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
天主教传人内蒙古地区由来已久。据《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载，元朝初年，天主教就传入蒙古境地。以后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教会势力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鸦片战争前后，当沿海和内地已经形成教会势力范围时，西南蒙古地区由于地处边疆，人烟稀少，而未引起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视。然而比利时和荷兰钻了这一空子，从1864年起派遣了他们的首批传教士，插足于西南蒙古这块净土，开始了传教布点活动。
察哈尔（今属河北省）崇礼县西湾子，远在1700年间法国遣使会的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已经踏上了这块土地，那时这里已经聚居着一些教徒。有一个名叫张根宗的，是这里的第一个教友，那时西湾子已有了一个小教堂。
1838年8月14日，罗马教廷划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方为一教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40年12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划分为一个单独教区，委派法国遣使会孟振生为代牧主教。
1846年4月28日，罗马教廷调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兼内蒙古教区主教。当时蒙古教区已有三大教堂：中为西湾子教堂，西为小东沟教堂，东为苦柳图（在热河）教堂。
1847年3月20日，罗马教廷委派孔某为内蒙古教区的副主教。后于1857年9月19日，罗马教廷又委孔副主教为内蒙古敦区正主教。
1848年内蒙古教区来了首批传教士——圣味增爵会士。至1865年为止，圣味增爵会士前后来此传教的司铎有吴味增爵、谢司铎、樊味增爵、白司铎、戴司铎、赵司铎、郑司铎等。
因清朝皇帝于1861年颁发上谕：“准予传教”，北京教务繁忙，法国遣使会上书罗马教廷，请将蒙古教区另交他会管理，教廷批准将蒙古教区交由“圣母圣心会”接管。1865年12月6日，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率领韩默理、司神父、郎神父、林修士等5人，同时到达西湾子，由白代权司锋接收了内蒙古传教事务。南怀仁任本教区副主教。1871年5月14日，罗马教廷委任巴耆贤为副主教。后于1874年10月24日，教廷委巴主教为蒙古教区代牧主教。到1883年，巴耆贤主教请得罗马教廷批准，将内蒙教区划分为三个教区，即东蒙古教区，主教吕继贤，主教座堂在松树咀子；中蒙古教区，主教巴耆贤，主教座堂在西湾子；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德玉明，主教座堂在磴口地区三盛公。
三盛公教堂于1878年建成（大教堂1863年建成）并于1884年定为主教座堂。而天主教传入这一带则始于1875年。
阿拉善王爷，因清初随圣祖康熙西征噶尔丹有功，被封为世袭驸马王爷。1873年，阿拉善旗第六世王爷贡桑珠尔默特与准格尔旗王相偕，由北京朝见天子归来，路经西营子（在今兴和县境内）。时西营子教堂新近落成，巍峨壮丽，一时引动二王好奇心，意欲观瞻。遂投刺谒见该处司铎德玉明。二王与德司铎会谈良久，心为之悦。加之阿拉善王爷因途中风寒感冒，吃了两片德玉明司铎给的阿司匹林，顿觉清爽，于是对德玉明司铎产生好感。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西来传教，答应必加保护与帮助。嗣后德玉明司铎与费司铎两位集议，联名上书巴耆贤主教，请准西去鄂尔多斯、阿拉善旗等处传教。时巴主教正在岱海巡视教务，接得德玉明司铎之信，正中下怀，当即同意他们西去传教。
德玉明与费司铎请得巴主教同意后，于1874年2月，从西湾子启程西行，由蒙古人沙当金巴作向导，路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等处，2月27日到准格尔旗王爷府。德玉明司铎等受到准格尔旗王爷厚礼招待。3月6日又到乌审旗王爷府，也受到热烈欢迎。4月7日到城川，又转到宁条梁。宁条梁早于1868年就有教徒若干，教友们已8年之久未见司铎，因而德玉明司铎等备受欢迎。
德玉明司铎认为此次旅行之顺利，及与蒙古王爷情感之融洽，大有益于传教的进行。于是东归西湾子，向巴耆贤主教面陈一切，并请增派助手，扩大传教事业。巴主教深然其说，即命在归化城居住的杨司铎、步司铎往准格尔旗传教，又命桂德贞和司福音随同德玉明司铎西去阿拉善旗传教。5位司铎奉命于1874年12月13日由归化城出发，赴巴主教指定地点传教。
德玉明司铎一行3人向西直奔，于1875年1月10日始抵阿拉善王爷府定远营。德玉明、桂德贞、司福音3位司铎在阿拉善旗王爷府居住数月，因定远营所居住蒙民信佛教而不愿信奉天主教，未得如愿以偿。故桂德贞、司福音两司铎转赴鄂托克旗，帮助费司铎传教，学习蒙古语。德玉明司铎则闻说三道河（即三盛公）一带水草肥美，贫苦汉人居多，便于传教，于是邀得巴主教同意，来到阿拉善旗哈拉和尼图巴格黄河沿边农村的锦恒西后改名东堂（今磴口县坝楞乡新河村）支起毡包，作为传教点。这便是天主教传人三盛公一带的由来。
德玉明把东堂作为立足点之后，无视阿拉善旗府规定，未征得旗府许可，擅自私下买地，买农具，买房屋，然后租给当地农民耕种、居住，以此收买人心，扩大教会势力。他还从阿济纳尔、枪盘营子等地移来教民500多人。据史料记载，德玉明到东堂后，于1876年初私下租了那里1个蒙古人的部分土地，又养了一些牲畜。同年11月德玉明将家居归化城的康六儿、苏玉奎所租种阿拉善旗道兰素海、哈拉和尼图两个巴格的耕地及农具、房屋，其他财产等不经旗府允准全部作价买下。陕西省潼州府贺阳县1个姓王的也将租种阿拉善旗哈拉和尼图巴格魁源号的土地及房屋19间连所有家具作价260千钱（清朝货币）卖给天主堂，德玉明还将太原府忻州1个姓王的在道兰素海巴格租种阿拉善旗的土地及锦恒西房屋32间，农具全套作价180两银子购买。德玉明私下购买的土地房屋还有陕西省府谷县人苏玉贵租种阿拉善旗道兰素海巴格的耕地及自盛隆房屋12间，农具全套，作价830千钱。
当时阿拉善旗府有文规定，旗府之地，只准耕种不许转租或出卖。当发现德玉明的不轨行动后，曾向宁夏镇道行文汇报。阿拉善旗政府审查德玉明时，德玉明身上却带着清朝皇帝准许传教的诏书。清皇室为帝国主义传教士的传教行动开了绿灯，宁夏部院及阿拉善旗府对德玉明也无可奈何。从此，传教士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势力便插足于阿拉善旗磴口这块洁净的土地上。德玉明私买阿拉善旗部分土地后，即以土地为诱饵广收教徒，建立教堂，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为后来的传教士们传教打下了基础。这是外国传教士们无理窃占阿拉善旗土地的开始，也是对阿拉善旗农区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开始。
天主教插足阿拉善旗磴口后，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座教堂。1878年教会买下了姓袁的一处旧油房，字号三盛公，这便是三盛公教堂的雏形。东堂、天兴泉、圣母堂、粮台、渡口、补隆淖等处都建立了教堂。
三盛公教堂定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座堂后，管辖着绥远西部的萨拉齐、托克托、五原3个县和宁夏、陕北的神木、府谷、定边、靖边、安边等5个县以及阿拉善旗、伊克昭盟、西公旗、乌兰察布盟4个蒙古地区，共有教徒4万多人，占有大量土地，掌握很多武装力量和武器。并有政治和司法的特权，势力之大，俨然成为这些地区的天主教王国。庚子年前后三盛公主教座堂主教先后是德玉明、韩默理、闵玉清。庚子赔款案当事人则正是闵玉清。
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们目无法纪，俨然以殖民者自居，以一地之长官自居，对蒙汉人民进行剥削统治。方式有以下几种。
（1）霸占土地。天主教霸占土地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勾结、欺骗蒙古封建统治阶级，以廉价收买。据王守礼主教所写《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阿拉善王召请教士们到他所属的西套去移民垦荒。教士们从蒙人手中租到大批土地（其实是德玉明私下买地）。随后几年，姓费和姓文的两个神甫请来了杭锦旗的各级官员，美酒大肉一连款待了几天，于是包租杭锦旗的土地协议成功。东至达拉特西至王爷地，北至乌拉特，南至董达公旗，允许教会开垦。以后每年由杭锦旗政府来人丈量一次，来丈量的人由教会大肉美酒尽情招待，整天醺醺大醉，丈量方式听任教会办理，或以跑马酌量，或骑马只在地边眺望一下，就坐下商议，加上私下送给丈量人银两绸缎，于是100亩地说成一二亩，绝大部分土地成为无租白种之地。二是逼迫兼并地主土地。三盛公一带大部分土地，原为地商所有，后因与天主教地界相连挖渠淌水发生纠纷，教会告状打赢了官司。沈朝品原有从天兴泉以下至补隆淖沈家河两岸土地皆为教堂所有。沈家只剩乌兰木头一小部分土地。渡口堂附近一部分土地原为张二贵耕种，闵玉清见这些土地庄稼长得好，企图霸占。后来给张二贵捏造了一个罪名，将其赶走，教会抢占了他的全部土地。三是借庚子教案赔款占夺土地，仅三盛公一带土地近5万亩被教会侵占。
（2）建立军事武装及各种反动组织。教会占据大量土地的同时，以自卫护教为名，建立围堡，设置军事据点，以巩固其统治。王守礼在所写《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中说：“教士们修筑围堡，只求实际的功用，不图外表的观瞻”三盛公教堂最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建起了围堡，补隆淖、渡口等教堂也相继修建了围堡。各教堂均有很多武器。据记载，三盛公总教堂有枪400余支，各分堂也有数量不等的枪支弹药，并建有民团。此外教会还在各地建立了反动组织，整个教会形成一个独立王国。
（3）夺取政治、司法权力。据史料记载，三盛公总教堂附近，有些有地的自耕农，教堂即强迫信教，人民不愿。如有争议，也由教堂解决，教堂有权管理治安事宜，在政治上俨然成一独立的教堂区域。王守礼在其《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中说：“于是传教士又负起了维持当地社会治安的责任。除重大案件报告蒙王判处外，其他事情或纠纷，就统统由地方教士调解。”据教会中的人说，教会还私立公堂。神甫和别人发生纠纷，神甫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教堂还买人做奴隶。如有个叫余克荣的贫苦农民，把亲生女儿卖给了仁爱堂，卖身契上写着：“立写卖女文约余克荣，今因年景不佳，家内糊口不及，故将亲生女儿一名，乳名针针，年方九岁，卖与仁爱堂名下，当取糜子一石，价银一十五两整，同人明言……自今以后，或是不服圣教，违犯教规，或移居远方，任随该堂之便，此女不得随行自便。此系两家情愿，并非逼迫成交。恐后无凭，立约为证。立约人余克荣（印）说合人白玉明（印）中见人马步法（印）代字人罗文秀（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教会所作所为，连一些当时游历的外国人也感到惊奇。法国人奥伦子爵在他写的《三道河游历记最后的野人》中写道：“1908年10月，我从定远营到了三道河（即三盛公）天主堂，这是比利时传教士们最出色开创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起村庄，同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友居住着。组织成一个天主教小王国，共有20多个村庄，其中11个教堂围绕在主教堂的四角。在这些荒野地方没有安置官吏，主教和各个本堂神甫，就是统治这5000余居民的首领。处理诉讼、任命村长、分配土地等地方社会活动，大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是一种新的‘巴拉圭’式的王国。”
（4）利用文化教育，培养顺从的教徒。神甫们每设一个堂口，就建立男女小学校。起初只学经言，后来逐渐增加其他课目。数理化占大部。灌输的思想是西洋文明，中国落后贫穷。如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里所说的：记者在三盛公时看过他们的国语课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是汉字，但思想是十分有害的。第一说中国之所以穷，是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是由于中国人懒，不知振作……第二说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像我们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剥削，也是造化主定好了的，反抗也是无用的。天主教如此压迫当地人民，蒙汉人民对这些表面慈善内心狠毒的外国传教士早已恨之入骨。因此当义和团起义烈火燃烧起来后，西南蒙古地区的蒙汉人民也奋起反抗，积极配合了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
1900年6月初，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日盛一日，震动了外国教士。居住在二十四顷地的西南蒙古主教韩默理闻得风声不好，便让他手下的6名神甫潜逃到阿拉善旗三盛公。而他自称主教任重，不能放弃职守，便纠集教民与义和团抵抗死守。7月20日守城陷落，死伤教友120多人，教堂被焚毁，敦民逃散，韩默理主教于7月24日在托克托县被烧死。1900年冬宁夏石嘴山南下营子人民因痛恨教会勒索婴孩，打死教士梅布桂和彭寿年。
那时阿拉善旗的磴口、道兰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四巴格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安九大人）接到阿拉善旗政府的命令，让其赶走住在三盛公的外国传教士。安九大人对这些外国人早已怀恨在心，决计叫他们走散。时有三盛公教堂比利时神甫冯学源、戴天禄、司怀义、郎国安、包海容5人，二十四顷地逃来的法国神甫蓝广济、雷中和、贾名远、魏怀仁、费怀勇、吴兴国6人，下营子逃来的荷兰国教士王万福、梅百魁2人，乌兰布日格逃来比利时神甫步世明、胡际昌2人，计神甫15人，准备向大库伦（今乌兰巴托）逃遁。这些传教士想逃走又无法走脱，便派他们的教民贾达、张八魁子、孙先胜以及孙章俊等人去见安九大人，请求安九大人帮助和保护他们。安九大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借给他们骆驼24峰做骑乘，驼鞍24个，白面400斤，皮靴5双，铜锅1个，大布帐篷1个，路费白银27两6钱，连同以上所借东西折合白银共计1138两6钱。并雇用准格尔旗蒙古人玛西和一位汉人二贵子送他们。又派20名蒙古兵，护送15名神甫，于1900年7月29日起程行42天，始抵大库伦，后15名教士搭西伯利亚火车返国。洋神甫们临走时，恳求安九大人，在他们走后，保护教堂，照顾教民，把三盛公教堂周围小教堂拆毁，东西放在三盛公教堂内，安九大人也同意了。外国传教士走后，安九大人派兵保护三盛公大教堂，按洋人要求拆了三间小教堂，把木头等存放了起来。并给缺衣少食的敦民按月发了粮食，发了衣服。
安九大人对外国传教士没有采取过分的行动，而实际是帮助和保护了他们，但好心未得好报。
1901年，义和团失败，外国传教士卷土重来，三盛公教堂主教闵玉清返回来后，竟恩将仇报，捏造事实诬告阿拉善旗，借口三盛公教堂周围小教堂被拆毁，要阿拉善旗赔款。先是要求赔银34万两，几经周折又由34万两，压缩成8万两，最后以5万两达成协议。这些赔款并不包括在清政府整个赔款数内。
1901年春，原三盛公教堂第一任本堂神甫闵玉清朝圣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后，从北京来到三盛公。闵玉清是一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野心家，典型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他在任三盛公教堂本堂神甫时即与阿拉善旗总管安九大人矛盾很深，是死对头。闵玉清这次到三盛公教堂的目的就是要借庚子教案敲诈勒索阿拉善旗，以捞得巨额赔款，同时报复安九大人。
闵玉清听信教民贾达等人的谎言，捏造事实，说庚子年天主教神甫走后，安九大人带人拆毁了教堂，偷走了三盛公教堂的东西，欺压教民等等。闵玉清据此向阿拉善旗提出赔款白银34万两的无理要求。闵玉清雇佣奎白子、奎俊英2人同他到定远营，对阿拉善旗王爷多罗特色楞和其他政府官员说：“你们蒙古人破坏了我们的教堂，杀害了我们的教民，我们受了很大损失，你们蒙古人要给我们赔一大笔款。”多罗特色楞王爷听后冷笑一声义正辞严地说：“你所说的都是捏造的事实，骗人的鬼话！你们在遭难逃跑时，我们蒙古人给你们帮助解决了口粮和骑乘，安九大人还派人护送你们，这难道也是欺压你们吗？”闵玉清原想讹诈阿拉善旗，没想到阿拉善旗王爷不买他的账，阴谋难以得逞，他也感到理屈词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三盛公。
闵玉清虽然在阿拉善旗王爷面前碰了钉子，但他并没有死心。又上告到宁夏部院，还派名叫何三成的教民去归化打官司，他自己则去北京一方面找八国联军领事馆，另一方面向中国总理各国衙门告阿拉善旗的状，要阿拉善旗赔款。闵玉清在给清朝政府总理各国衙门的诉状中捏造事实，把安九大人派兵护送15名神甫回国反诬为派兵企图枪毙这些神父，还说外国神父走后，安九大人带领蒙古人把三盛公教堂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三盛公教堂作了喇嘛庙，其他教堂烧毁。又捏造了安九大人聚众造反的假话，说安九大人和汉族教民王祥林联合，招收乌拉特、达拉特两旗的人马在乌兰布鲁克地方进行了骚乱。清朝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逼迫下，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根据闵玉清的诉状，下令宁夏镇道了结此案，让阿拉善旗赔款。宁夏镇道接到清政府命令公文后转发阿拉善旗，并决定把赔款案在宁夏判决。还在公文中写道：“立即查清阿木尔吉日嘎拉的叛乱案，根据情节严肃处罚。”为了澄清事实，揭穿闵玉清捏造的谎言，阿拉善旗政府专门派官员对闵玉清诉状中提及的事作了调查，上报清政府理藩院和陕甘总督及宁夏镇道。现照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日上报陕甘总督的一份公文如下：
为据情咨报事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准贵督部堂咨开教士闵玉清鄙旗安九即阿木尔吉日嘎拉结联王相林子纠集乌拉达拉兵在乌拉包大肆猖獗滋扰为害等因准此刻即派员前往侦探虚实一面先行咨复在案嗣据派往侦探之蒙员副管旗章京云骑尉台吉那木吉尔禀称行抵达拉特旗属之乌兰包地方眼见安堵如常并无纠集兵马驻扎该处之事复查阿木尔吉日嘎拉因教民将好为仇多方诬赖不得已前往归化城一带寻觅三盛公神甫戴天禄等前来质证解纷藉办一切事宜去讫王相林子本系奉教之民因反教逃避尚无下落计以时日两人踪迹不侔断无结联之理帷由三道河子旋回时三盛公教民突于四月二十四日夜间造言由洛翁昭渡口过来之兵甚多亟宜人寨据守防备于是纷纷搬入教堂寨内将派往保护之兵概行逐出随即修筑炮台垛口各方具竖白旗又聚铁匠数十名意在多修炮台广储军械居心更形叵测等情禀报前来查此次无限风波具系凭空捏造即如闵教士所禀结联纠集之兵教民倡言洛翁昭渡河之众迄逾多日影响毫无其为煽惑耸听已可概见盖其意外猜疑故作惊慌造言生事之心实有难以情感理喻者诬噬刁难非为索赔无厌起见至散给该教民籽种牛力委因亢旱拮据罗掘已尽备文向宁夏道商借仓粮来蒙允诺只得再为设法另筹散给以维时局再鄙旗磴口道路苏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既黄河西岸等处自嘉庆及道光三年开成熟地计一千一百九十顷零六十七亩同治年间回匪扰乱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余四百余顷光绪二年法国德玉明奉总署执照前来由佃户手转租地开至六十余顷每年照章交纳租银立有地租册簿为据从此招来各省汉民男妇至数千之众筑寨修房自由自便德玉明物故洋人韩贾路等继来主教具耕凿相安历有年所此鄙旗地亩均系租种并无典卖之实在情形也所有蒙员探明乌兰包无兵纠集实系闵教士捏词妄控既洋人在鄙旗租地各缘由理合一并咨复为此合咨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来文事理施行须至咨覆者。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阿拉善旗政府虽多次将实情禀报清政府理藩院及陕甘总督，请求合理解决，不要听信闵玉清的谎言，让阿拉善旗赔款。但清政府不但不解决，反而说此案关系到外交大事，问题严重，斥责阿拉善旗对赔款案处理太慢，要尽快处理。阿拉善旗政府无奈，只好同意赔款。但闵玉清要求赔款白银34万两，数额太大，阿拉善旗无法解决，因此一时不能结案。
为了结赔款案，1902年三盛公教堂和阿拉善旗政府双方派代表到宁夏镇道院商谈。阿拉善旗派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参加，闵玉清听说阿拉善旗派出安九大人，他做贼心虚，没敢亲自出面，派教民张二贵子、孙章俊、贾达参加。而张二贵子和贾达到银川后也没敢出庭，装病躲了起来。只有孙章俊一人出庭和安九大人对证。安九大人讲了当时外国神父逃走时和走后的真情。孙章俊在事实面前也只好讲实话，他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拳匪祸乱，外国神父生命难保，决定逃往大库伦。困难时请求阿木尔吉日嘎拉帮助。阿木尔吉日嘎拉给外国神父帮助了骑乘、帐篷，吃的和用费等，还派蒙古兵护送。当时神父们要求阿木尔吉日嘎拉在他们走后保护教民，保护三盛公大教堂，拆毁周围小教堂。阿木尔吉日嘎拉对神父们说，你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走，实在带不走的用俄、汉、蒙三种文字登记造册，我们各持一本，以便存查。神父们说没有记账的时间了。于是把东西锁在箱子里，钥匙交给他们可靠的教民保存。因此箱子里放了些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均不清楚。神父们走后，阿木尔吉日嘎拉派兵看守了三盛公教堂，给缺口粮的教民按月发了口粮，缺衣服的发了衣服，这些事实众人都知道。”经过这次对证，搞清了三盛公案件的真实情况，使案子稍缓和了一些。阿拉善旗政府为顾全大局，事后违心地撤销了安九大人的总管职务。闵玉清实现了报复安九大人的目的，很是得意。但他坚持赔款不得少于24万两，后又减为不少于18万两。然而这样大的数额阿拉善旗根本无力赔款，赔款案还是解决不了。
1903年，教会和阿拉善旗双方再次到宁夏镇道院就赔款问题谈判。闵玉清派法国神父贾明元参加，阿拉善旗派管旗章京苏德那木旺希格、陈忙海来、魏德惠3人参加。神父贾明元坚持要按闵玉清的意见赔款18万两，阿拉善旗蒙古官员们勉强同意赔款4万两，双方争执不下。经宁夏镇道院官员们调停劝说，采取折中办法，赔款8万两，并就这样判决了。赔款方式是交现银5万两，3万两以土地抵押。阿拉善旗暂时接受了这个赔款数字，但交5万两现银阿拉善旗还是拿不出。为此阿拉善旗政府曾几次呈文请求清政府预支阿拉善旗王公们的俸禄银8万两，以结赔款案。兹抄录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阿拉善旗政府呈清政府的一份公文：
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驸加四级多为咨请事案准
宁夏将军咨开三道河教堂议赔一案现有教士贾明远来宁议办令即遴派蒙员前来等因当即饬派本旗管旗章京索特纳吗旺扫克莽哈赉（即：苏德那木旺希格陈忙海来）魏德惠等克日赴宁听候议办嗣接宁夏镇道印委各大员公函内开教士索数仍在十七八万蒙员免应四万复经公同筹议追加一万仍未应允嗣蒙将军会同镇道酌中核断以八万作抵本旗筹顾时局无可如何免为应允仍声明如索现银遑论八万巨款无从画筹即数干亦难猝办必须多展年限设法拼挡声复去后旋接印委各大员公函并蒙员莽哈赉回称八万了结之说必须现银五万以地抵押三万始议立交现银一万其余四万分作二年继又有分展五年立刻照办即可就绪等因窃思悬案逾年应求速了固不敢失此时令然以地抵押滞碍种端叠经声叙在案惟是无米为炊万分焦灼不得已于无可如何之中思挹注通融之法查蒙古王公岁支例俸亲王每岁为数二千拟请以此作为还项恳祈据情奏由官款赏借银八万两迳付教士立断葛藤即以所支王俸全数按年归还实际有著之款接续扣归究帚数之日一面函请印委各大员婉告贾教士暂侯时日听候恩命赔款如数付交幸勿催促除咨请宁夏将军鉴核奏办外为此合咨 贵都部堂请烦查照俯赐奏请施行切叨公便须至咨者。
右咨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军务粮饷兼管巡抚事嵩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阿拉善旗虽多次呈文请求清政府预支俸禄银以了结赔款案，但清朝政府不同意这样做，反而斥责阿拉善旗不应以此拖延赔款时间。可阿拉善旗政府确实赔不起这笔款，因而一直拖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还未了结赔款案。
阿拉善旗第九位王爷塔旺布理甲拉继位后，他去北京请求清朝外交官金清旺和法国大使吕某从中调停，最后决定阿拉善旗赔款5万两，了结了延续5年的赔款冤案。阿拉善旗和三盛公教堂签订了赔款合同，阿拉善旗以三盛公教堂、渡口堂、补隆淖堂三个教堂种过的土地共11处（除荒地外，熟地94顷40亩）抵3万两银子。合同规定，银子没有利息，地不交租金，什么时候交款什么时候还地。剩下的2万两，阿拉善旗勉强交了1万两现银，另1万两分期四年还清。现将当时双方签订的合同照录如下：
为立合同事缘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本旗道洛苏海三盛公地方向有教堂经准宁夏部院移开恭录
上谕令将教士驱遣回国教民解散恐被拳匪扰害在案，因而虽有护送教士次有教堂损坏遗失物件控经五年尚未拟结今奉
法国吕使
庆亲王
议断将该三盛公教案之赔款以银
那尚书
伍万两了结永断葛藤等因本旗即将准爱堂名下三盛公与附近拾处教堂旧有租种地及毛闹海之地共拾壹处抵押与教堂作典价银叁万两不计年限现交宁平银壹万两下余银壹万两自明年起每年拾月内交银贰仟伍佰两仍以宁平交付作为肆年归清此项所押地亩乃地无租银无利俟后银齐到赎回照章出租交旗自贰拾陆年以后本旗与教民交涉嫌疑各件亦入此次赔款内一并和息一了百了嗣后本旗与教堂共相和好永杜争端空口无凭特立合同两张各执为凭所立合同是实。
立写合同人
总理 三盛公一带 教堂主教 闵玉清
阿拉善旗记名协理四等台吉 那木吉勒
梅林章京 格立各
副参领总管 莽哈赉
佐领 把依尔图
合同为凭
光绪叁拾壹年染月贰拾肆日订立
合同签订后，三盛公一带的土地全部被天主堂侵占。天主堂除了耕种90多顷熟地外，又大肆开垦荒地，所占土地远远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数字。闵玉清等外国神父依靠他们的势力为所欲为，更加疯狂地对当地人民进行压迫剥削。
自光绪三十一年阿拉善旗同天主教堂签订赔款合同后，三盛公一带土地被天主堂侵占30多年，直至1946年才收回。这中间阿拉善旗与天主堂曾签订过三次合同，一次是民国20年（1931年），一次是民国24年（1935年），一次是民国30年（1941年），加上光绪三十一年那次先后四次签订合同。在后三次签订合同前，阿拉善旗政府都派人丈量了土地，超出以前合同规定数的土地都要收租。
民国24年（1935年），阿拉善旗政府派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笋巴图两人，去三盛公向教会索要抵押给教堂的土地。当时，石扬休任西南蒙古敦区主教。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笋巴图与石主教谈判，提出要收回原抵押的土地，石扬休说要按光绪三十一年订的合同办，如果阿拉善旗拿出3万两银子，土地马上归还。陈爱尔德尼巴图说，银到之日归还土地是合同里定的，这没有问题，我们已将3万两银子带来了。但是合同中规定的只是毛脑海（渡口堂）等11处熟地，并没有规定开垦荒地。可是在这几十年中你们大量开垦荒地，对这些新开垦的地要丈量清楚，并按照阿拉善旗规定的现行地租按年计算收租。这样一提石扬休主教着了急，因为如按年计算收新开垦的土地地租，对他们不利。石扬休再不敢耍花招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谈判。双方都不再追究3万两银子和合同外开垦土地的地租问题。决定光绪三十一年所定合同作废，重新签订合同，土地权归阿拉善旗，天主教租种5年，每年交地租2000银元，20石（6000斤）粮食。当时，石扬休主教在所立凭证字据中写道：
立凭证字据事查本堂在光绪初年陆续租到阿拉善特别旗地亩若干处贰拾余年主客情谊极笃从无间言嗣因庚子变乱本堂损失颇多事后会议由阿拉善旗赔银伍万两了结当时除交纹银壹万贰仟伍佰两外以柒仟伍佰两加利缓交后亦交清下余叁万两因无款交付以旗地拾壹处作押当时立有契约言明银无利地无租款到将地赎回今已多年现在阿拉善旗特别旗札萨克和硕达亲王因为清理悬案特派陈爱尔德尼巴图魏道布吉等前来本堂接洽赎回原押所有地亩取消从前一切契约本主教因与王爷情谊素笃更为增加日后亲善起见情愿将以上欠押赔款银两全数割让将所押地亩及押到以后建筑修渠等工作即日一概无条件交还并所有自光绪初年起至中华民国贰拾肆年染月贰拾日止其中一切合同契约全行作为废纸永远无效以后租地以新立合同为标准此系自甘情愿永无返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
立凭证字据人主教石扬休
中华民国贰拾肆年柒月拾玖日在三盛公天主教堂缮立
自此阿拉善旗收回了抵押出去几十年的土地，才有了土地自主权。但是天主堂对农民的剥削并没有改变。比如三盛公教堂向农民收缴地租逐年增加，据调查统计，1921年共收租粮食256石，1929年收租粮食286石，1939年收355石粮食，1944年收租粮食542石（每石折合300市斤）。渡口堂、补隆淖两教堂收地租更多。
民国30年（1941年）5年合同期满，阿拉善旗政府派陈那笋巴图到三盛公与天主堂重新签订了合同。这次合同规定天主堂继续租种土地5年，每年交租银5000银元，30石粮食。
民国35年（1946年），合同期满，阿拉善旗政府派陈那笋巴图、白图布巴依尔和天主堂交涉。他们对天主堂神父们说，这回我们要丈量土地，如果你们继续租地，我们就按丈量的实际亩数收地租。你们若不再续租土地，我们就直接租给农民耕种。外国神父们不同意这样做，还是想像过去那样少交租多种地。但是陈、白两位官员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除给他们在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每堂留地10顷，共30顷地让暂时耕种，天主堂和农民一样交租，其余土地全部收回，由阿拉善旗政府直接租给农民耕种。租地的方法是原来谁种还由谁种，详细丈量了亩数，各自签订了合同。从这时起，阿拉善旗才真正收回了土地的所有权。直至1952年冬土改时，又将租种给天主堂的30顷地全部收回，分给农民耕种。庚子赔款冤案至此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