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敢言敢怒见精神——马寅初
由于仗义执言，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 务的恐吓与殴打，他仍初衷不改。当时的舆论界也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
1957年的夏天，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在不同的场合大声宣扬“新人口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马校长都大声疾呼中国人口增殖太快，主张控制人口。
“新人口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马寅初估计近四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二十以上，如果以现在6亿人口基数，每年千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来计算，未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就太多、太快 了。新中国发展的成果会被过快的人口增长所损耗掉。因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具体措施是国家应该干涉生育，宣传晚婚 晚育，推行节育；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普遍宣传避孕。
马寅初的这些观点在现在看起来，没有丝毫的问题。但在1957年，它太超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不了。
很快，“新人口论”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受到批判。批判马寅初的主要观点是马寅初在做人口研究的时候犯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错误，没有把人口问题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而是抽 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新人口论”的最大“问题”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换言之，在批判马寅初的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没 有、将来也不会存在过快过多的人口增长问题。
马寅初，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多数时间在各大高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马寅初高声抨击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结果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成为著名的民主斗士。当李公朴、闻一多等同行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马寅初写下遗书，坚持斗争 。他坚持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讲到激动时指名道姓大骂蒋介石。解放后，年过花甲的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新人口论”的发表给马寅初带来了噩运。理论的批判很快蔓延到对他本人的批判。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返回浙江老家养老。逆境中，他坚持：“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 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1979年后，马寅初获得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因病逝世。此时，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的“计划生育” 措施已经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
人物二：我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梁思成
梁思成将建筑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综合体，用一种综合的视觉，在建筑上附着了文化、哲学、心理和社会变迁等内涵。因此，在他看来，北京的城墙不仅仅是城墙，而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 成内容，不应该在经济建设、城市发展的旗帜下倒掉。
同年，和燕园的马老一路之隔的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痛苦地看着北京古城墙被拆毁。
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市到50年代还保留着完好的城墙。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八十多岁的北京市民张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时候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他 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孩子们每日在城墙上玩闹，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枣树从墙缝里钻出来，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
到了1957年，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和北京发展，将推土机开向了古老的城墙。四九城到处响起炸墙的炮声。梁思成听着轰隆隆的炮声，心里隐隐作痛。他目睹了古城墙最后的消亡，时常从位 于海淀的清华大学跑进城里去追踪毁城的进展。地安门、广安门、广渠门等等都是在梁思成的眼皮子底下被拆毁的。当推土机和工程队涌向北京最后的两个有瓮城的城门——崇文门和西直门 时，梁思成看不下去了……
梁思成，近代著名人物梁启超的长子，建筑学专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有独特的偏好和深入的研究。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平津战役爆发，解放军围 困北京的时候，梁思成就受解放军的委托将北京城内的著名建筑和文化古迹绘制成《北平重点文物图》，为保护北京古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还参与设计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解放后，如何规划北京的城市发展一直是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难题。梁思成认为应该保护北京的古城风韵，不宜发展工业，应把北京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维护大批名胜古迹、加强绿化和风 景建设，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1950年，梁思成和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起草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建议在北京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 ，保留古城，在东西城之间建设交谈要道。这个“梁陈方案”遭到了否决。北京市政府和苏联专家都认为应该在旧城基础上建设首都，开始了旧城的拆迁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但多数人的意见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 展，必须拆掉。于是，开头的一幕就出现了。为了挽救古城墙，梁思成大力宣传保留古城墙的好处。他说城墙可以把大城市分隔为小区域，防止现代都市过度密集和拥挤，还可以绿化后作为 隔离带；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还要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梁思成还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一度，文化部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但很快，要求拆除城墙的声音重新占据压倒优势。到1958年底，北京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
没能保住北京城墙的梁思成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如今，北京的城门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个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崇文门后面不足400米残墙——即今天的“北京城 墙遗址公园”。为了修补公园内的城墙，有关部门曾从民间征集1957年拆墙时散落的旧砖，重新砌在夯土上。
年度人物
有人说，1957年我们没有听马寅初的话，结果中国多了三四亿人；我们没有听梁思成的话，结果中国少了一座千年古城。
这句话很有“事后诸葛亮”的意思。1957年的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不了马寅初和梁思成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超前了。轰轰烈烈的集体生产和生活让中国人认识到了“人多力量大”，加 上传统观念束缚和物质生活的提高，50年代中国出现了生育高峰期。这在老百姓眼中没有任何问题。因此，马寅初的观点应者寥寥无几。而对于财政紧张的政府和急切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老 百姓来说，拆除北京古城建设现代化的都市，也无可厚非。梁思成的观点在人们听来，可能有几分道理，但人们会认为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绿化带和文化古迹“点缀”城市的程度。保护城 墙的好处是虚渺的，而拆除城墙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可以改善北京糟糕的交通、增加建设用地等等。所以，马寅初、梁思成两位先生的观点在1957年没有被人们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重新提起马寅初和梁思成，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应证，还因为我们敬重他们能够在不被人接受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两位先生都是学者，对观点的坚持 是学者的基本素质。不像如今一些学者专家被利益集团收买，背离良心发表偏向性的观点，或者干脆观点左右摇摆、前后矛盾，1957年的马寅初和梁思成展现了真正的学者专家应该是怎么样 子的。
尤其是马寅初先生，更值得我们后人敬重。因为坚持观点，已经75岁的老先生遭到了批判和之后长达20年的不公正待遇。和当年许多因为执著和直言而获罪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寅初先生在展 现高超的专业素质之余，也展现了高贵的知识分子品格。我们庆幸中国拥有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
大史记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两句话于1957年产生，开始流传于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后来迅速流传在中国一代青年人的心中。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高喊着这样的口号，仿佛整个世界真的就在自己的掌握中，放佛无 比美好的未来正在招手。
青年人的热血沸腾只是1957年整个中国社会氛围的体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7年完成。“一五计划”让中国工业实现了超过100%的增长，各行各业都今非昔比，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是实 打实的。当年有个农民到城里来赶车，有人问他农村的生活改善在哪里。农夫立刻从怀里掏出两个白面馒头来说，这就是改善，以前农民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白面馒头，现在我赶车的干粮都 是馒头，而且一带就带俩。
整个中国就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起。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该桥全长1670余米，通车后连接京广铁路，纵贯南北交通。大桥所在的武汉市在一五计划期间工业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重 要工业基地之一。在哈尔滨，民航公司发售鸟瞰市容机票，每张人民币3元多——这个价格很高。第一天，就有超过一百名市民乘民航机在上空鸟瞰了哈尔滨市容。
但是，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快速壮大工人队伍的同时，在工厂中也开始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征兆。北京的石景山钢铁厂1957年在职人数达到了11800多人，生产工人只有7803人，非生 产人员比例超过了30%。一些车间有5个主任，遭到工人贴大字报批评。“一五计划”开始的1952年，石景山钢铁厂有职工9700人，其中生产工人8100人，非生产人员只占17%。不仅在工厂，各 级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这个现象。因此1957年出台了精简机构、下放劳动等等政策措施。比如石景山钢铁厂计划将职工削减到8000人左右。辽宁省在本年下放干部20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