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为老百姓的闲钱找去处——陈礼铨
改革开放后，手里有了活钱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这笔钱往何处去呢？1980年国家规定的储蓄存款年利率只有6厘左右，利息低、手续麻烦，加上人们认为存钱会露富，银行融资难，民间闲置资 金去向存在问题。
闲钱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新问题。一方面是老百姓捧着手里的钱，不知道怎么办。另一方面是受政策鼓励参与创业的人缺钱。80年代个体工商户、农村小手工业和乡镇企业数量增多，他们需 要启动资金开展生产。可是当时还没有向民间企业、个体户贷款的政策，银行机构不给贷款。
资金供需的矛盾在当时个体经营者活跃的浙南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温州苍南县金乡金乡信用社内经常是连续数日没人来存钱了。在1979年初，整个信用社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只有1803元，存 款月息4 厘多，整个金乡镇居民的存款只有380元。而在银行外，却是这样 的场景：“我出两分！”“我出两分三！”“两分八！”“我出三分！”最终，“出三分”的那个人将钱签字画押 拿走。当时民间借贷月息高的已经上升到3%，年息达到30%以上。比起存在银行，当然还是这样更能赚钱。民间高利贷风行。
银行融资难，信用社年年亏损，高利贷利息高，程序没有法律保障，社会问题增加。一位叫陈礼铨的当地信用社主任不想看到事情恶性发展下去，他大着胆子想解决这个难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率，如果存款的利率能让人们满意，再做些工作，大家会把钱存到信用社。利率能不能动呢？
当时粮食的购销开始有了双轨制，出现了议价粮。接下来，煤炭议价，价格改革的趋势已经出现。陈礼铨决定偷偷地试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小范围内的试验，社会反响很不错，他认 为可以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专门为当地的个体户服务。于是就把想法报告了镇委书记。
1980年10月1日，53岁的陈礼铨用自己的308元积蓄和信用社1803元的资金作为本金，开设新的金乡信用社，宣布存贷款实施新的浮动利率，偷偷运行的浮动利率终于正式出现在街头。
信用社安全有保障，存息又大幅上升，得到了百姓的认可。而贷息比当时动辄月息二三厘的民间借贷要低得多，急需资金的个体户反响热烈。当年年底，金乡信用社就吸引了存款12.5万元。 第二年，更是达到54万元，把建社26年来的亏损一下子扭转，还首次实现盈利1.6万元。收获好处的不仅是群众和信用社，还有扩大生产的人们。在短短三年内，金乡镇金星村全村产值从13万 元飙升至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升至672元。
陈礼铨的浮动利率拉开了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1984年温州市农行在金乡、宜山等五家农村信用社推行利率浮动试点。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允许农村信用社试行利率 浮动。到了1986年温州市已有381个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农行总行决定在全国农村信用社普遍推广浮动利率。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的号角 正式吹响。
人物二：读书生活——沈昌文
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无论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都走出文化荒漠，拥抱新知。那是个新见迭出，佳作纷陈的时代，也是知识分子躁动不安的年代。
1985年年末的一个傍晚，沈昌文在北京大街上遛弯，遇到国家出版局的一个领导。领导说，老沈，三联书店恢复了，你去那里主持工作吧。于是，年过古稀的沈昌文出任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并兼任了三联书店下属的、年轻而著名的《读书》的主编。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创刊人鼎鼎大名：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这本杂志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主要讨论文化思想 问题，传播知识，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20世纪80年代，《读书》无意间扮演了“启蒙”的角色，诸如《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等文章，在知识界 掀起了波澜。
1985年前后，西方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关注西方文化思想经典，一系列西方现代思想经典著作的翻译本应运而生。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理论和经济思想，尼采、海德格尔、 萨特、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以及现代化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受到追捧，那是一个知识解放的时代。有人把80年代称作“知识分子的摇篮”，《读书》体现并引领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潮流。
沈昌文在这个时候主持了《读书》的发展。他被圈里人尊称为沈公，但他自称不是“知识分子”，喜欢张罗饭局，邀请学者们下馆子，边吃边“挖思想”，自嘲是“不良老年”。 虽然已年过 七十，但仍然背着双肩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到处跑，赴各种饭局，探听各种出版情报，集孩子气、邪气、大家之气于一身。
1931年沈昌文生于上海，13岁时因为家境贫困离开了学校，去拜师学习谋生的手艺，为了学习手工发报，他考上了上海明治新闻专科学校，但是到了二年级付不起学费，正好人民出版社在上 海招考校对员，他就投考了。1951年到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同年8月三联书店并到人民出版社，之后他又跟三联书店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沈昌文勤奋学习外语，并且翻译了几本关于 苏联出版事业的书，走上了编辑岗位。作为编辑，沈昌文引进的代表作品有影响深远、教育了无数人的房龙著作《宽容》，此外还有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爱情的《情爱论》。他总的出版思想是 要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同时希望可以把通俗的东西在思想水平上再提高一步。“书的核心思想一定是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我们做出版，应该了解群众的需求，但是又不能完全依赖他们的 需求，要研究他们的思潮，想办法把这个思潮再往上提升一步。只要能够提高一步或是半步，我觉得就是有益的。”正是在沈昌文这种“宽容”加“求取”的思想主导下，三联书店和《读书 》逐步成为了中国当今知识界的猎猎飘扬的旗帜。
进入90年代，为了适应新的文化发展形势，沈昌文对《读书》的编辑方针也做了调整，除了介绍新思想新理论，比如东方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等，也注重可读性，发表比较轻松的文章。1996 年1月1日上午9点，三联书店一位人事电话告诉沈昌文：“你已经在昨天下午5 点钟退休了。”就这样，沈昌文离开了主事十载的三联书店和《读书》。之后，他发起创办《万象》，继续活跃 于出版界。
沈昌文和台湾出版界联系紧密，蔡志忠和几米的漫画就是他联系引进的。
年度人物
人们往往关注1985年的经济迅猛发展，却忽视了1985年是一个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的年份。
当年，北京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第一个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第二个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建立教育发展纲要。本年，中 国恢复建立教师节，10月10日成了“辛勤的园丁”们的法定节日。全国的报纸也开始长篇累牍宣传科技和教育，宣传知识分子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场景。
一方面是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财富增加；一方面是国家开始改革科技和教育，大力宣传知识分子，背后隐藏着的是在1985年前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和处境并不令人满意。当时流传“造 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说法，“脑体倒垂”的现象比较严重。人们普通喜欢致富能手，羡慕万元户，而不羡慕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一些人甚至宁愿自家孩子 去涉外宾馆当服务生也不愿意继续供养孩子深造。宋强的《人民记忆》举了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一个村支书对一个工作20年的教师说，你是知识分子，每月工资58元，你的婆娘小学文化水 平成了养鸡专业户，半年挣3800元，你这个教师没什么意思呵！
知识分子的收入和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其他部门的人员。而且，“科教兴国”的口号虽然提出，还远没有深入人们的心理。《人民记忆》写到1985年还举了两个知识分子的例子。作家郭慎娟在 1985年11期《报告文学》上发表的《知识的罪》写道：“每每想到要以率真笔墨去如实揭示生活矛盾和社会弊端的时候，因分明感受到的一种压力而不免心悸。”第二个是电影剧本作家秦培 春，他谈到创作困难时忧伤地说：“困难很多，外部和内部都很难获得自由。尤其是存在着的一座心狱。”1985年《文汇报》报道，在全国知识分子中，较合理发挥作用的仅占20%至30%，未 尽其才的占50%以上。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很多人面对迅猛前进的社会，面对貌似无穷的机遇，内心难免浮躁冲动。
沈昌文主持的三联书店和《读书》在宣扬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可沈昌文一挣钱就紧张，而且对利润增长感到害怕。他说：“比如计划的利润是100万，可意外畅销赚了300万 ，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多出来的200万得上交，上交了上头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设法把多出来的200万花掉，给作者预付稿费，算是长期投资。”但是，作者稿费不能给得太多，“给太多 了会助长他的资本主义思想。”社会背景让沈昌文等介于文化和市场之间的知识分子尤为难做。
认识到知识分子和知识的处境后，国家也认识到仅仅连篇累牍地拔高科技与教育、全力宣扬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是不够的，需要在制度上、在物质上安置躁动不安的知识界。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1985年的窘境和选择还仅仅是开始而已。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八九十年代，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选择。沈昌文和他的《读书》就在动荡的变革中，在知识分子躁动不安的 心灵中，保持了一汪知识的净池，传承了一脉文化的香火。
沈老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嘴边：要有对文化的尊重。在物质高速发展、知识分子处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对文化的尊重”显得尤为必要。
大史记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2000元外，其余人家都是万元户，小山村因此被人誉为“小金库”。
1985年也发生了两件特不好的事情。一件是人们对开始增长的财富失去了理性的态度。北方一些地区开始疯狂炒作君子兰的价格，将其哄抬到价同黄金的地步。无辜的植物被用来搞经营、拉 关系、投资增长。南方一些地区则赌博之风盛行。赌博似乎成了业余的唯一娱乐，成群结队的青年工人们一下班就闷在一起玩牌玩麻将。
还有一件事北京工体球迷闹事，引发了建国起来最大的体育骚乱事件。5月19日晚， 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中国队以1∶2负于香港队，失去出线资格。赛后，现场球迷失去理智 ，发生了打砸事件。公安部门及时、积极地制止了骚乱。
尽管以上的事情让人摇头叹息，但它们似乎只有发生在和平年代。财富的增多、对足球的爱好，仿佛都表明战争的远去。中国在1985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做了重大修正：和平是世界主流，战 争在短期内不会打起来。在此判断上，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