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壮美的青春——王文柳
80岁的王文柳回想起荆江大堤时，不无感慨地说：“在那段日子里，是一种必胜的信念支撑着人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壮举，这种信念，来源于对共和国的热爱。”他虽然身在西宁，但最大的 心愿就是当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亲人能将他的骨灰撒在荆江里，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52年，新中国为了治理长江水患，上马了荆江分洪工程。
长江湖北枝江至湖南岳阳段被称为荆江。荆江狭窄曲折，易发水患。建国初水利工作者就提出了分洪的建议，人民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上马，调解放军工程部队来施工。23岁的 湖北麻城人王文柳在这一年成了水利工程大军的一员。王文柳1950年入伍，还是第一次参加重大工程建设。
在物质极其匮乏的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的施工条件异常艰苦。王文柳等人没有任何重型机械，只有铁锹、土筐、架子车等简陋的工具，基本靠人推肩扛进行施工。为了抢在当年洪水来临前 完成工程，战士们每天都要给自己规定严格的劳动指标。王文柳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完成12000公斤的堤土运输。他卯足了劲，每次担土时总要在扁担上挂上4个土筐。那时候的人仿佛都不 知道疼痛和劳累，一个个在工地上比着谁挑的土多、谁担着土筐跑得快。长期的扁担重压在王文柳的后颈上留下了一块拳头大小的死肉，暗色，硬如石头，伴随他终生。
有一次，王文柳得了疟疾。他偷偷地吃了几片药，又担起土筐上了工地。头疼恶心、头晕目眩、精疲力竭，王文柳都咬牙挺了过来。最终，长期的体力透支让王文柳昏倒在了工地上。经过抢 救苏醒后，王文柳不等体力恢复，又挣扎着投入热火朝天的工地里。如此反复了多次，王文柳都拒绝离开工地休息。他坚持完成了每天12000公斤的土方运输量。每天晚上连队里举行颁奖，王 文柳因为成绩突出总能得到奖励。奖品是香皂、牙膏、毛巾等小东西。手捧这些奖品时是王文柳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6月炎热的一天，王文柳再次昏倒了。这次，简单的抢救没能让他苏醒过来，战友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王文柳在医院里一躺就是半个月。期间，王文柳曾短暂苏醒，又挣扎着要爬起来回工地 。护士一把按住他的肩膀：“你不要命了吗？再干非死在工地上。”护士轻轻的一按让王文柳陷入眩晕之中，只好倒回了病床上。王文柳住院期间，部队首长给他送来了鸡蛋和挂面等慰问品 。王文柳舍不得吃这些好东西，都攒起来，出院后全部送到了连队的食堂。
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完工，王文柳也成为了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
1954年9月，王文柳代表解放军工程部队参加当年的国庆观礼。作为工程兵，王文柳一年到头挥舞铁锹洋镐，军装早就烂得不成样子了，好不容易挑了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穿上。部队首长见状 ，送给他一身崭新的军装。王文柳这才穿戴整齐走上天安门。9月29日，毛主席邀请王文柳等人参加国庆招待会。会上，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将王文柳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紧紧地握住了王文 柳的手。
50年代末，王文柳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在西安组建了西北工程管理总局。1963年，王文柳和战友们来到青海，在世界屋脊上建设工程。此后，王文柳都生活在青海。
人物二：一手拿枪一手拿着相机的特殊战士——高亚雄
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 ，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
高亚雄经历了上甘岭最艰苦的时刻，在坑道里坚持了近20天。当时，他是15军45师的专职摄影员。
当年10月，美军单方面中止了朝鲜和谈。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叫嚣：“让枪炮来说话吧！”于是悍然发动了“金化攻势”，计划拿下五圣山地区的上甘岭，突破志愿军的三八线防线。
10月14日凌晨4点，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顷刻间，志愿军 的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有些连队转眼就全部牺牲了。
志愿军战士英勇还击，和侵略者展开了高地争夺战，但是敌强我弱、后勤不继，弹药供应不上，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
美军占领了高地地表，便利用有利地形对坑道采取封锁、填埋、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将士们。
15军45师的摄影员高亚雄当年19岁，就在坑道里，目睹并经历了上甘岭战役最艰难的时刻。
战士们的抵抗异常艰苦。“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 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
坑道里最缺的是水。许多战士喝不到一滴水，饼干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也化不了。无奈之下，战士们只好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可因为没水喝，人的尿也很少。许多人就牺牲 在坑道中，但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
在如此艰难的坑道中，高亚雄一手拿枪坚持战斗，一手拿着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拍了100多张照片。“那时坑道里黑黑的，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 很呛。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甚至在 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来了。高亚雄在朝鲜负过两次伤，炮弹片一次打到他眼睛旁边，一次打到他腿上。
向坑道中输送物资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坑道距后方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美军设置了10道封锁线，并在坑道口严阵以待。运输战士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牺牲，常常是一个 班的战士出发，到达坑道时不足三分之一的人了，甚至需要几名战士的生命才能换来坑道里的一壶水。15军喊出了：“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有3 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15军为此付出了1700余名运输战士的伤亡。
上甘岭战斗原本是美军计划中的一个小战斗。因为志愿军在坑道中的顽强抵抗，这个战斗发展成了胶着战，持续了43天，吸引了双方超过10万兵力，成为朝鲜战争后期的著名战役。此战，“ 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高地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有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在高地上爆炸。上甘岭的土地一半是沙土，一半是铁屑、弹壳。志愿 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进攻，伤亡11000多人；“联合国军”伤亡25000多人，损失300架飞机、40辆坦克和61门大口径炮。11月11日下午，志愿军终于开始反击，炮弹排山倒海般向敌军倾泻， 炸得敌人尸首四处飞扬。志愿军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战后，高亚雄也不知道自己的摄影作品发表了多少，“反正发了不少”，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一次，高亚雄收到700多元稿费，被吓了一大跳，因为他的工资才21元。
19岁的高亚雄是幸运的，他光荣地走出了坑道，他的许多战友则长眠在了坑道里。当时，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现在，幸存的老战士都过了古稀之年，还经常 联系，战场上同生共死的感情真挚啊。
年度人物
1952年是工程建设领域捷报频传的一年：荆江分洪告捷，淮河治理告捷，成渝铁路通车，天兰铁路通车！国家各项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农业也取得了丰收。
丰收的年代也是劳动模范频出的年代。后人看那个时期的纪录片，最多的画面是劳动者你追我赶、挥汗如雨、士气高涨的劳动场面。王文柳、李顺达、赵梦桃、郝建秀、王进喜等等劳动模范 是当时最耀眼的明星。王文柳穿着破烂的军装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刚下火车就被迎接的战士们抬起来欢呼。这样的“追星”场面，想必连如今的一些天皇巨星都会嫉妒的。
这是一个崇尚劳动光荣的年代，劳动者爆发出了空前的热情和力量，为国家的发展无私贡献自己的力量。
分析原因，这要归功于共和国对劳动者地位的提高，对劳动者待遇的改善。北京市整治了市民的居住环境，免费为工人们安装了电灯和自来水；上海市开始向劳动模范和工人骨干提供住房。 工人们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参加了工会，接受了国家的劳动保障和福利。昔日欺压他们的工霸恶棍都被镇压了；工人们都有亲戚或者同事成了领导干部、技术骨干、劳动模范，或者他们 本人就是党员干部。劳动集体中开展的劳动竞赛、增产节约和党群活动，激发了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大规模建设还让大批农民离开了土地，成为国家工人。身份的巨大改变和行业新鲜感让这部分工人热切拥抱劳动，拥抱新的生活。
而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让农民压抑的劳动激情迸发了出来。1952年底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 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我们只要看看农民在土改前后生活的变化，就对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一目了然。以浙江杭县农村为例：老农戚於顺全家8口人，租种了地主22.8亩田，早出晚归 辛苦了一年，秋后交租后全家只能吃瘪谷米糊。农民们最害怕看到大老（地主）和账房先生带着几个武丈（干重活的苦力)，挑着麻袋、六页风扇(风扇一般为四页，六页风扇作用是风大，可 以把秕谷扇出)和大斗（收租用的），坐着乌篷船来收租。谁家交不出租，地主立刻收回田地，还要拉佃农去打官司。能租田种的还算好的，至少能糊口。义桥乡周康相、戚阿毛等18户农民在 1940年到1949年的10年间一分田都没有租到，只得给地主家做长工、忙月、短工度日。周康相15岁就做长工，戚阿毛更是13岁就出去营生，为地主家劳累一年，平时还要砍柴、摸螺蛳、捕鱼 ，才能勉强糊口。田地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他们奋斗的源泉。土改赋予了他们立身之本，也打开了他们的力量之源。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42.8%。周立波的《暴风骤 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都描写了土改，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这一时期“土改小说”中的代表作品。
1952年的年度人物是王文柳，应该把光荣献给他，献给他所处的那段热火朝天的劳动岁月！
大史记
1月1日，为了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始了。6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 登了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的署名文章《关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受阻难事件的自我检讨》，承认：“山西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奔跑了三个省份、二十 七个机关，费去半年时间，到处遭受到官僚主义者的重重阻难。有关人员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程度和恶劣程度，已经十分惊人。”与自查自纠为主的“三反运动”相呼应，1月26日中央发出指 示，开始在城市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上海的奸商们为了牟利，无所不用其极，把烂棉花做成的“急救 包”和报废的汽车零件高价卖给志愿军，把坏牛肉做的罐头和用发霉的面粉做的饼干卖给顾客。上海因此成了“五反运动”的漩涡地带。
7月18日晚，北京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邀请新中国参加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离奥运会开幕只有几个小时了！29日上午11时，中国奥运代表团乘飞机抵达赫尔辛基机场，在 奥运村奏响了国歌，把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殿堂里。遗憾的是，此时奥运比赛已经到了尾声，除了游泳选手吴传玉在30日参加100米仰泳预赛外，其他中国运动员没能出现在赛场 上。而吴传玉的小组第五的成绩也成了新中国选手在奥运会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
8月1日，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被分为29级，并实行工资分制。该制度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1级）工资分最高，为1006分；最低的区县勤杂人员（29级）为85分。每一分工资折 合实物约为：粮食0.8市斤；白布0.2市尺，植物油0.05市斤，食盐0.02市斤，煤2市斤。这个制度影响了中国人几十年，人们按照不等级别干部享受的待遇形象地称呼某级干部为“糖豆干部” 或者“油肉干部”。
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省区建制。平原省、察哈尔省撤销，划归相邻省份；恢复四川省、安徽省、江苏省（原来都分为多个行署区），南京由直辖市降为省辖市。1954年，绥远撤 省、黑龙江建省、西安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由直辖市降为省辖市。1956年，西康、热河撤省。至此，中国省级建制基本成型。
1952年，中国的高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调整改变了许多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后人对本次调整的评价褒贬不一，多数人认为弊大于利。
新生共和国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多时间了，战争废墟已经被清扫干净了，国民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还略有发展。1952年底，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较历史最高 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