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战时陪都，又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周恩来领导下，翦伯赞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呼吁爱国，宣传抗战，批判右派思想，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写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这套书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而且图文并茂，便于读者阅读。在当时国共对峙的情况下，这本书反响很大。在重庆的6年中，翦伯赞也对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发起创办重庆大学教授联谊会，还到复旦大学、朝阳大学、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处演讲，受到陶行知先生格外关照。翦伯赞在《我和行知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他对于青年，对于朋友的诚恳和帮助，却是世所稀有。只就他对我而说，在抗战的几年中，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著作，真是无微不至。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甚至对于我吸烟的嗜好都没有忘记。他自己不吸烟，但外国友人送给他香烟，他一定接受，哪怕是一支两支都替我留着，托人带给我。”一片深情，尽在其中。
在这里，翦伯赞还结识了冯玉祥将军，并给冯将军讲授了几个月的中国历史，两人遂结下深厚友情。翦伯赞素有烟瘾，而且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冯将军不吸烟，也反对别人吸烟，但每次讲课中，翦伯赞习惯地摸出香烟后，冯将军总是立即起身，替翦先生找火柴。一次，一位将军送给冯玉祥几包缴获的香烟，冯将军欣然接受并高兴地转赠给翦先生。后来，据那位副官说，冯将军送烟给朋友，这还是第一次。两人友情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翦伯赞于1946年5月来到上海，与张志让、谷城等人组织并领导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编《大学》月刊，并兼任大夏大学教授。当时上海政局形势异常严峻，蒋介石正在加紧部署反革命活动，迫害、暗杀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翦伯赞也在黑名单上。为了保护翦伯赞，中共中央密令翦伯赞尽快转移。这年10月，翦伯赞乘船去香港，再次开始避难生活。刚到香港，他便被达德学院聘为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历史”，同时兼任香港《文汇报》“史地”副刊主编。这些副刊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宣传阵地，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8年11月，翦伯赞与郭沫若等人离开香港，次年到达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征途上，翦伯赞又开始了新的辉煌。
建国初，翦伯赞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先是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接着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翦伯赞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同时还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大学报》和《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主编等职。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终日忙碌着，并以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从50年代开始，翦伯赞致力于史学建设。他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2000多万字的宏篇巨制的出版，留给史学界一个奇迹。紧接着，他在担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的同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并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为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北大任职期间，翦伯赞团结教师、倡导良好的史学风气。北大历史系是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门户之见很深。翦伯赞巧妙地团结三校教师，通力合作，消除偏见，给教学、科研带来很大方便，也为北大树立良好新风。
正是由于翦伯赞的特立人格和出色工作，以及他在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他受到大家的尊敬。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接见翦老。1957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翦伯赞。毛泽东问翦老：“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老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于是翦老回到北大，对北大文科教学和科研极为重视。
有一次，毛泽东与翦老在游泳池上相见。翦老问道：“主席，您说中国周秦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周，是西周还是东周？”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讨论嘛！”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受我的意见约束。我的意见也是一家之言嘛。”
翦伯赞也极为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曾多次访问少数民族地区。1956年夏，他以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访问了回族和维吾尔族的聚居地。1961年7月，应乌兰夫邀请，翦老率团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工厂、学校、牧地、林场，随处可见他的身影；座谈会、报告会，处处可听到他的高论。边疆的辽阔壮美、民风的淳朴真挚，让他激动，给他诗情。他曾在百忙中吟诗：
浓云低压雨ⅲ塞外人家毡作蓬。
此是今生未曾见，草原万顷牧歌中。
锡泥河畔论英雄，万马秋风汗血红。
一代天骄今已矣，红旗插遍辽西东。兴奋的翦老一口气写下20多首充满深情的赞歌，倾注了他对祖国、对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
正当翦老为祖国建设奔走出力的时候，一场历史的悲剧却悄然上演了。
1963年夏天，以关锋为首的一群人开始“批翦”，先是在会上作报告，接着发表文章，声势越来越大。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呼声中，“批翦”逐渐升级，并普及到全国各种史学刊物和报纸，由学术批判上升为政治批判。面对这些，年近七旬的翦老并未妥协退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翦伯赞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大帽子。不久公开、大张旗鼓的“批翦”运动达到高潮。从此，年迈的翦老遭受严重的折磨和迫害，身心受到重创。1968年12月18日夜，不屈不挠的翦老与妻子一起，双双含冤弃世。
翦伯赞的去世让毛主席、周总理极为震惊，马上指示此事性质严重，要严肃处理。对涉及此事的中央专案组、“翦伯赞专案组”成员以及北京市委、北大相关单位负责人都给予相应处分。但由于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翦老的冤情却没有得到平反。
1978年9月1日，在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北大党委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为翦伯赞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
【作者点评】
夜深人静，再读翦伯赞传，还是被他的经历、人格感动了。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翦老一生都在学术生涯、研究论著里寻觅着人生的价值，使他在学术上初放蓓蕾的是那本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从此，在漫漫书海中，翦老写下大量的论文、专著，为我国的史学建设做出不朽的贡献。
王安石诗云：“丹青难写是精神。”对翦老而言，他的骨气、高节却是罄竹难书。血雨腥风的年代，翦老辗转海内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他深入虎穴，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为新中国的建立洒下一片赤诚。在建国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拉着翦先生的手，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介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这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和最大荣誉。
在漫天狂潮的“文革”岁月，翦老坚守着追求，执着于信念，始终保持心灵的一叶扁舟，把忠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
“立志不随俗流走，著说敢与世人争”，这就是翦伯赞。他用笔写下历史，用言行展示人格。其峥峥风骨，令人肃然起敬。虽然翦老含恨弃世，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可他的风范长存，精神宛在，在厚重而古旧的丹青上，不是已留下他的不朽遗迹了吗？
（李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