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亚运第一金——苏之渤
第一届亚运会是1951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当时中国只是应邀参观了大会。之后，台湾当局窃据了中国亚运会的资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断绝了与亚运会的联系。1973年11月台湾的会员国 资格被取消，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所以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在没有中国队参加的日子里，日本队的金牌总数独占鳌头，1974年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很重要。
苏之渤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6岁入选国家队，成绩一直不错。十年浩劫时被分配到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当工人。在中国重返亚运会的同年，被重新招回国家射击队集训，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备 战。在归队之前，他用铁棍给自己焊了支假枪，晚上没事就举一会儿。回到射击队后训练的条件也很艰苦。训练时使用的还是浩劫之前北京射击厂制造的手枪，手枪精度较差，而且枪膛磨损 严重。训练刚开始的时候，苏之渤的成绩不太理想，后来校正了手枪，情况才好些。
首次参加亚运会，代表团对射击队并没有提什么明确的任务，可是苏之渤还是很紧张。比赛前一夜心理压力很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动作，没怎么睡觉。
1974年9月2日上午9时，第七届亚运会手枪慢射比赛在德黑兰阿里亚梅尔体育中心射击场举行。苏之渤参加的是男子小口径手枪慢射比赛，此次比赛将决出这届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中东地区气温高又干燥，出的汗多，干得也快，很容易口渴。苏之渤提前5分钟就打完了全部子弹，成绩为552环。这时，场上只剩劲旅日本选手大畑政修没有打完，冠亚军就在两人之间产生 ，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结果，大畑政修发挥欠佳，总成绩为550环。苏之渤总分第一名，获得了此次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也为中国队摘得亚运史上首枚金牌。在随后的比赛中，苏之渤又获 得了两金一铜。
“拿到了金牌心里很激动，当时围上来很多记者，也就是问问心情感想什么的。”苏之渤说，“那会儿的人真是很单纯。那届亚运会我拿了三金一铜，回国后给我发了张奖状，当时的河南省 委书记还号召向我学习。”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队共获得33枚金牌、46枚银牌和27枚铜牌，列奖牌榜第三位。1978年的亚运会时，中国的金牌总数升至第二位。1982年第九届亚洲运动会时，中国的金牌总数跃居第 一位。
人物二：当代毕升——王选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古代世界的重要发明，被誉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世界信息大爆炸，互联网已经出现了，而中国的出版业还在使用宋朝以来的古老技术。 1974年，王选为改变中国的印刷业困境，发起了挑战。
近代以来，中国的印刷能力很弱。其中的排版工作是重体力活，铅字盘又沉又脏，排版人员一个字一个字的用手拣，指甲里的油墨洗都洗不干净。要是校对时发现错误就更麻烦，又得一个字 一个字的移一遍。这种方法费力不说主要是速度慢，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的报纸不仅版面有限制，一般是四版，而且只能黑白印刷。就是这样，排一个版也需要两个小时时间，还是 几位排版工一起干。20世纪70年代，我国出版印刷能力很差，一般图书从发稿到出书要在出版社压上一年左右，学术期刊的稿子排队要排到两三年之后。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照排系统排一版只需要20分钟，出版速度大大提升，报纸可以做到及时报道当天的新闻，也可以扩展版面，更不要说时效性没那么强的图书了 。成功发明中国的汉字激光排照系统的人叫王选。
王选籍贯江苏无锡，在上海长大。1954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后来留校任教。1956年王选大学三年级选择专业，当时数学系分为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数学是公认的首选，而王选看 中了新兴的计算数学。1958年，21岁的王选参与研制北大自行设计的红旗计算机。
王选与汉字照排的结缘始于1974年。这一年八月，国家设立了748工程。它是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提出的，要求将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作为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这和王选的想法不谋而合。
王选熟悉计算机、也懂些印刷，一直关注国内外技术动态和趋势，当年就以“数字存储、信息压缩和小键盘输入”的总体方案提出申请。可是当年王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助教，而且还属于 “黑五类”，以他为主的北京大学项目组的方案并没有通过。但是王选不放弃，经过一年的努力，他拿出了更多的成果。第二年，他的项目被列为北京市两个“748”项目之一。
经费虽然有了保障，可是研究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汉字的压缩难题连当时技术领先的西方科学家也视为畏途。但是王选看到了别人也许还看不到的希望，他耐于寂寞，潜心研究，反复试验， 朝他心中的光明走去。这一低头就是十个寒暑。一个“自不量力”的助教在1985年成功研制出了可以进入市场的Ⅲ型机，这是我国第一个实用科技排版系统。利用这套系统，《经济日报》印 刷出了第一张采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卖掉了铅字，全部废除了铅排作业。1992年，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 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得我国在1987年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升奖，被誉为“当 代毕升”。
人物三：思想者——顾准
六七十年代，顾准在艰难困顿中保持着独立的思考。虽然屡经打击，但顾准的思想自由地驰骋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解剖着社会的种种问题，设计着美好的未来。现在看来，死于1974年的 顾准的许多超前思想，都是正确的。
顾准早年是旧上海的一个会计。他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后来进入立信会计事务所工作，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会计长期被社会认为是机械性劳动，可就是这看似枯燥 单调的职业让顾准对经济、对社会有了直观深入的了解，开始了最初的思考。在政治上，顾准倾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顾准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后调京任职。
顾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正直性格和独立精神。对苏联专家和所谓的权威，顾准不迷信，对苏联专家和上级的错误敢于说不，对强迫他打击迫害他人的要求勇敢拒绝。难能可贵的是，顾准在 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中国公开提出“市场经济”。他看到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缺点，认为要借鉴市场经济的优点，结果他被错误划为了“右派”。 之后，顾准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遭受迫害期间，顾准不改其志，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思考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逐渐从经济扩展到政治。顾准分秒必争地阅读、笔记、思考，然后夜以继日地写作，写出了《希腊城邦 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专著。在万马齐喑、万籁俱寂的浩劫年代，顾准却在思考同时代的中国人不敢提甚至想不到的问题，并尝试作出了自己的解答。顾准思考和写作的条件 是极端恶劣的。他真正能安心写作的时间很少，常常是拖着病体，废寝忘食，每天只吃几个冷馒头充饥。
1974年12月3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夜，顾准因肺癌逝世于北京，享年59岁。
最近十年，顾准得到后人的“挖掘”，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抛去那些人为的附着物，单单顾准在十年浩劫的黑暗中能够无私忘记的坚持独立思考，这一点就值得后人缅怀。
年度人物
思考，是一个民族永葆青春、不断前进的动力。而思想者，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资源。顾准就是新中国60年来最珍贵的精英人物之一。
我们如今看到最多的是顾准的书信。他大量的信件写于逝世前的1973年和1974年两年。当时能够和他通信的只有少数家人。顾准在家信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经济民生，也包括政治问题。 他的问题从经济而来，逐步超脱了是否要建立市场经济的思考，而前延到市场经济好坏、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上层建筑要和市场经济适应等问题。他的许多观点，当时的确超前了，和 者寡寡，如今已被证明是“真理”。十几年后，当有人想到某些问题的时候，却惊诧地发现顾准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做了解答。
顾准是少数在十年浩劫中能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人物之一。
大史记
1月30日， 中国开始批判一个外国导演和他的中国纪录片，这就是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中央媒体称安东尼奥尼有着“恶毒的用心”，用“卑劣的手法”“反华”。原因是《中国》片 子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成就宣扬不够。比如安东尼奥尼被安排去河南林县拍摄，中国方面希望他能够大力宣扬一下“红旗渠”和“红旗渠精神”，结果《中国》对红旗渠一晃而过 ，而把镜头对准了林县广袤的农村，对准了在屋前房后吃饭的男女老少和在农田里慢慢耕作的农民。而对上海，《中国》直言了解放后工业发展有限，肯定了解放前上海建设的成就。于是， 批判铺天盖地而来。这个批判的规模很大，效果很明显，以至于国内学龄前儿童都知道安东尼奥尼是个“坏蛋”。
事实上，安东尼奥尼是中国政府邀请来拍摄的，只是没有遵循当时国内流行的“高、大、全”和宣传说教的拍摄手法、思路而已。我们后人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氛围的某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