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话音刚落，楚成王马上说：“楚国称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宋国虽说是公爵，比王还低一等，自然应该由我来做盟主。”说完，便一屁股坐在盟主座位上。
宋襄公大怒，指着楚成王斥责道：“我这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都知道。你自己称王，是假的，你没有资格当盟主。”
楚成王反驳道：“我既然是假王，你为什么要请我来呢？”楚国大臣成得臣大声喊道：“算了，算了，不要争了，只要问一问各位诸侯，今天我们来开会，是为楚国来的，还是为宋国来的？”那些小国都怕楚国，一齐说道：“为楚国来的！”
楚成王听了，哈哈大笑，对宋襄公说：“您还有什么话说？”宋襄公还想和楚成王讲理，谁知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全身铠甲，并拔出腰间小红旗连连挥动，跟随楚王的人纷纷脱掉外衣，都变成穿铠甲、手执兵器的武将，一窝蜂似地朝台上奔来。
各国诸侯吓得魂不附体。成得臣像老鹰叼小鸡一样把宋襄公抓走了，目夷乘乱逃回宋国，楚军乘势攻宋。幸亏宋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楚军阴谋才未得逞。后来，由于鲁僖公代宋国向楚国说情，楚成王也觉得在宋襄公身上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于同年冬天释放了宋襄公。宋襄公不仅没争到盟主之位，反而威信扫地，自然，他的第二个图霸方案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宋襄公由于少谋寡智，在批准和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失误：第一，他没有看到霸主地位的取得，实质上是大国间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较量，而只有政治较量的胜利者才会成为霸主，他认为用钱币重赂于楚，楚王就会在政治较量中弃权，拱手将霸主地位让与宋国，这是一种极幼稚的想法。第二，他看不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企图以自己的诚信来感化政治对手不要前来争夺，因此，这种想法是荒唐而不实际的。第三，他缺乏从事政治斗争应具备的手段和策略。他本可以依靠齐国，借重齐国的力量打击楚国，但他缺乏这类政治斗争的策略，反倒重楚轻齐，终于丧失了一个友好大国的支持。齐国后来未参加盂地会盟，致使宋襄公在盂地会盟孤立无援，被囚受辱。
泓水之战春秋之世，传统的仁义观念失去了对社会、尤其是对政治人物的规范性，人们仅仅将其作为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的工具，然而，宋襄公对仁义观念一直怀着笃诚的态度。他是宋桓公的嫡生世子，但上台之前主动愿将国君地位让给庶兄目夷，这种“让国之美”一时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又如齐桓公的儿子很多，为了保证身后世子昭的国君地位，他在葵邱之会议上将此事托付给宋襄公，要他以后支持世子昭立国。齐桓公死后，昭惧乱奔投于宋，为了遵守对于齐桓公的信用，他不惜两次出重兵护送昭回国即位。盂地会盟前，他坚决不带兵车，要信守对于诸侯的诺言。临行之际，宋襄公又怕目夷在国暗中起兵接应，失去信义，坚持要带目夷同往赴会。这真是仁义到家、信用到家了。
回国之后，宋襄公对楚国恨之入骨，可是，除了在背后骂几句“南蛮子”，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他并没有清醒过来，他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了积极追随楚国的郑国身上，他决心讨伐郑国，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郑文公前往楚国，宋襄公认为机会来临，不顾目夷和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亲自带兵征伐郑国。郑文公听到消息，立即向楚成王求救。
楚成王不直接救郑国，却率领大队人马直奔宋国。宋襄公得知消息，手忙脚乱，这才知道事态严重，急忙带领宋军连夜往回赶。同年10月底，宋军返抵宋境，为阻止楚军进入宋国边境，宋襄公在泓水之北扎好营盘。11月1日，楚军也开到了对岸。公孙固劝宋襄公说：“我们和郑国作战多日，将士已经疲惫不堪。楚军实际上是为救郑国而来，我们如从郑国撤回军队，楚国的目的达到了，就会退兵。”
宋襄公生气地说：“楚国虽说兵强马壮，可是他们缺乏仁义；咱们虽说兵力不足，可是举的是仁义大旗。他们的不义之兵，怎么打得过咱们这仁义之师呢？”
为了表明自己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宋襄公还下令做了一面大旗，绣上“仁义”二字，他想用“仁义”去打败楚国的刀枪。
天亮后，楚军开始渡河。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国人白天渡河，这明明是瞧不起咱们。咱们乘他们渡到一半，迎头打过去，一定会胜利。”
没等公孙固说完，宋襄公便指着头上飘扬的大旗，说道：“你难道没见到旗上的‘仁义’二字吗？趁人不备，半渡而击，这还算‘仁义’之师吗？”公孙固暗暗叫苦。
楚军全部渡河后，楚将指挥布阵，旁若无人。公孙固见楚兵乱哄哄地还没整好队伍，立即对宋襄公说：“楚军还没布好阵势，咱们抓住这个机会，赶忙发起冲锋，还可以取胜。”宋襄公瞪着眼睛，唾其面，大骂道：“你这个家伙，怎么净出歪主意！人家还没布好阵就去攻打，这算仁义吗？”
正说着，楚军已经排好队伍，洪水般地冲了过来。宋军吓破了胆，个个扭头就跑。宋襄公手提长矛，催着战车，身先士卒，领兵攻打过去。但被楚兵团团围住，大腿中了一箭，身上还受了好几处伤。多亏公孙固等将官死力相救得以脱身。宋军损失十之八九，兵器、粮草也全部丢光，那面“仁义”大旗早已无影无踪。泓水之战遂告结束。
可是，宋襄公还觉得他的“仁义”取胜了。公孙固搀扶着他，他一瘸一拐地边走边说：“讲仁义的军队就得以德服人。人家受伤了，就不能再去伤害他，头发花白的老兵，就不能去抓他。我以仁义打仗，怎么能乘人之危攻打人家呢？”
仍然执迷不悟。
宋襄公不是把仁义作为政治斗争中可以利用的手段，也不懂得别人只是把仁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他虔诚地按仁义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作茧自缚，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处处被动，数次受辱。宋襄公奉仁义行事，结果因仁义误身。
宋襄公一心想当霸主。可是由于宋国国家小，力量弱，加上他自己又愚蠢无能，结果，称霸不成，倒给人留下笑柄。
不过，这位“仁义之君”却比较礼遇贤士。与笃诚的仁义信念一致，宋襄公在非政治斗争的私人交往中也极有恩礼，他平时对待部下非常亲厚，极有恩德。因而，尽管他本人在才略、能力上有很大局限，但部下始终忠诚于他，从未离心。盂地会盟上，宋襄公被楚劫持拘禁，楚国以他为要挟，要求宋国献城，大臣们定计奉目夷暂摄君位，借以堵绝楚的要求。
宋襄公被释后，听说目夷已即君位，遂想投奔卫国，目夷急派人告诉他：“臣所以摄位者，为君守也。国君之国，何为不入？”并备驾迎襄公归国。泓水之战，宋襄公冲入楚阵，被楚军团团包围，身边的人平时受襄公厚恩，此时皆尽死力，许多将官以死报效。战前被唾骂指责的公孙固，此时杀入重围，将身负重伤的宋襄公扶于自己车上，以身遮掩，舍命相救。襄公平时对部下施仁结恩，赢得了部下的忠诚拥戴。
晋公子重耳由于国内的迫害，他四处飘荡，周游列国，许多国家都不接纳。宋襄公素闻重耳之贤，听说重耳远道来宋，在伤重不起的情况下，急忙命公孙固在远郊相迎，以国君之礼相待。
第二天，宋襄公听说重耳要走，又命公孙固再三挽留。重耳住了数日，馈问不绝，后来重耳一行坚持要走，宋襄公又赠送他大量衣履粮资。重耳返国为君前在外流亡十九年，其中有四位国君对他友好亲善，一个是齐桓公，一个是楚成王，一个是秦穆公，再一个就是宋襄公，前三位在春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政绩辉煌，作为很大，宋襄公在礼待贤士这点上不亚于他们，也表现了他的胸怀和大志。
宋襄公临终时，留下了三项政治遗言：其一，“吾不听目夷之言，以及于此，汝嗣位，当以国委之”。其二，“楚，大仇也，世世勿与通好。”其三，“晋公子重耳若返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诸侯。吾子孙谦事之，可以少安”。他虽然没有深刻检讨出自己在诚信仁义的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没有看到与楚的战略对立，但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预察到了宋国在列国争霸中的劣势，设定了依靠晋国的长远战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宋襄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导人，但他无疑是一位诚实可信的人。
【作者点评】
冯立鳌在《政坛群星——＜列国＞政治人物活动分析》一书中认为，以宋襄公为首的宋国集团在极不成熟的条件下从事创霸活动，除无险可守的地理劣势外，他们一缺实力，二缺人才。宋襄公实际上没有组织起稳定而坚强的领导集团，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他空怀着满胸的大志，误听佞言，在政治行为上连连失误，终使自己受欺见辱。
宋国创霸集团的突出特点是：第一，缺少人才，没有人为之设定政治活动的战略和策略。目夷和公孙固有些具体的正确主张，还往往不能被接受和采纳。宋襄公求霸心切，急不择谋，几次接受了公子荡的糊涂主张，自己本人又昧于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其失败不可避免。第二，这个集团的人物信奉传统的仁义观念，把仁义观念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特点有其历史的原因。宋国是商王的后代，在诸侯国中，他们对旧制度和旧文化保存得最多，而迟迟不易接受新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前进，深厚的传统因素终于成为宋人思想的包袱，导致他们的僵化和固守。稍后的思想家们对宋人与时代不相和谐的思维方式作了不少讽刺，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宋人疑盗”等。宋襄公等人物处在传统包袱很重的国度而又不注意吸取新思想，自然形成了滞后于时代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最后，也被时代所淘汰。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一位特别的人物，他笃信仁义，少智寡谋，志大才疏。不顾自身的弱小，强做“出头鸟”，结果，称霸不成，自己也重伤而死。他谋求霸业的宏图破产了，但他以自身事业的破产向人们宣告了“仁义”政治的荒唐，宋襄公在战争中对敌人讲仁义，这种“仁义”只能是蠢猪式的自欺欺人，是利敌害己的行为。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对宋襄公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
（徐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