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举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除了武宗李炎毁佛外，唐代帝王们大都崇佛敬法，只是虔诚的程度和崇佛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作为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一生总揽朝政达50年之久，其中穿戴皇帝衣冠，端坐金銮宝殿，指挥满朝文武长达15年。在她执政期间，曾两次大规模地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这在整个唐代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武则天与佛教互为利用，堪称我国古代将神权与政权巧妙结合的典型。
一、武则天的佛缘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武则天出生于京城长安其父武士护早年曾是一个贩卖木材的商人，因积极参与李渊策动的太原起兵，为创建唐王朝立下了功绩，而被列为立唐十六元勋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虽为官宦之家，但并非根深叶茂的望族，地位较低。其母杨氏是隋朝宰相杨士达之女，知书达礼，笃信佛教，无疑会对武则天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武则天自幼就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在母亲带领下经常出入佛门，虔诚的宗教信仰很早就埋入了她那颗幼小的心灵，正如武则天自己所说“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朕幼崇释教，夙慕皈依”因此，她一生虔诚信佛。
武则天从小就初通文史，一直随父母奔波各地，陶冶了她的情操，培养了她的气魄。当她14岁时，唐太宗闻其美貌，召入后宫，立为才人，赐号“武媚”。由于她聪慧过人，才情出众，姿色美丽，性格刚烈，颇得唐太宗的欢心和赞赏。武则天利用这个机缘，与太子李治建立了深厚感情。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驾崩，26岁的武则天结束了奢华的宫廷生活，被迫削发为尼，随其他妃嫔寄身感业寺，诵经侍佛。为尼的经历、道路的坎坷、前途的不可预卜都使她在心理上既求助于又归功于一种神明的力量，为尼时她更多地接触佛法，虽然她厌倦了寺院青灯黄卷的生活，但依然相信佛教学说，对佛教经义的明习解读以及人生命运的思考认识，对她日后无论为人还是从政都不无裨益。
永徽四年（653)，高宗趁唐太宗忌日到感业寺焚香，与武则天相遇，把她从佛门接回皇宫中封为昭仪，异常宠爱，武则天从此开始了从曲折走向辉煌的道路。武则天审时度势，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矛盾，凭借先后为唐高宗生儿育女的优势，极力攀附高宗并博得了欢心。她日益滋长野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经过残酷而激烈的斗争，击败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贞观旧臣为主的反对势力，冲破重重阻力，运用政治手腕登上皇后宝座，逐渐掌握宫中大权，并开始积极参政。因此，武则天自然要更多地感激佛的救难和祈求佛的继续保佑。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高宗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垂帘听政，独揽大权。次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皇帝，她掌管天下军政大事，成为事实上的唐朝皇帝，渐有问鼎皇位之心。
在轻视妇女、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要想参与政事，甚至要当君临天下的皇帝，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武则天在执政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培养附己的政治势力，逐步提高政治声望，丰富治国驭臣的经验；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打击政敌、残酷镇压反对派势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从而为自己登上女皇宝座铺平道路。除此之外，还需要寻求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从思想上、舆论上争取到当时盛行的宗教支持。儒家思想主张男尊女卑，没有一条相关女子当官任职的，更无论南面而立，俨然天子者。相反，有的只是三从四德种种妇道的清规戒律。武则天熟读儒家经典，得悉儒家的教法和礼仪，因而她深知一个女人要在政治上取得特殊地位，在儒家经典中不仅难以找到合理依据，而且还要遭到儒家的非议，当然不宜利用。道教同样没有女子可以君临天下的说法，不仅如此，唐朝皇帝以老子李耳后裔自居，常行奉祀尊崇之事，因此，道教经典也是不能引用的。为了冲破儒家和道教伦理的包围和攻击，在夺位称帝和强化统治的过程中，她更是巧妙地利用佛教经典中女子可以为王的说法来不断制造舆论，借神权以提高自己的统治威望，展开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而终于成功。
武则天一生中崇佛弘法、施舍供养的事迹不胜枚举，垂拱元年（685)，她作《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垂拱四年（688)“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同年六月，又于汜水得所谓刻有《广武铭》的瑞石，铭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做天子是佛祖之意。武则天还不惜资财立寺造像，洛阳龙门奉先寺和白马寺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而且从龙门初唐弥勒造像空前风行的情况看，都是为武则天做女皇制造神学预言的。但她最重视，也可以说利用佛教的集大成之作即是颁布《大云经》。
载初元年（689)七月，洛阳“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附以新疏，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人世）主”。以此暗示武则天为弥勒佛下生，当女皇帝天经地义，改唐为周是顺应佛祖的旨意，无可非议，就更增加了一层神圣的灵光，为武氏称帝提供了理论依据。投其所好的僧人云宣等人立即又撰《大云经疏》，为进一步满足武则天的愿望而摇旗呐喊。不久，武则天又“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总度僧千人，使僧升高座讲解，广为宣传，一时大云寺遍布全国，甚至远及西域。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怨”。
在《大云经》颁布的第二年（690)九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降其子睿宗为皇嗣，改元“天授”，群臣上尊号称“大周圣神皇帝”。武则天登上皇位后，因佛教开革命之阶，对其怀着感激之情，自然要投桃报李扶持佛教。天授二年（691)，武则天一反李唐三代“尊道抑佛”的政策，重新调整了三教排位，公开宣告“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从此，佛教的社会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而跃居首位，变为武周时期的国教，很快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达到极盛。为了夸大自己的政绩，武则天更加尊崇佛教，假佛威以壮帝威，继续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甚至皇帝的尊号也利用佛教典故，多次在自己的封号上一添再添佛的圣光，如长寿二年(693)“金轮圣神皇帝”、延载元年（695)“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95)“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万岁元年（695)“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等。从上可以看出，武则天通过一连串富于神秘色彩的吉祥尊号、层层叠叠的炫目光环，无论如何震慑人心都不过是为了减少女主称帝的反对阻力和抵触情绪，把自己与佛的关系越拉越近，不仅将自己等同于佛，而且不断升级，可谓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君权神授、君神合一”这一在历代朝廷中普遍发生影响的舆论作用。
如果说武则天登基以前崇佛弘法是出于祈福、利用这类较多功利性的考虑，那么在她称帝以后，随着年迈垂暮，更多的是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全国各地掀起了崇佛高潮，广度僧尼，修建佛寺，塑像造塔，翻译佛经，佛教各宗发展迅速，最着名的实例当属华严宗的创立和禅宗的弘扬了。
二、武则天与法门寺佛指舍利
佛陀涅乐后，佛祖真身舍利就被佛教界视为至高无上的圣物，成为佛的化身和佛法的象征。法门寺是我国境内安置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着名寺院，因其圣迹所在，更富于诱惑力和感召力，倍受李唐皇室的青睐和关照，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唐高祖李渊下敕钦定，赐其名为法门寺。秦王李世民曾为该寺度僧80名，并准宝昌寺僧惠业为法门寺住持。
相传法门寺佛指舍利“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岐阳法门寺鸣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节。据本传必三十年一开，开则玉烛调，金镜朗，氛授灭，稼穑丰云云”。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岐州刺史张德亮开启法门寺塔基，就地供养佛骨舍利，拉开了唐代皇室迎送佛骨活动的序幕。此举渐成以后“三十年一开”之定制，为以后诸帝敬佛礼佛开创了先例，做出了榜样，法门寺因此而成为唐代帝王迎奉佛骨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