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知道，一九五一年夏季的负重行军，我们遭遇了朝鲜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和洪水。部队到达金城以南的集结地后，足足等了一个星期，各单位的掉队人员才陆续到齐。还有，就在我们第二阶段行军开始后，冒雨由元山向金城方向艰难开进之际，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已暂时中止。原因是美军方面要求中朝方面对其拥有的炮火和空中优势给予领土上的补偿，目的达不到，便以坦克和大炮发言，在东线发动了夏季攻势。由于朝鲜人民军几个军团和志愿军部队联合予以殊死抗击，使敌人自八月中旬开始的夏季攻势历时一月后被迫中止，同时也为我们这一批轮番上阵的新入朝部队的开进和休整赢得了时间。
在金城以南一个名叫邹义里的村庄驻扎休整待命的时候，饥饿伴随着我们。但是记忆中，这短暂的休整日子，却不乏轻松和欢乐。由于洪水冲毁道路桥梁，更由于敌人飞机轰炸和远程炮火的封锁，后勤供应无法保证，我们便想办法找食物填充肚腹。我们结伴上林间采蘑菇，挖野菜，还爬上松树摘下金黄色成熟的松果。我们带了一些军裤，把裤腿挽个疙瘩，朝里面装松塔，直塞得鼓鼓囊囊，扛下山来，倒在营帐外，把松籽剥出食用。那时，每人身上手上都蹭上了不少松脂，整日身上散发出浓浓的松香味儿。几个拉二胡的乐手都趁机积攒了足够用的松香。后来后勤总算搞到了一些粮食——是麻袋装的玉米粒儿，分给文工队几麻袋。于是我们每个人分到几斤负责加工。我们体会了原始人石器时代的生活：我们把玉米粒提到河滩，各自找合用的石头砸玉米粒儿。一块块平展的磨盘似的石头上，摊开了我们的口粮，阳光照耀下，卵石砸击得碎玉米四溅，浪花和着笑语喧哗。我们手起石落，砸碎了金黄的玉米粒也砸落了金黄的夕阳。收集起来的玉米渣被送到炊事班。当晚我们端着搪瓷碗喝着无法煮烂的玉米粥，直喝到肚皮鼓胀。
晴好的日子，我们在山坡间密林里开辟出排练场地，在树林的遮蔽掩护下编排节目。忽然听到防空枪响，敌机呼啸而来，炸弹轰然爆响。我们惊叫四散，顾头不顾脚躲藏。慌乱间，看见正蹲在一处坑凹解手的王队长，在炸弹爆炸的气浪中提着裤子蹿起，像一条受惊的驴，嚎叫着飞奔。敌机过后我们回想起方才这一幕，笑声四起，笑疼了肚子笑出了眼泪。
我知道，如今那些志愿军老战士都会对入朝征战的岁月难以忘怀。如果他们谈起战地生活眉飞色舞、兴奋不已甚至津津乐道，你可要心生警惕：你不要被他们那些动容的叙述所迷惑，认为他们是在欣赏战争、把玩残酷、炫耀战争经历，他们是一批离开打仗就活不下去的人。不是。你应该明白，他们难以割舍的绝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留在异国土地上的青春岁月。他们是在怀念战友、怀念青春、怀念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轻时代。你应该看到，尽管历经半个世纪的浪涛冲刷，青春的五彩石依然躺在河底，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光彩夺目。
哦，那一切是令我多么的难忘啊……
九月中旬，我们排练一个从友军文工团学习来的小节目《一把铁锹》，内容是讲一个朝鲜家庭，儿子上前线了，家里剩下母亲、儿媳和小姑子三个女人，为了争着去修被美军飞机炸毁的公路，三人把铁锹藏来藏去的故事，表现了朝鲜妇女千方百计争先支援志愿军的精神。我在节目中扮演小姑子，演得很投入。确实，自从进入朝鲜后，一路行军过来，到处看到朝鲜妇女和老人的白色衣裙，忙碌着抬石背土，挥镐舞锹，填平公路上一个又一个弹坑。而且，不论他们的棚屋如何狭小，只要志愿军部队到了，总是热情地毫无怨言地为我们腾出睡觉的地方。我们在邹义里住的一户朝鲜人家，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哑巴孩子，她把大些的房子让给我们女兵们住，自己和孩子挤在柴房，很让我们过意不去。不过，想不到的是，我却在她家丢了一双胶鞋。
那天午后，我发现屋门外踏板上我洗净晾晒的一双黄胶鞋不见了，问同屋的姐妹，都说没看见。春红便怀疑是房东寡妇偷了，她说这位房东聊天时有一次指着春红脚上的胶鞋连连翘大拇指。而且朝鲜人喜欢志愿军的胶鞋我们早已知道，以前在肃川附近宿营时，一个男队员就丢失过一双胶鞋。春红想了个主意，让我出去喊。我跳到当院大喊：
“谁看见我的胶鞋啦！谁看见啦？”
春红和姐妹们从屋里咋咋呼呼地跑出来，围着我大声嚷嚷着：
“怎么啦怎么啦？”
“丢鞋啦？谁偷的？”
“找一找，找一找！”
这时，我注意到房东大嫂在柴房门口探了一下头，又很快缩回去了。
我们便煞有介事地在屋外四处翻寻。房东终于憋不住劲儿了，抱着哑巴孩子从柴屋中走出来，故作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嘟囔着我们谁都听不懂的语言。
春红走到房东跟前。指指我，又指指我脚上的胶鞋，比划着说：
“鞋子，胶鞋，不见了……”
房东茫然地摇着头，伸手在哑巴孩子流鼻涕的上唇沟抹了一把，又在自己的布鞋帮上蹭干净，指指自己的鞋，又指指我的鞋，嘟囔着朝鲜话，之后一个劲儿地摇头摆手，扁平的大脸显出一副茫然。最终她抱歉地朝我们点头一笑，退回了柴房。
我们相对无奈地苦笑着。
但是这天晚上，房东大嫂给我们端来一盆煮熟的热气腾腾的土豆。我们拒绝不要，她以肯定的口气，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朝鲜话，指着土豆，又指指她的嘴，做出生气的样子。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吃，她会生气的。放下这盆土豆，她出去了。过了片刻，又端来一个小碗，碗里有一些盐末。这下我们欢快地叫喊起来。对于近十天没有油盐吃的我们，一撮盐末赛过任何美味佳肴。我们剥着土豆皮，蘸着盐末，无比香甜地大吃起来。
“秋月，你怎么不吃？”春红问道。
这时我们几个才注意到秋月没吃土豆。她只是手里拿了一个左看右看，又环视了我们几个人一周，把那个土豆扔回到盆里。
“我也想吃它。”秋月阴着脸说，“可是我不能吃！”
“为啥嘛？这盐末又不是毒药，蘸着吃多香！”刘冬茹说。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吴静大口吞咽着，“煮土豆居然这么好吃！”
“吃！吃！”秋月起身走到门口，“你们没吃晚饭？高粱米蘸辣椒面没塞饱哇？还要不要群众纪律啦？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是怎么表态的？”
“又不是白吃，”我开口道，“干嘛一本正经的，一双胶鞋换一盆土豆……”
“苦夏，你就敢肯定鞋是房东偷的？你有什么证据？你不要给中朝人民的友谊抹黑！”
“我看呀，是房东阿妈妮没把咱们当外人！”春红自顾吃着土豆。
“对啦！”刘冬茹接口道，“一家人不分你我，吃的用的不分你我……”
秋月见没人响应她，更生气了，冲着春红嚷嚷开了：
“别人贪嘴就算了，连分队长也不讲原则性！怎么带领大家……”
“谁不讲原则？吃个土豆就是不讲原则？”春红对她说，“那我告诉你，你先去队部批评王队长去！昨天我到队部去，见他吃高粱米饭，就的是朝鲜泡菜！一大碗哩！你去问问他去。”
“对，去狠批王队长一回，问问他哪儿来的泡菜！”吴静跟着帮腔。
我们一齐笑起来。大伙儿早都明白，王队长跟秋月“好”上了，把王队长搬出来，秋月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果然，在我们的笑闹声中，秋月穿上鞋，红着脸离开了，嘴却还不服软：
“我就去问问王队长，他要是吃了泡菜，我……”
“你怎么着呀？”吴静故意问。
“那我也不吃！”秋月气昂昂地走了，把木拉门关得很响。脚步咚咚像是发出抗议。
秋月走后，春红吩咐：
“还是给她留两个土豆吧，她回来饿了就该吃了。”
“秋月真去找王队长汇报吧？”刘冬茹有些担心。
“她呀，是跟王队长互相汇报，再加上互相拥抱！”吴静笑道。
“别瞎咧咧！”春红斥了吴静一句，“你看见人家拥抱了？”
“我还真看见了，那天黄昏，赵玉林约我出去走走，我不想去……”
“得了得了，你们两口子牛郎织女的，一路上行军你疼我我帮你的。”我打断吴静的话，“你别说老赵了，就说秋月吧！”
“赵玉林拉我到林子里散步，”吴静说，“走着走着，赵玉林拉了我一把，停下不走了，伸手朝前指指，我一看，哟，一棵大松树下，秋月跟王队长贴在一起，靠着大树——”吴静停住不说了，双手做了一个合抱的姿势。
“你真看见啦？”刘冬茹问。
“看啦！看的是志愿军报（抱）呢！”
“那你跟赵玉林是什么抱呀？”春红问。
“他们是保定艺校的学生报（抱）!”我笑着打趣。
“那是没参军前，”吴静说，“现在我们是战友报（抱）。”
大家又哄笑了一阵。
晚上临睡前，我打开手电筒写日记。日记写完了，秋月还没回来。我用电筒照一照秋月的铺位——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你们看呀，秋月到这会儿还不回来，汇报思想怎么没完没了的。”吴静叹息着说。
“你是想赵玉林了吧？也出去汇报思想去呀！”刘冬茹揶揄地说。
“赶明儿我得给王队长提提意见！”春红说，“怎么领导也不注意一下群众影响。”
“快别提了，提什么意见？领导就不允许谈恋爱啦？”我对春红说，“领导岁数大了，才急着解决个人问题呢！”
大概是春红立刻联想到翟团长和我的婚事，不言语了。半晌，又叹道，“也是，王队长也快三十的人了，老家的媳妇是个童养媳，比他大九岁，一解放就回去离了，早蓄谋着从文工队找个漂亮的呢……苦夏你要不是跟了翟团长，说不定王队长得把你解决了！”
“你说什么呀！”我扑到春红身上打她，“王队长和秋月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到文工队第一天，就碰见王队长教秋月拉小提琴！”
“对，王队长总夸秋月的辫子。”刘冬茹眨着大眼睛说，“他一看见秋月的大辫子在屁股上跳，就两眼发呆。有一回说，瞧瞧秋月那两根大辫子，黑油油，多老长哩，在屁股蛋子上甩搭甩搭的就是好看，只是打仗不合适，可她就是舍不得剪……”
“喂，我说咱们得审审秋月。让她招供，省得老是一本正经的，老是呲挞别人。”春红提议。
“她爱急，真惹恼了她怎么收场？”我有些担心。
“不怕，咱们胳肢她！”刘冬茹说。
“大伙一齐上手，不怕她不服，她跟谁急去？只要咱们不急，她急不起来！”吴静说。
“到时候听我统一号令！”春红吩咐道。
我们吹灭小油灯，各自躺下，听着屋外秋虫的唧唧鸣叫，等待着秋月归来。
就在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春红从旁边捅了我一下：“来了！”
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屋门口的脱鞋声，秋月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轻轻推开屋门，摸着黑一点一点地走到她的被子前，但是她却没法躺下——几个人横七竖八，大腿压着大腿。哪里有她睡觉的地方？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春红揿亮手电，一束亮光刷地照在秋月脸上。
“孙秋月同志！你这么晚才回来，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说，干什么去了！”
这时大家都爬起来。有人点亮了油灯。大伙儿都质问秋月，让她老实交代。
秋月支支吾吾，一会儿说解手去了，一会儿又说去散步，最后说是出去练嗓子，背台词。
“有人可是看了‘志愿军报’（抱）了。”春红装作很严肃的样子。
“什么志愿军报？登了啥消息？”秋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就叫志愿军抱！”吴静笑着上前，一把抱住秋月，就势按倒在炕上。
众人一哄而上，有的胳肢她，有的脱她的衣服，有的追问她，让她从实招来。
“你说，是不是跟王队长约会？”刘冬茹胳肢秋月，一边追问。
“不招，就脱她的衣裳！脱光她！”
秋月被胳肢得在炕上滚来滚去。衣裳也被大伙儿按着一件一件扒掉，最后只剩下裤衩了，才两手抱着胸，无奈招供了，承认她是跟王队长约会了。
“哼！你不承认也没用！”刘冬茹说，“早有人看了你们的志愿军报（抱）了！”
“那你们呢？还说我！”秋月反驳道，“你们哪个不比我早？春红跟蔺副团长算什么报？吴静跟赵玉林呢！同学抱！刘冬茹你也别嘴硬，这一路行军过来，风里雨里的廖沙背你过河，背你爬坡，哪天你不跟廖沙粘上几回？”
“那是背我呀……”刘冬茹红着脸小声说。
“背和抱是一回事！阿廖沙跟娜塔莎，你们是俄罗斯抱！还有苦夏，你别笑，你那是老红军抱，老革命抱！”
“算啦算啦！”春红说，“咱们这是文工队，都快成报社了，这个报那个报的！”
大伙儿又笑作一团，忘记了我们早已置身于死亡临近的前线。直到一阵敌机飞临上空的呼啸声从屋顶掠过，我们才意识到危险的存在，连忙吹灭油灯，静静地趴在炕上，听着屋外夜空中渐渐远去的飞机声。
夜里，大家将要睡着之际，又听到飞来一架敌机，飞得很低，就像我们头顶屋外上空几十面低音鼓一齐敲响，震得门窗直颤。我们提心吊胆，捂着耳朵等待炸弹的爆炸。却不料敌机超低空飞行掠过只投了一些照明弹，把我们房间的窗子映得雪亮。远处响起一阵狗叫。
照明弹陆续熄灭后，又恢复了夜的沉寂。
第二天我们才听说，昨夜敌机超低空飞行是有特务跳伞降落，被警卫连搜山捉到一名。据这个俘虏供认，降落的特务还有两名。而早晨起早烧火的炊事员发现对面山上有人，于是廖沙等人便跃跃欲试，想去抓空降特务。
也巧，正赶上王队长要我们分队上山采野菜，说是没有蔬菜要用野菜代替，野菜含叶绿素更多，更有营养。廖沙向王队长提出，在进山里采野菜蘑菇时，注意发现特务的行踪，遇到敌人立即抓捕。王队长同意廖沙的提议，让廖沙注意行动的隐蔽性，挑几个打过仗的男同志去，不能让女同志去冒险。
出发前，王队长特意来到队前嘱咐我们，说：“男队员上山搜捕特务，女队员在林子里摘蘑菇野菜，枪给打过仗的人扛，进山的人一人一枪，注意不要枪走火……抓到特务更好，抓不到也别耗在山上不回来。说到底，这不是咱们文工队的任务……”
“我们女队员也要抓特务！”秋月在队列里喊了起来，“上了战场，男女都一样！”
“一样个啥？”王队长瞪了秋月一眼，“看看你吊着两根大辫子，钻林子不挂树上才怪呢！你跟男的能一样？”
沿小道进山的时候，有人跟我搭话，我一看，原来是范进，就是那个入朝前，因为自己是从国民党军队被俘虏过来的“解放”兵，担心会被从入朝名单中刷下来的那一位。他人长得挺精神，能说会唱的。由于他在连队干过，打过仗，所以廖沙让他背了一支步枪，负责进山搜捕敌特。
“喂，苦夏同志，开个玩笑话，你都跟大团长结婚了，成了团长太太，还吃这份苦……”
“你以为是国民党的团长太太呢？”我顶了他一句。
“你还别说，国民党团长的太太，早住小楼养起来了，就是跟队伍行动，也得让人抬着呀！哪儿像你这样，泥里雨里的滚……”
“哎范进，我问你句话你可别生气呀——”我看了他一眼。
“问啥？尽管问。”他把步枪换了个肩。
“你咋一开始没当解放军，倒当了蒋匪兵？红的白的都分不清？是个色盲吧？”
“嗐，那会儿咱也没觉悟，当兵还不是为了混个肚子圆，闹好了谋个一官半职的，没料想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又从大头兵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