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站上世界之巅——中国登山队
高山仰止的珠穆朗玛峰常年覆盖着冰雪，千年冰川隐藏在在峡谷中，强烈的西北风有时达到十二级以上，山顶上气温极低，通常都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特别是北坡，除了高寒缺氧，悬崖 冰川，随时而来的雪崩、暴风雪之外，还有两个最艰险的地带——“北坳”和“第二台阶”。
广袤苍凉的中国西部大地，高峰林立，使得中国是世界上登山条件最好的国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矗立在青藏高原，但是第一批征服珠峰的人却不是中国人。1953年新西兰和英国的 两名登山者、1956年瑞士登山队分别从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摘取了世界登山史的桂冠。
新中国成立后，征服珠峰被中国体育界列为首要任务之一。1956年，新中国正式组建了第一支登山队，准备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顶峰。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从北坡冲刺过珠峰， 因为北坡不仅陡峭异常，奇冷缺氧，而且地势复杂，天气多变，尤其是人们对北坡的冰川地貌缺乏了解。攀登北坡充满危险。而中国登山队员就是抱着为国牺牲的决心，踏上珠峰的。
中国登山运动草创时期，依赖苏联的物质援助和技术指导，中国登山队的后勤保障主要是由苏联方面负责。中苏两国登山队员常常联合行动。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人必须独立攀登珠峰。这 又无形增加了征服珠峰的难度。
经过充分的准备，1960年3月25日著名登山家史占春率领中国登山队员开始从北坡向珠峰攀登。登山队先后经过3次适应性行军，开始第4次行军，突击顶峰。越往上攀登，困难越大，登山队又 不幸遇到了大风。攀登到8600米高度时候，多名队员冻伤了，能继续攀登的队员不多了。
中国登山队决定由许竞、王富洲组成“顶峰突击队”于5月17日向顶峰发动冲刺。途中，不断有队员冻伤或者体力透支，不能继续前进。他们勇敢地鼓励队友不要管自己，继续攀登顶峰。当黑 黝黝的顶峰近在眼前的时候，中国登山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
屈银华并非中国登山队的主力队员，中途被抽调到前线来，发挥了重要作用。顶峰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从北坡没有任何可以上去的道路。正是屈银华发现了一个裂缝，为大家找到了一条可能 的道路。走了二三十米后，路就完全断了，只能爬上去了。屈银华尝试了一下，没爬成功。队友刘连满在下面用力托了屈银华一下，屈银华上去了，刘连满却留在了下面。面对满是硬冰的顶 峰，屈银华在地上打冰锥，靠着冰锥依托，栓好保护绳，在队友的保护下艰难向上爬。队员们如此相互掩护，看似不长的路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攀爬过程中，屈银华双脚的脚指头全 部都冻掉了，一只脚的脚后跟肌肉也冻没了。其他队员的手指头也普遍被冻伤。后来下山后，许多人十指前端不得不截肢。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个人终于登上珠峰 。这是人类首次从珠峰北坡登上顶峰。
中国登山队参加攀登的人员一共是214名，其中队员90多名，其他的是后勤、装备、记者和医务人员。此外还有一二十名气象预报员。西藏军区为了保护登山队的安全，派遣了一个加强连的战 士全程护卫。最后登顶成功的三人中的贡布是西藏军区年轻的藏族战士。攀登珠峰的胜利，是中国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集体胜利，既有胜利的必然因素（强烈的荣誉感，成功的集体 协作和西藏地方的支持），也有偶然因素（抓住了有利的天气因素）。比中国登山队晚一天（5月26日），印度登山队从南向珠峰发起冲刺。结果26日天气突变，山上天气恶劣，印度登山队被 大雪击败。
按照惯例，登山成功必须提供证据。因为时值凌晨，王富洲等人没法拍摄照片证明，就在顶峰留下了毛主席的石膏像，然后在顶峰捡了一些石头下山。在山下，群情沸腾的同胞们已经准备了 热烈的庆祝仪式。中国人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人物二：生产自救的时代偶像——邢燕子
邢燕子,好榜样；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园中育幼幼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天荒地冻,抢种垦荒；要使石头长出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切工作服从党,北大洼 变成金银窝；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1960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画报》等媒体纷纷发表长篇通讯、专栏，热闹地宣传天津青年农民邢燕子的事迹。
邢燕子，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于天津市宝坻县。短发齐耳、皮肤黝黑，一身绛红色朴素外套，乍看就像一名健硕而淳朴的普通农妇，只有那明朗的笑容，蕴含着特别的淡定和从容。
她的特别之处在于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在城市化初始，农民纷纷往城市迁徙的五十年代，邢燕子的决定多少让人吃惊。是她没能力 留在城市吗？不是的，邢燕子的伯伯和父亲都在城市，父亲还是天津市一家工人的负责人。那么，邢燕子这么做是为了追求“下乡”的时髦吗？也不是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要在8年后 才提出。其实，邢燕子下乡的目的很简单，她要陪伴独自住在乡下的爷爷。老人家没人照顾不行。
邢燕子回到老家后，乡亲们对这个小姑娘能不能在乡下呆下去都不看好。许多村民私下议论她是一时新鲜，过段时间总要回城的。的确，邢燕子刚到乡下那会儿，不会劳动，闹了不少笑话。 村里分配她在厨房烧稀饭，她看着稀饭溢了出来，急得乱叫：“快来人！粥跑了！”旁边有个老大爷就逗她说：“你快跪下来给粥磕头，磕了就不跑了。”
要强的邢燕子咬牙坚持了下来，发愤要改变家乡的穷貌。50年代末，大跃进造成村里劳力紧缺，男劳力只剩下8个。年轻邢燕子就被摆在了劳动的一线。有心的她琢磨男劳力不够怎么办，为什 么不动员村里的女劳力呢？于是，她开始组织村里的妇女到田间地头劳动，劝大家别闲着，上田干活挣公分。从一开始的五六个人到最多时候的十五六人，邢燕子成功动员了村里的女劳力， 组成了一个妇女生产队。这支队伍在短短时间里开垦荒地560亩，还要治鱼、打苇帘、编草帽辫，为村里创造了数千元产值——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生产队的姐妹们都很辛苦，冬天治鱼的时 候忙得都没时间吃饭，只能揣一块干粮或者饽饽暖着，劳动时饿了就拿出来啃一口。邢燕子更辛苦，除了一线劳动还要忙组织工作，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她们没有喊苦喊累，没有节假日 ，一个月能挣十几块钱。
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生活的艰难实实在在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克服困难，其中就包括动员新进城的工人返回乡村。同时，国家很重视精神措施，需要提 炼出典型人物来振奋群众的精神。邢燕子就在此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典型。她的事迹，完全符合1960年精神和物质齐动手，全力克服困难的需要。
当年有多少少男少女都想成为“邢燕子”，我们不得而知了。邢燕子定期去邮局取信，一取就是好几个麻袋，全都是仰慕她表示要向她学习的信件。邢燕子实在回不过来，就在报纸杂志上回 公开信。她短发、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形象，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美丽标准。后人会发现五六七十年代图像上的农民女青年形象，几乎都有邢燕子的影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邢燕子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尤其是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邢燕子个人的命运也在随着国家命运的起伏而跌宕浮沉。如今，年近古稀的邢燕子在家安享晚年。
年度人物
1960年的中国遭遇了重大困难。夏天，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废止了两国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对华物质和技术援助。之前的政策偏差造成的粮食危机在60年开始达到顶峰，全国粮食供应 紧张，缺口越来越大。中国人开始饿肚子了。
许多基层干部最盼望的事就是到上级机关开会。因为开会就要管他们吃住，能让干部们暂时远离饥饿。为了照顾特殊行业和一线工人，政府在粮食供应方面特意向他们倾斜。即便如此，饥饿 还是让北京市出现的第一批女交警“集体下岗”了。1958年11月北京出现第一批女交警。1960年北京市公安局对全体干部民警进行体检，发现154名女交警多数存在职业疾病，体力不支。10月 ，北京女交警全部从一线岗位上被撤下来。
这场灾害还在延续，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积极向上的、与克服困难有关的典型。邢燕子应运而生，成了1960年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专门写了《邢燕子歌》，很快传唱大江南北，老少皆知。歌中描绘的“园中育幼幼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的场面令身陷困难中的人们向往；而“天荒地冻，抢种垦荒。要使石头长出 粮”的奋斗，则直接点明了克服困难的方法。因为这首歌传唱之光影响之深，邢燕子不再用刑秀英的本名，干脆改名邢燕子；妇女生产队也正式定名为“邢燕子突击队”，开启了以后难以计 数的类似队伍的序幕。
大史记
如果说邢燕子是1960年的精神象征，那么中国人印象最深的物质象征可能就是“代食品”了。
为了渡过灾荒，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节粮开源的措施，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供应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所谓的“代食品”，指的是哪些不像粮食 、瓜菜那样需要土地，人类能吃能解饥的东西。主要包括下面四类：第一类是农作物类代食品，包括大家平常不会吃的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包括玉米皮、玉米芯 、稻谷壳和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是野生植物，比如榆树叶、树皮、蘑芋、芭蕉芋、橡子、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石蒜、土茯苓、鸭跖草等；第三类是浮游植物，比如 小球藻、红萍等藻类。藻类因为完全不需要土地、培养容易、生长快而大受青睐；第四类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比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营养价值较 高，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政府大力提倡发展代食品，宣传、指导工作一应俱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生产，花样繁多。
人们对依靠代食品缓解饥饿曾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代食品的营养价值普遍很低，甚至完全没有营养，而影响人们的消化。部分代食品味同嚼蜡，难以下咽。所以代食品的推广并没有真正 消灭饥饿，只能部分缓解人们的饥饿感。它最大的功效是为中国人提供了战胜饥饿的又一精神武器。
1960年前后的饥饿感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采购员、售货员、厨师甚至是库房保管员成了“金饭碗”，低位崇高，高得金光闪闪。此种地位社会直到90年代中国商品供过于求时才得以改 变。同时，中国人见面时有了新的口头禅：“您吃了吗？”吃，仿佛成了中国人日常头等大事。笔者老家的一些老人至今对三年困难时期印象深刻，保持在家里屯积粮食的习惯，即使粮食发 霉长毛了也舍不得扔，一层累一层地继续屯积。他们防备的，就是新的困难时期的到来。毕竟，1960年的饥饿感已经深深烙在了他们的脑海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