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脸谱: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
12902900000028

第28章 1969年:自娱自乐

人物一:炉前工的文学解构——张宝瑞

“手抄本”文学是十年浩劫期间特殊的文学形式,通过民间的抄本秘密流行。在300多部手抄本作品中,张宝瑞就有20多部,无疑是手抄本作家的代表人物。

1969年3月,张宝瑞被分到北京东南的铁合金厂工作。虽然免于上山下乡,特殊年代的教育还是让张宝瑞在报到当天就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他被分到三车间的304号炉做炉前 工。当时,张宝瑞17岁。

第一天,张宝瑞就上夜班。熊熊的炉火和沸腾的铁水,烧得车间里温度特别高,张宝瑞即使在冬天也汗流浃背。炉前工是三班倒,张宝瑞因为有点文化,很快就提升为生产班长。炉前工特别 耗费体力,而且马虎不得,可值夜班的时候人容易犯困,容易累,怎么办?为了上夜班时让大家不犯困,张宝瑞想到了一个办法:讲故事。

这故事,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事迹,更不能讲成材料汇报。张宝瑞硬是编出了许多恐怖故事出来。年纪轻轻的他哪来那么多故事呢?张宝瑞就地取材,从生活的胡同大院和耳闻目睹的事情中挖 掘素材。张宝瑞从小居住在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大院很大,夜晚黑乎乎的,而且解放前死过一对日本夫妇,是座凶宅。解放后,院子里出过三个疯子。十号大院、喜鹊胡同里的许多建筑 和居住其中的各色人等,让张宝瑞萌生了很多想象。张宝瑞家住的是二进院的东厢房,而公用厕所在三进院后面,每次上厕所都要穿过悠长的回廊。13岁时的一个晚上,张宝瑞想上厕所,找 不到人陪,只好硬着头皮拿了一个手电筒,一个人上厕所。途中才发现手电筒里没电池。张宝瑞硬着头皮走进去。正蹲坑时,忽然听到隔壁女厕所那边有动静,传来呼呼的喘气声。心悸的张 宝瑞出现了幻觉:感觉到一块砖落了下来,伸过来一只黑手,手背上刻着一朵金色的梅花。这些镜头后来都被张宝瑞编入了自己的小说。

结果,工人们都特别喜欢听张宝瑞的鬼故事。干完活,呼啦啦全涌过来听他讲故事。“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 ,我们都成了‘雪人’。”张宝瑞回忆说。到该干活的时候,他就结一个扣子,让大家“且听下回分解”。就这样,张宝瑞在铁合金厂讲了十年故事。这些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 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火葬场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金三角之谜》等等。故事虽然恐怖,但主要情节还是国家安全人员制止国民党特务破坏的“正面内容”。后来,张宝瑞 把这些现编现讲的故事写了下来,形成了一本本小册子。考虑到这些作品的“格调”问题,和当时的混乱背景,这些小册子不仅没有机会公开出版,而且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下写作、保存的 。

张宝瑞并非当时唯一一个偷偷摸摸写作的人。长沙青年张扬在湖南汨罗县智峰公社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写作《归来》。深度近视的张扬偷偷在夜间,借着门外映进来的雪光写作。1970年 《归来》的手抄本秘密流传开来,读者在流传中将其改名为《第二次握手》。也就是在1970年,张宝瑞写的《一只绣花鞋》也秘密流传开去。哥哥到内蒙古插队,抄走了一份带到草原上;表 哥到新疆当兵,又抄走一份;同学到山西、陕西插队,黄土高原也有了《一只绣花鞋》。

这些作品没有作者署名、一般被抄在形形色色的塑料笔记本上,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形式——手抄本。手抄本内容基本是反特、爱情和性三个方面,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张 扬的《第二次握手》和另一本《少女之心》分别代表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广泛流传过程中,读者也参与了创作,许多手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被窜改和再创造。各地都有年轻人冒着政治风 险,秘密抄袭、借阅和讲述手抄本里的故事——那是有别于样板戏的故事。

1978年,张宝瑞考入了人民大学新闻系,如今在某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

人物二:最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接受过传统的贵族教育,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遵循个性志趣开展独立研究。作为中国最后一批旧式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治学和 人生追求集中于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69年10月,史学大师陈寅恪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

陈寅恪是中国最后一批旧式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文人。陈寅恪出身名门,从小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教育。他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后娶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为妻。陈寅恪从小在南京家塾 就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很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文史哲图书,长大后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各大名校。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会了阅读梵文、巴利、波斯、突厥、西夏 、英、法、德8种语文,学会了西方的治学方法。优越的家族背景、深厚的学术基础、中西合璧的治学方法,让陈寅恪在学术界扎下了根,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就 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9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铭文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自己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父亲绝食而死,他的右眼又失明了。国难当头,陈寅恪不做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复明的希望,毅然随着清华大学南迁。离开北京前,陈寅恪把藏书寄往长沙,结果 藏书悉数毁于长沙战火。而他随身携带的书籍又在去昆明的路上被盗。陈寅恪之后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依靠记忆进行的,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 政治史述论稿》,为隋唐史研究打开了窗口。在写作这两部著作时,陈寅恪暂居在四川李庄。校长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安排邓广铭住在他楼下,让邓广铭多注意楼上陈寅恪的情况。邓广铭 发现楼上有声响就上去,往往发现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随即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1944年12月,陈寅恪又完成了隋唐史著作《元白诗笺证稿》。 就在完成的那天,他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陈寅恪在成都做了眼科手术,没有成功,二战结束后在英国治疗眼疾,也没有成功。因此,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多年都生活在黑暗中, 他的双眼可以说是为学术而瞎的。

解放前夕,陈寅恪拒绝了国民党去台湾的邀请,也回绝了香港的邀聘,留在大陆的岭南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陈寅恪移教于中山大学,直到去世。陈寅恪在古稀前后,还靠口述和记忆完成 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当陈寅恪专心学术时,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陈寅恪提出了“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观点,委婉拒绝了中科 院的邀请。1958年后,陈寅恪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69年,陈寅恪在寂寞和悲凉中走完了传统文人的一生。他带走的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旧式大师的风采。他接受过传统的贵族教育,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 遵循个性志趣开展独立研究。

年度人物

张宝瑞回顾“手抄本”,认为:“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 该是生生不息的。我觉得,这就是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

十年浩劫期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常常伴随着文艺演出、样板戏和革命教育,但人们真实的精神生活却很匮乏。对于样板戏和少数出版物,人们谈不上有多少真实的感觉。它们不是形式和 内容过于整齐划一,就是脱离了人们的真实心理和兴趣所在。手抄本的出现,恰好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白。张宝瑞是为了工人们不打瞌睡才编造故事,因此他编出来的故事必须要抓人,不仅 要让听众不瞌睡,还要继续吸引听众回到自己身边。和他的故事一样,当时的手抄本内容都贴近人们心理,来源于日常,和大众的欣赏口味、兴趣相吻合。这也是手抄本为什么流传广泛,给 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手抄本给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秘密性。十年浩劫不允许“异己”思想和文艺形式的存在,尤其是部分手抄本的内容涉及到对当时混乱的间接批判,因此手抄本在它的鼎盛时期遭到 了批判。写作《第二次握手》的张扬甚至遭到逮捕,直到浩劫结束后才被释放。张宝瑞也赶紧烧毁了多数作品,只保留部分自己舍不得烧的作品。他说,如果保全下来,他创作的手抄本小说 在50部左右。禁止和反禁止行动本身,对带有逆反心理的青年、对不满现实的读者,就带有吸引力。

这就是手抄本的魅力,首先它是真实的,其次它是勇敢的。

十年浩劫期间的中国文化是上下分裂的,单调严肃的官方文艺与真实生活中的群众需要脱离了。社会纷繁复杂,环境险恶变换,都难以阻止人们自娱自乐。正是乐观豁达,让人们走过了浩劫 的十年时光。

大史记

1969年是一个喜欢“上纲上线”的年份,宁可过高估计形势的严重性,也不放过任何潜在的危险。比如有人讨论“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有人提出“要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载于 《红旗》杂志1969年第九期)。

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国家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引发了一系列不必要的措施。本年度,中国爆发了几次边界冲突事件,边防形势紧张。我国就此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 张战备和疏散。战备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之前比较猖獗的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行为,还疏散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许多城市居民被疏散到郊区、三线城市或者外省乡镇。留在 城里的人们普遍参加了挖防空洞、防空壕的活动。

在台湾,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由皇冠出版社出版。皇冠出版社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开启了台湾和香港两地的“张爱玲热”。客观的说,张爱玲描写 的上海景象和闺房生活,离台湾香港读者很远,她的主要作品也是在40年代写成的,之后创业就走上了下坡路。但读者们依然像对待“出土文物”一样,珍视张爱玲,热议张爱玲。“国民党 威权时期,共产党的书他们不能看,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不能看,只有张爱玲的书可以看。而且张爱玲确实也不错,所以他们当然接受张爱玲了。”80年代,这股风潮刮到了内地。张爱玲 迎来了迟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