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戈卡尔，其中有些词句，是由安特鲁拟稿的，原电的大意如下：我们理解你会多么难过，但我们极愿意不惜重大牺牲遵从你的意见。赫廷士爵士给予我们莫大的协助，这种协助也是我们始终愿意接受的。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们的苦衷，明了我们的处境。当前的问题是关于这件事几千个人都已宣誓过，绝无后悔，不能自食其言。我们整个斗争是以道德的约束为基础。若我们的宣誓不发生效用，我们中间早有许多人半途告退了。几千个人一旦取消了他们的誓言，那么道德上的一切约束都将毁灭无遗。这一种约束是经过缜密的考虑而决定的，所以毫无可以谴责的地方。我们觉得集团方面确实有宣布绝交的权力。我们希望你能宣称，像这样性质的约束不单不能加以破坏，而且无论如何不容许任何人违背。我们请你把这个电报交给赫廷士爵士。我们希望不要使你处于错误的地位。神明将见证这一次的争斗，我们唯有依赖她做我们唯一的援助支持者。
戈卡尔接到这一封电报后，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是他仍旧很热诚且格外中肯地给予我们援助。他把此事电告赫廷士爵士，他不但没有把我们摒弃在一边，反而竭力支持我的立场。赫廷士爵士也同样不辞辛苦为我们服务。
我和安特鲁一同到普莱多里亚去。在同一时期，又发生了联邦铁路欧洲职员的大罢工风潮，使政府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有人劝我在这时发动印度人的行动，以便利用这个时机，既可以协助铁路的罢工者，又可以完成我们的胜利。但是，我认为印度人不能援助那些铁路的罢工者，因为我们的任务并非压倒政府，我们的罢工宗旨和其他罢工者的目标完全不同。假如我们决定要行动，也须等待另一个时期，至少要在铁路罢工风潮解决以后才可发动。这样的决定使人产生很深刻的印象，并由路透社发出电报传达到英国。本地安普推爵士特地从英国发来道贺的电报。在南非的英国朋友也赞成我们的这种决议。
史默兹将军的一个书记说道：“我并不喜欢你们这一群人，我绝不会有扶助你们的念头。但是叫我怎么办好呢？你们反倒在我们急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怎样忍心举起手来弹压你们呢？我常期望你们如英国人的罢工者使用暴力的行动，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早已准备好的手段对付你们。但是你们并不加害任何一人，也不为难你们的仇敌，你们只用受苦的方法以求取胜利，你们从来没有越过你们自己所规定的礼貌与侠义的范围。这就是使我们无法可想的原因所在。”史默兹将军也表示出同样的感想。
这绝不是“真理把持者”向世人树立的仅有一次的榜样。当北部的印度人参加罢工时，爱才公勃山的园艺业者感到一种绝大的威胁，若那些已经砍下来的大批甘蔗不立刻设法运到作坊里去压榨，他们要蒙受一笔极大的损失费。于是便有12000名印度人恢复工作，一直等到工作完成后再参加罢工。另外有一次，当德尔班市政厅的印度职员停止了工作时，所有本来在卫生处服务或在医院中看护病人的职员，全部听从罢工团体的劝告回去工作。若卫生处的工作停顿，医院里的病人乏人照顾，那将发生疫症，这在“真理把持者”方面绝对没有一个人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于是属于这一种部门的雇员们都没有参加罢工。“真理把持者”在未决定行动以前，常须研究敌方的处境。我曾发现由于这些正义的行动而给予人们许多无形但却有力的烙印，不单是提高了印度人的地位，而且布置了一种有利于谅解的环境。
当时的环境的确可以促成一种圆满的谅解。赫廷士爵士派彭雅孟罗勃斯东爵士搭乘专轮过来，预定到达的日期恰巧就在我们准备动身到普莱多利亚去的那一天。但是我和安特鲁来不及等他，我们就出发了。只因为我们须在史默兹将军约定的那天赶到普莱多利亚。我们其实也没有等他的必要理由，因为一切的结果都只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