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湖南长沙人，我国著名教育家、记者、律师、学者，解放前曾相继担任过《苏报》、《甲寅》月刊主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解放后，章士钊多次当选为政协和人大常务委员，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史馆馆长等职。其主要著作有《逻辑指要》、《柳文指要》、《中等国文典》，译作《大革命家孙逸仙》等。伟人毛泽东与其保持了五十年的友谊。
【毛泽东评点章士钊】
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
——摘自《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第3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如公贺。
——摘自《毛泽东书信》
【章士钊小传】
1881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地，而在这一年的3月20日，湖南长沙的一个乡村里，章氏家族却正因又添一个男婴而喜气融融。父亲给这个可爱的男婴取名为士钊，意在多加勉励，希冀他日后能成就一番事业。因此，章士钊年幼时，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很早就将他送进了其兄执教的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年幼的章士钊学业进步神速。13岁那年，他在长沙买了一本《柳宗元文集》，读后竟爱不释手，深为作者的文采和人品所折服，这为他将来成为“柳文”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岁时，章士钊的母亲不幸去世，章士钊为生计所迫，到一个亲戚家当起了“童子师”。1901年，在姐姐的资助下，他远离家乡来到武昌，寄读于两湖师院，并在此结识了黄兴，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知己。次年3月，章士钊又转入南京陆军师范学堂学习军事，不久，因为其国文成绩突出，得到了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爆发，声势很快波及全国。陆师学生也起而响应，但受到学堂当局的压制，章士钊气愤难平，毅然退学，并率其他三千余名退学学生前往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国民教育会，被委任为一所学校的军事教习。这是一所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学校。在这里，章士钊大量地接触到进步、激进的革命思想。清王朝腐朽的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深深震撼了他，民主、共和的革命理念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他的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与章士钊同校为师的章太炎、张继、邹容也是和他一样的热血青年，四人意气相投，遂结成异姓兄弟。1903年5月，就在章士钊到沪不足一月之际，章士钊即被聘为《苏报》主笔。刚一上任，他就在《苏报》上大量刊载介绍革命者的文章。他在推荐邹容的《革命军》的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稍有种族思想的人读之，怒发冲冠，无不拔剑起舞。”这时，章太炎的《〈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名反清文章也在《苏报》上连续刊载。除此之外，章士钊还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宣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理想，如在《杀人主义》一文中，他就大声疾呼“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文章以“路易死而法乃强，英夷去而美乃昌”的事实鼓励大家“毋馁尔气，毋蹈尔错，插义旗于大地，复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立自由钟，率我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毛泽东后来在与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谈起此事时，不无感慨地说：“行老年轻的时候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派。”
在章士钊的推动下，《苏报》很快便成了反清志士的一块舆论阵地，清政府如芒在背，不到两个月，即将《苏报》查封，并勾结上海租界当局于当年7月初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因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曾是其恩师而得以逃出此劫。《苏报》被查封后，章士钊又于8月7日同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报》，建立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荩》等革命小册子，同年冬，他和黄兴赴长沙进行“华兴会”的筹备工作。在这过程中，他从好友王慕陶处听说孙中山其人，对其十分敬慕，于是便将日本冒险家宫崎寅藏于1902年写的《三十三年落花梦》译成中文，并更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这其中还有一段趣闻，孙中山当时在日本，为了避开满清政府暗探的纠缠，曾化名中山樵，章士钊在翻译过程中误将孙之真名（孙文）与孙之假名（中山樵）连缀一体，遂有了“孙中山”一说。后来由于这本书影响极大，“孙中山”的名字也随之广泛流传，以至于天下闻名。
1904年春，章士钊与杨宗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宗仁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8月，华兴会决定于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与杨在上海余庆里设立了秘密机关，以期到时暗中接应。不料事机败露，起义胎死腹中。10月，黄兴等人四处联络，准备再举义旗。11月19日，革命分子万福华因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被捕。一日，章士钊前往探监，被暗探跟踪，以至余庆里秘密机关被破坏，章士钊同张继等十余人遭逮捕，再举义旗的计划也因此失败。后在蔡锷等人的营救下，章士钊等被保释出狱。
获释后的章士钊为防再遭迫害，遂东渡日本。在日本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通过变法，国力蒸蒸日上，正在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这与清政府因循守旧、腐败不堪的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对他的震动极大。这时，章士钊注意到日本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兴办教育，通过培养有知识的国民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养，推动国家的发展。这给了他很多启示。由此，章士钊又回顾自己的过去，深感“才短力脆”，于是“顿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并最终促成他人生历程中第二次思想的重大转折。从此，他改革命救国为教育救国，并终其一生为之奋斗。
在明确了人生的目标之后，章士钊即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为学习欧洲的科学文化做准备。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章士钊未参加，虽经张继等人劝说，也无济于事。
1907年，章士钊编纂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他用稿费作川资赴英国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会员、清朝大臣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章士钊移居爱丁堡，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兼修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大量阅读巴斯奇、布赖斯、霍布豪斯等人有关立宪政府和内阁制度的著作，对英国的政治体制非常信服，并撰写了大量稿件寄回祖国，向国人介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到英国后，章士钊毅然拒绝英国同行的挽留，携眷返国。次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出任上海《民主报》主编兼江苏都督府顾问。
章士钊入主《民主报》不久，临时政府北迁。此时，各种党派团体纷纷成立，互相倾轧，政坛出现一团混乱之势。章士钊有感于此，发表《政府党组织案》，主张将国内现有政党一律解散，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并仿照英国两党制政治模式，进行竞选，得胜者即入主政府。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毁党造党说”。此文一出，全国舆论哗然，尤其是同盟会会员，纷纷著文批驳，并声称不应由非同盟会会员来主持该报，章士钊因此愤然辞去《民主报》主编职。同年9月，章士钊与王无生又在上海创立了《独立周报》，继续对政府和时局发表他的理论和见解。后来，有人揭发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津贴，事涉章士钊，章士钊无法再继续留在上海。恰好此时，袁世凯邀请他北上主持教务，章士钊到京后，被袁世凯委以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但章士钊通过接触袁世凯，对袁世凯的为人逐步有所了解，故而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人刺杀了宋教仁，反诬此事系黄兴所为，称此事发生是因为两人争做总理引发纷争所致。由此，章士钊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气愤已极，毅然出走，只身前往上海，加入由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反袁”队伍，并起草了著名的《二次革命宣言书》。同年夏，奉孙中山之命，章士钊同岑春煊举行谈判，并说服岑共同“讨袁”。7月，章士钊被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随黄兴赴南京举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同部分起义者又逃亡至日本。
1914年5月，章士钊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章士钊在《甲寅》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政府应当借反对党的刺激来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宣称实行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目的。由于文章论调平允、说理充分，《甲寅》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并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吴稚晖等进入到这个论坛中来。这年的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欧事研究会，章士钊出任书记。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的钳制，日本遂乘虚而入，提出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欧事研究会决定通电全国，表明态度。电文由黄兴领衔，章士钊起草。电文以反袁可能将袁世凯逼入日本怀抱为由，主张暂停一切反袁斗争。到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云南督军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又举义旗，进行第三次讨伐，章士钊随同岑春煊亦参加了“讨袁”。次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总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职，章士钊代表岑春煊再次北上与黎元洪洽谈相关事宜。
1917年冬，章士钊在北京出版《甲寅》，这个刊物开办不久因张勋复辟停刊。11月，章士钊出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又一次振奋精神，希望实现他教育救国的主张。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把持了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任总裁，章士钊应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1916年，章士钊又被任命为“和谈”代表，出席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翌年10月，粤军“讨桂”成功，岑春煊被迫下野，章士钊也随之离职。
在几经政坛的浮沉和目睹中国政治的现状后，章士钊开始对自己曾经深信的西方代议制产生怀疑。1921年，在黎元洪的资助下，章士钊去欧洲各国考察，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看看他所推崇的英国两党制现在的变化。在伦敦，他拜访了威尔斯、萧伯纳等人，他们对中国政局的评论更加深了他对中国代议政治的怀疑。章士钊认为代议制只适合西方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农业国，因此其基本应是发展适合农业经济的社会政治机构，并作《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一首，提出以农业为本的政治构想。
1922年，章士钊回国，11月被教育部聘为新改组的国立农业学院院长。章士钊欣然上任，准备借此实践他的重农主张。然而在他出任校长不到半年的时间，北洋政府风波又起，黎元洪被逐，章士钊因与黎元洪有旧，故离京奔赴上海任《新闻报》主笔。不久，曹锟贿选总统的消息传来，使章士钊从“代议制”的迷梦中彻底惊醒，痛心疾首之余，他著文痛斥受贿议员，继而全盘否定西方代议制及其它西方输入的政治制度，主张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但囿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他又转而求救于封建政治，思想也开始趋于保守。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因为章士钊主张废除宪法和国会的提议正合段祺瑞的心意，又由于章士钊的巨大名望，因此段祺瑞邀请他出任司法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