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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庚子”前后的端王载漪

罗墨林

“庚子”之乱距今已82年了。

那一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就是出生在那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过了百天之后,便随家逃出北平城,开始了流放生活。

我的父亲是“庚子”之乱后被列为祸首之一的端王载漪。他被削职为民,发配新疆充军,永不准返朝。但是,他一天也没去过新疆。为什么呢?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

这里先从我的家世谈起。我的祖父忄享亲王奕琮,死后谥号“勤”,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祖父有8个儿子,5个有爵位。我父亲是祖父的第二子,光绪十九年,授为御前大臣,乾前门行走。光绪二十年,晋封为端郡王,光绪二十六年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他曾掌管过虎神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他在跟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的途中,还当过几天军机大臣。父亲在西太后当权的一段时期,是很得势的。

父亲的原配福晋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是姊妹,是承恩公桂祥的女儿,即慈禧太后的侄女。她和隆裕皇后一样也是太后指婚。我的这位奶奶(满族称母亲为奶奶),生我大哥溥僎后就死去了。慈禧太后又出面做主,将阿拉善旗多王(编者注:指的是多罗特色楞)的女儿嫁给端王载漪续福晋。这一决定,当时引起过宗人府的异议,然而西太后却不管什么“祖训”,断然地说:“满蒙一家,阿拉善王府不但这辈与端王府结亲,而且今后辈辈结亲。”她的这句话,后来便成了我家三辈与阿拉善王府联姻的根由。(溥亻隽娶塔王的妹妹。溥傀的儿子娶达理札雅老师的女儿。)

多王的全名,我现在记不清了,他是我的舅爷。北京有阿拉善王府,我记得他曾被封为蒙古亲王。他很会“孝敬”西太后,并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太后身边,名曰“伺候”,实际是讨好取悦。这位王府“格格”,很讨西太后的喜欢,因此端王福晋夭逝后,太后便作主将她作为端王载漪的续福晋。我的这位奶奶生了我二哥溥亻隽。

我们兄妹共5人,均为异母所生。大哥溥僎于光绪二十年封为一等镇国将军、公爵,光绪二十六年弃官随家逃出。我的大姐及三妹均夭逝。

慈禧在废立问题上,费尽了心机,也大伤过脑筋,她曾经讲过:“小的听话。”就是说,小皇帝不懂事,可以由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她能将自己的独生子同治皇帝载淳置于死地,何况光绪皇帝呢!光绪载湉,是我七祖父醇贤亲王奕儇的第二个儿子,光绪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他的皇后又是慈禧的侄女。从这些姻亲关系,也可以看出一定的问题。

同治死后无嗣,按理说,应该给同治立一个溥字辈的来继承皇位,但慈禧偏不这样做,她却给咸丰皇帝过继了一个儿子(载湉),来做皇帝,这样就能由她来摆布。载湉当皇帝时才4岁。后来,光绪的年龄逐渐大了,不大听话了,这对慈禧很不利。按道理,这时她应该结束垂帘听政,归政于光绪。但她并没这样做,她对权力一点也不放松,表面上也让一些权给光绪,实际却处处干涉,事事过问,一切还是她说了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接着就演出了一场“废立”的闹剧来。

在我跟随父亲流放的20多年中,每谈及此事,他总是说谁应该当皇帝,谁不应当皇帝之类的话。曾记得他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我二哥生下来过百天的时候,府内摆宴庆贺。宴罢,我祖父忄享亲王要看看新添的这个孙子,待下边人抱去他一看,便说:“唉!我的皇帝没当上,你又跑来当呢!”今天看来,可以把这句话当笑话看待,但在当时情况下,这并不是平常的一句笑话,从中可以看出皇室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内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西太后决定选我二哥溥亻隽进宫,要为穆宗(同治)立后,号称“大阿哥”。我父亲当然愿意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这也是他忠于太后、谋略多年的目的。“戊戌政变”后,光绪一直被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中,这正是趁机定夺废立的关键时刻,为此父亲奔波于宫廷内外。但这件事很不顺利。原来打算要在第二年的元旦举行庆贺礼,不料遭到洋人的反对。朝廷的王公大臣反对这还好办,洋人反对,使他们最感头疼。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义和团又迅速发展起来。清廷既惹不起洋人,又对义和团镇压不下去,真是内外交困。以后,西太后认为:“洋鬼子干涉家务事”,端王也急于儿子继承皇位,自己当“太上皇”,于是就利用义和团来打洋人。我曾经听父亲说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他亲自下令,让拳民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端王府当时热闹非常,拳民出出进进,畅通无阻。他们口口声声说光绪皇帝得了“疯病”,其实真正发疯的是他们自己。

“庚子”之乱后,我的家整个完了。这一年的农历七月间,联军逼近京都,西太后在仓皇中,带着光绪帝及亲信王公大臣逃到西安。听父亲说,在逃跑途中,那种狼狈相无法形容。可以想象到,那么一大群王公贵子奔出北平城,沿途的老百姓怎么能支应得起!

是年十二月,端王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得免死罪,只是剥夺了爵位,发配新疆充军了事。实际我们一家并没去新疆,这是西太后暗地里允许的,不然,那是要犯抗旨之罪的。在这当中,我的那位舅父罗王,上下周旋,出力不小。全家投奔阿拉善旗后,罗王为我们安排了住所,从此开始了,“流放”生涯。

这次大乱之后,我二哥溥亻隽的“大阿哥”名号被废,只给他以公衔俸,认祖归宗,同他的生母住在北平。我的伯父载濂,被剥夺了爵位(贝勒,加郡王衔),由我的四叔父载瀛袭贝勒爵位。我的三叔载澜,也被剥夺了公爵位,发配新疆充军(他的一家确实去新疆了)。我的五叔载津(公爵)没受到大的牵累。

在阿拉善旗期间,多王待我全家不错,每年他进京进贡回来时,还能给我家带来太后的“赏赐”。八年以后(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两天内,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得到慈禧去世的消息后,对我父亲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当时我已经8岁,记得全家穿素服,吃素饭,表示哀悼,父亲哭得很厉害。后来,舅爷多王也去世了,父亲的靠山全完了,我家在阿拉善旗住不下去了,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全家又向新疆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我们在赴新疆的途中,听到了民国成立的消息。这时我们已出了甘肃的嘉峪关,便又折回来,住在河西走廊的甘州(即今张掖),一住十年。在张掖的时候,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大哥溥僎向当地政府交涉,每月领到白银九十八两四钱。这种待遇,一直到我父亲死后才结束。

在张掖的第八年,不幸的事又降到我家。那年流传瘟疫,我大哥把家里人的病都治疗好了,最后他和我大嫂却相继去世。一年家里死去两口人,这对我父亲打击太大。他终日闷闷不乐,有时不进饮食,有时以喝酒伴随着眼泪。大哥死后,家里的事,里里外外由我管理。民国9年(1920年),我们决定回北平。

那年冬天,我家正准备起程,发生了宁夏海原大地震。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父亲的屋里谈话,忽然间,山摇地动,狂风大作,一夜没有安睡。几天后,全家便动身了。到了兰州,听说公路被地震破坏,无法通行,甘肃督军张广建劝我们暂住兰州,待路修好后,开春再走。但是,全家人归心似箭,没等路修好,便起程了。从兰州起身时,张广建派了15个护送人员沿途照料。由于路途艰难,只好走走停停,边走边等修路。尤其会宁、静宁一带,道路破坏得非常厉害,房屋倒塌十分严重。有的村落没有人烟,尸体无人掩埋;有的地方灾民寥寥,幸存者气息奄奄,满目荒凉,惨不忍睹。

到了陇东的平凉,护送人员返回兰州去了。我们经西安,奔太原,到了北平已是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1921年)。在西直门车站下车后,有许多遗老遗少和民国政府的官员前来迎接。我记得父亲的轿帘上挂着一个小旗子,上面写着“进京就医”四个字。当时我父亲已经66岁了,目的是回京定居,以度残年。但万万没有想到,爱新觉罗氏的家族中有人反对他的到来,竟造谣说,此次端王载漪回京,带来了许多武器(指行李箱,其中以书箱最多)。在紫禁城里,见到溥仪皇帝后,叔侄抱头痛哭,大有东山再起,搞复辟之可能,等等。在这种气氛中,我们的住宅外边,不时出现了可疑的便衣警察。为避嫌疑,父亲只好住进协和医院。由于造谣排挤,日益猖獗,我们在京没住上一年,便被迫二次出京了。临别时,父亲对送行的亲友们说:“我的这步棋走错了!”

这次西行,来到宁夏银川市首府民族南街找了一所房子住下。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路过宁夏时,得知端王在此,有一天特来会见,父亲称病,婉言谢绝,但不一会,冯先生已来到大门外边,父亲听说,马上叫我和三妹妹搀扶着他迎在院中。进屋后,两人寒暄了有半小时,冯就走了。

多年来,父亲总是以“病”来应付一些不速之客。记得在协和医院的时候,给他治病的一位“洋大夫”要给他照相,父亲多次拒绝,还是不行。无奈,父亲只好闭着眼,略低着头,右手扶着我的三妹妹,装病照了一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留影。

民国16年(1927年)冬,父亲病故,终年72岁。次年,我和丈夫那云峰将灵柩送回北京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