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白粥最养人
中国人的早餐，大多是从一碗白粥开始的。白粥，米香四溢，绵绵软软。喝上一碗，元气满满。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粥？因为父母从小就喝粥，祖父祖母从小也喝粥，这样的生活习惯，代代延续，遂成传统。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飘荡着家乡的味道，盛满了家人的亲情，承载着祖先的记忆。
相对于中式早餐，西式早餐则要丰富得多。汉堡、三明治、鸡蛋、香肠、蔬菜、水果、牛奶，算是标配。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西式早餐绝对满分，中式早餐不及格。不过，中国人吃西餐，虽然也能饱腹，却总觉得胃里不舒服。尤其是出国之后，头两天吃西餐还挺新鲜，第三天就开始想念中餐了。再过几天，看见方便面都馋。若是想喝一碗热粥，就更是奢望了。而在国内，无论哪家宾馆，早餐必有粥，少则有大米粥、小米粥，多则还有紫米粥、八宝粥、皮蛋粥等。
其实，中国人爱喝粥，与营养学无关。清晨，人体机能刚刚生发，身体比较柔弱，肠胃尚未苏醒，没有能量去消化肉食冰鲜。白粥是中性的，正好调和脾胃。一碗白粥，几样小菜，平常、朴实、温和。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食物是与人的生命状态相匹配的。一种食物，你与它不相匹配，尽管好吃，但你消化不了，就是无缘。就像一个婴儿，母乳是与其最匹配的食物，尽管牛排比母乳更有营养，但婴儿消受不起。中国人讲究天地人相应，什么季节，什么地方，什么体质，吃什么样的食物。一种食物，你配得上它，就是食物，就是你吃它；你配不上它，就是毒物，就是它吃你。所以，古人不谈营养，而是谈人与食物的关系。
有一位女性朋友，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朋友们都感到惊讶，因为她一直倡导“生机饮食”，即以野生和有机食品为主。她的早餐食谱是：三明治、鸡蛋、蔬果汁、冰牛奶。为什么要吃生冷食物？因为按照西方营养学理论，不蒸、不煮、不煎，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营养流失。其实，她患有红斑狼疮，属于免疫系统疾病。按照中医理论，体质本来就弱，脾胃虚寒，却天天吃如此冰冷的食物，消耗了大量体能。食物虽有营养，身体却撑不住。久而久之，精气就耗竭了。
也许有人说，西方人也爱吃生冷食物，每天一盘一盘地吃蔬菜沙拉，身体不也很好吗？事实上，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体质不同，饮食习惯也不同。西方人喜欢吃热量高的肉类，并配以胡椒、肉桂等调味品。中国人饮食本来就偏素，如果盲目模仿西方饮食，只讲营养，不讲寒热，只能是“食洋不化”，自作自受。
中国人爱喝热粥，也爱喝热水，以至常常被当成笑话。网上有一个经典段子。女生说：“我感冒了。”男生说：“多喝点热水。”女生说：“我胃疼。”男生说：“多喝点热水。”女生说：“我来大姨妈了。”男生说：“多喝点热水。”女生说：“我们分手吧。”男生说：“不要，我会伤心的。”女生说：“那你就多喝点热水吧！”那么，多喝热水，到底对不对呢？
浙江一位老中医曾立下家规：家人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允许吃冷饮。为什么？因为胃喜温不喜凉，肾喜暖不喜寒。所以，中医从不说“多喝冰水”，而是说“多喝温开水”。尤其是人到老年，胃肠功能退化，而冷饮则会让退化速度翻倍，从而诱发隐藏的疾病。当然，冷饮不是绝对不能喝，而是要像吃饭一样细嚼慢咽，以减少对消化道的刺激。
记得年幼时，每逢生病，没有胃口，父母总会煮一碗白粥，说：“喝白粥，清清肠胃，病就好了。”如果从营养学的角度解释，人生病时，应该吃大鱼大肉，否则没有营养，怎能有抵抗力？事实上，人躺在病床上，是吃不下东西的。这就是《易经》的“剥卦”。当人饿了一段时间，突然想吃东西了，就变成了“复卦”，一阳来复，生机渐起。此时，脾胃尚虚弱，先喝点米汤，然后开始喝粥，最后再吃米饭，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吃牛排，哪怕再有营养，也会变成一场灾难。
中医认为，药毒同源。同样一味药，用得对，就是药；用不对，就是毒。一棵寻常的萝卜，可成治病良方；一株贵重的人参，也能致人死命。关键不在药材，而在于怎么用。同样是“饥来食，困来眠”，有人终得无上菩提，有人却活在无间地狱。关键，不在食与眠，而在于心。
据报道，有一位湖南女士进入更年期后，特别痴迷养生之道。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在家中将20余种水果混合榨汁，简单过滤后，自己输入静脉。输液结束后，皮肤瘙痒，体温上升，不得不住院治疗。医生发现，这位女士全身感染严重，出现凝血功能障碍，肝脏、肾脏、心脏等均有不同程度损伤，诊断为多器官功能障碍、脓毒血症，如果不及时救治，随时有可能因大出血、多器官衰竭、休克等危及生命。医院一方面采用床旁血液净化，一方面给予抗感染治疗，同时大量输入凝血因子。经过救治，患者病情逐渐稳定。本来，果汁是营养品，但因放错了地方，就成了“毒药”。
佛经说：“于食知量。”意思是说，什么年龄该吃多少，什么身体该吃什么，心中要有数。每个人体质不同，需要的东西也不同。营养过度，反而折寿。所以，“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西方人强调，人应多吃蔬菜水果，否则会缺少维生素。其实，只有完全吃不到新鲜水果蔬菜的人，才会缺乏维生素，如航海员等。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西方人不同，五谷杂粮中本身就有足够的维生素，所以无需特别补充蔬菜水果。西方人脾胃功能好，消化能力强，吃肉食和奶制品比例高，所以需要多吃蔬菜水果。中国人先天脾胃不强，消化能力弱，以谷物等素食为主，营养比较均衡。如果过多摄入蔬菜水果，反倒容易阻碍脾胃消化，不利于营养吸收。所谓新鲜，往往意味着生吃，如果脾胃无法吸收，不能被身体利用，就是多余的“垃圾”。中国人爱吃热菜，这也符合脾胃特性。苦瓜、黄瓜、西红柿，本身就是凉性的，如果再做成凉菜，吃多了损耗脾胃阳气。苹果、梨子等水果，具有寒凉属性，也是少吃为佳。
《黄帝内经》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古人认为，水果蔬菜只是辅助和补充，不需要多吃。吃东西之前，先研究一下东西的“性味”，与自己相合再吃。性寒凉的东西伤脾胃，身体好也要尽量少吃。甘能生湿，湿气重的人不宜多吃甜食。所以，没有绝对好的食物，只有适合自己的食物。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每种食物都有其用，但都不能过度，否则就会“伤正”。“谷肉果菜”，这才是中国人的食物配比法则。中国人的食物以五谷为主，因为五谷是植物的种子，包含了植物的精华，是植物生长繁殖的根基，最易于人体消化吸收，也最能补脾胃、益气血。如果饮食以蔬菜水果或者肉食为主，就会影响脾胃运化。西方人强调饮食多样、营养均衡，这没有错，但只有懂得自己的体质和食物的性味，才能更健康。
人到中年，身体渐衰，脾虚胃弱，所以应尽可能少吃不熟悉的料理，回归儿时熟悉的饮食。因为，儿时之饮食，脾胃最熟悉，身体最没负担。若仍一味寻新猎奇，胡吃海喝，难免自受其害。
同样地，人在青春期之前，饮食尤其应该本土化。盖年幼之时，发育尚未完全，脾胃柔嫩，重在一个“养”字。中医说“脾土”。本地食材与脾胃多能调和，故可养人，也最适合孩子的成长。在哪里生长的人，就该吃哪里的食物，喝哪里的水。孩子从小多熟悉家乡的水土，底子厚了，以后出门在外，才会承受得住异乡的水土。
有人说，农村人土气。这个土字，恰恰是农村人的特点。土是指泥土，农村人离不开泥土，土就是命根子。过去，农村孩子出远门，家里老人会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土，偷偷塞进箱子底。假如在外水土不服，就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因为那是灶上的泥土。
台湾作家林清玄17岁那年，决定离开家乡。临行前，妈妈送了他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黑黑的东西。母亲说：“你别小看，这里面装了三样重要的东西，一样是拜祖先的香炉里的香灰，一样是农田里的土，还有一样是井里的水。”闽南人认为，离开家乡的时候带着这个，就不会水土不服。
己亥年伊始，贾樟柯拍摄了一部贺岁短片《一个桶》，电影讲述了一名小镇青年在老家过完春节踏上归途的故事。母亲给他带了一个桶，用黄胶带一圈圈地密封住。他抱着这个桶，从摩托车到渡轮再到小巴，一路辗转。结果，快到家了，桶的提手断了，滚到路边。到家后，青年打开那个桶，看到沙土保护着的土鸡蛋。蛋壳上，还有一个妈妈画的笑脸。一个桶，装着故乡的土，也装着母亲的爱。
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后，外国朋友问：“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创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导演郭帆说：“中国的房子太贵了，舍不得扔啊！”玩笑归玩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中国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家。当地球出现危机时，中国人宁愿带着地球跑，也不会逃离地球另寻出路。西方人是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具有天然的侵略性。中国人是农耕文明，具有天然的厚土意识。因为厚土，所以不会长离故地，不会千里远征。西方人总喜欢不停地向往出走，面朝大海，仰望星空。而中国人则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一寸土地也不舍得丢。所以，中国人最爱脚下这片土地，和泥土最亲。
回家吃饭最浪漫
某年，网上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帖子：“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一句话，没头没尾，却瞬间走红，因为它击中了无数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今天炖排骨，回家吃饭吧。”“好的，老妈。”这是一对母子的微信对话。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就藏在这最简单、最质朴的文字中。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收视率之高，超乎预期。这与其说是一部美食片，不如说是一部思乡片。舌尖上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亲人的味道。此后，另一部纪录片《风味人间》播出，依然热度不减。导演陈晓卿称，他是用温暖的食物讲述有温度的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简单的食材，家常的烹饪，更能唤醒内心深处的记忆。那些并不昂贵的食物，热气腾腾，温情满满。
汪曾祺先生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食物的诱惑力，不在于昂贵或稀有，也不单纯以工艺的繁简或厨艺的高下来评判。炊烟美食，是平凡生活背后的情感凝结。一桌有滋有味的饭菜，映照出一个有情有爱的人世。
据报道，江苏一名男子开车到东北运送货物，因错过了旅馆，天黑时来到一个村子，敲开一户农家的门准备借宿。那户家中，只有一名老妇。男子说有点饿，老妇就给男子下了一碗面，里面放着切成丝的大蒜头。吃着吃着，男子哭了起来。老妇问：“咋了，你哪儿不舒服？”男子说：“我小时候走丢了，被人带到很远的地方。没走丢之前，就喜欢妈妈做的面，里面切了蒜丝，就是这个味。”听罢此言，老妇也嘤嘤地哭了起来，她说自己的儿子五岁时走丢，至今未见。彼此都觉惊讶，莫非人间真有这样的奇缘？后来，两人做了医学鉴定，果真是母子。时光流逝，人事模糊，但儿时的食物，却在胃里留下了深刻而细微的印记。
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儿时的味道。无论走到哪里，都在追寻这种味道。一旦味蕾感触到那种味道，立刻就会打开记忆的闸门。遗憾的是，人的味蕾是逐年衰退的。小时候能感受到的，长大之后就慢慢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的味道，就是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味道。
一个人的乡愁，都藏在胃里。走遍五湖四海，吃遍八方美食，才知道异乡的饭菜，总不如故乡的养人。其实，饮食偏好并无高下之分，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深埋着自己的味觉记忆，味蕾被驯化后，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一旦接触到熟悉的味道，美好的记忆便会瞬间被唤醒。
中国人做饭讲究火候，有文火与武火之说。文火是柔和之火，武火是强劲之火。或先文后武，或先武后文。火候与燃料亦有关系。中国的好菜，如炖甲鱼用桑木，烤鸭用果木，都有特定的燃料。火候，就是做菜的最大秘诀。
中国人做菜，有一份虔诚之意。做菜时，厨师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菜做好了，先供奉天地，然后供奉祖先，再献给宾客。送走客人，才给小孩吃。以感恩欢喜之心做出的菜本身就珍贵，关键是有了人的情感。餐馆里的菜难吃，是因厨师没有投入情感，只为赚钱而做。不带欢喜和感恩的菜，没有精气神。家常菜之所以好吃，多半是因为包含了亲人的情意。
中国人认为，做菜也是修行。做菜时必须放下恼恨，不能有怨恨和嫉妒，否则会化为“毒火”，影响菜的味道。同时，尽量吃与人关系较远的食物，如鱼、海藻、蔬菜等。这大概就是“君子远庖厨”之意，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仁”字。
真正的好菜，必须体现食物的本色。能保留原味者，才是烹调大师。作家汪曾祺在《食道旧寻》中记载了王世襄自创的一道神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
后来，王世襄的儿子解释说，焖葱就是“海米烧大葱”。这道菜的做法是：海米适量加水或酒发好，加酱油、姜末、盐、料酒适量调成汁，取肥硕的大葱白切段，下温油中炸软，捞出码好，与调味汁下炒锅中烧一下，使之入味即可。说白了，无非也就是那些好吃葱烧海参的食客们，爱吃这个味儿，又嫌海参贵，光用佐料不用参。做的时候，又怕舍了海参没了海味，故添上点儿小海米。
水是故乡甜，味是故乡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关于儿时的美食谱。梁实秋在《北平的零食小贩》中写道：“北平人馋。馋，据字典说是‘贪食也’，其实不只是贪食，是贪食各种美味之食。美味当前，固然馋涎欲滴，即使闲来无事，馋虫亦在咽喉中抓挠，迫切地需要一点什么以膏馋吻。三餐时固然希望膏粱罗列，任我下箸，三餐以外的时间也一样的想馋嚼，以锻炼其咀嚼筋。看鹭的长颈都有一点羡慕，因为颈长可能享受更多的徐徐下咽之感，此之谓馋，馋字在外国语中无适当的字可以代替，所以讲到馋，真‘不足为外人道’。”
有一位祖籍宁波的朋友，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想起外婆的酒酿。儿时，每年去外婆家，嬉笑疯玩之时，就听得外婆叫道：“快来吃酒酿了！”飘着桂花香的甜酒酿，让孩子们很快安静下来。外婆自己也会端着一碗，坐在边上的小凳子上，看着几个小孩，边吃边笑。那个劲头，让孩子们总以为她的那碗更甜。外婆做酒酿，所用容器，必是干净的，不得有油有生水，所用糯米必须是蒸制而熟，待凉至不烫手方可放入酒曲。最后，还要在缸里放上一个热水袋，以增加温度，并每日更换。所有程序完成后，外婆封上缸口，满意地舒口气说：“下回来，就可以吃了。”酒酿刚出缸时，并不十分香甜，还得在室内待上几日，那甜味就一点一点渗透出来。外婆走后，想吃酒酿时，只能去超市买了。可是，再也没有吃出那种味道了。
上海人有吃泡饭的传统。泡饭者，隔夜冷饭也。一锅水烧开，饭入锅，等水“滚”时搅开冷饭团，一分钟关火。泡饭烧得好，火候很重要，须估算泡饭烧好后入碗的时间与温度，保证吃的时候不冷不烫，榨菜铺上去，不咸不淡。旧时上海多用煤球炉，熬粥太麻烦，泡饭最便当。头一天饭多烧点，早上一热，隔夜菜扫光，最符合实用主义原则。况且，早上时间太紧，分秒必争。因此，泡饭成为老上海人的标准早餐。
南米北面，几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底线。南方人到北方吃不惯面，北方人到南方吃不惯米。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是根据本地物产，变着法儿地翻新花样，遂形成了一地之饮食习惯。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人能把单一的食物做成那么多种类。
山西人嗜面如命。东到娘子关，西到黄河边，南到风陵渡，北到雁门关，面食文化弥漫在每一个角落，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在山西人看来，能准确表达山西人风骨的，就是一碗面。山西有“表里山河”的说法，这里被山脉围绕，暖湿空气进不来，常年寒冷干旱，新鲜蔬菜难得。种种因素叠加，山西人才变成了“主食杀手”，所谓“晋南的馍，晋中的面，雁北的糕吃不厌”。每个厨房，都有一位擅长面食的“刀客”。山西的面食有一千多种，最知名的就是刀削面。厨师一手托着揉制成团的面坯，另一手拿着特制的削面刀，迅速掠过面团表面，柳叶状的面条随即飞出，直接落入锅中。削出薄厚均匀的面条，这对厨师运刀的力度、角度都有要求。而且，手托一块几斤重的面团，也是十足的力气活。山西人做面，基本上是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用擦子擦面，用剪刀剪面，用漏床压面，用筷子剔面，用弯刀削面，用木棍擀面。实在没工具，还能用手心捏成猫耳朵。一天三顿面，保证一个月不重样。
关于“面食之都”，山西人和陕西人争了很久，至今没有结论。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一只雄鸡的话，那么，陕西正好就坐落在“胃”的那个位置。“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端一碗髯面喜气洋洋，没撮辣子嘟嘟囔囔。”陕西的面食，就跟三秦大地的人一样粗犷。陕西面食虽然不如山西种类多，但三原的疙瘩面、岐山的臊子面，西安的油泼面、户县的摆汤面，杨凌的蘸水面……哪样都是一顶一的美味。其中，臊子面是集大成者。
据传，周文王时期，渭河有一恶龙为祸，大旱三年，民不聊生。周氏族人大战七日才将恶龙杀死，人们为庆祝胜利，将龙肉分割成小丁烹煮后食之，觉得鲜美无比。于是，便用猪代替龙，后来扩展至其他节日和祭祀。岐山臊子取材以五花肉为主，肥肉跟瘦肉都要分开，瘦肉一盘，肥肉一盘，燣的时候先添油，根据臊子肉的多少添清油，先放肥肉，再放瘦肉，再加大料、生姜、辣椒等。上乘的岐山臊子看起来颜色鲜红，吃起来肥而不腻，有盐而不咸，有醋而不酸。
臊子面好不好，擀面是关键。面擀开，又揉到一起，再擀开，再揉到一起，面粉的筋丝全拉开了，煮熟后就是青的，筷子挑起可以照见对面的人影。臊子面汤宽，让人觉得奢侈，头盔那么大一碗汤，碗底就一筷头面条，可这一筷头面条又长又筋，急速吞咽，发出哨子一样的嘘嘘声。在岐山地界，吃臊子面的碗，不是南方人吃米饭用的小碗，而是大海碗。如果吃臊子面只吃一两碗，那是很狼狈的，谁都瞧不起你。当地人吃到一半的时候，通常要站起来，松松腰带，放开肚子，再吃几碗。
在民间，妇女所有的骄傲和辉煌都写在厨房里。一个家里，有钱没钱，先让烟囱冒烟。厨房，是一个家庭的心脏。只要厨房有烟火、有热气，人活得就有生机、有底气。蒲松龄在《促织》里写道：“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大概是人世间最凄凉的景象吧。
餐桌就像一台时光机，记录着人生的每一寸光阴。有人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的确，吃饭是需要仪式感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哪怕在家里，也不能没规矩。例如，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既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家人的尊重。
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叫外卖，即便在家里闲着，也懒得下厨做饭，家里很少有烟火气。于是，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外卖小哥穿梭的身影。其实，吃外卖代表一种低品质的生活。一个人除非不得已，最好不要叫外卖。因为，再好的食物，一旦离开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就会变味。厨师都知道，吃外卖的人肯定是生活潦草的人。既然吃饭的人都没有要求，做饭的人也就随意对付了。所以，大厨永远不做外卖。
人对于食物，要投入情感。你好好待它，它就好好待你；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现代人口味越来越重，进食速度也越来越快。因为与物有隔，与大自然有隔，所以与食物也有隔。形形色色的食品添加剂以及化肥、农药，不仅破坏了食物的品质，也伤害了人类的味觉和健康。现代人只知味精，不知原味；只知染色，不知本色。这就如同饥饿的人贪婪地大嚼油渣，虽然也有滋养，不免伤了肠胃。美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吃得草率粗鲁，到底还是不体面的。
食物是有温度的，也是有情感的。过去的年代，孩子们上学携带的午餐，都是母亲做的。现在，学校统一配餐，方便是方便，就只少了母亲的爱。其实，生活不只是图方便，还要有情意。凡是高级的事情，皆不可只求方便。否则，生活就会退化为活着。
那顿饭叫我爱你
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是“吃饭了吗”，见了朋友第一件事是约个饭局，不先喂饱肚子，似乎就没法聊事。任何事情，没有一顿饭摆不平的。无论红事白事，都要吃上一顿。中国人把吃饭当成天大的事。《论语》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
意大利某服装品牌曾发布一则以“起筷吃饭”为主题的广告，一名中国模特用奇怪的姿势使用筷子，吃着意大利比萨饼。视频一出，引起轩然大波，网友质疑其丑化中国，随后将其上升为“辱华事件”。众多明星表态，拒绝出席其品牌推广活动。外国设计师万万没有想到，调侃一双筷子，居然引起一场“地震”，激起了中国人如此强烈的愤怒。
与此同时，央视发布一则视频《一双筷子》。短片以一双筷子为题材，通过几个场景，描述了生活中的文化传承和血脉亲情。小孩通过筷子，第一次尝到人生的酸甜苦辣；老人通过筷子，尝到了儿孙满堂的幸福滋味；孤独的人通过筷子，找到了人情的温暖；相守的人通过筷子，找到了彼此心灵的依靠……
筷子，是最经典的中国文化符号。儿时学习拿筷子，老人总说：“筷子拿得越靠上，长大就会离家越远。”筷子和家真是关系紧密呀！筷子虽小，藏着祖先做人做事的智慧。筷子最早的称呼是“箸”，繁体字写法是“筯”，其最原始的功能是帮助进食。用筷子时，如果两根都动或两根都不动，就夹不稳、夹不住，因为阴阳不搭配。只有一动一静，才能恰到好处。两根筷子，配合默契，才会夹住食物，最终有所“收获”。用筷子亦如做人，一个人孤掌难鸣，两个人彼此扶持，才能办成一件事。
筷子是根据阴阳法则而来的。使用筷子时，上面的一根属阳，下面的一根属阴，一阳一阴，一动一静，夹取食物。若两根同时活动，就会相互错失。凡源自阴阳原理的东西，都是变化无穷的。筷子两头，一圆一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方圆亦是来自阴阳，阳发动而成圆，阴静止而成方。筷子成双成对，就像生活，有悲有喜，有聚有散。
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明代，筷子外形变为“首方足圆”，民间称为“四棱箸”。“首方”即上部为方形，“足圆”即下部为圆形。圆柱体易滚动，首方足圆放在桌上更稳重。
一双筷子，一分思念。饭桌上，碗筷摆好，恍惚间，亲人宛在，岁月静好。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数千年的情感，流淌着生活的千种滋味。中国人吃饭时摆上碗碟筷子，物也端正，人也端正，只觉得人世间样样都珍贵。
筷子有学问，桌子也有讲究。古代的饭桌都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为啥叫八仙桌？客人来了，要好好招待，他可能是个八仙中的一位。桌子分上下位，长辈坐上位，晚辈坐下位。吃饭时，不能用筷子敲打碗，那是乞丐相；不能拿着碗蹲在门口吃，那是贫穷相。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无形的教化。
孔子对食物的态度虔诚而庄重。《论语》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厌精，是指米一定要捣碎了，去掉所有的壳，保证米粒都是饱满的；脍不厌细，是指切肉的工具即便不那么锋利，也要把肉切得薄而均匀。这是孔子对祭祀天地祖先的要求，表示有恭敬之心。孔子不仅深谙饮食之礼，且一食一饮，都能深识个中滋味，让人误以为他是个美食家。其实，孔子既能讲究，又可“食无求饱”；既深知其味，又甘于粗茶淡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才是孔子的本色。
中国人对于食物的情感，贯穿在整个文化里。一位台湾艺人的母亲过世前，曾有一个瞬间，脸上泛起了笑容，有阵呓语。他凑过去，分明听见：“饺子要什么馅儿？大白菜还是高丽菜？”当下，他就知道母亲要走了，游离的灵魂回顾一生的旅程，选出最温馨的瞬间，驻足凝眸，然后定格在一家人围炉剁馅包饺子的时刻。
中国人在外吃饭，喜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一浪更比一浪高，以至常被西方人认为“素质不高”。其实，这正是中国人的性格。虽然场面闹哄哄，显得不太优雅，但人与人融洽，没有隔阂。中国人的情感，大多是在饭桌上升华的。恩怨情仇，一饭了之。吃饭，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表达情感。餐桌是最好的“黏合剂”，黏起了长辈和晚辈，黏起了亲情和友情，黏起了今生和来世，黏起了日日和年年。
孩子离家远行，父母总是用食物把行李箱塞得满满的；孩子出门在外，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吃得好吗”；孩子从外面回家，父母问的第一句话是“吃饭了吗”。吃饭，体现了最温暖的亲情。千言万语，尽在饭中。在外漂泊的人，打开家门，看见一桌温热的饭菜，总能热泪盈眶。感动，就藏在家人用筷子夹过来的每一口菜中。回到家里，有人备好饭菜，递过筷子，匆忙的脚步有了港湾，疲惫的心灵有了抚慰。日子再苦，也不觉其苦；日子再难，也不觉其难。
中国人的春节，一般是从腊月的祭灶开始的。小年也被称为灶王节，是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灶日。民间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与土地爷一起上天去通报每个家中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人们便以糖饼、年糕、大枣、核桃等祭祀灶神。祭灶时，还要把糖用火融化，涂在灶王爷的嘴上。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那里讲坏话了。
祭灶，是中国人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视为一家的保护神。从古代的文献看，灶王形象曾经有男也有女。后来，灶王固定为男性，女灶王只是作为男灶王的配偶。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等，以表示真诚祭拜灶王爷，为的就是让灶王爷多说好话。
清明扫墓，祭祀祖先，中国人一定会带着丰盛的贡品，就像亲人在世时一样，恭恭敬敬，摆上饭菜碗筷，敬上几杯酒，唠叨唠叨，仿佛祖先就坐在对面。这和西方文化明显不同。西方人到墓地去祭扫，往往只带一束鲜花，象征性地看望一下，连形式都那么简单。如果中国人也模仿西方人的样子，祖先一定会满脸嫌弃地说：“这也太寒酸了吧？拿一束鲜花来，我吃什么？”
因此，中国人上坟祭祖，往往带上活人爱吃的食物。坟地边，一群人围坐下来，一起享用祭祀的食物，如同和故去的人一起吃团圆饭。这看似最世俗的形式，却也是最神圣的礼仪。中国人把最形而上的与最形而下的东西绑在一起。吃饭，既是最形而下的，也是最形而上的。人世间所有的情感，都含在一顿饭里。
基督徒在饭前要祷告，感谢上帝赐予他们食物，这样的仪式有一种神圣感。本来，食物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无论有无宗教信仰，人类面对食物，都要有一颗恭敬心，尊重食物、敬畏食物、感恩食物。中国人认为，以美好的心意去品佳馔，以虔敬的欢喜去闻香气，再以洁净的身体去接地气，那便是“五蕴皆空”的境界。
在中国文化中，食与礼是紧密相连的。古人喜欢席前教子，长辈通过一顿饭，把做人的基本道理教给孩子。吃饭，本身就是教化的一部分。中国人不是要占有食物，而是与食物保持良好的关系。吃饭时心怀感恩，既是感谢做饭的人，也是感谢天地万物。
中国人把爱都盛在碗里。和越亲的人在一起，吃得就越舒服。回家看望父母，什么话也不必说，千言万语尽在一顿饭中。那顿饭，就叫“我爱你”。回家吃饭，包含着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和家人吃饭，平淡，温馨，有一种团圆的仪式感。在农村，黄昏时分，竹篱茅舍升起袅袅炊烟，那才是人间烟火的味道。在城市，傍晚下班，家家奏起“锅碗瓢盆交响曲”，响起嗡嗡的抽油烟机声，那是一幅多么和谐的画面。即便主厨手艺平平，也胜过外卖的味道。一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睡觉，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才叫团圆。食物，寄托着中国人对世间的深情，承载着中国人对亲人的厚爱。
一切文化终将积淀为人格。对家的依恋和向往，构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人格，亲情眷顾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胎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亿万个家庭的团圆故事在春节集中上演，构成了“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除夕之夜，中国人无论在哪里，一定要赶回家吃个团圆饭。无数的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搭不上火车、飞机，就是骑着摩托、坐着大巴，也要回到家里，尝一尝那碗热腾腾的饺子。
在自然界，只有洄游鱼类，才会有如此壮观的景象。它们成熟之后，哪怕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也要回到出生地去产卵，孕育下一代。其实，人也像这些鱼一样，必须跋山涉水，经历过无数磨难与坎坷，带着满身的伤痕，返回原来那条小溪，才能产出那堆圆润鲜亮的卵。
食饮有节顺天时
寒冬时节，朋友偶得一箱椪柑，据说是从未施用过农药和化肥的有机食品。因为有点酸，便吃得慢。来年立春，尚有半数，此时其味已转甜，最后只余五六枚。至惊蛰前后，剩余的椪柑不约而同地腐烂发霉，其变化竟与四时更替一体。水果离开枝头之后，常人即认为其已死亡，但既然死亡，又怎会接收到季节的讯息呢？惊蛰一到，万物苏醒，椪柑的种子想必也接到了天地信号，便催促果肉腐烂，以提供发芽的养分。
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声声蝉鸣里。蝉在地下七年，暗无天日，它是感应天地的脉动而鸣。如果春天来得晚，蝉鸣的时间则落在夏至之后，因为蝉感受不到春气，春气未来，蝉如何叫？如果春天提早来，原本三月要开的花，一月就开了，这表示春气提早到来了。因此，蝉鸣也比往年早。蝉在地下躺了七年，出土之后到树上鸣叫一个月，就了无遗憾地离世，天地道理全都知道了。
万物有灵，皆能感知节气。一入早春，水色亦异。春虽寒，而分明有春意；冬虽温，却依然是冬天。从肌肤可以感之，靠温度计则不能分别。冬尽后，立春迸发而出。每到那个节气，不仅动物、植物，就连石、土、水的感觉都变得不一样。它们都屏息以待，若不变化，只有等死。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万物始于反，而不以正开始。竹子唯在节眼的地方，才有枝子。竹子有节，长到节眼就无法生长上去了，务必重新来一番飞跃，才能生长上去。这就是反的力量。
西方有世界末日说，印度有无量劫说，但《易经》里没有“劫”字，而唯有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好字眼。“劫”字在中国文明里，变成了“节”字。中国人喜欢行走在日月山川里，看到万物，都有新鲜感。偶然看看路边的土地与青草，那感觉也如露珠般新鲜。感官只能感得物之形与象，而中国人则是更直接感得了大自然的息，感得了物之相与意。
《礼记》曰：“人心之动，感于物也。”世界文明的开始，是人类渡过洪水时感知了一个“无”字。万物的变化，生于无与有之际。而一切知识学问，则是因于感。中国文明的伟大，就体现在尚在形先，就已有感。因为这感，所以创造了繁华与艳丽。西方人的研究对象是物之形与理，而没有升华到物之相与意，故不知“神无方而易无体”，因为他们对节气无感。
所谓生命，命是实，生是虚；命是有，生是无；命是色，生是空。凡自然界之物，皆有形、相、意三个层次。有悟性的民族，用于物之形，游于物之相，兴于物之意。自然界万物皆有意，早春时节，草尚未青，而人感觉已有春意。西方人知道春夏秋冬，却不懂春意秋意。
《黄帝内经》云：“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何为节？不是节制，而是节气。食饮有节，就是饮食顺应二十四节气。何为常？日月乃常。起居有常，不是起居要正常，而是按照日月的运行法则起居。春夏秋冬，太阳升起的时间不一样，人的起居也要不一样。《中庸》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有喜怒哀乐，如同人一样，就是二十四节气。《易经》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中国人祭天地神祇皆应于节气，与节气之祭为一。节气是大自然的息。庄子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息才可以让人逍遥游。祭天地日月，是人对大自然的欢喜；祭岁时节气，是自然的息与人事相接。中国人的活泼、喜悦、光明，是从祭祀的情怀里培养出来的。
中国人讲究节气养生，什么节气吃什么，食物与身体才相应。中医养生的核心是顺天时，即顺着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来安排衣食住行。
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人，自古顺应天时，把生活的智慧，转变为饮食的规律。孔子曰：“不时不食。”吃东西要遵循自然之道，符合时令节气规律，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其中包含着对时间的顺应、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珍惜、对欲望的克制。人吃的是天地赐予的食物，享受的是天地间的欣喜。
“冬至一阳生”，一年的阳气起于冬至。冬至那天白天最短，夜晚最长。冬至之后，白天慢慢变长，天地间的阳气慢慢增加。很多人认为，冬至要开始进补。其实，这是不太对的。冬至那天并非进补时期，真正进补的时间是冬至后的农历初一，即腊月初一。“腊”者“猎”也，那个月要打猎物，对天要祭祀，人可顺便进补。腊月初一到初八，是这个月最佳的进补日。此八天，就是人体器官最能消化吸收的日子。所以，古人要吃“腊八粥”。
人的生命系统来自阴阳。阳是“日”，阴是“月”；阳无形，阴有形。人体无形的是经络，有形的是脏腑。其中，经络的巡行来自太阳的变化，脏腑的运化来自月相的变化。
《黄帝内经》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从初一开始，人体的气血慢慢充盈，到十五月圆达到最高点。而月圆之后，人体气血就开始削减，在三十（晦日）达到最低点。所以，人体所有脏腑的运作，随着月象周而复始地变化。
如果冬至落在农历的下半月，刚好气血消减，就不适合开始进补，而最好的日子就是在下个月初一到初八。如果冬至落在前半月，冬至那天即可开始进补，到十五止。其实，每月的前八天皆是最佳进补时间，只是冬至后的腊月最好。
那么，冬令到底要补什么呢？补阳气。吃荤者，就吃羊肉，羊如其名，羊气即阳气。羊是生物中阳气最强的，因为干支第八为“未”。《黄帝内经》云：“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位”与“未”同音，吃未羊才能补相火之气，相火乃肾中之阳气，也就是肾气，让肾之阳气归位归根，所以古代扶阳第一方有“附子羊肉汤”。吃素者，服十全大补汤，吃腊八粥也不错。
中国人讲五音十二律。音是应于空间的，对应东南西北中五方；律则是应于时间的，对应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中国人对于岁时节气的亲切，并非因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古人知道，音乐与天文、数学是生长在一起的，统归于律历。《汉书》说：“度者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黄钟之长是九十黍，因黍有大小，不能尽准，故又埋律吕之管于地下，取验于节气。
古人定音律，首先准备一个容器，大小一样、厚薄差不多的竹子，里面塞东西。这东西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一颗一颗的，数量可以增减；第二，每颗大小、重量都差不多，体积也差不多；第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能在制作过程中原料就没有了。选来选去，只有农作物符合这些特征。第一个是玉米，南美洲玛雅人就用玉米，但是玉米大小颗不统一；第二是稻米，但稻米的品种与收成、多少取决于稻壳的厚薄；第三是小米，古代叫“黍”。小米的生长很奇妙，收成好的时候，结穗多，其大小一样；收成不好的时候，结穗少，大小也一样，而且小米是圆的。
把小米填充在一个容器里，此容器就是竹管，竹节一端刚好为容器底部，然后找大自然的声音，寻找与鸟鸣一样的频率。古人可以“以耳齐其声，以身度其律”，人用耳朵与身体去感觉，然后调整音高，增减小米来调节声音。体积越大，低音越低，如果竹子发声比鸟叫声低的话，代表填得太多了，就拿出一些，调整到一个声音，人听起来很舒服，就定这个音高了。之后，把竹子打开，小米一颗一颗排列，这就是长度。再装回去，这个容量就是体积，然后测一下重量，这就是衡。所以，竹管包小米这个音律，就决定了古代之度量衡，古书中称“同律度量衡”。没有小米定音律，就没有度量衡，也就没有中国文明了。
小米很小，如果要排列长度，很不容易。偏偏有一个地方的小米颗粒比较大，叫作“秬黍”，就是巨大的小米（黍）。古书记载，神农氏“秬黍定黄钟”，神农氏就用羊头山（今山西境内）的小米定了一个律，然后确定了度量衡。
钱穆先生曾说：“如言时令，有二十四个节气，但同时有人造的节日。中国人把此二项混合看待，不加区别，如清明、冬至是自然节，端午、中秋、重阳是人造节。中国人在节日中，又多增添一些神话故事，使得人文自然益加亲密配合，社会礼俗随着天时节气而多彩多姿。这亦是一种天人相应，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推衍到大自然变化中而与之呼应。”
中国人于自然界亲，对之是知，是感而遂通，所以活得安稳；西方人于自然界不亲，对之是欲，是征服掠夺，所以总是不安。中华民族至刚至柔，是因为悟得了天地阴阳之理。中华民族绵长悠远，是因为从食与色中解放出来了。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民正是吟着《二十四节气歌》，感受着天地的脉动，把农业做到了极致。土地经过千年耕种仍然肥沃，和农民的精耕细作、养护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敬天畏时”的精神。
夏代定寅月（阴历一月）为正月，商代将正月改为丑月（阴历十二月），周代改为子月（冬至所在月份，阴历十一月），至秦又改到了亥月（阴历十月），因避嬴政名讳，“正”的读音也从去声改成平声。到汉武帝时，将正月改回阴历一月。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干支历岁首，被定为春节。民国时期，因要与国际接轨，立春才被夺走了节日的地位。政府下令，禁止销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等，旧历节令一律不准放假。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同河流可能交汇，有的还会分流、断流。中华民族这条河流已经流淌了数千年，之所以没有断流，必定有二十四节气之护佑。
有限空间亦无限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就悟得了时间与空间。何为宇宙？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这就是把时空合二为一了。何为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亦是将时空合一。
中国古代的庭院，虽方寸之地，亦有泥土与青苔之亲。只因有几颗竹子、几块石头，就有万物历然的感觉。这是因为，有限空间升华为无限空间，短暂的时间里藏着无限的光阴。竹子、泥土、青苔虽是静态的，人却仿佛可以听见生命绽裂的声音。空间与时间皆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无限时空必然与有限时空共存。
西方建筑是按照几何学原理修建的，是设计出来的，因而是死的；中国建筑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法则，是生长出来的，因而是活的。中国的传统院落，本身就是一部《易经》，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西方建筑之美是用来拍摄的，在镜头中美不胜收；中国建筑之美是无法拍摄出来的，因为它有一股流动的气韵，只有住在里面才能感受得到。故此，中国建筑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看的。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小县，名曰建水，明清两朝是临安府的治所，也曾叫临安县。这里保留的很多古院落，堪称中国人居住空间的“活化石”。
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居。家是时间和空间的载体。在古代的院子里，空间和时间永远是一体两面、一阴一阳，体现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中。现代建筑师往往只看到空间，而中国家居表达的是时间和空间。
要读懂建水的院子，就要理解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建水的院子，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展开空间，进而涵养生命。院子是中国人宇宙观的形象表达。传统宅院分为生空间、长空间、成空间、终空间，与其相对应的是春夏秋冬，寓意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建水有一处古院落，门头匾额写着“闲庭”二字。在这个院落中，每一个空间的变化，都要通过三级台阶来体现，暗示不同功能空间的转换。三生万物，生生不息。
进门之前，要先上三个台阶。登上一个平台，平台两侧有两块石头，名叫夹杆石。过去的大户或者在科举考试中有过功名的人家，家门口都会竖起一根旗杆，这两块石头就是固定旗杆用的。夹杆石的两个孔，一上一下，上方下圆，代表了对家族兴旺的期盼。夹杆石本身就是一个泰卦。地卦在上，天卦在下，轻清之气往上走，重浊之气往下走。泰就是生的开始。例如，故宫里有一个乾清宫，有一个坤宁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就是交泰殿。
第一个空间——生空间。这个空间对应一年四季中的春天。古人设计这个空间，寓意是生生不息。让后代延绵不断，是一个家族存在的终极目的。
“闲庭”过去是小户人家，门口没有留下木刻的对联。而另一个大户人家——曾子后代的曾家别院，门口就有一副对联：“三省传家承燕翼，一经教子绍箕裘。”从大门的对联，就能看到这个家族的传承。“三省传家”说的是曾参“吾日三省吾身”，“一经教子”说的是《孝经》。另外一个大户人家——王家，其大门的对联是：“北阙恩光荣两晋，南都春色映三槐。”上联所说的是王氏祖先的荣耀，即晋代琅琊（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父子。下联中的“三槐”，指王氏的三槐堂。对联借用两个典故，颂扬了本姓氏历史上杰出的人物，衬托出家世的显赫。每扇大门就像一本书的封面，从对联就能知道这家人的精神追求。
古代家庭，挂一副对联、一幅书法，放一个摆件、一个器皿，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要再三斟酌。器物如镜，代表一家之性情与品质。有些文人的字，鬼里鬼气，飘来飘去，那是万万不能挂的，不然子孙长成那样，整个家族就毁了。
第二个空间——长空间。夏天的长，是通过两个部分来体现的，一个是前导空间，另一个是花厅。长空间，也叫性情空间。长，就是积累生命能量和培养性情。一个人只有把性情养好了，把气象养大了，把底气养足了，才能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
跨过大门，就进入前导空间。前导空间是建水院子的一个特色，它把家与外面的世界做了连接，也做了分隔。前导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主人的品位和格局。前导空间什么都不放。唯有砖缝里面，透出一线生机，所谓“不除庭草留生意”。这个空间原则上不摆一物，不锄一草，“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进了这道门，就要放下一切。一旦放空，生机就开始了。回到家里，就要把自己放空，把外面的所有烦恼都放下，一身轻松，完全融入家庭。放下一切，才能拥有一切。如《金刚经》所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一个满身疲惫的人，悄然推开家门，在这个空间停住脚步，立刻会感觉到一种释然。由于有了刹那的停留，周边空无一物，可以体会到一种空旷之感，一种放下的安然自在。
花厅是有花台的，各种盆景都会摆上。花厅是吟风弄月的地方，其作用就是养性情。这里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昆虫蚂蚁。与前导空间的“空”相比，这里强调的是“有”。中国人就是在这一有一无、一开一阖中，扩大了生命气象。
长空间是集聚生命能量的地方。这个空间与人的生命成长相对应，养性情、养气象、养格局、养能量。在这个空间，常常会有一个水缸。水缸里养鱼，不是为了防火浇花，而是让人观察鱼的生命状态，像鱼一样悠然自得。养鱼，就是养性情。通过具象之物，感悟背后的理，这是中国人的智慧。缸上通常写着“静观鱼跃”。《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止静，才能感受到生命的跃动。《道德经》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们可以自由嬉戏，尽情玩耍。他们凭直觉就知道，我的地盘我做主。
第三个空间——成空间。中国建筑处处在养气，处处在养人，最终目的就是“成”，也就是收获。在“闲庭”这个院落，进入厅堂，有一幅画，画上是一条鱼，寓意连年有余。画的两边是一副对联：“修辞立诚所以居业，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中国古代特别崇尚耕读传家，耕和读是一体两面、知行合一。这个空间是读书的地方，也就是收成的空间。
成空间包括礼教空间。这里供奉着古圣先贤和祖宗牌位。中国人走到哪里都知道，要感谢天地，感谢祖宗，感谢父母，感谢师长，所以要供天、地、君、亲、师。在这里，古人按左上右下的次序安放列祖列宗牌位。两把椅子后上方，一般要摆一对瓶子，瓶子也分阴阳，左边摆圆的，右边摆方的，分别代表男女，左右位置和瓶的形状也标示了尊卑上下。
走进礼教空间，就要轻言轻语，庄严肃穆，以示敬畏和感恩。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讲求礼乐教化。礼乐教化中的乐，就是培养人的性情、涵养人的能量。为什么不把乐放在前面？应为古人讲究终始之道。终在始前，因为终就是终点，它是决定性的；而始是起点，它是气象万千、变化莫测的。礼是决定性的、中正的东西，乐是丰富的、变化的东西。礼乐文明，就是终而复始之道。
中国的学问，都是培养大人的学问。所谓大人，就是胸怀大、格局大、气象大的人，小人就是胸怀小、格局小、气象小的人。只有生命气象大的人，才能化解人生困局。可惜，现代人的家里基本没有礼教空间了，祖宗牌位早就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代之以书房和客厅。不过，客厅基本无客，只是一家人看电视的场所。更可悲的是，小孩都不愿意和大人一起看电视了，他们更喜欢虚拟网络空间。
第四个空间——终空间。一个完整的院落，应该是有后花园的。其含义是，没完没了，留有余地。如果一个院落，后面没有花园，就会让人觉得堵心。有了花园，就是《易经》的“未济”卦，生生不息，无穷无尽。
《易经》的六十四卦皆是演绎的，后一卦是前一卦的相承，但同时也是前一卦的相反。一卦内有六爻，一爻爻变化着朝前推行，而又呈着相反的姿态。例如，当策马前行的时候，先要以缰绳将马头重重后勒，使之高高抬起，然后借着相反的两种力量所造成的气势，令马奔驰。卦也与这种情形一样，对应着宇宙万物的生生之势。如此这般推到了最后一卦，便又回到开头的那一卦，重新出发。这即是大自然的循环法则。日月循环，过了今日必有明日；季节循环，花谢了依然会再开。这情形，给予人生多大的希望与信心。循环的每一节，都是生死成败的要紧关头。因为有个死，生才是新鲜的；因为有失败，成功才是创造性的。《易经》的终卦为“未济”，意即天地依然未了。
《大学》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不言始终而说终始，是说终了之后还会重新开始。同样，不言阳阴，而说阴阳，意即由阴又生出阳来。中国有句俗语叫“交椅轮流坐”，意思是迟早会有轮到你坐头把交椅的时候。中国民间道：“富家岂有富到底，穷人哪有穷到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贵与贫贱本是循环的。
中国古代的建筑，分为虚空间和实空间。所谓虚空间，就是露天的空间；所谓实空间，就是有顶有门有窗的空间。虚空间和实空间之间还有灰空间，就是有顶、没门、没坎的空间。虚空间代表天，灰空间代表人，实空间代表地。人在天地之间，虚实结合就代表人与天地共存。性情空间多在虚空间，礼教空间多在实空间。
中国人的智慧，在灰空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一栋房子只有黑白，没有灰，这房子就没法住。因为没有灰空间，感觉上就没有人的位置。院子里最有诗意的地方，其实就是亭、廊等灰空间。灰空间的功能是沟通天地，中国人的智慧就是把天、地、人的次序安排好，以此来养正气。在灰空间里，人可以直接感受天地，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无论阴晴雨雪，皆可自由自在地呆着。
阴阳虚实，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虚空间是阳性的，铺地的材料就是阴性的，如石头；实空间是阴性的，铺地的材料就是阳性的，如土；灰空间是中性，铺地用的就是砖。中国人不喜欢纯阴纯阳，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性空间要用阳性材料，颜色要亮一些；阳性空间要用阴性材料，颜色要重一些。门是各个空间的开阖枢纽，有了门，各空间才能像风箱一样能开阖、会呼吸，这也体现着中国的生命智慧。中国的庭院有踏脚石，西方的庭院却是用水泥铺满。东方文明有虚有实，西方文明有实无虚。中国古建筑，是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史书。建筑语言呈现的境界，是文字无法表达的。我们的祖先，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数重空间，垂象示人。
西方的建筑，都是绝对对称的；中国的建筑，既讲究对称，又不是绝对对称，对称之中有变化。因为，中国人遵循的是自然法则。东方的美是自然美，是不规则的；西方的美是几何美，是规则的。规则的美，是违反自然的，是人为的；不规则的美，则是天然的，是神造的。例如，一棵盆景树，中国人喜欢自然弯曲的形状，西方人却把它剪得圆圆的。自然法则，就是动静有常，在不规律里有严整的规律。西方人只知有不知无，而大自然是有无相生的。西方人叫社会，中国人叫人世；社会是无情的，人世是有情的。
中国人的建筑有飞檐，飞檐的背景是喜悦的阳光世界。中国人的房子舒朗轩畅，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中国人尤其喜欢小楼，面向日月山河。《诗经》云：“梧桐生兮，于彼朝阳；凤凰鸣兮，于彼高冈。”中国人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看。
民间百姓不懂禅理，却活得颇有禅意。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整齐疏落，余意不尽。那深宅大院，虽为几家共同居住，仍不破坏全宅的统一，有限的空间藏着无限的风景。而西方人建筑的高楼大厦，走廊里阴暗寒冷，四壁都是石头与水泥，像进了穴居时代的洞里，坐下来只觉离人世很远，岁月是挤压的，人是抑郁的。
中国的住宅是分内外的，西方人的住宅则没有。中国人的内外之分，是从阴阳之理悟得的。中国人家以前院为公，通于朝廷的廷与殿，后院则是晏私之地。过去，乡下人白天是从来不锁门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邻家的前庭，并不需要打招呼。进门之前，咳嗽一声即可。孩子们则更无界线，可以到任何一个院落里嬉戏。而西方人则不同，住宅就是“私人领地”，不可越雷池半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陆游花甲之年客居临安的一首诗。此句被誉为“绘尽江南春的神魄”。诗中描绘的是典型的江南民居。青瓦，白墙，墙外行人走，墙内佳人笑。江南女子喜欢倚门而立，因为门前的小巷亦是风景，说静也静，说闹也闹。
古人的居住空间，藏着人世间最美的风景。反观现代人的房子，只剩下居住功能。倘若房子不能滋养生命，人还能活得自在吗？人是“养”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的。教，充其量只能生产出产品，但塑造不出人品，更培养不出贵族。随着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人被挤进了密密匝匝的“火柴盒”，连喘气都觉得压抑。昔日那些充满灵性的栖居之所，渐行渐远，如梦如幻。
老舍先生说：“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真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住宅不再是逼仄的“鸽子窝”，城市边缘不再有简陋的棚户区，更多家庭拥有诗意的居住空间，养出温柔敦厚的性情。
人在天地山水间
中国人的宗教感特别淡薄。然而，中国文明对于自然山水，情感最为深厚，有时近乎宗教。远从孔子乐水乐山以来，中国读书人素来向往优游林泉。得意之际，虽身处庙堂，但山林之念，总未曾忘怀；失意之时，更是吟啸江湖，寄情山水。没有真山真水，想法子也要在园子里造个假山假水。尽管尘世喧嚣，但园子的主人，依然胸有丘壑，志在高山，意在流水。再不济，窗台放上几盆花花草草，厅堂摆个盆栽，书斋挂幅山水画，也算聊胜于无。
中国人讲天地人，首先就是对天地有所敬畏。对中国人而言，自然有生命，山川有佳气。人与天地，绝非二元对立，而是共荣共衰，本来一体。如果没有对天地的敬畏和谦卑，终有一日，天会绝人。
西方人眼里的“天人关系”，天和人是分离的，天和人是二元的，人与物、人与自然是有隔的。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个对象，跟自己没有内在的关联。于是，人与自然疏离了，人与人也疏离了。一旦与自然疏离，人就会凭借着科技将欲望无限扩张，很快把这世界耗竭掉；一旦与人疏离，人就会得抑郁症，就需要麻醉品、电子产品甚至毒品来缓解焦虑。最后，人毁了自然，也毁了自己。《尚书》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资本主义一旦结合了科学，就会出现这种根本性的毁灭。
西方人把自然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资源。山是资源，水也是资源。山山水水，都要被利用。人对山水，无牵无系，无亲无记。如此远离山水，人稍稍一动，就全身浮躁，片刻不得清宁。但凡一静，就死寂枯槁，完全无聊难耐。动也不安，静更难安，全身上下，无个自在。于是，只好借着电子音乐与毒品来麻醉自己，只好借着消费购物与大吃大喝来获取刹那满足，只好借着八卦新闻与低级趣味来打发无聊难耐的漫长岁月。
在中国人的眼里，自然界的东西绝对不只是资源，人和自然息息相关。面对自然，人有两种感受：一是一体感，人源于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理所当然；二是敬畏感，自然是有“灵性”的，也是有“能量”的，人想要获得什么东西，不能肆无忌惮。比如，什么样的季节，捕猎什么样的东西，采收什么样的东西，都要遵照自然规律。春天的时候，不能抓幼小的东西，尤其不能抓母兽，那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人可以从大自然拿东西，但是要有个度，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不拿，不能无度索取。
中国文化的基点，不是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在中国人眼里，任何事物都有关联，都在相互影响。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人必须敬之畏之，岂能说采就采、说挖就挖？人当然会有需求，但不能贪心，更不能逾越本分。《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在位时，安徽发现了一座铜矿，朝臣奏议开采，借此可增添国库收入。结果，唐太宗批驳了此议，理由是朝廷收入已足够，不应有此贪念。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止”。如果不知“止”，永远想着发展、永远想着“创新”，其结果必然会走向自我毁灭。
中国古人谈心情，总是在谈山水。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老讲自己的心情，就是自恋，容易在情绪里面打转。所以，中国人都是借景抒情，从景绕一圈之后再来谈情。一圈一圈，荡着荡着，人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淹没。同时，人在看天地万物的时候，都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客观物体，因为那些东西跟人的生命是有连接的。所以，古代文人爱写山水诗、画山水画，因为这些东西与心境有关。山川大地，虫鱼鸟兽，都跟人有一种物质以外的连接。
千百年来，中国人酷爱山水画。山水画，一直是中国绘画之主流。异于此，西方向来强调人物之肖像，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巴比松画派，才出现了真正的风景画。即便是风景画，也与中国的山水画大异其趣。西方的风景画，向来是特定之人、在特定时空、对特定景色进行定点透视绘制而成。那风景，是有距离的，是客观的，是外在的。山是山，水是水，与人无所谓关联不关联。
但是，中国山水画不然。山水画向来不定于一点，而系多点之透视。人称“台北故宫三宝”之一的李唐《万壑松风图》多达七个视点，更别说像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那样一路逶迤的山水长卷。山水画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人只是俯仰天地，浪荡而游。故而画中人物，向来渺小，微不足道。山水画的传统里，画家与山水，主客相融，本为一体。画家画的是山水，也是自我；画的是冈峦丘壑，更是生命气象。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中国文明里，看人看其气度，观山观水则观其气象。山水佳胜处，固可以群，亦可以游，更可以观。仁者乐山，观其巍巍，观其厚实，乐其不动如山；知者乐水，观其浩瀚，观其澄澈，乐其湛然似水。
知者在水面前，仁者在山面前，有一种生命的相互对应。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它既是一种物质，也有物质后面的“德行”。任何东西都有“德”，是因为他们从“道”而来。一个人合乎“道”，就是有“德”之人。物也是一样。所有的物，既然是天地造的，在这个物身上，就一定有天地之“德”。所以，山是有德的，水也是有德的。山的德，是厚德载物，是如如不动，这跟仁者的生命形态是相对应的。仁者因为不动，所谓安定稳重，生命有能量，所以更容易长寿。而水是灵动的、通透的，跟知者的生命形态是相呼应的。知者遇到任何事情都化得开，所以更容易快乐。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既然是“乐”，就不会与山水保持距离，不会只是客观观察，甚至也不只是将其视为审美对象。智者也好，仁者也罢，中国的士人，看山也看水，是游山也玩水，是涤荡胸襟于山巅水湄，也修心炼气于窅冥山林。总之，中国的士人，是在山水之间修、息、藏、游，也在山水之中融于大化。张大千晚年的泼彩水墨，云奔雾腾，山水融于天地，人也融于大化，天地万物在这一片大气淋漓中，尽成一体，故而气象万千。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绘画讲求“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巍巍乎高山！人生风涛多险，生命厚度若是不够，底气若是不足，每逢境界现前，都难免步伐踉跄，终至飘摇圮颓，狼藉一生。洋洋乎流水！生命的幽微无明，是如此之深，自身若不心系修行，若是无法日益澄澈，人生就是五浊恶世，苦海无边，业深难救。
现代人之所以痛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所有事物的联系都断了，所以才跟任何事物都有很深的隔阂。山水本来有情，人却越来越无情。中国文明一向以为，山河大地皆是法身。现代人成日叨念着“终身学习”，结果，都是一堆人为造作，常常越学越不得清安。看看山，望望水，也许才是最好的心灵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