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统治时期，经济的持续发展为高宗的崇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稳定的政局和升平的景象为弘扬佛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武则天的得宠、参政，也对高宗崇佛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扩大她在朝野僧俗中的政治影响，武则天竭尽全力抬高自身在李唐皇室中的政治地位，辅佐高宗展开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尤其对法门寺佛骨舍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显庆四年（659)九月，内道场僧人智琼、弘静因当时距上次开示佛骨之事已满三十年，奏请再次启塔，高宗欣然同意。十月，敕中使王长信与内道场僧智琮等人赴法门寺恭请佛骨舍利，并亲赐钱五千、绡五十匹以充供养。《法苑珠林》卷三八记载：“其舍利状如小指，初骨长可二寸，内孔方正，外棱亦尔。下平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于是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续，皆称佛德，一代光华。”佛骨现世之日，又赐绢三千匹，造与其等身之阿育王像，迎请舍利至长安人宫供养。
显庆五年（660)春三月，就在佛骨入宫供养半年后，高宗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洛阳宫中供养。皇室贵族们争相施舍供奉，皇后武则天更是出手阔绰，献绢一千匹，施所寝衣帐等，并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佛教传人中国后，建塔瘗埋佛舍利的习俗也在中国流行，为符合中国的习惯，逐渐改变了印度用罂坛盛放舍利的方式，改用中国式的棺椁。这一变化从北朝经隋代到唐初方告完成。按照中国古代的丧俗，天子棺椁才有九重，而武则天为法门寺佛指舍利所造的金棺银椁，显然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最高等级，以皇帝的葬礼来对待的。安放舍利的容器质地换作珍贵金属，形制也成了中国传统的葬具——棺椁。由此可见，中国佛教以金棺银椁来安置舍利的创举开始于法门寺，而始作俑者则为武则天。此后，唐代遂流行以金棺银椁瘗埋舍利之风，直到唐末，越演越烈，从皇帝到大臣，均热衷于此，而且从都城到全国各地，都有建塔瘗埋舍利之举。
这次迎奉佛骨直到龙朔二年（662)二月十五日，诏送舍利还本塔，智琮、弘静等京师诸僧和官员千里护送，穷奢极华，“无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物账碑》明确记载有“武后绣裙一腰”，显然作为这次供养物陪葬在佛骨舍利旁，大概以此代作武则天的灵魂，向佛祖奉送绵绵不绝的敬意吧！
这次由唐高宗李治发起的崇佛活动，长达两年多时间，轰动了岐州、长安、洛阳等地，是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型佛事活动，开创了唐代开启地宫、迎奉佛骨到皇宫供养的先河。这就是《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所记载的“高宗延之于洛邑”。法门寺真身舍利由帝王亲自供养，从此供养礼仪升为皇家规格，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盛典，这应该是释迦牟尼灭度后在域外享受的最高礼遇了。
龙朔三年（663)二月，武后姊子贺兰敏之撰写的《唐岐州法门寺舍利塔铭》曾记载了这次迎奉佛指的盛况。可惜铭文巳佚，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中有其题录。《法苑珠林》的作者道世与道宣律师为同时代人，且曾同住西明寺弘扬佛法，高宗迎奉佛骨是其亲身经历，故所记颇详，也比较接近事实。《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记载：“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记载：“古所谓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自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祈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口口奉迎护舍利。观其氤氲玉润，皎洁冰净，灵不可掩，坚不可磨，寸余法身，等虚空而无尽；一分功德，比恒沙而莫量，示不思议之致也。二圣亲造九重宝函，衬以兜，赐绢五百匹，口复益令增修。”
关于这次迎奉，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自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不久，即开始参与朝政国事。“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至显庆五年，高宗“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由此可知，武则天不仅替髙宗管理朝政，而且业已掌握李唐朝廷的重权。显庆五年的迎奉佛骨虽由高宗发起，但当法门寺佛骨迎至洛阳供奉时，武则天不仅是一个虔诚的供养者，而且当仁不让地成为迎奉佛骨活动的组织者。
在这次迎奉佛骨活动中，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首倡捐资，建成法门寺四层木塔。以此起步，法门寺几经扩修重建，终于形成“瑰琳宫”二十四院的宏大规模，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在唐代佛教发展史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因而，武则天对法门寺功不可没，唐代佛教的发展贡献是很大的。
武则天最后一次崇佛活动就是长安四年（704)迎奉法门寺佛舍利，这也是她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佛事活动之一。武则天参与并组织了显庆年间的迎奉佛舍利活动，自然对法门寺佛骨舍利推崇备至，既然三十年一开，开则可干戈平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武则天即帝位后，也就不会甘居人后。早在久视元年（700)四月，武则天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奏请她开启法门寺地宫瞻仰佛骨舍利。当时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力谏，谓佛“夷狄”之神，陈述胡僧诡惑和供养佛骨舍利的弊害，供养佛骨暂且停止，狄仁杰当年不幸去世。
据唐代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记载，长安四年（704)冬，西京大荐福寺主、华严宗祖法藏在内道场说到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武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崔玄皡与法藏、文纲等到法门寺迎奉佛指舍利人宫供养。一路之上，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竞相施舍，“顶缸指炬者争先，舍财投宝者耻后”。除夕日，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会稽王率官属及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施异供，香花鼓乐之妙，朦聩亦可睹闻”。次年正月十一日，舍利入神都洛阳，“敕令王公以降，洛城近事之众，精事幡华幢盖，乃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明堂为当时全国政治活动中心，武则天常在此宴飨群臣，接受朝贺，发布政令，她把舍利迎到明堂供养，可见很重视这次佛事活动。“观灯日（正月十五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藏捧持，普为善祷”。后又送诸寺让僧俗瞻礼。
张或所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记载：“则天圣后长安四年，敕大周西口法藏鸾台口口公嗥同往开之。口作口七日行道，局蹐荷担于东都明堂，而陈其供焉。万乘焚香，千官拜庆。云五色而张盖，近结城楼；日重光以建轮，远浮郊树。口敕岐阳施缗三千匹。”元和年间张仲素所撰《佛骨碑》记载：“天后荐以宝函。”《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载：“天后荐之于明堂。”《高僧传》卷14《文纲传》记载：“（长安四年京师圣寺僧文纲）奉敕往岐州无忧王寺迎舍利。”
实际上当佛骨舍利迎人神都供养之时，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等趁武则天重病发动政变，迎太子李显复辟帝位。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逝于洛阳上阳宫，终年82岁，她未能及时把佛骨舍利送回法门寺。直到景龙二年（708)初，中宗才派律僧文纲等护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这次迎奉佛骨舍利前后将近四年，也是历次迎送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次。
总之，在当时举国崇佛的大气候下，武则天如此虔诚地信奉佛教，崇拜法门寺佛骨舍利，一方面是由于其特殊环境和地位所决定，出于其宗教信仰的虔诚；另一方面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即是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矛盾斗争的需要。武则天把佛教作为她登基的舆论工具和精神支柱，更是极尽崇佛、笃信神灵之能事，通过崇佛提高佛教地位，以达到争权夺利和巩固统治地位之目的。显庆年间，高宗患病，作为大唐皇后的武则天初揽大权，雄心勃勃，第一次迎奉佛骨舍利吹响了她登上政坛的号角，揭开了她弘扬佛法的序幕。长安四年，武则天不顾年迈体衰，亲自登台导演了最后一次迎奉佛骨舍利。这次迎奉佛骨虽没有显庆年间那样施舍大量财物，但她仍全身心地投人做了一次佛祖真容前的祈祷，了却了平生最后一桩心愿，给她即将结束的政治生命涂上一层辉煌的色彩，也是她一生崇佛活动的圆满总结。至此，女皇武则天一生中或者说当政以来，与法门寺佛骨舍利结有深邃之因缘，她曾两次不遗余力地迎奉佛骨舍利，前后相距44年之久，这两次迎奉佛骨舍利同武则天人生的两个重要时刻紧紧联系在一起，以第一次迎佛骨为执政的开端，又以第二次迎佛骨为执政的结束乃至生命的完结。武则天执政时把中国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其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注释〕赵文润、王双怀着：《武则天评传》“武则天年谱”三秦出版社。
《全唐文》卷九十七《方广大庄严经序》。
《全唐文》卷九十七《三藏圣教序》。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
〔唐〕张仲素撰：《佛骨碑》。
(陈景富着：《法门寺史略》第8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资治通鉴》卷二百。
(张高举，法门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