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3）
我一动笔，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闪现出那些歌词，描写黄昏，就会想起《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描写月光，脑海里就会闪出《衷心赞美》：“皎洁的月亮高挂天上，把大地照得明亮。四周一片银光……”写到春天，就会想起那首朝鲜歌曲：“阳光照耀山野村庄，坡前梨树呀，吐露芬芳……”写到忧伤，就会想起那首记不得名字的歌曲：“灰色的早晨，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凄凉的啼叫声，是仙鹤在向我倾诉别离情……”写到怀念，自然想到那首伴随我一生的前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丘旁，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的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啊，这些美妙的歌曲，不仅给我带来美的享受，陶冶了我的情操，而且给我早期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使我感受到一种诗情画意般的美感。
在阅读中，我把国内外几十篇优秀中、短篇小说摆到面前，看人家如何开篇，如何结构，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切开来加以叙述，这种对比性的阅读，对我小说的结构大有益处。
与驾驭语言相比，我在编织故事方面要容易一些。这可能与我从小就爱幻想、爱瞎编故事有关。小时候，我最爱编的故事就是罗锅二姐的病好了，又能直溜溜地站着了，又拽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那个货郎子骑着大红马来娶二姐了……而且，我常常被自己瞎编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人说，这种爱幻想、爱动感情的个性，正是作家的特质。我也不知是不是作家的特质，我只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好像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的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
于是，在城郊结合部那片低矮的因经常停电而漆黑的平民区里，每天晚间都能看到我家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和孩子人守一支蜡烛。三支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屋，也照亮了各自的前程。贺玉除了帮我阅读小说，就为我们娘儿仨端茶送水，给我们每人沏上一杯奶粉……
深夜了，孩子都睡了。贺玉来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唤我：“太晚了，睡吧。”而我则抬起头来茫然地瞅瞅他，又继续盯着眼前的稿纸……
七十六
1980年秋，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我的人生终于迎来了春天……
佳木斯市文联秘书长阎世利先生来工厂找我，问我：“雅文，你愿不愿意去文联当编辑？如果愿意，我马上可以调你。”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
“我愿意！”
阎秘书长走后，我立刻去找厂长蔡成巨……
蔡厂长却问我：“雅文，你来电子仪器厂三年，厂领导对你怎么样？”
“对我挺好。”我调到电子仪器厂三年，长了两级工资，入了党，又让我担任财会负责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调走？我告诉你，厂领导下一步对你还有安排。行了，回去好好安心工作吧！”
我说：“蔡厂长，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你不放我，就像你当年一样，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蔡厂长年轻时长得很帅，考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但家里坚决反对，他只好遗憾地放弃了。
听我这么一说，蔡厂长长叹一声：“唉，你这么一说，我只好忍痛放行了，不然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可是，由谁来接你的工作……”
1980年10月，我调到了佳木斯市文联编辑部，当编辑兼文联会计。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一段时光，远比十五岁那年进体工队还要兴奋。
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哼着歌，乐颠颠地走进编辑部，看稿，编稿，晚上回到家里，坐在小桌前潜下心来写我的小说。我参加文联组织的全市业余作者在马库力举行的创作班，大家在一起研究小说、诗歌……
我常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是的，对某种理想生活渴望得太久了，一旦到来，反倒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了。我觉得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青春，它远比蒙昧无知的第一次青春更充实、更成熟、也更充满了希望。
春天来了，下班回家看到铁路旁，一簇簇紫丁香开在晚霞之中，我就跳下自行车，跑过去折几枝带回家去，插到瓶子里放到我的小桌前，一晚间都闻着丁香花儿香。我的心就像这盛开的丁香花一样，充满了淡淡的苦涩及幽香。
七十七
1982年春天，气候冷暖无常，马路上到处都化得稀溜溜的，淌着黑糊糊的雪水。
此刻，我完全沉浸在追求理想的兴奋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也像这天气一样，处在乍暖犹寒的寒流之中……
这天下班前，我接到《小说林》编辑部的编辑刘子成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雅文，你别吱声，因为大家一知道我们回来又该围上来了。这次，我和陈主编是专程回来找你的，准备去你家里看看。你过来接我们，我们在兵团招待所门口等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十几天前，《小说林》主编陈昊先生带着编辑刘子成先生来佳木斯组稿，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就像见到上帝一样，从早到晚围着他们。这期间，我跟他们谈了一个中篇小说的构思。当时，陈主编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都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我告诉他197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在《北方文学》、《体育报》、《新体育》、《山泉》等报刊，发表二十多篇小说及随笔。
他又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我说小学没毕业，就去当运动员了。
“你当过运动员？搞什么项目？”他显得有些惊讶。
“滑冰。”
“噢……”他点点头，说了一句，“雅文，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回来找我了。
我家住的郊区既不通汽车，又没有出租车，只好带着两位编辑往家步行。刚开春，道路十分泥泞，走几步就得甩一下鞋底的泥，不然就带不动了，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进门，两位编辑就打量着我家墙上挂的许多古诗词，之后，陈主编问我：“你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写作？”
“对。”
陈主编又指着小桌旁的座右铭问我：“这是你写的？”
我笑着点点头。
吃饭时，餐桌上只有两盘菜，一盘是土豆片炒白菜，另一盘是炒土豆丝，连个肉星儿都没有。让客人吃这么简单的饭菜，我和贺玉觉得很难为情，我俩一个劲儿地道歉：“真对不起，让二位老师吃这么简单的饭菜……”
陈主编却说：“我们从伊春专程返回来，可不是为了来你家吃饭，要是为了吃饭，就用不着大老远跑你家来吃了。”
后来陈主编告诉我，他从我的第一次交谈中，觉得我这人挺有灵气，构思很独特，想培养我，所以想了解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陈主编让我抓紧时间把小说写出来寄给他。临走，我和贺玉骑着自行车一人驮一个，把两位编辑送回了招待所。路上，刚刚结了一层冰碴儿的马路很滑，有两次我差点把陈主编摔到沟里去。
一位素昧平生的主编带着编辑专程跑到我家里，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业余作者来说，那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鼓励和感动啊！两位编辑的到来，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陈昊先生被打成二十年右派，1980年刚刚平反。他对作者的那种热忱、那种高度负责的态度，令好多作者终生难忘。从此，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如今每次回到哈尔滨，只要有空，我都去看望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主编。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恩师，更忘不了那个泥泞的春天，两位编辑两脚粘满稀泥跑到我家吃白菜片的情景……
这部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来源于几个真实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不少男女为了追求新欢，将为父为母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看到这种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我构思了这部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此时，我已经走出了语言的艰难期，写得很流畅，但却犯有初学者最大的毛病，过于追求语言的华丽与“优美”，而缺少准确与质朴。
十几天后，我将小说寄给了陈主编。没过几天，我接到《小说林》吴学运编辑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哈尔滨改稿……
第一次被编辑部请去改稿，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请了一周假，在哈尔滨改了一周，这篇小说就下稿了。
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卧铺车厢里，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度过了三十八年来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夜。奋斗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觉得上帝终于向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露出了微笑……
就在这天的火车上，我又构思了另一篇小说《夏天的梦》……
1982年7月，《迷途者的足音》在《小说林》发表后，反响很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并被评为1982年《小说林》唯一一部中篇小说奖。
然而没有想到，厄运却在微笑中再次向我走来，而且来得如此之快，令我实在措手不及……
七十八
创作以来，我对自身的不足认识得很清楚，也很充分，我尽最大努力弥补着自身的缺憾与不足，但对客观环境、对人的认识却远远不够，所以，很快就遇到了许多业余作者所遭遇的境况……
事情就是从那部中篇小说引起的。
这天，我接到黑龙江省电视台编辑巴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将我的《迷途者的足音》改编成了电视剧本，省电视台准备投拍，让我马上去哈尔滨研究一下剧本。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去找领导请两天假。
可是，一直对我很好、几天前还拍着我肩膀说我是佳木斯女才子的领导，突然板着面孔，说出一番令我目瞪口呆的话：
“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我告诉你，你一年发个一两篇露露脸就行了！从今往后，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老老实实当好你的编辑就不错了！”
创作以来，多少人怀疑我，瞧不起我，说我小学生还想当作家，纯属不自量力！甚至拿着我的作品去市委告我，告我抄袭……对这些舆论我从不在乎。“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人嘴两片皮，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
可是，当我看到我的领导当着我的面亲口说出这番话时，却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是的，我是小学生。但是，一个在暴风雪中滚打出来的苦孩子，一个极想证明自己却屡遭磨难的底层人，一个在竞技场上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其骨子里所蕴藏的那股劲头，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绝不是一个“小学生”所能轻易否定的，更不是哪位领导所能改变的……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集中所有的精力和心志去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值得追求的事业，那么他就绝不可能失败。”
我坚信，当一个人把全部生命都抵押在某项事业上，全身心地投入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投入将会变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它可以创造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它完全可以改变一个“小学生”的命运！更何况我早已自修完了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
后来我才发现，这“小学生”就像海丝特·白兰胸前的“红字”一样，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标签了，多少人都用你是“小学生”的有色眼镜来看我，就像人们看今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样……
但我什么都没说，只好转身离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领导的关系开始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一周后，巴威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省电视台领导对《迷途者的足音》剧本有分歧，可能要下马，让我马上去一趟，向台领导再争取一下。
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第二次去找领导请两天假，但仍然没能请下来。我觉得领导在有意刁难我，赌气留下一张请假条走人了。
两天后，我从哈尔滨回来了。电视剧下马了。
领导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名利思想严重，并两次为我专门召开党员大会“帮助”我，我第一次检讨没被通过，又让我第二次检讨……
我想不通，回家问贺玉：“领导为什么这么刁难我？我到底有什么错？”
贺玉却说出一番极为深刻的话：“你没有错。你想想，省电视台要拍你的电视剧，对你、对单位、对佳木斯有什么不好？两天假，对一个编辑来说，并不算什么，为什么坚决不让你去？雅文，你太单纯了。你以为你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剧，别人都会为你高兴？你错了，除了你的亲人以外，没人为你高兴！人人都有嫉妒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看透了这点……”
无奈，我只好第二次在党员会上违心地说假话，进行检讨……
在这次党员会上，领导公开讲：“张雅文，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从你今往后，一天假也不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