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钢铁战士——麦贤得
在坚守岗位的3个小时时间里，麦贤得身负重伤，头部和胸部中弹、脑浆外流，鲜血流满脑袋。他只能靠听觉和触觉维护机器，最后趴倒在岗位上昏迷不醒。
今天，“钢铁战士”成了一个广泛使用的赞美之词，但在60年代，它特指一名战斗英雄：麦贤得。当年的新闻报道是这么记载麦贤得的英雄事迹的——
1965年8月6日凌晨，台湾“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东山岛附近的渔场，我护卫艇、鱼雷艇奋起迎敌，是为“八六”海战。
战斗中，611艇后左主机意外停车，轮机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帮助启动机器。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在接受简单的包扎后，麦贤得又站到了自己的岗位 上，一刻不停地检查机器。
额上的鲜血和流出的脑浆粘住眼角和睫毛，影响了麦贤得的视线，但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他穿来绕去，摸索着检查一 根根管路、一个个阀门、一颗颗螺丝钉，由于失血过多，麦贤得的动作逐渐有些迟钝，但他的战斗意志却更加坚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路里，检查出一个 只有手指头大的被震松了的螺丝，并顽强地用扳手把螺丝拧紧，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
麦贤得是去年（1964年）新参军的广东青年，文化底子薄，海战时刚满20岁。他之所以练就黑暗中的检修本领、坚持战斗，全靠平日里刻苦钻研。为了记住术语、数据，弄清楚机械原理，麦 贤得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训练之余抓紧一切时间拼命学习。无照明条件下的训练是对老战士的要求，对新战士不做要求。但麦贤得坚决要求参加训练，跟着老战士们学习，终于练就了娴 熟的本领没，保障了战斗的胜利。在坚守岗位的3个小时时间里，麦贤得身负重伤，头部和胸部中弹、脑浆外流，鲜血流满脑袋。他只能靠听觉和触觉维护机器，最后趴倒在岗位上昏迷不醒。
战斗胜利了，麦贤得则刚刚开始与死神的战斗。国家组织了全国最精干的医护力量全力抢救麦贤得，还专辟了由汕头到广州的空中救护通道。经过多方抢救，并植入两块有机玻璃片代替部分 头盖骨，麦贤得终于转危为安。手术过后一段时间，麦贤得不断地流鼻涕。一化验才知原来是脑浆还在外流，麦贤得不得不再次被推进紧急室。最后，麦贤得勇敢地战胜了死神，坚强地站立 了起来，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钢铁战士”麦贤得成了一代中国人心中的英雄。
出院后，麦贤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四次脑手术夺走了他很大部分的记忆，给他的语言表达带来了障碍。麦贤得说话比较困难，加上重伤带来的癫痫和右半边身子瘫痪，让他每天不 得不服用大量药品。就是这样，麦贤得克服重重困难，边治疗边工作，直到2007年才从海军某基地退休。
退休后的麦贤得在家里静养，喜欢书法绘画，过着美满的晚年生活。
人物二：赤脚医生——王桂珍
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人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 生”的名号叫响了，作为一项医疗政策在全国推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
1965年12月，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人来到卫生院接受培训。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只有一幢租来的民房，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只能用煮沸来消毒。这么薄弱的医疗实力竟要承担江镇公社28000多人的医疗保障工作。公社的好多人 得了胆道蛔虫症，感染胆囊发展为胆囊炎，患胆石症的病人也相当多，公社卫生院救治不过来。客观形势要求在农村配置更多的医生，增加医疗设施。
21岁的王桂珍贫下中农出身，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被村民推举，走进了卫生院的大门。参加培训的28人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学习很认真，也愿意吃苦。规定晚上9点熄灯，王桂珍就 拿个小手电筒在被子里学习到12点。考虑到学员文化基础差且培训时间只有几个月，卫生院的老师们讲得也比较通俗，从医学基础讲起，自编讲义，油印出来给学员们使用。1966年3月，王桂 珍等28人结业了。他们返回各自的生产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给人看病。
起初，村民们不太相信只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这些“赤脚医生”。毕竟，看病治人是大事，马虎不得。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她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扎针的时候先 在自己身上试验，又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在实践中学会了近一百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方法和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重病。村民们看到这 些身边的“赤脚医生”治病不差，方便不说，价格极其低廉，于是都很愿意找他们看病。赤脚医生们在本乡本土打开了局面。
1968年9月，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人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赤脚医生”的名号叫响了，作为一项医疗政策在全国推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
王桂珍的命运也被改变了，1973年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担任川沙县卫生局党委负责人、1975年担任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1976年成为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级）。在担任 卫生部的领导职务期间，王桂珍身份还是一个“赤脚医生”，靠拿工分生活，大队一年给她记2000个工分，每个工分7分钱，她一年收入140块钱。
十年浩劫结束后，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职务，回到江镇老家务农。她先后在企业当过厂医、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办过印刷厂。
年度人物
王桂珍代表1965年，不仅因为她代表了中国百万计的农村村级卫生员，更因为“赤脚医生”的出现暗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
王桂珍之后，赤脚医生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最多时人数超过500万。他们手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走村串户场面成了农村几代人难以忘记的场面。
赤脚医生的出现是对之前中国卫生工作的重建。建国后，中国卫生资源过分集中在城市，服务面窄，广大农村依然缺医少药，农民得不到直接便捷的服务。而且医疗成本过高，让农民难以承 受，常常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因此，卫生部的工作在1965年遭到了严厉批评，被要求面向农村，面向大众。
而赤脚医生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村级卫生员没有脱产，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因为就在农民身边而为农民乐于接受。其次，赤脚医生的供养和治疗成本很低。因为赤脚医生不脱 产，所以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加上他们就地取材，一些生产队还建有土药房，所以医药成本也很低。以江镇民利大队为例，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200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54元，扣除 上交的医疗收入92元，大队实际补贴61元，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才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第三，除了极大增加农村医疗资源配置外，村级卫生员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清理垃圾 ，消毒饮水，消灭蚊蝇，有效地降低了传染病的流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1965年开始推广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原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镇”的情形得到转变。
赤脚医生的胜利是依靠农民大众的力量取得的胜利。将原本少数人掌握的东西打破了，让大众去重建，往往能产生令人惊叹的效果——前提是有力的领导和有序的组织。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在发展中存在极端化倾向。对它的肯定，伴随着对原先医疗制度的彻底否定。科班出身的正规医院医生被认为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能力不如赤脚医生，更严重的是 “思想”落后。而新兴的赤脚医生群体，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主要经过公社卫生院的简单集训，就被推向广阔的农村，让他们在实践中自己进步。同时，大批医疗专业人员下放至农村普及农 村医疗的行列。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制度被否决了，一些医务人员受到了冲击。
原本的医疗制度的确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是否需要被推倒？
如果建国以来的卫生系统存在必须推倒重来的问题，那么其他行业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是否也要被打倒在地？这都是我们站在1965年的历史截点上需要深思的问题。
大史记
1966年，七八百名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职员，带着机器来到了四川绵竹。他们走到当地的汉旺镇，发现此处群山环抱，地形隐蔽，周边人口较少，就停了下来，建起了东方汽轮机厂。四川的气 候在这群北方人看来比较怪，经常下雨，有时候连续几个月阴雨绵绵，难见晴天。许多人水土不服，经常闹肚子。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来完成援建“三线”的光荣任务的。
“三线建设”在1965年全面展开。大的三线范围包括四川（含重庆）、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13个省及自治区。其中，重庆、贵州的 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接收的企业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其中，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主要接收核工业与飞机工业，重庆主要接收解放军装备中除核武器外几乎所有的武器 制造生产，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则主要接受飞机工业。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这四个城市就是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三线企业出于战备的需要，一般建得远离城市，比较分布。有的企业被分散在几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而处于“战争前线”的一 二线企业则“停、缩、搬、分、帮”，停止扩大生产，从技术力量、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帮助建设。大批一二线企业职工喊着“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来到中部和西南地 区，形成了移民潮。攀枝花、十堰、西昌等城市出现了，中国二汽、葛洲坝水利工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刘家峡水电站、成昆铁路等工程上马了……整个国家经济开始向重工业转向。如今 ，多数当年的三线企业转产、荒废或者关闭。当年的援建大军在当地安家落户，进入了晚年。
当年3月1日，中国民航第一飞行大队资深机长孙全贵和毕春芳驾驶伊尔18型螺旋桨飞机平稳降落在当雄机场，实现了成都——拉萨航线的首航。成都—拉萨航线正式通航；
5月1日，学者到云南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山丘寻找化石。下午5时左右，人们在褐色粘土层中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元谋人，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可知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在这一天被发现了。 据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
7月1日的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秘密举行。因为地铁是战备工程，开工典礼出于保密考虑只邀请了少数媒体参加，并不许消息登报，只作为内 参保留。然而，北京市民都知道地铁开工的消息。因为早在50年代地铁建设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中途，苏联援建理论退出，国际上一度宣扬“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 铁”。现在，中国人用实际行动回击了这种说法。因为工程采取明挖，热心市民们时刻留意工程进度。1969年10月1日，第一辆地铁从古城站呼啸驶出，前往复兴门站。中国有了第一条地铁。 许多北京市民拿着单位证明，进入地铁反复乘坐，就为了两个字：新鲜。
长江边各城市的市民也兴起了一项新鲜的健身运动：横渡长江。因为国家领导人的表率作用，1965年跳入长江畅游是一项既时髦又“正确”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