，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震怒迫害，应当采取温和渐进的办法，虚与周旋，以免招致强力的摧残，遂决议先行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积极筹备，成立正式自治机构，侥幸对他们应付得宜，未遭到意外的摧残，乃于本年八月五日又召集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了正副主席和政府负责办事的人员，开始工作，已经是几个月了，而有关系的甘宁青绥各省，对此尚没有反对的表示，但敢说国民党的反人民集团已经有了震怒斥责的表示，可是因各交通阻碍的关系，还没有提到他的这项反人民意志的东西，这是我们西蒙人民几年来自治运动进行的经过情形。
还有一项要说明的就是西蒙人民实行的自治区域问题，我们的意见以为内蒙地区东西宽广数千里，遥遥不能相顾，为实事求是，所以，甘宁青绥数省境内的盟旗作为西蒙自治区，而人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称为蒙古自治政府的原来意思是在号召内蒙各地有志民族事业的在外青年，都能翩然归来，为蒙古人民服务，所以统称之为蒙古籍以号召在外的青年，因为蒙古人口太少而知识青年更是太少了。
今幸国民党反动政府崩溃了，而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我们西蒙人民同沾雨露得见天日。喜慰之情，是无法形容的，而毛主席早已昭告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应当积极的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应当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民众的领袖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并成立保护民族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我们读了这些亲切而伟大的指示，实在不胜感奋之至，现在把我们请求成立西蒙自治政府的意愿报告到钧座之前，恳求予以主持，并请转呈毛主席本爱护少数民族之至意和扶助东蒙自治政府之初衷俯赐核准施行，不胜祈祷待命之至。谨鉴陈彭副总司令。
西蒙自治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达理札雅
秘书长 巴文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上述电文发出后，达理札雅于1949年10月11日，亲率白海风、何兆麟、李文钦、段巴图尔、戚涛等人，前往宁夏银川市，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并会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的诸项重要事宜时，何兆麟趁机提出成立“西蒙自治政府”的意义及管辖范围，杨得志等首长当即明确答复不予承认，并指出：“如果再坚持西蒙自治，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西蒙自治政府”的招牌就这样在宁夏地区被否定了。但是达理札雅等还想让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裁决，所以他在给旗保安队原上校军需主任的电文中说：“赴宁会商，经过良好，唯旗务一切，须俟北京指示”。
于是，达理札雅、何兆麟、白海风商议决定由朱子馨陪同何、白2人转赴兰州，拜见彭德怀等西北野战军的首长，然后何、白2人再赴北京拜见周总理，去张家口拜见内蒙的乌兰夫主席。他们原计划是想，以汇报“西蒙自治政府”和平起义过程之名义，达到使西野、内蒙和国务院承认“西蒙自治政府”的目的。何兆麟等于10月23日抵兰州，向西北野战军汇报了“西蒙自治”问题，彭德怀副司令员始终没有答应何兆麟等人的要求，问题的焦点是“对内蒙古分治还是合并”。于是何兆麟、白海风2人，又于同年12月20日转赴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请示，继而又转拜内蒙乌兰夫主席，均未得到各级首长的赞许。至此，“西蒙自治政府”才算彻底流产了。
（注：本稿曾发表于政协阿拉善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