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不骄，败不馁，向着自己念想的目标，奋发努力，永不言弃！”——张褒佳于逆境中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6）1955年夏天，张褒佳从西北医学院毕业。国家按照需要将他们统一分配到全国各地。有八名同学被分配到河南省，张褒佳就是八名同学其中之一。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第一志愿。个人服从组织、个人服从国家是非常自觉的，所以张褒佳思想上没有任何犹豫和不快。晚上睡觉的时候，怀孕在身的畅桂菊坐在床头，看着熟睡的四岁儿子张岩，惆怅地说：“你马上就是两个孩子的爹啦，又走那么远，我和孩子……”张褒佳嘴角嗫嚅了一下。他何曾不留恋自己的父母妻儿啊！有道是：“豪侠乃是真英雄，怜子未必不丈夫。”此时此景，张褒佳心底不由一阵发沉。是啊，妻子才二十二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又怀孕七个多月。他为了完成大学学业，可以说几乎没照顾过他们母子的生活。他们母子生活起居等等一切，几乎都是父母亲操持、照顾的。自己既为人夫，又为人父，没有尽一点儿当丈夫、当父亲的职责，想想惭愧呀！现在自己大学毕业了，本来可以尽尽自己的职责，可是又分配得那么远，怎么照料他们娘儿几个？再说，父母亲年纪逐渐大了，本来也需要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尽孝照顾，可自己还得拖累父母亲，真叫人于心不安呀！如果能分配到西安，工作和家庭两头都能照顾到岂不更好？然而，事情没有那么多“如果”。组织上也不会事事考虑那么周全。即使有所照顾，也不可能每个同学都完全照顾得过来。国家需要和个人意愿不会完全一致。党和国家培养自己成为大学本科生，为的是让自己学有所成好好为人民服务，好好为国家做事。一个人没有国哪有家？“学以事人”、“精忠报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啊！为家尽孝是小孝，为国家尽忠才是大孝啊！于是，他定下心来做妻子的工作。张褒佳宽慰妻子说：“不怕。有咱嬷咧。”
他爱抚地摸了摸妻子隆起的肚子说，“我先去，待我稳住脚就接你们去。”畅桂菊听了这句话，心绪稍安。她天真地憧憬着将来丈夫接他娘仨儿去河南的幸福生活情景。就这样，张褒佳对组织的分配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服从了国家。他离开西安的时候，父亲、母亲、妻子和四岁的儿子一起到火车站为他送行。站台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儿子民民（张岩乳名）拉着他的手问他说：“你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他骗儿子说：“我出趟远门，很快就回来。”他一生就骗过儿子这一次。上车前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好孩子，听妈妈和奶奶的话。”儿子“嗯”了一声。他走到妻子跟前，满目深情地望了望妻子隆起的肚子，喃喃地说：“我走啦，你多保重！”畅桂菊说声：“走吧。”忍不住心里一酸，闪出泪花，瞬即别过头去，不想让丈夫看见。母亲廉秋芳看得清清楚楚，上前宽慰他说：“放心走吧，桂菊和孩子有我和你爸照顾咧。”张褒佳点点头，对父母和妻子说：“我走啦，你们多保重。”张褒佳登上了西安开往郑州的列车。列车启动后缓缓驶出车站，随着列车“咚嚓咚嚓”有节奏的响声，列车由慢及快继而飞速运行。他们分到河南的八名同学在列车上凑到了一块儿。年轻人凑到一块儿很快热闹起来，刚才与家人分离的缠绵离别之情，仿佛一扫而光。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第二届本科八名大学生同学，胸怀“事国事人”的理想抱负，兴高采烈，一路歌声从古城西安来到中原大地，开始了新的征程。（7）张褒佳他们八个同学来到河南省卫生厅报到。卫生厅根据需要把他们分到省直重点单位。张褒佳被分配到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职工医院（简称省纺织医院。
后改为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即郑州市中心医院前身）。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职工医院，1955年7月1日开业接诊。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在苏联老大哥的支持下，国家将河南郑州、陕西西安和河北石家庄定位为三大纺织基地。中央纺织工业部确定同时在上述三地成立纺织职工医院，为纺织工人和驻地人民群众医疗服务。1954年10月，经上级批准，原国棉一厂党办主任芦启明带领籍秉富、郭成芳干部成员七人组成筹建组开始筹建纺织职工医院。中央纺织工业部专项拨款295亿元（旧币，折合现币295万元），用于基建和购置医疗设备。基建和设备购置容易办，难办的是医护人才。中央纺织工业部指令华东纺织工业局动员上海第一、第二两个医院抽调部分医护骨干支援内地建设。1955年5月至7月，由原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军代表钱正才、上海一院内科副主任张丙辰带领十几名医护人员首批来郑，组成医院有关科室。妇产科由陈婉珍任副主任，外科由章文兰任副主任、陈超鹏为主治医，内科由张丙辰任主任、陈小同为主治医，计德贤为护士长。钱正才担任院长。1956年2月芦启明调到上海任国棉17厂厂长。原平原省卫生厅干部赵硕调到医院任支部书记兼副院长。医院刚刚开业两个月，张褒佳就同李福盛、黎仲英、杨浩等大学生分配来院。那时的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本科生相当金贵，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培养毕业了两届，这与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大量人才需要是何等的不相适应！和张褒佳一起来的同学中，雷光烈分到了省人民医院，蒲梦麟分到了河南医学院一附院。如果不是钱正才院长和筹建处郭成芳反复向省卫生厅要人，张褒佳他们也很难分到纺织医院来。张褒佳来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规模很小，临时占用国棉三厂院子里的职工宿舍。张褒佳大学学的是皮肤专科专业，但医院当时没有设立皮肤科。因为纺织厂工人常年纺纱容易得皮肤病，医院当即成立了皮肤科。皮肤科起初就他一个医生，一间小破房。接诊、检查、换药治疗、护理，里里外外就他一把手。那时，皮肤病患者较多。不仅是因为纺织工人职业发病多，而且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比如梅毒花柳病等还没有绝迹。张褒佳常常忙得耽误吃饭。很多次他到医院职工食堂吃饭，剩下的饭菜都凉透了他也不吭不哈，将就着吃。次数多了，他的胃渐渐感到不适，患上了胃寒症。一吃冷菜冷饭，就犯胃痛。后来，食堂大师傅发现张褒佳这个问题，觉得孤孤单单的一个年轻医生为给病人治病，大冬天的老是吃冷菜冷饭，顿生怜悯之情，每次都把饭菜给张褒佳偎在火炉边热着。张褒佳很受感动，不仅工作更加卖力，而且和职工食堂师傅结下了深情厚谊。医院成立之初，设备相当简陋，只有一台X光机、一台显微镜和几台无影灯以及小的医疗器械。皮肤科还没有单独的床位。
1956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张褒佳和同事们积极响应。他积极投入到皮肤病专业的科研和实践中。对一些常见皮肤病，开始分类研究、总结积累，记录到一个小本本上；对于一些疑难皮肤病症，尤其是他临床从没有经历过的疑难皮肤病症，更是不放过。比他晚几个月从上海调来医院的检验科医师陈有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患梅毒的病人来医院就诊，张褒佳初步诊断是苍白螺旋体感染。但为了确切诊断清楚，以便对症治疗获得好的疗效，他不怕脏，认真地从患者龟头处取分泌物涂片送给陈有民检验。经显微镜检验发现苍白螺旋体，进一步证实了初步诊断。张褒佳就给患者对症治疗，并给他讲新中国公民的道德素养和许多生活卫生方面的知识，要求患者思想履新、生活卫生习惯履新。既治病又治思想，这名患者不仅病好了，思想也大换血，完全变了一个新人。这名患者非常感激，给医院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金光闪闪八个大字：“华佗再世，济世救人。”张褒佳不仅工作恪尽职守，业务上刻苦钻研，公益事业大小劳动他也都积极参加。医院初建，不仅经常到桐柏路基建工地义务劳动，而且当时郑州街道市政设施也处在急速发展过程中，国棉三厂门前的建设路刚刚开工建设，还是一条大土沟，市里也不断号召各单位组织人员帮助挖沟等公益劳动。张褒佳从不落下，每次都积极参加，每次都大汗淋漓，一身土一身泥的。至今一些同期的老同志回忆起来，那个没言没语的瘦高个年轻人张褒佳挥汗如雨的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褒佳不爱说话，但挺爱活动。他继承了铭贤中学热爱体育的优良传统。星期天、节假日他离家远，不可能回西安。除了看书学习，他总是抽时间喊医院那些单身汉到篮球场打篮球、到水泥台前打乒乓球，或者在院里打羽毛球。这些体育活动器材他买的都有。他说，医生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自己经常生病，还怎么接诊给病人治病呢？张褒佳默默无闻地学习、工作、劳动，被支部书记赵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个好苗苗啊！于是，赵硕就着手培养他，让党员黎仲英、郭成芳给他讲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党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鼓励他好好学习党的知识，积极工作，为新中国医学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党支部上党课时，让他旁听；小组学习活动有时也让他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