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高中毕业以后，斯科罗特夫斯基开始为女儿的前途发愁了。让玛丽做什么好呢？她还没有满十六岁，而且身体十分单薄，现在就去工作，显然还早了一点儿。让玛丽继续深造，家里又拿不出这笔钱。
斯科罗特夫斯基先生最后决定，在玛丽选择职业之前，先让她到乡下的亲戚家里去住一年。
夏天过去后，玛丽来到了克萨威尔叔叔家。
玛丽住在叔叔克萨威尔先生的家里。叔叔家有一个牧场，养着五十多匹纯种马。玛丽在这里，在堂兄堂姐们的帮助下，很快学会了骑马。她把长发盘起，戴上漂亮的帽子，穿着婶婶为自己改做的马裤和马靴，左手抓住缰绳，右手拿着小鞭子，神气十足地骑在马背上，俨然一个小骑士。
乡村生活让她感觉十分惬意，正如她给卡嘉的信中所说：我已经不记得有几何和代数这些东西，我把它们全忘光了。生活在美丽的绿色世界里，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鸟语花香，一片绿色田野，空气清新！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精神振作不起来的话，我真有点不正常了。卡嘉，我真想让你也享受一下这里的风光，在我的一生中，说不定这是最美好的时光。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幸福的了。
她和三个堂姐妹一起，穿着农村姑娘鲜艳的服装，戴着面具，去参加一种叫“库立格”的舞会，那也是在狂欢节举行的一种周游各地的特殊旅行。
她们坐在雪橇上，在黑夜中驶过雪地。小伙子们穿着彩衣，骑着马在车辆左右奔跑，一面欢呼，一面挥舞着火把。玛丽觉得自己简直置身在童话里。
另外一辆雪橇驶到她们面前，上面坐着几位乐师，用小提琴演奏着醉人的波兰民间舞曲克拉科维亚克、马祖卡或华尔兹。雪橇颠簸着，经过结冰的斜坡时滑得令人晕眩，但他们手中的弦从来不会拉错一下。
这支队伍停在一幢房子前，好客的主人在笑声和快乐的喧哗声中走出来，对来客表示欢迎，然后把这一群人引进家里。
乐师们奏起舞曲，青年们欢呼着，在前厅里翩翩起舞。
他们受到热情的款待，接着又去另一位朋友家，之后又访问了第三家和第四家，而主人们也跟着他们的客人一道上路。
太阳升起来了，雪橇还响着铃铛继续驰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精神焕发的人们再一次到一户人家做客，然后又向前驶去。
直到第二夜，这队雪橇才在这一地区最大的房子前停住，“真正的舞会”将在这里举行。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有说有笑地拥进大厅，乐师们演奏起乐曲。随着小提琴那热烈动人的旋律，十六岁的玛丽迈着轻快的舞步在地板上舞动着，直跳到天亮时鞋底被磨穿。
玛丽写信给卡嘉说：
我们想起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夜里睡，有时白天睡；我们跳舞，我们淘气；照我们吵闹的程度，简直应该把我们关进疯人院里……
一年后，玛丽回到华沙。父亲已经日渐衰老，他虽然继续在学校里教课，但家里已不再招收寄宿生。玛丽为了补贴家用，想找个孩子开始教书赚钱。她贴出这样的广告：“有文凭的青年女士讲授代数、几何、法语，授课费低廉。”很快就有好多家长跟玛丽联系。
玛丽很幸运地找到了工作，但是钟点费只有半个卢布，这样她不得不多兼几个家教。
无论是大雨倾盆的日子，或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她都必须遵守约定的时间，一家一家地去上课；她几乎跑遍了整个华沙，每天奔波得筋疲力尽。
这对玛丽来说，实在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可是坚强的她却没有半句怨言。
这段期间，使玛丽最感头疼的不是华沙的广阔，也不是气候的恶劣，而是学生的调皮捣蛋、不用功。玛丽自小学一年级起，始终在班级上保持第一名，因此她对这些顽劣的孩子实在感到无奈。
这些孩子大都缺乏管教，和他们有钱有势的父母一样，视老师如奴仆，一点都不懂得尊重老师。
家长恶劣的态度，也令玛丽不愉快。每当玛丽偶尔迟到几分钟，他们就会冷言冷语地说：“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或是说：“等了好久，你一直不来，孩子们都出去玩了。我们请你来教课是要付钱的，希望你以后要准时。”
有时候，玛丽准时来到，学生却不在。家长就说：“小孩子嘛，要小孩遵守时间太为难他们了。你再等一下吧，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听了这番话，玛丽只好守在没有暖气设备的房间内苦苦等候。但是，这样是会耽误下一个学生上课时间的啊，这怎不令玛丽心焦呢？不仅如此，那些家长好似存心整人似的，总是不如期付薪，使得玛丽经常捉襟见肘，真是欲哭无泪。
这实在是一件必须具备相当体力和耐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从小在不幸的际遇中不断接受磨练，并且在涵养甚高的父亲管教之下，玛丽是够坚强的了，这种事根本难不倒她。
在这个时期，玛丽除了从事私人授课的工作，还过着一种激动人心的秘密生活。
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当时的一些波兰青年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为祖国服务的愿望总在个人的抱负之上。同时，他们认为艺术对救国的帮助不大，所以他们崇拜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列在文学等艺术学科之上。他们认为，侵略者千方百计想使波兰人变得愚昧，他们就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来反抗沙俄的压迫。于是，他们创办了秘密学校“流动大学”，组织青年学生学习知识。
玛丽和两个姐姐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这个组织有定期的聚会，有一些教师为他们秘密讲授解剖学、社会学等学科。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学到的东西，传阅科技小册子和论文。这样，一方面增加了青年们的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了他们对祖国的信心。
四十年后，居里夫人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这种活动的方式其实并不高明，所得的效果也很有限，但我仍然相信，当时我们确立的观念是唯一能促进波兰社会真正进步的。我们不能指望不使个人进步，就可以建设一个比较好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每个人必须努力设法让自己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同时我们还接受了作为社会成员的特殊义务——看我们的力量对于哪些人最有用，就去帮助哪些人。”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加强像玛丽这样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的教育，还担负着传播知识的责任。玛丽就承担了为一家缝纫厂女工读书的工作。她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的书籍，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供女工们学习。
流动大学这种特殊的生活，使玛丽感到了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