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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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革命先驱理财能手(1)

——林伯渠

林伯渠,名祖涵,表字伯渠,号邃园,我国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理论家,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早年,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在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南昌起义,经历了三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中央机关转战西北,筹划成立和建设新中国。曾历任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49年,林伯渠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尊称其为“林老”。

【毛泽东评点林伯渠】

林老:

预决算看了,今付还。

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

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平稀F湓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是否有当,还请卓酌。

并致谢老。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夜

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又陈者:(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出报前没有人能预计者。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例如康生处月用57,000元,只支12,000元,自筹45,000元,要把此数也打进去。大概公支只三分之一,自筹占三分之二。预计算中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因此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免有损信誉。以上各点,就感想所及,书备考虑。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血おち种飨?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形,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此致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四日罗迈同志同此。

——摘自《毛泽东书信?

【林伯渠小传】

澧水流经湘南临澧境内一个名叫停弦渡的古渡口。古渡口相传因司马相如曾在此鼓琴而得名。距古渡口六七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凉水井的小山村,居住着四五户人家,都姓林。青松翠竹的浓阴里,毗邻而建的两幢青砖大瓦房煞有气派,人们称它为林家大屋。

公元1886年3月20日,傍晚时分,林家大屋响起了一阵鞭炮声。满屋上下,洋溢着一团喜气。原来,一位姓林的人家添了男丁,他就是林伯渠。三朝这天,这户姓林的人家请了算命先生给孩子卜卦,照算命先生所说,孩子命中缺水。于是,这酣睡的孩子被取名祖涵,表字伯渠,号邃园。

由于体弱,林伯渠在10岁以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尽管要操持家务,但她还是经常教伯渠识字。所以在母亲的教导下,《三字经》、《百家姓》等,林伯渠早巳背得滚瓜烂熟。诗歌也背出不少。并且,林伯渠自幼练得一手好字。在贤淑、勤劳的母亲的怀抱里,林伯渠的性情自幼便得到了良好的陶冶。

林伯渠10岁那年,父亲便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他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想不到这孩子生性聪颖,长进很快,不到两年,便已学完四书五经。后来,父亲把他带到身边,而且亲手编成一套励志类书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严加教授。当时社会正在传播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思想,对其父亲的影响十分深刻,自然也波及林伯渠。对自己的儿子,父亲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给儿子讲授康有为的改良理论。林伯渠最早接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1902年,林伯渠已是16岁的青年。几年来,因为读书多,思想也日趋成熟,特别是自从读了郑应观所著的《盛世危言》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之后,觉得振兴国家,首先得重视国民教育。于是他就想自己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教育人才,以知识来唤醒国人,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投考常德西路师范学校。是年,林伯渠以优等成绩考入西路师范学校。

西路师范学校附近,有一家启智书店,专售港沪出版的新书,对林伯渠影响最大。学校之东南隅,同学们常常在此聚会,研讨救国道理。这时候,朦胧的仇满情绪和富国强兵思想在林伯渠心中已非常强烈。不久他由乙等班升入甲等班。在常德求学的青年学生中,要求改革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已相当普遍。就在这时,林伯渠结识了覃振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11—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两人常有书信往来,相互切磋学问,激励斗志。后来,覃振还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与此同时,林伯渠的同学蒋翊武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12—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也在学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常德城内组织秘密起义机关。林伯渠当时也积极参与活动。正当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校发愤读书的时候,传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年方40岁的父亲的死,使林伯渠感到极为悲痛。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趋衰败。兄弟四人,伯渠居长,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只得和伯渠商量,合计着把父亲生前早就为他订了婚的媳妇司马钿凤娶过来,一则家里可以多个帮手,二则有什么事婆媳间也有个商量处。司马家重情义,对这孤儿寡母,并不为难。相反,在女儿出嫁时,还备上了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就这样,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校还没有毕业,就结婚了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1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

这时候,正好学堂选派学生赴日官费留学,林伯渠认为这是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好机会。他为了争取这官费留学的资格,更加废寝忘食地苦读。苦心人,天不负。考试结果,他名列第一,很快林伯渠取得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的资格。林伯渠怀着救国的无限的希望,经长沙、上海,东渡扶桑。轮船穿过东海,到达日本长崎,再经神户,最后在横滨靠岸。这时,林伯渠改乘火车,抵达东京。1904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林伯渠考进了东京弘文师范学院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16—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

林伯渠来到日本,正是民主革命的浪潮在日本激荡澎湃的年代。日本人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该会撰写的《20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土地国有问题》等书,在日本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那些宣传革命学说的书,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此时,日本成了中国革命志士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孙中山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章太炎等在东京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会”。自1903年“拒俄运动”以后,宣传革命的刊物更是在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诸如《浙江潮》、《新湖南》、《游学绎编》等刊物都相继创刊发行。更有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著作,深深地震撼着林伯渠的心灵。

林伯渠接受了这些革命宣传,目睹了日本日趋发达的社会面貌,认识到应该为挽救国家尽一份责任。这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日译的欧美书报,开始潜心研究改革中国社会的革命理论。他想,将来回国以后,与其当一个教员,还不如真枪实弹地干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痛快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2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

林伯渠还多次和革命的团体进行接触,认识了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人,这事引起了林伯渠的深思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24—2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他想,如果这些秘密团体能联合起来,力量岂不更大?一天,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黄兴。黄兴见林伯渠虽然文静,可思考问题却颇有见地,心中暗暗高兴。

1905年8月20日,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当时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林伯渠听后心里更加透亮。第二天,他便拉着黄兴和宋教仁,请求他们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加入同盟会,他的要求马上得到应允。于是,第三天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2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1906年初,林伯渠回到祖国,从此,他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他与黄兴等人积级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开始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林伯渠抵达上海的时候,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到湖南长沙,负责《民报》在湖南的秘密发行工作。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在长沙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规模不大,主要是用来掩护和联络革命党人。1907年,东三省初改行省,朱家宝升调吉林巡抚,受任后,四处招募善办教育的人才,以图振兴新政。林伯渠认为,这是进入吉林的极好机会。经过姑父荐举,他得以和朱家宝见面。因为林伯渠原来是学师范的,又曾留学日本,很快受到重用,旋即被充作朱家宝的随员,同往吉林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3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林伯渠来到吉林以后,被朱家宝荐至吉林提学司提学使吴鲁处。7月,他被委任为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于是,林伯渠利用会办这个职务很快在吉林立下足来,旋即开始了立志改革教育的实践。面对悲凉的北国大地,强大的责任感无时不使他感到自己肩头的重负。1908年秋天,他陪友人同游吉林松花江畔的龙潭山,曾作《游龙潭山》七律二首,抒发了当时那种沉重而又炽烈的感情。

林伯渠来东北以后,发展了林武等十多个同盟会员。他和革命党人们一道,在东三省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领土运动,全国各地都群起声援。保卫延边的斗争,是林伯渠第一次参与组织群众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反动统治者面对面的交锋,最初的胜利,使他感到无比欣慰。

谁知这时,他的妻子自从生下孩子,就一病不起,匆匆离开了人世。尽管林伯渠的个人生活蒙此巨大不幸,他却并没有沉浸于悲痛之中,只是写了封信安慰母亲,自己则为联络革命力量,仍奔走于松花江畔,长白山麓。在林伯渠等革命党人的争取下,东北的“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除此以外,林伯渠还利用公余时间,校正编辑了一本《法学大词典》,后由吉林吉东印刷社印行。这部词典,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接着,兴办新学的事业取得成功,使这位年轻的会办名声大振。1908年10月,他被委为提学司一等科员,负责掌理各类学堂。此外,吉林境内诸如“通俗教育”、“家庭教育”、博物馆以及与中小学堂相类似一切事务,也均归他办理。

1910年春天,林伯渠和伍崇贤女士在吉林结婚。1911年8月,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再被派至湖南从事运动新军和策反巡防营的工作。他带着伍崇贤和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回到家,林伯渠简单作了一下安排,便前往常德。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消息传来,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10月22日,长沙光复,最早宣布独立。于是长沙革命党派人光复常德,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随后,常德被光复。不久,林伯渠决定和其他数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二次革命”时,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宣布独立。接着,他出任以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同他一起并肩战斗。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林伯渠等人受到袁世凯通缉,不得不离开刚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纷纷亡命日本。

林伯渠来到日本以后,即进入东京中央大学,潜心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5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1年5月第1版。。1913年冬,他在寓所里作《宗楼看昌》一文,抒发了自己当时那种沉重、痛苦而又忠诚革命、决心继续战斗的心情。此后,林伯渠便是以自强不息的求学精神,来度过他的流亡生活的。在日本流亡期间,他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幸好,当时来日的临澧同学不少,大家经常对他予以接济。林伯渠赞同孙中山的观点,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新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按照指定时间,林伯渠来到了会场,响应孙中山的召唤,签誓约,按手印见涂绍钧著《林伯渠》第6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1版。。林伯渠带头按手印,改变了党内其他派别不支持孙中山的局面。

此时,林伯渠的思想日趋成熟。1914年8月的一个夜晚,他和堂兄林修梅促膝而谈,相互交换了来日本后的学习情况。当时,神州学会合并会召开,拥有会员一百多人,推选李大钊为评议长。为神州学会的工作,林伯渠常去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晤面,通过切磋学问、交谈志趣,相互间得到启发和激励。1916年2月,林伯渠等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斗争。临行前,李大钊前来为他送行。

林伯渠风尘仆仆赶回上海,立即联络反袁力量,先后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组织反袁机关。因为日夜奔忙,终于积劳成疾,于3月在上海仁济医院诊疗。此时被称作“汤屠夫”的汤芗茗在长沙倒行逆施。林伯渠心急如焚,再也等不得病体痊愈,便匆匆赶赴湖南。这时,汤屠夫的鹰犬遍及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清查“乱党”,长沙城内,执刑的号声呜呜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