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万籁俱静，我正准备就寝的当儿，忽然听见脚步声。我看见一个欧洲人，手里拿着一盏灯走过来。我知道他的来意，但是我并不作任何的准备。那个警察对我说：“我奉令来拘捕你。”“你要带我上哪里去？”“先到邻近的火车站，然后再乘下一班火车到华克斯路斯德去。”“我会跟你同去，但是我有几句话须吩咐我的同事。”
我唤醒了奈都，他正睡在我的身边。我把我被捕的事情告诉他，并要求他在第二天早晨以前，不去惊动那些游行的人们。在太阳未出以前，仍应该照常步行出发，一直等到休息，散发食粮时，才可以把我被捕的消息宣布出来。若游行的群众遭到拘捕，那时有人问起我的消息，也可以据实以答，否则，大家都要依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前进。
我跟随那个警察同乘火车到华克斯路斯德去，卡伦巴赫也在那里。因为当地的检察官还没有做好审讯前的准备，决定将我的案件延期两星期再开庭审讯。我得到改期讯问的判决，并准交保50镑，出外候讯。卡伦巴赫为我预备好一辆车子，立刻把我送到“侵略者”的部队与众人会见。《脱兰斯瓦尔导报》的特派记者要求和我们同行。我们便和他同车，他发表了一篇很生动的纪实，描述我被捕的经过、我的旅行以及我和游行者相会时的热烈情形。我们继续前进，但是希望政府还我自由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在8日的一天，我在斯当台登再次被捕。当地的人民捐助我们大量的糖酱罐子，我们费了很多的时间才分发完。
我下令叫游行的队伍继续前进，而我则和逮捕我的官员离开众人。在走入法庭时，我发现几个与我合作的同事也已被捕，共5个人：奈都皮哈里亚穆罗茶、郎那罗扬辛哈、剌乌那拐苏和剌因康。政府不愿意将这些人收容到牢狱里去，也不愿意把他们释放出去，为防备他们替我带信到外面去，便决定将卡伦巴赫及波拉押解到华克斯路斯德去，而把我另外押到一个无法看见印度人的地方。
我被禁锢在勃洛恩方顿的牢狱里，这里只有50名印度人，他们都是旅馆中的侍应生。我是唯一的印度狱犯，其他的人犯都是欧洲人或黑人。我不曾为这样的孤独而表示不满，我反倒觉得那是一种特别优惠。从此以后我不必操心俗事。过去我从来没有过那样长的时间可以读书，尤其是自从1893年后，我就没有这样的清福，如今居然有一整年的读书时间，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愉快。
在勃洛恩方顿的牢狱里，我充分利用我的时间。虽然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可是那都是可以忍受的。牢狱中的卫生官变成了我的朋友，狱丁忠守他的职务，至于医师则尊重犯人的利益。在这段时间，我只吃果子果腹。我依赖香蕉、番茄、鲜胡桃、橙子和橄榄油为生。若这些食品中有一种质地变坏了，我就要闹“饥荒”。那位医官特别留意我的食品，他还替我添加杏仁、胡桃，他亲自检验人们送给我的一切食物。我所住的监房，缺少空气，医官便用尽方法想把房门开放，让空气流畅，可惜不能如愿。
卡伦巴赫被押在普莱多里亚的牢狱中，而波拉则囚禁在才米斯东。政府这样的处置，好比一个女人拿一把扫帚去遏阻海洋中的激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