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昌姜捷路智勇张静
编者按：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大批唐代纺织品，这批织品品类齐全，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唐代丝绸的宝库”，其中尤以用金线的织金锦和蹙金绣为珍贵。本文选择法门寺地宫出土捻金线的残样为研究对象，通过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检金线进行了观察，反映了检金线的形貌，揭示了捡金线的结构特征，测量了相关的尺寸，同时用能谱分析对其合金成分进行了检测。
检金线是“蹙金绣”和“织金锦”两种织绣珍品的基本材料。蹙金绣的最早考古实例出土于法门寺唐代地宫，此绣法通常用来表现图案的盘金块面，能最大程度的展示装饰块面，减少装饰材料损伤，适用于金银等高责易碎织物材料；采用捻金线织花的丝绸纺织品，在我国古代纺织品中独树一帜，其图案斑斓多彩，富丽堂皇，其发明丰富了丝织品的装饰工艺。这两种工艺对后世纺织品的用金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大批唐代纺织品，这批织品种类齐全，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唐代丝绸的宝库”，其中尤以用金线的织金锦和蹙金绣为珍贵。织金锦就是用“金线”织出花纹的丝织品，如彩版n之1所示；蹙金绣是一种用“金线”在织物表面盘成图案，然后以其他丝线把“金线”图案固定的绣法，以显示“高花”图案，如彩版n之2所示。用在织金锦和蹙金绣上的金线均为捻金线。
在对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五件冥衣（编号分别为FD4：022-1、FD4：022-2、FD4：022-3、FD4：022-4、FD4：022-5)进行保存状况调查时，对其蹙金绣图案进行了显微照相，如彩版n之3所示，可见捻金线的形貌。又选择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6个捻金线的残样（见表1)，分别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和能谱分析，不仅对其形貌进行了观察，对相关尺寸进行了测量，也对其合金成分进行了检测，其结果分别见图一至图六。
分析检测编号为FD5：044-8的捻金线共3根。其中较细一根捻金线的图像如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捻金线缠绕的形貌特征，但在这段样品中未发现有芯线，似乎是金箔成形后，裁成条状，直接用金箔条缠绕形成。经过实际测量，其捻金线的直径约170um，金箔厚度约4um，所裁条状金箔宽度约500um，其金箔合金含77.9%金、20.8%银、1.4%铜。
图一编号为FD5：044-8的三根捻金线之一的图像。实际测量金丝线直径约170um，金箔厚度约4mn，其金箔合金含77.9%金、20.8%银、1.4%铜。
另一根较粗捻金线的形貌如图二所示。图中显示出捻金线的形貌特征，而且可清楚看出捻金线内部的芯线，芯线是用2根线捻成（图二之3)；经过在扫描电镜中实际测量，捻金线直径约为221um，其中的芯线直径约为109um，金箔厚度约3.5um，所裁条状金箔宽度约700um。在捻金线表面选择两个区域点进行能谱分析，结果显示金箔合金含84.6%金和15.4%银。
图二编号为FD5：044-8的三根捻金线之二的图像。实际测量捻金线直径约221um，金箔厚度约3.5um，芯线直径约109um，其金箔合金含84.6%金、15.4%银。
图三为第三根较粗样品在不同放大倍数下不同部位的图像，显示出捻金线的形貌特征，可见捻金线是由金箔条在一根芯线上缠绕形成，由图三之1的孔隙中，可以看到芯线变形较大；图三之3显示了二条金箔条的叠压情况，反映出当时在缠绕一根长捻金线时，需要把不够长度的金箔条相叠相续缠绕。实际测量显示，捻金线直径约为400um，金箔厚度约为4um，所裁条状金箔宽度约500um。在二层金箔上又分别各选择一点（图三之3)进行能谱分析，其结果分别为88.8%金、11.2%银（Spectrum1)和88.6%金、11.4%银（Spectrum2)0FD4：017捻金线编号为FD4：017捻金线的形貌特征见图四，从捻金线表面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其内部有芯线存在，而且实际测量显示，捻金线直径约为230um，所裁金箔的宽度约305um。在捻金线表面选择二点进行能谱分析，其二组分析数据分别为：98.1%金、1.9%银和98.3%金、1.7%银。
中室：13捻金线在中室：13的样品中选择了二根捻金线进行无损的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图五之1可见清晰的捻金线表面形貌，其内没有见芯线；实际测量，该捻金线的直径约439um，金箔厚度约7.7um，所裁条状金箔宽度约700um；能谱分析表明样品合金中含金83.9%，含银16.1%。
4图三编号FD5：044-8的三根捻金线之三的图像。分析结果表明，捻金线直径约398um，金箔厚度约3.9um，二层金箔合金元素分析结果分别为88.8%金、11.2%银和88.6%金、11.4%银。
另一件样品的形貌如图五之2所不，图四编号为FD4：017的捻金线图像，可可见其捻金线内部的芯线；测量表见其形貌特征。实际测量检金线直径约明捻金线的直径约530um，金箔厚230um，能谱分析表明金箔为含金约度约7.0um，所裁条状金箔宽度约1.捻金线直径439um，金箔厚度2.捻金线直径530um，金萡厚度7.7um，金箔合金中含金83.9%，7.7um，金箔合金中含金89.3%，含银16.1%含银10.7%。
图五编号为中室：13二根检金线的图像，可见其形貌特征科学分析结果显示，捻金线是把成形的金箔切成条状，或直接捻成金线，或夹芯捻成金线；捻金线的直径在170um~530uin之间，而金箔厚度为3.5mn~7.7Um不等；捻金线为金银合金（Au-Ag)，而且金与银的配比不同，6根样品含金量为77.9%-98.2%，含银量为1.8%~20.8%。金银合金中的金、银元素比不同，其合金呈不同的颜色，颜色随银含量的减少而加深，古代有“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之说，可能金箔中金、银元素含量不同为古人有意所为，以呈现不同的金色。
考古资料表明，在中国，最早使用金材料的实物资料是出土于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小件金饰件（3)，火烧沟遗址相当于夏代；最早的金薄片是发现于河南郑州商代二里冈期上层墓葬内出土的金叶制成的夔龙纹装饰品最早的金箔实物是出土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墓葬中的贴在漆器上的金箔。之后，金片和金箔的实物在商周时期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和陕西等地的许多遗址或墓葬中都有发现。金箔片和金薄片也可能会用于纺织衣物的装饰，但目前尚缺乏考古依据。把金箔裁成条状织在纺织品中的最早实物是发现于北周孝陵的武帝宇文邕墓中的残块，如彩版n之4、图六所示。从彩版n之4、图六可以清楚看到应用于纺织品中的金箔条形状和形貌，但遗憾的是纺织物已经完全糟朽，能谱分析表明，其金箔为纯金。后世称这种“金箔条”为片金线。
据《隋书》记载，隋初的波斯曾献金线锦袍，而巧匠何稠曾仿制一件，但没有得到考古资料的实证。目前考古发掘的使用金线的最早实物出土于法门寺唐代地宫，金线是把裁成条状的金箔缠绕在芯线上制成的捻金线，正如以上我们看到的。捻金线的出现，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发明，其技术推动了之后纺织品上用金技术的发展，唐代出现的两种工艺蹙金绣和织金锦都是由抢金线衍生出来的。蹙金绣的最早实例出土于法门寺唐代地宫，此绣法通常用来表现图案的盘金块面，能最大程度的展示装饰块面，减少装饰材料损伤，适用于金银等高贵易碎织物材料。而织金锦采用金线织花的丝绸纺织品，在我国古代纺织品中独树一帜，它的图案斑斓多彩，富丽堂皇，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蹙金绣和织金锦这两种工艺对后世的唐锦、蜀锦、宋锦、云锦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和清代迮朗《绘事琐言》等文献中，都对古代打制金箔和金线的制作技术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7)印染织绣（下）》中，详细介绍了南京和苏州等地民间艺人制作金线的传统方法：“（一）将金块熔化，凝成片形。（二）将片形金锭切成一至二两重的金块，算作一“作”；用锤砧打成金图六北周孝陵出土的使用在纺织品叶，锤打后金子变硬，退火再打，最后中的金洛条，分析检测表明金洛条为打至0.1毫米厚，分割为一百二十八片。纯金。
(三）初下料：将前述分割后的金片每片再分割成十六片，分层夹入乌金纸中。（四）放在平砧上锤打四至四个半小时。（五）再下料：将打过的金箔用竹挑棒逐张移人大乌金纸中。（六）将大乌金纸和金箔用双层牛皮纸裹妥粘牢，放在石礅角上由二人捶打。（七）将打好的金箔置于绷紧的猫皮板上，用竹刀切割成规定尺寸。在操作时不能呼吸过重，因为这时的金箔极易被喘气吹飞。（八）用羽毛刀将金箔移人竹纸内成包。有了金箔，便可以制作片金线和捻金线了。“片金线的制法为：（一）褙金：准备好经水湿后的竹制纸（明代以前不用纸而用羊皮），刷上鱼胶，裱成双层，然后粘贴上金箔。（二）砑光：在野梨木板上用玛瑙石对上述纸基金箔研光。（三）切箔：根据织物不同粗细的要求，将砑光后的金箔切成0.2至0.5毫米宽的片金线。捻金线的制作是用本色或红、黄色蚕丝作芯线，在其上涂黏合料，将片金线旋绕于芯线的外表即成。”在纺织时，将片金线或捻金线缠于织梭上，作为纬线的一种，织人织物，形成金华灿烂的花纹，便成为贵重的织金锦；而把捻金线盘成各种图案，固定在纺织品表面，就是蹙金绣。但是，关于唐代捻金线的制作技术方法，尚需对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捻金线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尤其是纺织工艺史和丝织品保护技术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王ff：《王幵与纺织考古》，艺纱堂服饰工作队（香港），2001年2月。
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8月。
安格里卡斯里夫卡、路智勇：《法门寺：纺织品保护》，《让过去拥有未来：十五年德中文物保护方法的发展与检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伯恩-柏林，2006。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0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7印染织绣（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
致谢：本文的实验样品在选择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料室魏军的帮助，相关北周孝陵的考古资料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研究员提供的，张建林先生对相关研究提出过重要建议，这里特致感谢。
(杨军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文保部主任；姜捷，法门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路智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静，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