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措施，唐代开元时期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终于使唐朝走向了繁荣的顶峰，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史书上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在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滋生骄奢盛极而衰开元前后的李隆基，年富力强，锐意进取，除韦后，诛太平，戒奢糜，抑佛教，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但随着在位日久，天下太平富庶，唐玄宗渐渐滋生自满情绪，骄奢心开始压倒求治心，纵情于享乐，在开元后期特别是在天宝年间，他再也没有了初期那种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的进取作风了。
由治而乱首先表现在用人上。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凡“遇事无巨细皆力争”、敢于忠言直谏的宰相张九龄被罢免，而善于窥伺上意、阿谀奉迎的李林甫被任命为中书令。这一用人政策的变化，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显示唐玄宗的政治统治由治向乱的转折。
李林甫素无才学，但为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善于揣摩人心，投机钻营。正是依靠这些手腕，李林甫与玄宗左右的宦官如深受玄宗宠信的高力士等拉上了关系，又向后宫受宠的武惠妃递献谄媚，因而得以成为宰相，与张九龄同列为相。张九龄曾对李林甫为相表示异议，指出这种人为相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但玄宗听不进去。以后，李林甫为独揽朝政，让宦官窥伺玄宗的心意，每次奏事，总能顺承玄宗之意旨，让玄宗以为他是一个奇才。李林甫还通过手腕来排挤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想起用立有边功的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牛仙客所作的是其本份，不应奖赏，即便有功，也不能拿尚书这种军中重要的职位作为奖赏，不如赏其金帛。唐玄宗听了不高兴。李林甫便向唐玄宗说：“牛仙客有当宰相的才能，岂止做一个尚书，张九龄是一个书呆子，不识大体。”后来张九龄还是不同意任用牛仙客，说其没有才学。李林甫又进言玄宗说：“天子用人，有什么不可的，何须与张九龄议论？”张九龄再据理力争时，唐玄宗果然说：“事情都照你说的办才行么？”这年秋天，唐玄宗巡幸洛阳后想起驾回长安。张九龄提出说，时下正值秋收之季，此时动身会骚扰州县，影响农事。
李林甫得知唐玄宗回长安心情迫切，便悄悄对唐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的东西两宫，往来行幸，何须选择时间，如果妨碍了秋收秋种，减免沿途州县的租赋就是了。”玄宗于是大为高兴，认为唯有李林甫才能体谅他的心意。唐玄宗宠幸武惠妃，想废太子瑛改立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张九龄认为废长立幼会带来动乱的恶果，坚决维护太子的地位。李林甫私下里则对唐玄宗说：“废立太子乃皇帝族内的事情，何须征求外人的意见。”李林甫的顺从反衬出了张九龄的刚直，使张九龄在已经志骄意满的唐玄宗面前格外刺目。于是，张九龄被罢中书令职，李林甫取而代之。
此后，李林甫利用唐玄宗怠于政事、安于享乐的心理，独揽了朝政大权。为了闭塞唐玄宗的耳目，李林甫告诫谏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的食料，但叫一声便被斥去不再用。你们可别做这种后悔不及的事！”自此，朝廷臣僚皆缩身自保，没有人再敢进言直谏。
任用奸臣、堵塞谏口，开元之治开始转向天宝之乱。唐玄宗倦于政务，凡有奏事皆由内官高力士处理，只有大事才命人奏闻。朝堂政务皆委托给李林甫。李林甫权势日炽，朝政日坏。
李林甫为相达19年之久，干尽了坏事，他重用酷吏，屡兴大狱，嫉贤妒能，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政治一片黑暗。为了巩固相位，他能不动声色地挤出竞争者。一次，唐玄宗想起用办事干练的严挺之，便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何地任职？此人可以重用。”李林甫听后，便找到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对他说：“皇上准备起用你的兄长，你得想法让尊兄与圣上见上一面。最稳妥的办法是让他以患中风病的名义请求回京治疗。然后我再美言几句，让他与皇上见面。”严挺之听到弟弟传来的这一信息，便中了李林甫的圈套，上奏请回京治病。李林甫拿着奏折晋见玄宗说：“严挺之不但已至暮年，而且又患了中风之疾。这样一来恐怕只宜授予一个闲职，以便他在京城治疗。”玄宗听信了，叹息再三，最后同意严挺之任太子詹事，到洛阳治病。李林甫运用这种计策将一个个潜在对手堵在为相的大门之外。李林甫还设圈套来坑害与之比肩的大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登上相位的李适之与李林甫不和。李适之性格粗放，有虑事不周的毛病。李林甫利用这一点寻机对李适之说：“在华山之下储有金矿，如果能开采冶炼的话，足可以富国，但皇上目前不知道这一情况。”
李适之不假思索将这一建议上奏玄宗。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却说：“华山有金矿，臣早就知晓。只是考虑到华山乃陛下之本命，系王气之所在，不宜开采，才没敢在陛下面前提及此事。”玄宗听了，直夸李林甫虑事周全，尽忠爱君，而李适之轻率。所以后来斥责李适之说：“自今以后再上书言事，最好先同李林甫商议一下，以免不妥。”弄得李适之摸不着头脑。
为了固位，李林甫还堵塞边将入相之路，他怂恿玄宗任命蕃将为边将，理由是文臣为将总是缺乏勇气，不如寒微胡人勇猛，胡人又孤立无党援，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于朝廷，为朝廷效忠。实际上李林甫是因少数民族边将不识汉字，无法作宰相。这一措施实施后，寒微胡人安禄山就被重用起来，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对于这么一个大奸相，唐玄宗对他宠信的程度超过所有以前的宰相。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唐玄宗听了不喜欢，慌得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李林甫一向给宦官送厚贿，探知宫中动静，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高力士也不再言李林甫之短，两不相犯。唐玄宗连宦官方面不利于李林甫的话也听不到了。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玄宗竟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指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兴大狱，诛逐贤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君王昏昧，奸宄才会得其志，而正派之臣也就远他而去，发展下去，国家只会大乱。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又用另一奸佞之徒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个纨绔无赖子，靠交通内宫、权臣而上升。他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括民财，充实官库。他任宰相后，一身兼任40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的精干；广收贿赂，积缣多至3000万匹。他曾对人说：“我偶尔碰上机会，谁知道日后是什么下场，想来我不会有好名声，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样苟且的人，唐玄宗对他宠信的程度不亚于李林甫，让他执掌国政，哪有不使国家招致祸乱的呢？
唐玄宗将政事交给奸相，自己则安心做他的太平天子，纵欲享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37年），唐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病死，玄宗十分哀痛。后宫佳丽众多，却都不中其意。感情上的空缺，使玄宗皇帝内心感到十分孤独，终日郁郁寡欢，精神萎靡不振。跟随唐玄宗多年的宦官高力士洞悉玄宗的心思，到处为之寻觅物色，终于发现寿王之妃杨玉环姿色超群，且有几分貌似武惠妃，于是将她带到玄宗面前。玄宗见到儿媳，果然喜出望外，忘记自己的身份，当晚便将杨玉环留下陪宿。作为一国之君，将儿媳据为己有，确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为掩人耳目，他便命杨玉环服道士衣，号“太真”，留在宫内。这一年是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玄宗已56岁，杨玉环刚刚22岁，这样，一曲老夫少妻的浪漫爱情悲喜剧上演了。晚年的唐玄宗得到了年轻貌美、聪颖有智的杨玉环后，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便集三千宠爱于其一身，完全无心料理政事了，只一味沉湎女色，误政祸国。天宝四年（公元745元），杨玉环正式被册封为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礼数实同皇后”。为了让杨贵妃高兴，唐玄宗一改过去崇俭省而为好奢华，百般满足她的物欲，可谓费尽心机。贵妃治装，宫内专为她织造锦绣的工匠就有700人。玄宗在骊山华清宫造端正楼，为贵妃梳洗之所；又置莲花汤，专为贵妃淋浴之室。贵妃生长在川南，喜食荔枝，但荔枝水份多，不易保鲜，摘下后一日变色，二日香味变，四五日色香味尽去。为了取悦贵妃，在交通条件落后的情况下，玄宗竟想出了驿马传送的办法，命各驿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转运，色味不变的鲜荔枝总能如期送到杨贵妃面前。运送荔枝的快马扬起漫天灰尘，不明真相的百姓还以为是特别紧急的军事情报送往长安，哪知却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受宠，其家族也骤然大贵。三位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受到玄宗的宠幸。贵妃的一位从兄是朝中四品高官，还有一位从兄作了驸马，与杨贵妃关系较远的杨国忠也官至宰相，权倾天下。杨家的府第在长安是最豪华的。
因为宠幸贵妃，唐玄宗视金钱如粪土，对贵妃家族赏赐无数，每年给贵妃三位姐姐的脂粉钱就达数十万之多，各种金银器物、奇珍异宝更是无从计数。玄宗无数次带贵妃临幸华清宫，贵妃的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每次必车骑扈从，每家一队，各衣一色，绵延数十里，如所谓“川谷成锦绣，香闻数十里”，排场极为铺张。玄宗的穷奢极欲为官员树立了坏榜样，上行下效，李林甫、杨国忠带头搜刮民财，老百姓负担大为加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
唐玄宗的腐败还体现在他任用宦官上面。唐玄宗夺取政权时，其宦官家奴曾是他最信任最得力的人。夺取和巩固政权后，唐玄宗开始重用宦官，这些人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认为这种孤身的官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顺承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些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在玄宗宠信的宦官中以杨思勖、高力士尤为受到重用。
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民族，被授以正二品的辅国大将军称号，后来加骠骑大将军，升为从一品，封虢国公。按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竟得从一品，受封国公，宦官地位大为提高。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曾说：“高力士侍卫身旁，我才睡得安稳。大臣宇文融、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者更是不可胜数。玄宗时，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权力超过地方的节度使，出使州县，沿路地方官都要尽力奉承，给予贿赂。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其为阿翁，驸马呼其为阿爷。高力士的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可比，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势力的形成，是唐朝政治统治的大变动，影响深远。到唐朝后期，宦官势力操纵朝政，是唐朝灭亡的重要根源。而唐代宦官乱政，就是唐玄宗首开先河。
开元初年，姚崇、宋亩技力主张唐玄宗不要虚邀边功，劳民伤财。但后来志骄意满的唐玄宗，便时“有吞四夷之志”，边镇戍兵经常有60余万人，而京师及附近地区却渐至空虚，逐渐形成内轻外重之势。天宝初年，边境已有九节度使，大部分为对付吐蕃、奚、契丹和招抚室韦、回纥之用，军费开支巨大。安禄山在范阳镇节度使张守２课捉生将，以诱捕契丹人、在边境生事而屡立“战功”，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竟被提升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他又兼范阳节度使。唐玄宗本人有好战心，就用官赏激起边将的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往往还可以入朝当宰相。而不愿这样做的边将则要遭罢免和治罪。朔方及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双全的将帅。他经常告诫部属，当太平时期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了，不要耗费国家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李光弼、哥舒翰等名将都是他提拔的。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王忠嗣看到安禄山有反朝廷的意图，曾向朝廷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