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平头百姓要为了“四一”大会“倾囊相助”外，各地的军统外勤组织更是要向局本部献礼。礼物的类型从戴笠喜欢的手枪、古董到戴笠指定的线装书，各色不等。大部分的展品都会放在“四一”图书馆展出，而部分戴笠看上的珍品则会被他毫不客气地抱回家。
这次“四一”大会期间，戴笠甚至还同意与会者参观他在曾家岩戴公馆等处的起居之所。其陈设豪华令见多识广的特务们也叹为观止。有一位会议代表低声感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戴笠听到这话，居然破例没有追究，而是在大会上辩解说：“有位同志批评我居室陈设考究，这些东西，大都出于国外朋友所赠送，并非我戴某花钱购置享用的。”
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会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头发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
4月1日这天，戴笠亲自驾车把蒋介石接到了大会场。戴笠看得出这天蒋介石的心情很好，因为蒋介石在与数千名军统局的特务人员见面，以及检阅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时全都面带笑容，并还不时地说些勉励的话。
接下来戴笠宣布进行“公祭”。他一声令下，主席台顶端和背后的布帘被撤掉，悬挂着的许多军统死难人员的照片和陈列的500多个灵位一下子显露出来，令人毛骨悚然。
戴笠语调沉痛地说：“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体，10年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跟军统人员的献身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此悼念他们的离去，激励诸位继续努力，为了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接着，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看完500多位死难者的灵牌和遗像，然后对死难者家属代表进行慰问、接见，发给大笔奖金和抚恤金。
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让蒋介石有此意料不到……
按照惯例，蒋介石先行一步，然后特务们开始大聚餐。而这次，蒋介石离开“四一”庆典的会场之后，心里不很平静。蒋介石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军统如此大规模的发展，让他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蒋介石用人，向来不允许他部下的某个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此时，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已经让蒋介石不放心了。
“四一”大庆之后，蒋介石开始想办法抑制戴笠了。他首先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上是要唐纵对戴笠进行监视。
对戴笠来说，这本是一次想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讨好的“四一”大会，却成为了两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蒋、戴二人之间，由过去的两无猜忌，渐渐变成相互戒备。戴笠在筹备得“万无一失”的时候，却惟独忘记了“盛极必衰”的道理。
说到这个唐纵，他本是戴笠最早的班底“十人团”成员之一，也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学。1930年，他任戴笠的情报处主任秘书。1932年，又任复兴社总社的副书记。1936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其实是受戴笠之命，去学习德国法西斯的情报技术，并调查研究欧洲各国动向。不过，唐纵回国以后，就被蒋介石“挖”走，1938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的少将组长，主管军事情报工作。
唐纵比戴笠小3岁，他仪表斯文，架着一副银丝眼镜，看上去很有儒雅风度。其实，唐纵也是一个老成持重、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从德国回来当上侍从室的少将组长后，唐纵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唐纵这个情报组长，等于是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虽然他并不能直接领导军统，但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幕僚。
而戴笠，也不愿失去这么一个“旧交”，更是处处对唐纵加以“照应”，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大把赠礼，希望唐纵继续利用职务之便，多对军统给些“照拂”。
唐纵为人，一向理头苦干，严守秘密，从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对于戴笠请求给予援手的要求，唐纵总是开诚布公地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情报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唐纵（1905~1981），字乃建。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
的”。而在私生活方面，唐纵也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什么东西，以免中了戴笠的圈套。
其实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已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决不偏袒军统。唐纵在蒋介石面前，经常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也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这让蒋介石很意外，于是，他渐渐把唐纵当作心腹，并开始利用唐纵压制戴笠的想法。
蒋介石让他当戴笠的副手，就是为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由于戴笠经常离开重庆到各地巡视，有时蒋介石外出巡视时，戴笠也要跟随在侧，保卫蒋的安全。于是，戴笠不在重庆期间，便由唐纵主持军统的工作。
而唐纵，自从兼任军统局帮办后，依然维持着清廉书生的形象，他很少使用军统的车，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起戴笠的另两位副手郑介民和毛人凤，的确颇有君子之风。同时，唐纵利用他的职权，对各方面都加以拉拢、讨好。
而蒋介石更是有意培植唐纵，以便让他死心塌地地效忠蒋家王朝，成为能与戴笠抗衡的特务头子。
为前途早做打算
戴笠很清楚，蒋介石虽对自己有所猜忌，但毕竟还没有到对他下手的时候。此时此刻，戴笠觉得最要紧的：一是抓紧采取措施以抚平蒋介石失衡的猜忌心理；二是预作应变对策以防不测。
他先是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介石的忠心，来减少蒋介石的戒备和防范心理。
1942年10月底，蒋介石决定赴兰州和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亲自跟随在蒋介石左右，并亲自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此巩固自己作为蒋介石心腹的地位。
比如，蒋介石在兰州期间，除了有内侍卫士“保卫领袖”之外，戴笠另安排了兰州的宪兵和警察配合协助。不过，既便这样，戴笠对此还是不放心，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蒋介石的便衣警卫。
蒋介石到西安后，戴笠仍对“西安事变”记忆犹新，他亲自拟定了整个警卫方案，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在市区的每条大街和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当蒋介石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时，他放心地对戴笠说：“你这样做，我能睡好觉了。”
除了更努力的讨好蒋介石之外，戴笠决定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对付四大家族。特别是当他和孔祥熙、陈立夫的矛盾日趋激化后，他便更加倚仗宋子文这个靠山。
戴笠心里明白，关键时刻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也只有宋美龄、宋子文兄弟二人。而宋子文虽与蒋介石之间有些龃龉，但因他代表江浙财团，又有美国的金融扶持，所以仍然是中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戴笠看准了这点，处处给宋子文以援助。
后来，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国争取美援，戴笠就与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宋子文在美国待了两年，这期间戴笠与宋子文的电讯和信件不断，他及时将国内政坛上的种种内幕和动向告诉宋子文，使身在异国的宋子文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
当然，戴笠也得到了宋子文的好处。在军统局经济最困难时，宋子文在美国曾数次电令中国银行的代总经理贝淞荪拿出钱来接济军统，每次都不少于二百万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宋子文回国后，戴笠考虑到他曾在上海北站被王亚樵暗杀过，特别重视对他的警卫工作，亲自挑选警卫人员，其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蒋介石。对此，宋子文极为感激。
宋子文一身花花公子习气，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尤其是玩女人，对此，宋的夫人张乐怡管束甚严。有一次，宋子文在外“金屋藏娇”，与中国银行一个22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张乐怡知道后，立即率领一卡车的“人马”去吵闹兴事。而戴笠提前从宋家的警卫人员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派沈醉用轿车将该女职员接走藏匿起来，为宋子文立了一功。
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而对于宋美龄，虽然不便朝夕走动，但戴笠在平时对她周围的人都极力笼络，包括佣人和女仆。对宋美龄的心腹周至柔、黄仁霖等要员，戴笠也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戴笠知道，特务工作是一种恶性工作，权力虽大，名声甚恶。如果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头目，很容易将来被蒋以某种借口作为替罪羊加以铲除。惟有及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为此戴笠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特工合作的步骤，积极谋取在美国海军界的支持下夺取中国海军领导权。
与此同时，戴笠对军统内部进行了肃整，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
戴笠自己也感觉到，军统的团体太庞大了，团体的秘密常常泄露无遗，军统内部的骄傲和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为了整顿纪律和作风，戴笠加强了内部的管理和约束，甚至规定，如果特务三次办公时间不到，就关进木笼子里，弄得军统局的特务们个个提心吊胆。对于军统其他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做法，防止矛盾激化，捅到蒋介石那里。
除此之外，戴笠还积极发展自己的亲信，与蒋介石派来的军统帮办唐纵一争高下。
他首先选中的，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军统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戴笠有意提高了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局的许多具体的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此来抵消唐纵的影响。
在他自己离开重庆期间，也由毛人凤代他向蒋介石转报情报和汇报工作。这样的时间长了，毛人凤自然就成了军统局的内当家。唐纵成了被架空的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心里明白这是戴笠的主意，但表面上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局的动向，并随时向蒋介石密报。
宋子文夫人张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