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五月的一天，我到云南中甸参加该县改名香格里拉的庆典。那天早餐时，我在自助餐桌旁选取食品，发现一张戴眼镜的黝黑的娃娃脸正迎着我笑，我出于礼貌也笑了笑，然后低头继续选取食品。可是，我忽然感觉有些异样，那张笑脸分明仍迎着我，笑得憨厚、灿烂、执著，镜片后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我心中纳闷，这么热情的一个人，不记得在哪里见过。刚在餐桌边坐下，他走来向我做了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主管城建和旅游工作的副县长，读过我好几本书。我略感意外，没想到在这个虽然美丽但毕竟偏远的地方有我的知音，而且是一位政府官员。
第二天，一队人马游高原湖泊蜀都湖，返回时，他拉我坐进他的车，一路闲聊。他带来了一篇已发表的文章，征求我的意见。我又略感意外，没想到这位县太爷还有文墨雅兴。文章写得相当好，有真情实感，无陈词滥调，我遂鼓励他常写、多写。当天下午，我与他匆匆道别，乘车去梅里雪山脚下的德庆。
现在，陈俊明的散文集《守望香格里拉》摆在了我的面前。自从分别后，他官迁迪庆州府，但仍笔耕不辍，两年里有了颇丰厚的积累。对于身在官场而坚持写作的人，我一向怀有极大的好感和敬意。据我观察，这样的人往往是有真性情的，而且是极顽固的真性情，权力和事务都不能把它摧毁，它反能赋予所掌握的权力一种理想，所操办的事务一种格调。一个爱读书和写作的官员是不容易腐败，也不容易昏庸的。写作是回归心灵的时刻，当一个人写作时，他不再是官员，身份和职务都成了身外之物，他获得了一种自由眼光。立足于人生的全景，他知道了怎样做人，因而也知道了怎样做官。陈俊明就是这样，你看他写云南景物的那些文章，哪里像一个把旅游当作例行公务来抓的官员，完全是一个钟情于风物民俗的倜傥才子。正因为如此，当他作为一个曾经主管城建的官员审视刚开始动土改造的中甸古城时，会觉得旧寨子里那几百间老房子如同“几百个百岁老人的无言聚集”，强烈感受到其中有一种穿透时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因而担忧这种阵势可能“被不计后果的当代人给毁了”。当他作为主管旅游的官员视察藏区时，并不因一些地区旅游业的发达而沾沾自喜，却为那里儿童普遍失学经商而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读书才是漫长但有效地改变自己的切实办法”。不用我提示，人们自能看出这种见识和眼光的可贵。
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题材各异，包括记人、写景、叙事、随想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作者作为一个人的本色。他对自己文字的评价是朴实而有灵性，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他只是平实地道来，兴之所至，这里那里便有心灵的闪光。文章没有一点儿官腔，不过，我们却可读出作者在官场历练的特殊感悟。有一篇文章是他写给弟弟的一些忠告，其中谈到：做事的前提是做人，做人的原则一是尊敬他人，和睦相处，二是尊敬自己，心平气和；以诚待人，以信立身，但不要轻易地完全相信他人；不完美的行动强于完美的想象，生活允许我们犯错误，但不允许我们只局限于想象。我读后大受启发，觉得也是给我的忠告，虽然我比作者、更比他的弟弟年长得多。在复杂的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一个人或者会走向世故，或者会走向智慧。二者的区别在于，世故是牺牲高贵的灵魂来适应环境，智慧是适应环境来保护高贵的灵魂。作者提倡做“有行动力的思考者”，我感到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2004年1月
今天还有谁爱缪斯？
在人类精神探索和创造的历程中，曾经产生了许多文学艺术的瑰宝。它们珍藏在两个地方，一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有形的藏宝所，另一个藏宝所是无形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热爱缪斯的人的心灵。倘若一个人心中有这样一个无形的藏宝所，那么，他往往会被相应的有形的藏宝所吸引，一旦条件许可，便不可遏止地要去寻访它们。歌德当年就是这样，魏玛小公国的这位枢密大臣在宫廷里备受优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在第十个年头上，有一天忽然失踪，到意大利隐姓埋名将近两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前流连忘返。这个事例一定给叶廷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两次提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心中藏了许多珍宝的人，他的专业是德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同时兴趣广泛，遍及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各个艺术门类，自国门开放以来，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去寻访所倾心的大师的踪迹，于是有了这本题为《遍寻缪斯》的集子。
叶廷芳是我的师辈，我与他结识已久，印象中是一个勤奋的学者，译著甚丰，为人诚恳谦和。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当代文学名著的中译本还很少，我读到的迪抡马特的剧作便是他翻译的。后来，他是卡夫卡的主要译者，并主持了卡夫卡全集的中译工作。在现代德语作家中，他对卡夫卡情有独钟，显示了他的识见。本书中有一篇文章专谈卡夫卡与尼采的精神联系，我读后颇受启发。我和叶老师平时见面很少谈学问，但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贯穿着相近的精神取向，这使我感到一种无言胜有言的默契。
叶老师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他经常出国，尤其是经常去德国。鉴于他的专业，这当然毫不足怪。当今中国学者出国是常事，不过，据我所知，其中真正的学术之旅为数相当有限，可称为精神文化之旅的就更少了。事实上，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只能看到他的心所选择的东西，凡是在他心中没有一点基础的，无论怎样琳琅满目，他都只能视而无睹，过目即忘。我原先并不知道叶老师出国都做些什么，本书给我提供了部分的答案。我自己是一个懒于远行的人，现在我乐于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我羡慕他的许多次欧洲之行。比如说，他曾到瑞士一个小城迪伦马特的家里做客，曾在柏林参观布莱希特的乡间别墅、晚年故居和墓地，曾去萨尔茨堡参加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曾在魏玛参加歌德诞生二百五十周年活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有丰富精神文化内涵的旅行。当然，之所以称得上丰富，主要是因为他是有所备而去，他心中有情感和知识的储备，所以能够立刻融入相应的情景之中。否则，就只会是凑热闹罢了。
举例来说，德国有两处最重要的歌德故居，一处在法兰克福，歌德在这里住到二十六岁，另一处在魏玛，是歌德此后度过了大半生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来到这两处故居，看到的想必是许多房间和房间里的一些陈列品而已。相反，在法兰克福的故居，叶老师仿佛能看到魏玛王子奥古斯特的来访，听见他和歌德促膝谈心，第二年刚登基就把歌德请到了魏玛。在魏玛的故居，他会想起斯太因夫人，十年之中，歌德在这里给这位就住在附近的他心仪的女子写了一千六百多封信。他还会注意到房间里没有沙发，只有旧木头椅子，想起歌德说过的任何舒适都违背他的本性的话。由于对歌德怀着超越国界的敬仰，他还想起了歌德曾说，人类的共同性远多于各民族的特殊性，民族仇恨与文化水平恰成反比。当他倘佯在这个原先只有六千人口的小城里时，他的眼前会飘过亦曾在这里居住的赫尔德、席勒、李斯特、尼采等文化巨人的身影。又比如，他造访瑞士南部的穆苏古堡，感受到的是里尔克1922年在这里写下《杜依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时的特殊精神氛围，由此又想到就在这一年，还诞生了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幻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城堡》，不由得惊叹：“这一系列现代主义文学的扛鼎之作在同一年内的不期而遇纯属巧合，抑或互相间有一条内在的神秘纽带？”
除了文学的本行之外，建筑是叶老师的一大业余爱好，有关文章也是本书中比较好看的内容。他津津乐道欧洲古典建筑的三顶皇冠——教堂、皇宫、城堡，每到欧洲就兴致勃勃地寻访。作为一个学者兼艺术爱好者，他的叙述同样体现了趣味与学识相统一的特点。他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偏要寻根究底。比如说，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新天鹅石城堡以景色奇丽著称，我也曾到过，听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为瓦格纳建造的，但不知其详，从本书中才了解了来龙去脉，这位“童话国王”与瓦格纳的动人情谊和他本人的悲剧经历使我深受震动。
本书中还有一些评论文章，是批评国内建筑现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叶廷芳对建筑败笔层出不穷、珍贵文物大批被毁的现象痛心疾首。他原是一个顶温和的人，一个顶温和的人也愤怒了，当然不是因为性格，而是因为文化。我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对文化的热爱，因为热爱而有了一种真正的责任心。在当今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一个爱缪斯的人是难免会痛苦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正是在普遍的无动于衷之中，我们的文化在遭受空前的毁坏。
2005年5月
推荐《城记》
——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评语
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有极其沉痛的教训。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案例，恰恰是首都北京的明清古城之遭到严重破坏。事实上，从建国初开始，围绕北京的城建规划，一直存在着两个相反方案的激烈斗争。一方面，梁思成力主把“北平城全部”作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加以保护，与陈占祥共同提出保护旧城、在郊区另建新市区的方案。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苏联专家和部分中国建筑师坚持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方案。众所周知，终因敌不过无比强大的长官意志，梁陈方案宣告失败，导致北京的城楼和城墙先后被拆除，旧城风貌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破坏。
本书聚光于这一段历史事实，作者王军尽十余年之努力，掌握了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向几乎所有健在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作了认真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写成这本辛酸的北京城市变迁史。关于梁思成为保护北京旧城的努力及失败，此前已有许多文章谈及，但本书第一次生动具体地展现了整个过程。全书写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也引人深思。作者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并不武断，他同时也充分表述了与梁陈方案对立一派的人的意见，为读者提供了分析比较的资料。本书文字流畅，图文并茂，极具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