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荈赋》对陆羽影响甚大，《茶经》中多次引用《荈赋》的文字，如用水、茶具、汤华等等，显然，《荈赋》“调神和内”的茶道精神对陆羽也会产生影响，虽然《茶经》中没有明显的相同词语，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认为茶是最适合具有“精行俭德之人”品饮的，或者说是善于品茗的人应该具有“精行俭德”的品行。将品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陆羽是第一人。因此，可以将“精行俭德”四字视为陆羽《茶经》所倡导的茶道精神，虽然陆羽在《茶经》中也没有采用“茶道”一词。
钱起也没有使用“茶道”一词，但他诗中的“尘心洗尽兴难尽”，和颜真卿“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孟郊“乃知高洁情，摆落区中缘”一样，实际上都具有茶道精神的意味。能“洗尽尘心”和“摆落区中缘”之人就是“精行俭德”的君子。他们品茶自然有着高于常人的追求。
但是，对中国茶道贡献最大的还是皎然大和尚。他在前述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明确提出“茶道”概念：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与现代茶文化学观念接近的“茶道”一词，其意义非常重大。从此之后，中国人饮茶再也不是只从解渴、提神、保健的角度出发，而是上升到品茗艺术的高度，将品茶作为净化心灵、沐浴灵魂的生活艺术。直到今天，在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的品茶才达到如此精神高度。
在皎然之后虽然也偶尔出现“茶道”一词，但其含义并不相同。如《封氏闻见记》：“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里的“茶道”指的是属于技术层面的煮茶之道，并非是现代茶文化学上所说的具有哲理意义的“茶道”。至于明代张源《茶录》中所说的“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里的“茶道”仅仅是制造、於藏、沏泡等技术要求而已，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与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茶道”概念无关。
皎然的“茶道”一词，指的就是诗中“三饮便得道”所强调的品茗悟道，所悟的是人生的处世之道，达此境界烦恼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这里颇有禅宗顿悟的意味）。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是皎然而不是别人提出“茶道”的概念呢？我们曾经认为“陆羽是以诗人的身份在品茶，皎然是以哲者的身份来论茶，一重茶艺，一重茶道”。同时也指出：
“作为诗人出身的陆羽善于形象思维而追求品茶的艺术性，而以传经布道为业的皎然和尚则更善于逻辑思维而侧重于品茶艺术的哲理性后来在读了皎然的诗歌理论着作《诗式》之后，我们有了进一步认识。原来，作为信过道教又皈依佛门的诗僧皎然与“道”有天然不解之缘。皎然在讨论诗歌创作规律时经常使用“道”的概念。如：
“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片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诗式序》）这里的“道”指道义。
“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诗式诗有四离》）这里的“道情”是指得道者之情，也即释家所谓的“禅心”、“禅意”。
“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诗式重意诗例》）除了后一个道字是指道家外，前两个道字都是指欣赏诗歌之道。“诣道”就是掌握诗歌欣赏之道。
“其道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诗式跌宕二品》）这里的“道”是指诗歌创作风格，属于创作之道。
此外，皎然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道”的词语。
尽管皎然诗文中的“道”有多种含义，但在多数场合都是指诗歌创作内部的艺术规律、方法、风格而言，均属于“形而上”范畴。正如《庄子》所云：“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因此，“道”不是指客观世界“可见”、“可言”的具体事物，而是可以神会不可言传的特定范畴。于是皎然在综合研究数百年来的诗歌创作规律之后，就在《诗式》中提出“诗道”的概念：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窈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皎然在《答权从事得舆书》中也出现“诗道”一词：
“贫道隳名之人，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性情”
皎然所说的“诗道”，就是诗歌创作之道，即诗歌创作所应遵从的艺术规律和原则方法，是一种高度的哲学概括，可视为诗歌创作的灵魂。也是所有诗人都应遵从之道。
既然皎然在研究诗歌理论时提炼出“诗道”一词，那么，他在品茶过程中提炼出“茶道”一词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既然他在欣赏诗歌时强调“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那么，他在品茶之时，自然也会但见性情，不睹茶叶、茶汤、茶具等具体事物，不注意解渴、提神、保健等功利目的，而是追求“清我神”、“便得道”、“破烦恼”、“全尔真”的最高境界，他将这个品茶的最高境界概括为“茶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修养不同、性格不同、见识不同，甚至是思想方法不同，陆羽没有接受皎然的茶道概念，没有理会皎然的茶道思想，因此在《茶经》中，我们只能看到对茶具制作的艺术要求，对茶汤烹煮的详细过程，对茶汤泡沫的美丽形容，对品茶时色、香、味、形的艺术欣赏，但却没有片言只字提到“茶道”问题。即使是后人奉为圭臬的“精行俭德”四个字，也是在谈论茶叶具有治病功效的段落中出现的，并非是陆羽所自觉提倡的茶道思想。也许正是因为感觉到这一点，皎然才会在《饮茶歌送郑容》诗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楚子《茶经》虚得名。”
陆羽《茶经》是部中国茶文化开山之作，也是部务实之作，陆羽的茶圣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说它有不足之处的话，正是在“茶道”概念这个问题上。
幸亏有了个皎然，在湖州抒山之巅高举起茶道的火炬，照亮后人，也照亮东瀛，这是湖州茶人的荣幸，也是中国茶人的荣幸。
湖州茶人的第二个贡献是创造了集体品茗的组织形式——茶会。
茶会也称茶宴或茶集，正式名称出现在唐代中期。其形式是文人聚会以茶代酒的雅集，具体情形可从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窥知：
三月三日，上已族饮之曰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拔花砌，憩庭荫，清风逐人，曰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可见，茶会（茶宴）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品茗聚会。茶会未必是湖州茶人所创造的，因为其他地方也举办过茶会，其时间并不比湖州晚。如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椽诸公茶集天官寺岸道上人房》、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武元衡的《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等诗都是描写中原地区的茶会情形，而且其中有的写作时间要早于湖州。但是湖州茶人是经常举办茶会的，这从他们撰写的茶诗的题目即可证明。如前述钱起的《与赵莒茶宴》和《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还有皎然的《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遥和康录事李侍御萼小寒食夜重集康氏园林》、《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陆处士羽新宅》、《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还有陆士修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等。
从这些茶诗中可以看到当时茶会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喜欢在春天或初夏时间举行茶会，上述的吕温的茶宴序中就指明是“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皎然的《遥和康录事李侍御萼小寒食重集康氏园林》就点明是在寒食节（即清明前一二日）举行。此外从“榴花”、“蝉声”等也可判断其时节是暮春和初夏，此时正是春茶上市，因此频繁举行茶会。其次是大多选择在环境幽雅的地方举行，如钱起《与赵莒茶宴》是在“竹下”举行，皎然与李萼是在“康氏园林”中举行茶会。他和李萼等在陆羽新宅举行茶会，其环境也是十分优美：“钓丝初种竹，衣带近栽藤。”“柳荫容过客，花径许招僧。”幽雅的自然环境自然有利于文人品茗时营造艺术氛围，让茶会充满诗情画意。第三是以茶代酒，即吕温所说的“以茶酌而代焉”，钱起《与赵莒茶宴》中描写的是“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在《过张成侍御宅》诗中也说：“杯里紫茶香代酒。”钱起另一首《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中也有“绿茗代榴花”、“不复醉流霞”等句，陆士修《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的“代饮引清言”，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中也说：“茗爱传花饮。”在《遥和康录事李待御萼小寒食夜重集康氏园林》诗中还说：“还将绿茗赏残春。”说的都是饮茶而不喝酒。最后是与会者在茶会中要吟诗作赋。皎然在上首诗中就提到“已爱治书诗句逸。”在《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中也说：“诗看卷素裁。”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中也提到：“玄谈兼藻思”，“含毫任景斜。”等等，都是描写在茶会中吟诗作赋的情形。钱起的这首《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还让我们看到当时湖州茶人举行茶会时的具体情形：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二句生动地描写了文人在茶会中构思诗词的情景，这种茶会实际上就是一次文人笔会。
茶会赋诗通常有几种形式：
一是每人赋诗一首，二是由一人开头赋诗两句，然后每人连接两句，成为一首完整的诗歌，如陆士修等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过客，代饮引清言（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暇树庭萱（李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清昼）。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陆羽）。
诗中第六联的作者清昼就是皎然和尚。李萼是河北赵州人，曾任殿中侍御史、庐州刺史，故称李侍御。他来到湖州后也热衷茶事，经常在家中或别处举办茶会，多次和陆羽、皎然等人在一起活动，和颜真卿一样，他也是个热心湖州茶文化活动的地方长官，他也能写诗，与他人相比并不逊色。
茶会中谁先赋诗也有规定，一般是“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皎然），即用传统的击鼓传花的办法，花传到谁手里，谁就饮茶赋诗。对于诗韵也有规定，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诗中提到他在茶会中得到“西”字韵因而整首诗都押这个韵脚。虽然是中原地区茶会的规矩，看来湖州茶人开茶会时也会采取这个办法。
当然，谈湖州地区的茶会自然不能忽略在湖州和江苏常州交界的顾渚山上境会亭里举行的茶会，这是官方举办的大型茶会。每年贡茶生产完毕，为了品评顾渚紫等茶和宜兴阳羡茶的质量，两州太守相约在境会亭里举行盛大茶宴，邀请各界名士参与品评，当时在苏州任职的白居易也在被邀请之列，因病未能出席，特地写了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饶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诗中描写了茶宴热闹非凡的情景，虽然歌钟饶身、青娥递舞，但未提到美酒佳肴，应是一次纯粹的茶会。尤为难得的是在会上要进行斗茶比赛：“紫笋齐尝各斗新”，评定贡茶的等级。这比一般文人茶会的要求要更高，对当时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产生了促进作用。
总之，湖州茶人对唐代茶会的兴盛和完善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唐代茶艺日臻成熟，也是对中国茶文化事业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湖州是全国最早的贡茶生产中心——贡茶院所在地，是陆羽生活、成长并且撰写《茶经》的地方，是茶圣的诞生地，产生了一批如钱起、皎然等热爱茶艺的诗人，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对中国品茗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如颜真卿、李萼等热心茶事活动的行政官员，组织领导了湖州地区的茶文化活动，从而也推动了全国茶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说湖州是“唐代的茶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当之无愧的。这是湖州应该引以自豪的事情。我们不但要对唐代湖州地区的茶人们表示赞赏，也对今天湖州地区的茶友们表示祝贺，你们在地区茶文化活动和研究中最有成效，最为出色，你们对当今中国茶文化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令人钦佩的。
〔注释〕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学》第六章“品茗之道”，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9月。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第五章“品茗之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李新玲：《从皎然茶诗看皎然与陆羽的关系》，《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
李新玲：《皎然与茶道》，《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
《吴兴昼上人集》卷九，《四部丛刊》影宋本。
(李新玲，女，法门寺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副研究员；陈文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