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俩同朝为官，韩愈为监察御史时，柳宗元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的见习官）。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政事，切磋诗文，尽管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可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当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改革而被贬到永州（湖南省枣陵）做司马时，许多过去的朋友因此同他断了往来，但他和韩愈之间的书信却从没有间断，信中倾吐着相互思念的感情，还经常把自己的新作品寄给对方征求意见，对政治、人生等问题也经常交流看法。当观点有分歧时就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为辩明一个问题，往复许多次信件，争论很长时间。
他俩互相支持。当韩愈因写作《毛颖传》而遭到一些人围攻、耻笑的时候，柳宗元挺身而出，他义正辞严地反击那些嘲笑者说：“你们所喜爱的文章不过是一些模拟、抄袭前人、形式华丽而内容空洞的东西罢了，哪里能识得真正的好文章！”当韩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要求人们写文章要“言之有物”时，柳宗元不仅赞同这些主张，同时还写了许多论文，进一步充实了韩愈的理论。当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口号，要求写文章敢于揭露现实时，柳宗元便用自己的写作实践积极响应，带头写了大量的“鸣不平”的文章。
柳宗元先于韩愈去世。逝世前，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长信，托他关照自己的子女。韩愈接到信后，反复诵读，凄然泪下。为了缅怀老朋友生前的功绩，寄托自己的哀思，他赶写出了《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死后的第三年，柳州人民为他修了罗池庙宇，并请韩愈为新建的庙宇写碑文。韩愈欣然接受，很快写出了《柳州罗池庙碑》，文中充分表达了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