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沈阳市体改办副主任韩耀先说：“我经历以来的，这50多岁，我感觉到没有哪个会场那么静的，人们非常激动，看你怎么宣布，你怎么说我这个厂破产，人们非常关心，一个老职工激动 到什么程度，我亲自看的，他抽烟啊，拿烟袋的时候，手在颤动，手在颤动啊，很激动。点着烟了之后，他把烟头调过来了，把他嘴都烫了，他才知道我这个烟都叼错了。”
沈阳防爆器械厂是一家只有三年历史的新厂子，成立于1983年，石永阶是首任厂长也是最后一任厂长。1965年，年轻的石永阶进入沈阳市皇姑区汽车水泵厂做生产调度。后来，厂子亏损严重 ，上级让工人们自愿组合生产自救。石永阶联系了几名工人做起了防爆器材，因为销路还不错，上级干脆就在1983年让他们单独成立了防爆器械厂。不想三年来，厂子效益每况愈下，亏损严 重，成为了国家尝试企业破产的“第一厂”。
破产宣布大会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只剩下厂长石永阶低垂着头发花白的头，呆在那里。“无能厂长！”“应该给他判刑！”工人们红着眼、流着泪的骂声还响在他耳边。“社会主义国家 的企业怎么会破产？当家作主的工人怎么能下岗？”石永阶也不能理解当时发生的这一切，更不知道厂子没了以后工人怎么办，自己怎么办？“当时的感觉就像一夜之间自己的家被大水冲走 了，早晨醒来不知该往哪里去。吃不香、睡不好，更羞于见人。”
回到家，石永阶躺在炕上足足躺了大半年，脑子一片空白。期间，老伴李秀兰眼睛生病了。等石永阶能下地走动时，李秀兰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了。石永阶急了，他得挣钱给老伴看病，还 得继续生活。
器械厂破产时，石永阶这个厂子被强行退休，而且有两年不让他领救济金。
年过花甲的石永阶不得不重新创业，到社会上去刨食吃。他还想继续做防爆器材，就去找银行贷款。可银行一听是“破产厂长”，就躲着不见。石永阶贷不到钱，只好舍下一张老脸，到旧工 人、亲朋好友家好不容易借来了1400元钱，买了旧机器，成立了长城电器开关厂，也生产防爆器械。每天早晨5点，石永阶就到厂里，既是厂长、工程师，又是采购员、销售员。厂子一度发展 到30多名员工，40多万元资产。进入90年代后，防爆器材生意不行了，石永阶的许多账款收不回来。他的厂子又一次陷入破产困境。
石永阶不服输。1998年，已经70岁的石永阶跑到一家豆腐坊当起了学徒。之后，长城电器开关厂改名为长城豆制品厂。石永阶每天凌晨3点就带着家人做豆腐，自己推车上街去卖。别人卖一元 钱一块，石永阶就卖8毛钱一块，一元五毛钱两块。石永阶的豆腐生意一度很好，“老石头大豆腐”还成了沈阳老百姓心中的名牌。可惜，后来由于拆迁和黄豆涨价，石永阶的豆腐坊在2004年 也黄了。
年迈的石永阶如今和老伴安度晚年。2007年，石永阶还利用媒体的力量，联系当年防爆器械厂的老工人一起为自己争取医保——当年破产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医保制度。
年度人物
1986年的社会发展，把石永阶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公有制企业遍地都是的东北，石永阶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工人，马上就要退休，领退休工资了。结果，前人想都没有想到的坏事降临到了自己头上：厂子黄了！
剧痛，社会没有做好准备，工人们的情感和实际生活都难以承受这种痛。但它真实存在，而且是几十年公有企业发展的弊端的汇集爆发。有几句话，说的是计划经济对企业的僵化管理：“买 醋的钱不能买酱油”，“浪费有理，堵漏不行(企业再小的查缺堵漏行为都要层层报批)。”工厂考虑的不是效益，而是完成计划，哪怕亏损越来越大也要保证完成计划，“一切按规定办”。 那么，谁来承担巨额亏损呢？说到底，还是要企业，要工人来承担。
只是几十年来，人们都没有企业退出的思想，把破产倒闭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986年国有企业终于鼓起勇气探索市场的退出机制。国家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 营；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试点。国有企业密集、亏损严重的沈阳市，很自然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企业破产最大的受害者是习惯以厂为家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年纪较长的国企工人遭遇了重大困难。遗憾的是，这是市场规律的客观作用，有成功必然也有失败，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所以，下岗的工人必须咬牙承担破产倒闭的后果。
1986年还发生了与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有关的两大事件。第一是实行达30年的“铁饭碗”的劳资关系开始松动。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 ，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顶替制度对舒缓80年代初沉重的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 作用，也产生了许多弊病。比如单位的顶替招工没有考核，招收了一些低素质的不合格职工，甚至招收了病残者、学业极差者、经过劳教并无明显转变的失足者顶替进厂。如长春第一汽车制 造厂，1979年以后顶替进厂的职工子女185人中，有23人有劣迹行为，多数身体状况不佳，约50人患有癫痫病、心脏病、高度近视等慢性疾病。同时，顶替工作中出现了大量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违反纪律和政策的情况。有些职工为了让子女顶替，托人情、走后门，请客送礼、拉关系；少数人甚至进行非法交易，买卖顶替名额，助长了歪风邪气。顶替制度的存在助长了“读书无 用”的思想，打击了正常的学校教育。1979年，在天津市区中学生中，因父母退休，中途退学参加工作的达22505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老爸爸”。一些不孝子女甚至逼迫父母提前退休 退职。从1986年起，全国范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陆续废止了子女顶替政策。
第二件大事是非公有制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国民待遇。企业本无高低之分，只有经营好坏、效率多少之分。原来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执行不同待遇和政策的做法就不对，现在得到了纠正。
1986年前后的经济冲动，在温州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地下金融活动。本年度，不规则的金融活动在温州引发了混乱。因民间“抬会”开始的金融诈骗和投机，吸引了数十万群众和数亿资金。在 高利率的引诱下，人们纷纷加入全民性的集资热潮，有的攀亲找友也往这条路上挤。金融链条绷断后，“地震”袭击了整个温州。
大史记
5月3日，王锡爵驾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1架波音747货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1981年，台湾空军飞行员黄植诚驾驶战机跨越“浅浅的海峡”，回到大陆。之后有多名台湾飞行员驾机来到大陆 。海峡两岸关系在80年代开始松动，陆续有台湾人来大陆投资、建厂、办校、讲学、做研究活动。1986年王锡爵驾机回大陆事件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促成了中国内地和台湾自1949年以后首次直 接谈判。谈判的目的是解决不愿意留在大陆的其他机组人员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物资遣返问题。
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中国开始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对于贫困学生和广大农村学生来说，他们的受教育权得到了法律保障。这是可能会改变他们一生的法律。同年 ，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成人高考”的规范遏制了社会上之前出现的乱招生、乱办班、乱发证的 “三乱”现象。
6月，中国人组织科漂队奔赴长江源，揭开了漂流长江的序幕。有多人在江中捐躯。征服长江、探索江源，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这是于80年代奋发进取的氛围相一致的。同年，中国代表队在汉 城第十届亚洲运动会蝉联金牌总数第一。同年，在第四届全国健美比赛上第一次出现了比基尼女孩。许多老同志强烈反对比基尼的出现，发声要求坚决制止“不良风气”。
1986年，中国开始了实行夏令时。所谓“夏时制”，就是从夏天的某一天凌晨2时开始，把时针向前拨快1小时，在夏时制结束那天的凌晨2时再把时针从2时拨回1时。夏令时运行了5年，结果 许多人始终适应不了，而且也没有收到节电的效果，反而给群众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带来许多不便。1992年开始中国停止实行夏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