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给毛主席戴袖章——宋彬彬
8月20日的《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人民日报》在21日全文转载。普通群众这才知道两天前给毛主席佩戴红袖章的女孩子的名字。奇怪的是， 尽管文章署名“宋要武”，人们却牢牢记住了“宋彬彬”这个名字。
1966年8月19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再显要位置刊发了一位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子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文静，一身学生相。
这个女孩子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
这张照片拍摄于一天前，也就是8月18日。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热焰冲天的红卫兵大军。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当时师大女附中也派出了一只红卫兵队伍。原先确定的 带队学生干部临时不想去了，就拉高三学生宋彬彬顶替自己带队去天安门城楼。
那天，领导人又临时决定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于是，宋彬彬和几个同学就上去了。
热血高涨的红卫兵小将们上了天安门城楼以后，局势就不是楼上的工作人员们可以控制的了。他们到处走动，有些红卫兵还主动给在城楼上的各位中央首长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观看当时的电 影纪录片，我们知道当时城楼上场面十分混乱，年轻的红卫兵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伟大领袖毛主席，激动不已。大家发现毛主席没有佩戴红卫兵的袖章，就有人想给领袖戴上。但是能不能给 毛主席佩戴袖章呢？大家没有把握，在得到保卫人员的允许后，才欢呼雀跃起来。
这时候，师大女附中的红袖章显示出了优势。因为女附中的袖章上有从毛主席的不同书写中拼凑组成的“红卫兵”三个大字。这是该校的一个学生找全的，一些同学用黑笔在红布上描这三个 字，制造了一批红袖章。于是，其他学校都同意由师大女附中给毛主席佩戴上本校的红袖章。人群中有人把带队的宋彬彬往前一推，说：“你去！”宋彬彬就上去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毛主席问宋彬彬：“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
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呀？”
宋彬彬回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
毛主席说：“不好，要武嘛。”
这是一件带有一连串偶然性的历史事件。
回去的路上，有一个叔叔问宋彬彬，刚才毛主席和你都说了些什么？宋彬彬如实相告。于是8月20日的《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人民日报》在 21日全文转载。普通群众这才知道两天前给毛主席佩戴红袖章的女孩子的名字。奇怪的是，尽管文章署名“宋要武”，人们却牢牢记住了“宋彬彬”这个名字。“宋彬彬”家喻户晓，成为了 红卫兵的代名词。之后，宋彬彬无法抗拒地将名字改为了“宋要武”，女附中的校名也改为“红色要武学校”。红卫兵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发生在这一瞬间的“历史的偶然”给宋彬彬的后半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许多遭受迫害的人将红卫兵运动的罪行追究到宋彬彬的头上，更多的人对宋彬彬的品行产生了 质疑。社会上盛传“宋彬彬今天又打死了多少人”，“宋彬彬如何如何折磨他人”。宋彬彬不堪其扰，改名宋岩，还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成了草原的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宋彬彬成为 了福州大学第一批工农兵学员，80年代后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宋彬彬长期在美国工作，现已退休，回北京定居。1947年出生的她已经步入了暮年，名字也改回了“宋彬彬”。
人物二：地主恶霸的典型——刘文彩
随着时光的推移，有关刘文彩的一些真实记忆逐渐得到恢复，特定时代强加在刘文彩身上的“罪行”也被证明是虚假的。当地的老乡们也相继回忆刘文彩生前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 困。
1966年，一个已经死去17年的反面人物刘文彩变得家喻户晓。
刘文彩和《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一起，并列为新中国四大“地主恶霸”典型人物之一。
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其人生于1887年，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父亲留给他30多亩土地、一个烧酒作坊和一座有10来间房子的小四合院。刘文彩早年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他的发迹全 沾了家族的光。刘文彩堂侄刘湘、弟弟刘文辉都是民国时期四川闻名的大军阀，占据四川、西康等地多年。刘文彩在1922年进入政界，为弟弟刘文辉筹措军饷。他充当的大多是后勤保障的职 务，主管盐务、赋税等等，一度担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统管四川81个县的税收。在他掌权期间，滥派苛捐杂税达150余种，其中田赋一项到1932年时已预征到了1962年。此外，刘文彩还经营 鸦片吗啡、食盐、开办造币厂，以次充好、巧取豪夺、垄断经营，聚敛了巨额财富。弟弟刘文辉失势后，刘文彩回乡经商，建造了豪华宅第，在1949年9月病逝。
解放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死去的刘文彩和他的豪宅被“揪”了出来，成了人们忆苦思甜的绝好攻击对象。1959年11月，刘文彩的宅第以“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名义对外开馆，接待各地 游客。陈列馆分三部分，分别是刘文彩的奢华生活、刘文彩和军阀特务恶霸及反动会道门人物的勾结、刘文彩压迫折磨贫苦百姓的刑具刑法实物。尤其是第三部分内容，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 愤慨。那一件件血迹斑斑的刑具，那一个个血手印，那地下灌满水关押交不起租的贫民的水牢（据说刘文彩为了保密，把建造水牢的工人全都杀了），无不昭示着刘文彩是一个恶魔，他的庄 园就是人间地狱。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们根据刘文彩陈列馆的展览，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收租院》，大小泥塑共114个，引起广泛关注，部分复制泥塑还被 送到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甚至飘洋过海。期间，刘文彩被掘墓抛尸。
1966年，全国对刘文彩的批判达到顶峰。揭露他罪行的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收租院》在北京电视台播映，之后连续在全国城乡发行放映达8年之久。人人都知道刘文彩是个种鸦 片、卖毒品、走私军火、滥设关卡，对穷苦百姓敲骨吸髓的大恶霸。“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四方土地都姓刘，千家万户血泪仇！”对刘文 彩的声讨激起了无数人的愤概，刘文彩的形象变成了万恶旧社会和恶霸的典型形象。
1966年和之后的几十年，刘文彩可能是中国最讨人恨的人物之一。
随着时光的推移，有关刘文彩的一些真实记忆逐渐得到恢复，特定时代强加在刘文彩身上的“罪行”也被证明是虚假的。比如刘文彩最遭人恨的“水牢”经调查，没有依据。唯一的人证冷月 英面对记者的追问拒绝回答，情急之下说：“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陈列馆中的“水牢”被证明是刘家当年为了保证鸦片湿润而造的储藏室。而 “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当地的老乡们也相继回忆刘文彩生前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刘文彩晚年还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 彩中学。当年，为了树立“反面典型”，许多罪状被人为地加在了刘文彩头上。
真实的刘文彩应该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奸商和恶霸，的确是个大坏蛋。但在老家，刘文彩有过济困扶危、慷慨办学的行为。他确实该受到批判，却不应该为没有做过的“罪行”承担责任。 同样，和当年的刘文彩一样面目狰狞周扒皮（辽宁瓦房店市的周春富）也被披露是一个话不多只知道干活攒钱买地、为人不坏的东北土财主。当年为了“完成”批判地主恶霸的任务，周春富 被塑造成了“半夜鸡叫”的反面主角。
如何重新认识特定年代的特殊人物，是摆在现在人眼前的智慧和道德挑战。
年度人物
1966年，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浩劫爆发了。
在这场浩劫中，最先登场的是那些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红卫兵们。所谓红卫兵，是指在十年浩劫中由大中学生自发建立的组织，即“毛主 席的红色卫兵”。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一幕标志着红卫兵运动大规模展开。年轻人在坏人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 字画，破坏名胜古迹，进而在全国到处“串联”，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多年后，当年的红卫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无知的他们有激情却没有理性思 考，充当了坏人们斗争的工具。他们纷纷为当年犯下的过错甚至罪行流泪忏悔。当然，红卫兵并非十恶不赦。他们是本性纯真善良的，有过保护教师的举动，发出过“不许打人”的呐喊，也 保护过心目中的“好人”。他们本身是值得同情的一代人。
无辜的宋彬彬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被推为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对她、对整个时代都是一场悲剧。
大史记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之后从3月8日至29日在21天的时间里，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地震达到7.2级。这一地 震群统称为邢台地震。全国各地展开了抗震救灾工作。
7月，《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发布，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正常的高考录取工作并取消了。
从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为了配合特定年代思想斗争的需要，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政治和社会科学著作。因为这些书是“供批判用”、“供内部参考”，所以装帧设计简单，一 律以灰色、白色、浅蓝色或浅黄色做封皮，还印上 “内部发行”等标记，被人们称为“灰皮书”、“白皮书”、“蓝皮书”、“黄皮书”。这些书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其实翻译者集结了当 时国内的名家名手，翻译质量一流。因为这些内部书籍不公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都设有“内部书”门市部，只向那些持特定证明的读者出售，让他们拿回家“批判”着阅读。
1966年是激情的一年，百万青少年唱响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气势恢宏、感染力强的歌曲原本是为了激烈中国人战胜困难时期而创作的，却在动荡岁月中成为百万青少年的“战歌”， 伴随着疯狂的行为。这大大超乎了作者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