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祉华 达昭 张正 整理
一
距北京什刹海后海南岸迤西不远的地方，与恭王府东墙一条小路（府夹道）相隔，有一座规模不十分大，但非常精致的清代王府——北京阿拉善王府。
这是一处蒙古王府，系清圣祖康熙皇帝为嘉奖阿拉善第二代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征战有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拨银赐建。现在所见到的中西合壁的王府院落是多年经营逐步形成的。
1923年，王府建成了东院的西式小楼，同年11月在小楼内降生了一位小格格，那就是我。此前，我已有了三位兄长。阿玛（父亲）札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理甲拉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女儿，但又久盼不至，于是认了土默特旗札萨克郡王棍布扎布的长女为干女儿。说也奇怪，认干女儿的第二年，在全家的期望中我来到人世，自然是宠爱有加，地位显赫，这也就注定了我非常特殊的一生。
按照阿拉善王府的规矩，福晋（母亲）是不能喂养子女的，要由嬷儿（奶娘）来喂养。在我临近出生时，派人到“奶子房”（专门介绍奶娘的中介机构，原坐落在乃兹府，现灯市口西街）选定、落实人选并接进府里。进府后要进行体检（只能是极其粗略地目测）、洗澡、换衣服，所有的上下里外衣服、鞋袜全部换新的。府里还为嬷儿专开小灶，并有“看嬷儿”专门照顾嬷儿的生活及为其调理伙食，保证她能有充足的、高品质的奶水。我的嬷儿不仅喂养我，还负责我的一切生活起居事宜。我断奶之前，嬷儿不能与自己的亲生子见面。断奶之后，便安排他们一家住进王府的后马圈小院里，由王府供给他们一家的生活。1931年我家举家送葬回阿拉善旗后，便与我嬷儿全家失去联系。
阿玛害怕我这唯一的女儿不好养活，又认了一位洋车夫为干爹。他一家八口人搬入东门房居住，也由王府供养。
我就是在这种备受宠爱的环境中逐渐长大，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也畏惧我，因为我是王爷、福晋的掌上明珠。这就使我形成了与其他王府格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同的性格。我自小就活泼好动，爬高上低，王府内各个角落几乎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
阿玛为了使我能规矩点，5岁时将我送到毡子房（胡同名）口上东侧一条小胡同里的尼姑庵（庵名想不起来了），随师傅学习，希望我能变得安稳一些，改变一些我的性格。到7岁回家时，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回到家里，这无疑对我是一种解放，于是，几乎当时所有的时兴活动及玩具，我都要试一试，有些项目还玩得不错。最拿手的是骑自行车及溜冰。
我在府内凡是能骑自行车的大小道路上全骑过车。如果我想到府外面去骑时，就由长兄从阿拉善来北京时带来的卫队（全部是蒙古人，留在王府担任保卫工作）在毡子房及府夹道围着府墙护卫我的安全，直到这次骑车活动结束。于是我就在这两条胡同里尽情地骑。几乎每年冬天，我都要溜冰。什刹海当然是最近的冰场，但它是无人管理的天然冰场（即野冰），不安全，去得较少。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有人管理的北海冰场。由于经常去冰场，我还真学会几种花样。我玩这两项活动在当时王府格格中，是小有名气的。
除此之外，我对爬墙头、爬树等都是内行。下雨天我经常将府墙外卖零食的小贩喊到后门不远处，爬上墙头用绳子拴着个小篮子系下去，买一些芸豆饼、煮花生之类小吃食。凡是春天打桑葚、秋天打枣，我都是积极分子。现在回想起来有意思的是，秋凉以后常在府门外买糖葫芦，当时有一种用抽签的办法买，抽中者可奉送1支。我的“手气”经常很好，抽中率非常高，弄得小贩不让我抽了或不敢再来了。除了这些活动外，我还热衷于逛庙会。逛庙会因是出府，所以必须由嬷儿陪同。常去的庙会有护国寺、隆福寺（我们称其为西庙、东庙），其他还有东岳庙、蟠桃宫。至于妙峰山、白云观，因民间多来此求子，所以13岁以后才让我去。每次去逛庙会，阿玛规定给我1元钱（大洋），我觉得少点儿，于是向当时管家的二哥通融，就再要1元。有了2元大洋，在当时我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花了。我喜欢庙会上的各种小吃，差不多都尝过，其中有一些至今难忘，例如煎灌肠、氽双肠、豌豆黄、豆汁儿等等。直到现在，我每次回北京都要寻找品尝，但多数是抱着遗憾而归。风筝及其他的各种小玩意儿对我也极具吸引力，买回来后要玩上好长时间。尤其是风筝，我最爱玩也玩得时间最长，多半是在什刹海岸边的空地上放飞。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因我的风筝线粗而结实，常常“俘虏”别人的风筝。另一必去的地方就是春节期间的厂甸，到了厂甸除了上述活动以外，必须要买的就是那种涂抹着糖稀的、长长一串的大糖葫芦，其实这种糖葫芦一点也不好吃。再有就是必买一个空竹回来。从此，王府的院子在不短的时期里空竹声不绝于耳。
王府逢年过节有时接我姥姥进府住些日子，此时便为姥姥另起伙食开小灶，只有三哥和我陪姥姥共餐。
三哥达穆林旺楚克大我5岁，在西煤厂小学上学。我在家中念了时间不长的私塾，额娘便叫停了下来。她认为女孩儿不用多学习，好歹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是她的指导思想。对我来说贻害匪浅。
我就是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中逐渐长大，阿玛非常喜欢我，说我像个男孩子。
我9岁那年的正月，姥姥去世；4月二哥达都拉旺楚克因骑摩托车失事去世，二嫂也因殉节而殁；阿玛因悲痛及劳累过度也7月逝世。丧事办完后便将三个灵柩运回阿拉善祖茔安葬，全家所有人都送葬至阿拉善。我在阿拉善住了两年多。
这期间，我多与小伙伴罗永寿、大喜、巴赫耐之孙（只有他还健在）、沙漠来的必路其、徐部长之女等共同玩耍，并学习了蒙古语和骑马、射箭，不管蒙语说得好坏，骑射又如何，总之我全能应付两下子。
在阿拉善的两年多里，我过了10岁的整生日，自然在额娘的主持下庆祝一番，也收受了不少珍玩、礼品。
我12岁时随额娘回到北京阿拉善王府。这是因为要为三哥娶亲。经媒人介绍，额娘相中了“豆腐池杨家”（也称“外国杨家”，他们家的高祖杨儒曾任清政府驻欧美多国公使）的二姑娘杨祉芬。次年，便迎娶了过来。
三嫂仅长我4岁，由于年龄相近，十分要好也很谈得来，姑嫂关系极为融洽。
娶过三嫂后，我们家里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三嫂有三个弟弟：大弟杨洵（长我3岁）、二弟杨沛和三弟杨澄（与我同岁），经常来我家玩，不久便与他们混得非常熟了。他们知道的东西很多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我很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交谈，我非常高兴。但此时我却发现了我与他们在文化上的差距，往往他们能出口成章地讲典故、讲故事、作对联，还会画画，又能说外国语。这是由于他们家祖上是做外官（即外交官）的，其后人的思想也较为开放，不仅上学，而且上的还是在当时来说质量相对较高的洋学堂，自然水平不低。而我仅读了不长时间的私塾，自愧不如。因此我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我向额娘要求，请一位女家庭教师教我文化。额娘仍不同意，只得作罢。于是，我转而请求阿玛在世时府中的文书（现称秘书，由于孤身一人，在我家养老）金老先生教我文化，老先生欣然同意。老先生非常尽心尽力，在写字方面，亲自写字模教我描；课本方面，则学完了私塾启蒙教育的常用课本。后来三嫂的娘家为了使孩子们能有一些国学基础，就在豆腐池胡同本宅办了私塾，杨家所有的孩子，包括三嫂还有我，全去上学。学了一年多后，三嫂的大姐出嫁金鱼胡同那家，大弟、三弟也都去美国学校读书，我及三嫂就此辍学，再也没读过书。
我的年龄渐长，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经常随额娘去听京剧，几乎每次都不落。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京剧，尤其喜欢程派唱腔。东安市场的吉祥、西长安街的长安、前门肉市的广和及大栅栏的庆乐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当时的名角如梅兰芳、程砚秋、李万春等的戏，几乎场场不落。此外，看电影更是经常的活动，无论中外影片全看，如胡蝶、周璇、秀兰·邓波儿等中外明星，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从“外国杨家”辍学回来后我并不甘寂寞，除了看戏、看电影外，开始滑旱冰，由于有溜冰的基础，很快就滑得不错了。我不像其他王府格格那样守规矩，经常随三哥去北京饭店等社交场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在这种场合中我穿露背装，这在王府格格中也是少见的。此时，那王府的七格格领我去舞场，但我只是坐在那里吃和看，不同男士跳舞。不过我与舞女跳，这样也就学会了跳舞。
此时，聘请武林高手高紫云先生来我家担任警卫工作，在府西半部专辟一个小院供其居住。高老师无子女，其夫人的功夫也非同一般。记得有一天中午时分，听见管家大喊有贼，说是贼上房了。我跑出去看时，管家正在搬梯子准备上房，就在此时，只见高夫人一纵身便蹿上了房，并沿房脊追了下去。后来是否捉住此贼不得而知，但此举足见高夫人的功夫了得。
自从高老师来了以后，在王府里掀起一股习武热潮。三哥、我还有三嫂的三个弟弟都是参与者，但是，三哥比较懒散，成绩不佳，我呢，虽较三哥略强，成绩也是平平，学得好的是杨氏兄弟，其中二弟杨沛还参加北平市的武术比赛并取得名次获奖。
我还看见过王金璐、程砚秋等名角来高老师处学习武术。
二
王府东院洋式小楼的顶部是一个平台，四周有矮墙及护栏并装有电灯，夏天的晚上可以在此乘凉。由于三嫂的大弟及三弟在恭王府西边的辅仁大学读书，常来此乘凉、玩耍，以后逐渐发展到三哥与杨氏兄弟于夏天的晚上在平台上组织舞会，辅仁大学的学生来跳舞的甚多，我也经常到场，与他们很多人都熟悉。
来跳舞的同学中便有樊浚波（下简称樊）。在一次返校节的舞会上，经杨氏兄弟介绍，我与他相识，到了冬天我们俩在溜冰场上继续交往，还约定每周三下午共同溜冰。开春以后，我将此事告诉额娘，她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一年多以后，额娘突然坚决反对，决不许我嫁给樊。后经我调查才弄清其中的原委：我有一表哥毓岚峰（系大阿哥之子。此大阿哥即被慈禧废黜的大阿哥，其妻为我阿玛的同父异母妹，我的姑姑。他们一家住在我们府内西部的一个小院子里，我们还向其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当时在警察局工作，经常到辅仁大学去（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事），就是他调查了樊的家庭情况，并且告诉额娘说，樊父是秦皇岛的码头工人，其家中三代无官。额娘门第观念严重，所以反对这门婚事。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最初向额娘提出此事时如果她就反对，也许我会考虑一下，现在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再来拆散我们，我接受不了。从我的性格来看，我也要坚持下去。何况我看中樊的是他的人品：为人老实、本分，又有文化，有修养，在当时的学生中间是佼佼者，真没有往“门第”方面去想，也不准备想。我们母女就此产生矛盾、隔阂，但都不让步。
额娘开始接二连三地为我介绍男朋友，全都是当权人物的公子或清朝贵胄的遗少之类，约有五六个之多。我表面上不敢反抗，但实际上我把他们全都否定了。额娘当然要生气，便采用“杀鸡给猴看”的策略，将我的侍女二冬监禁于后水房的一间屋子里，锁上，不许吃饭，试图使我就范。我每天翻过墙头给她送饭，局面就这么僵持着。大约这样过了一周，这么对峙下去我想恐怕不会有好结果，我开始策划下一步的行动。
我认为与额娘的对峙，双方都不会妥协，但又需要走出这种困境。于是我想到同时也下定决心，单身出走，以解决问题。立即就行动，首先将我自身的体己及属于我的珍玩，藏于小保险柜里并贴上封条，暂不能带走，因目前无法预料以后如何。收拾妥当后，没有告知任何人便只身离开了王府。我不能去找樊，以免使他承担拐带我私奔的嫌疑。就这样我打算住在灯市口的北辰宫饭店，但是接待人员不肯收留我。正在交涉中，与我三哥相识的该饭店经理的二姨太发现了我，问明情况后便留我住下，安排在她房间的隔壁并且提供伙食。至此算是走出了第一步棋。
第二天，内六区警察局来了几个警察和特务与我捣乱（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这些人是谁派来的），也是二姨太出面招待他们，吃喝一顿才把他们打发走。接着，杨掌柜（我们都称他为大总管，在府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被派前来进行调解并请我回去。我当即非常坚决地表示：只有同意我与樊结婚才能回去。杨掌柜又劝了一阵子便无功而返。此后很长时间与家中没有联系。既然如此，我也不打算打破这种僵局。
我又不能不面对现实——袋中无钱。为此，我便离开北辰宫饭店，在西城东观音寺租房单独居住（未与樊同居），这样离攀浚波近一些，花销也能少一点。毓岚峰经常来我这里，但他不敢得罪我，只是给我传递一些信息，其中一条信息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是促使我下定决心的一条，即三哥不同意我与樊结婚。为此，我当机立断，在同学们的帮助之下，与即将毕业的樊在米市大街基督教育年会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樊毕业后的第二天就由他同学的父亲帮助，在“华北储备银行”上班。这就解决了生存问题。第二年，我的长子出生，第三年次子出生。这两三年中我与府里虽然无来往，但日子过得很惬意。在府里时我是格格，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我操心，也不需要我亲自动手。这段时间，我把所有的家务活（包括带孩子）、上街买东西（指的是讨价还价）全都学会了，此时我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其实额娘还是思念我的，后来她派三嫂携带不少儿童用品前来看我，从此我与家里开始有了联系，但是还没说叫我回去。樊的上司、银行总裁郑某向三哥提起此事，三哥的观点是，关键在于额娘。于是郑某备了一份厚礼专程拜访额娘进行调解。在四月初一这一天，又备了厚礼并带我们全家给额娘磕头拜寿，这就算是解开这个结了，这样我就经常回家，常来常往了。额娘见我已练就一手持家过日子的本领，就叫我办理额娘六十大寿的祝寿活动，在府里住了两周，活动结束以后就又回东观音寺住了。王府春节期间原有不接待女客的惯例，但从我这次回府就打破这一惯例，直到我们全家回秦皇岛以前，每逢年节都接我们全家回府住上月余。
由于樊人很老实，无论对他自己的父母还是岳母都很孝顺，凭这两点额娘就比较满意。樊比较有文化修养，工作又好，外在的因素也使额娘改变其看法。经过这几年的磨合，额娘总算是接纳了他。但是她不喜欢我的老大。
日本人投降，“华北储备银行”因系敌伪财产被解散。樊自然也就失业了。我们全家回到樊的老家秦皇岛，并经老朋友的介绍，到中央信托局工作，工资、待遇较高，生活也很不错。但是，不久时局又开始动荡，我们随中央信托局迁来北平，住在外交部街东口的一所大宅院里。很快解放军便包围了北平。在围城之前，局里的上层人物都已南逃，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就算散了摊子，生活无着。
我们正在为难时，大哥达理札雅派吴花花（大哥熟识的生意人）、郑礼凡（阿拉善地方人士）二人来接我们回阿拉善老家。尚未成行，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樊参加了新政权组织的旧工作人员的学习班（在太庙），学习了新的理论、新的政策等等，这对后来他帮助大哥起义还起了一些作用。
1947年三哥全家回阿拉善时，王府由三哥的岳母全家居住并照管。根据大哥的安排，这次要将留在北京阿拉善王府三嫂的两个女儿达莉、达荃一起带回阿拉善。这回起程（1949年）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有4个大人、6个孩子共计10口人，还有随身携带的皮箱5个、柳条箱4个。
我们先乘火车到包头，路上还算顺利。从包头向西行只能是先汽车后马车向银川进发。这边还没解放。走到磴口我们就缺钱了，我便找傅作义的旧部（我大哥与傅作义是把兄弟）借了500元大洋，才到得银川。这一路上是很艰难的，在路上遇到马鸿逵的散兵游勇的骚扰就不止一次。后来走到一处地方（至今也不知道叫什么地名），黄河的堤坝被溃退的国民党兵炸毁，水淹了一大片，要过河只能依靠那些脱得一丝不挂的船工把我们逐个背着涉水过河，这可把我吓坏了，但也只能如此了。经过讲价钱以每背1人，5元大洋说好，开始行动。吴、郑2人没什么大问题；因樊人高胖大，一个小个子过来根本背不起来，换了一个高大一点的虽然背起来了，但走不稳，过河当然很危险，只好左右两侧各有一人扶持着，才算安全地过了河，我要求这些船把孩子抱过河去放在一起，不能丢了，必须做到，可以多加钱，孩子们也安全过去了；要轮到我了，我是坚决不让船工背，就坐在拉行李的马车上，摇摇晃晃，多次发生险情，但终于过了黄河。老天保佑平安无事。这段经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过河以后在一大车店内要了半间屋，拉上帘子打尖（休息）。根据司机的指点，我利用剩下的时间，准备了充足的干粮，以应付明天要通过的非常难走的石嘴山山路（到银川必须经过石嘴山）。司机说这一路上没有人家，车况还不好，一旦抛了锚很难遇到救援。我们坐的是一辆大卡车，车厢下层平放各种箱包行李，人都坐在上面，共计60余人。第二天凌晨3点，我们这些人就惴惴不安、晃晃悠悠地上了路。还算是不错，一路上没抛锚。行驶了一天，终于到达目的地——银川。
在银川我们落脚于宝珍照相馆，该照相馆除了主业以外，另一重要业务就是接待阿拉善的上层人物。因我不仅仅是王爷的妹妹、老格格，还是姑太太，经理张某对我当然要另眼看待了。短暂地休整了一下，便与大哥派来接我们的人会合，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我们再次上路向最终目的地进发。
在银川，我遇见了正在准备转道兰州去台湾的三哥，我们兄妹整整一夜没睡，两人彻夜长谈，当时我们俩都很伤感，第二天便分手了。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三哥于1986年殁于台北。
到达阿拉善进王府后，我首先率领全家拜见额娘、大哥、大嫂、三嫂。自然少不得宽慰、寒暄一阵子。然后按照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安顿下来，均不在话下。
从此我就开始在阿拉善的王府里生活，尽管时间很短，但我亲身经历了一个时代的重大变革。
三
阿拉善旗府排外性很强——排斥汉人，政府内原有的汉人多系王爷的亲信，新来者不易立足。虽然大哥没有这种排外观念，但是，整个政府还要依靠这些蒙古人，不好得罪他们。所以，也就不便于给樊直接在政府中安排工作，就安排在阿拉善中学教书，挂职政府参事（参事，第三等；前两等为王爷、协理），在政府开支。由于樊是从解放区——北平来的，又在北平参加过学习，就给学校带来了新鲜的东西，首先是教唱许多解放区的歌，也讲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在大哥起义前夕，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他在北平学到的理论及政策，对大哥起义的决心不无帮助。
1949年9月，大哥宣布起义后，杨得志司令员派两位代表到阿拉善来与大哥交谈改制事宜，没有派军队接管。政府原有的建制等均暂时不变，只是改变名称。很快全城就稳定了下来，我们的生活也由起义前的惴惴不安转为平静。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经历了两件悲痛及惊险的事件：三哥的儿子小酉、大哥的女儿八宝患白喉，因医药落后不治死去；贺兰山西麓有一股以郭栓子为首的土匪，暗杀了曹书记并包围阿拉善旗定远营城进行骚扰，我们都很惊慌。后来大哥亲自上城指挥，并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与阿拉善旗保安队两面夹击，土匪溃败，匪首郭栓子被解放军捉住，后被枪毙。
一年以后，由于樊思念父母，我们全家回到秦皇岛。经考试，樊担任了中国百货公司驻秦皇岛办事处对外谈判代表。后因机构调整，调往天津总部。两年后调哈尔滨商品学校（哈尔滨商学院的前身）教书。没多久该校停办，樊调到黑龙江省医药公司，这个公司撤销后再调到医药站，直到退休，现在这个医药站也撤销了，樊到底属于哪个单位，谁也不知道。樊的这一生真可谓生不逢时，他在辅仁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一生的经历中根本没有机遇发挥他的专长，只能为生存而奔波。
我因为有4个孩子，只能成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在哈尔滨商品学校时，正好赶上自然灾害，就在学校干临时工，日工资1.20元。我干得很不错，在招待所工作时，不仅客房、楼道、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招待所停水时，从家里提水为客人准备漱口水、洗脸水，使客人非常感动。自然上下各方面都很满意，厨房的大师傅为此特别照顾我，把没有动过的剩莱叫我拿回家（后来还叫我从家里拿个盆来装）。只要有会议，我就可以拿回有肉的菜，孩子们就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因为我在工作表现突出，正在准备让我转正时，学校停办，我不仅失去了这一机遇，就连工作都没了。为了生存，为了供4个孩子上学，我开始给别人看孩子挣钱。就是用这些钱供4个孩子上了学，老大、老三大学毕业，老二高中毕业，老四中专毕业。最多时我同时收4个孩子长托，一般是孩子出生四五十天送来，看到1周岁以后接走，价格是每人每月25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好收入。在家里我的收入高于樊，我就是“老大”。我对收托的第一个孩子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她管我叫妈，至今过从甚密。她的小名叫恰恰，现在都40多岁了，工作、生活都很好，常驻日本，只要回国必来看我。在我自己的孩子们独立之前，长托短托先后共看了100多个孩子，当然并不都像恰恰那样与我有深厚的感情，绝大多数孩子在父母接走以后就没有音讯，没有来往了。
我与樊就这样在不济的命运中、穷困中，把孩子们抚养成人。我家最艰难的处境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孩子们正在成长时期，要尽最大可能保证他们的生活。从“大跃进”开始我就处于极度的紧张中，什么活都干过，大炼钢铁抬煤、抬铁渣，给人洗衣，在文具厂当临时工、采购员等，有一年过年就只能用出卖自家的布票换来几个钱过年。第二次是在“文革”中，“文革”刚开始樊就因我三哥在台湾而被打成特务、关押起来了。老二樊本醇与父亲在同一单位工作，也因这个“海外关系”。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每日都要被拷打。樊本醇未按造反派的意图就范，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樊本醇在精神及肉体的双重高压下喝硫酸自杀，40天以后去世。他就死在我的眼前，死在我的怀里。虽然进了医院，但是院方不予救治，眼睁睁地看着他挣扎，看着他离开人世。这个场景对我刺激太大了，印象太深刻了，我现在都不敢再回想。
这段时期，父子两人一起发生重大变故，断绝了经济收入。我陪同樊本醇在医院的后期，真的就到断炊的时候了。那天我一天没吃饭，也想不出办法弄点钱买馒头，哪怕就一个。在医院住院的一位同情我们的军人资助了我30元钱。算是暂时解决一些困难。（他死活不告诉我他的姓名，我只好在心中默祷好人一生平安。）樊本醇去世后，他的父亲虽也因查不出问题被放了出来，但只给生活费，生活的穷困是可想而知的。我除了为生计拼命地干活、看孩子外，还要为父子两人的结论讨个说法，因为这关系到另外三个孩子的政治生命的问题。我开始逐级上访，当然都没解决问题，反而弄回一身不是来。在走投无路时，我冒昧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与我大哥很熟悉），半个月后周总理办公室发来批示，指示樊本醇所属单位必须妥善处理。几经谈判，最终落实樊本醇系被迫害致死的结论，总算是解除了我一部分心病。“文革”结束了，樊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确实在各个方面都有新面貌，政治环境达到了空前的宽松，各项政策也在落实，樊的离休（樊系随我大哥达理札雅起义）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经过几年及多方面的努力，有关部门基本认可，但是就不做结论，现在就这么拖着。不知还要拖多久？
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孩子们：
老大樊本申，青岛大宇汽车配件公司，高级工程师。
儿媳王东，原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济南销售公司工程师，现退休。他们有一儿一女。
老二樊本醇，高中毕业后在医药站工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老三樊本茜，原辽宁省化工厅高级工程师，现退休。
三女婿李四辉，原沈阳第一制药厂厂长，现退休。他们有一儿一女。
老四樊平，原在国营商业机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经商，现退休。
四女婿郑崇光，原高科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现退休。他们有一儿一女。
现在我们已有了第四代六个曾孙。
儿女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干得不错，现在都已到了退休年龄。我们老俩口的生活也已脱离穷困潦倒的日子，安享天伦之乐。老四樊平在威海买了房子，我们每年都去度夏。去年哈尔滨电视台、《哈尔滨日报》社举办了哈尔滨市18对老人钻石婚的庆祝活动，我以老格格的名义与樊浚波应邀参加，还受到市长的接见。除了宴请及赠送礼品外，哈尔滨电视台、《哈尔滨日报》还对我进行了采访，并作了转播及刊登。
对于我这一生的经历，有时想来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大家族、也是封建制度的孑遗，但我本身又铸就了不同于其他遗老遗少的性格，我这一生的大落又大起也就不奇怪了，也就促使我走上了一条与他们不同的道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实在不敢想象能有今天幸福的晚年。
作者简介：塔祉华，阿拉善札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理甲拉之女。
摘自：《北京文史资料》第7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