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说实话，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哪个好？”
“你这话问跟没问一样。”
“我是说待遇、薪饷啥的。”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范进压低声音说，“国民党那边当兵好，共产党这边当官好。”
“为啥？”我真的大惑不解。
“这里头道理可深了——在国民党那边当官，尽打败仗，不是撤职查办就是被解放军俘虏了蹲号子；可是在咱解放军这边呢，当官，上级指挥得好，尽是胜仗，提拔得快呀！你看解放军的师长军长们，个个才三十来岁，都年轻有为，所以说，要讲当官，还是解放军这边好。”
“那当兵的为啥那边好呢？”
“你没打过仗，闹不明白。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对士兵又打又骂，可一打仗，当官的往后缩，那咱当兵的也不真卖命，找机会就脚底抹油，溜了。不行就当俘虏呗！可解放军这边，宁死不当俘虏！打起仗来，连长都挥着枪冲在前头，当兵的不冲能行？这么一来，士兵们战死的就更多……”
“我看你是个怕死鬼！”秋月听到了范进的话，愤怒地反驳，“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死是光荣的！范进你的看法有问题。像刘胡兰、董存瑞，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当国民党兵活着也是反动派，早晚当炮灰！”
“对对，说得对，”范进讨好秋月道，“要不我怎么弃暗投明，到了解放军里头。我刚才是给苦夏讲讲两边的不同之处……要说呢，当然是刘胡兰好，秋月同志学刘胡兰，我学董存瑞……”
“别耍嘴皮子啦！”秋月说，“等一会儿，你们搜山，抓个特务回来看看。”
“对，争取抓个美国特务！”
然而，当我们女队员每人摘了一大兜子野菜蘑菇，饥肠辘辘地等他们凯旋的时候，他们顶着正午的阳光，一个个灰头土脸地从山上下来了。他们抓的特务是一个朝鲜妇女。王林和范进用枪押着她，回来交差。
返回文工队驻地后，王队长闻听报告兴冲冲出来审问，一见是个朝鲜女人不禁怀疑地盯了廖沙半天。问：“这就是你们抓的特务？”
“她来历不明，不能轻易放过！”廖沙毫不含糊地说，还振振有词，“特务头上也没写着字，是不是审审看。”
那个朝鲜妇女三十多岁，皮肤白白的，生得有些姿色。她比比划划地向王队长解释着，朝鲜话从她嘴里流出，像是一串串没长熟的青葡萄。据廖沙的看法，这个女人不像是这一带的朝鲜村民，“那么白净，谁知道是什么来历？”
费了半天口舌，王队长才弄懂她说的大概意思：她说自己是上图面的人，她的阿爸吉在矿山，阿妈妮病了。再说些什么，谁也搞不懂了。于是廖沙提出送师保卫科。
“让保卫科去审，那边有朝鲜联络员，她说什么都能弄明白。”廖沙信心十足。
“弄明白了更给我丢人！”王队长不屑地说，“到时候师里传开了，文工队立功心切，抓个朝鲜娘们当特务，别闹笑话啦！”
“那要真有问题，放过了也不对呀？她一个人到这山里转悠啥？”廖沙不服气。
“你们负责把她送到上图面政府去，有问题朝鲜人一查就清，没问题也算交代了。”王队长做出了决定。
于是廖沙便带着王林把这个朝鲜女人押送到上图面。那时，朝鲜的行政区有里、面、郡、道，里就好比中国的村，依次上推，一级比一级高。记得朝鲜叫里的地方非常多，这个里那个里的，不过叫里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小村庄，也可能是个大城镇。好比中国的石家庄，那就不是一个村庄。
那天下午，廖沙带着王林，很有些无奈地把那个朝鲜女人送走。傍晚时二人回来却一脸喜色。原来，虽然抓的不是空投的特务，但却让他二人交了好运。他们把那个朝鲜女人送到上图面政府，很快弄清了她的真实身份：她叫朴京淑，是上图面的人，公婆和孩子都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丈夫是人民军排长，打洛东江时牺牲了，只剩她孤寡一人，守着公婆和孩子的坟。我们抓到她时，她是抄山路到一个矿山去看她生病的阿妈妮，赶回来时遇到廖沙等人，把她当特务抓了。
廖沙和王林完成了押送任务，要返回文工队，但朴京淑一定要让他们到她家里看看，大概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她的身份。
“家里干干净净的。就是剩一个人，怪可怜的，唉，一大家人剩一个……”廖沙摇头叹息着。
“可怜吗？”王队长有些怀疑，“那你们俩回来咋一脸喜气？吃人家东西了吧？”
“没有没有。”廖沙否认，“留我们吃饭，我们没吃，喝了口水……”
“喝口水乐个啥嘛？”
“有好事！”廖沙故弄玄虚的样子。
“啥好事？”
“上图面镇上有狗……”廖沙说。
“有狗咋啦？”
“有人卖狗，还不贵，七八条狗用绳子拴腰上，想买哪一条交钱解绳子就牵走。”
“嗯，这倒不错，弄条狗来——”王队长高兴了，“过些天，咱文工队总结评比一结束，该下连队演出了。咱们炖上一锅狗肉，吃饱了再出发！”
后来我才知道，廖沙和王林遇到的好事并不只是发现有卖肉狗的，而是他俩在朴京淑家受到了犒劳——他们吃了朝鲜苹果。并且，临走时，朴京淑还给他二人一人带了两个。
那天晚上，刘冬茹被廖沙叫出去，返回来时，没等我们群起审问，便把两样东西摆在炕上，令我们一个个惊羡不已。
“看，廖沙送我的——”
一个苹果，一个白色的小降落伞。红苹果陷在降落伞乳白色绸布的褶皱里，好像早晨白云里露出了红彤彤的太阳！
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刘冬茹幸福地介绍道，这降落伞是廖沙他们上山搜特务时，从树枝上摘下来的——大概是昨夜敌机放照明弹的降落伞；苹果是他们押送那个朝鲜妇女，到人家那里，连吃带拿。这特务抓得倒不赔……
“廖沙给了我两个苹果，让我当他的面吃了一个。”刘冬茹说，“这个你们分着吃吧。”
我们分吃着一个苹果，把白色的降落伞布传看，用手指揉搓着乳白色的绸布，讨论着是改成一个白色围巾还是改做衬衣更好。到过朝鲜的志愿军对美军的降落伞都不陌生。只要头天夜里敌人打了照明弹，第二天一早准有人去捡降落伞。那又白又软的绸布让我们女兵更为喜爱。小的可以做围巾、内衣，大的可以改成蚊帐。而在我们文工队，最早用它当围巾的却是刘冬茹，至今我还记得她那系着白色围巾的美丽的笑脸。
以后在朝鲜的岁月里，我们文工队的女兵差不多都得到过这种乳白色的降落伞绸布。不只如此，在朝鲜，战士们还用打下的美军飞机残骸打制出漂亮的汤勺、筷子，用炮弹壳制作花瓶，把缴获的燃烧弹吊燃，照亮我们夜间的舞会……人们就是这样用灵巧的双手，把战争器材改制成日用品和工艺品，无言地抒发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
虽说在金城以南休整的日子是轻松欢乐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烦恼。譬如在总结评比时，不少同志都受到了嘉奖，乐队还有一个同志带病行军而且没有掉队，为此立了三等功。而我也是没有掉队的，但在评比时却遇到批评。尤其是秋月，说我第一阶段行军是跟着翟团长骑马行军，“是团长夫人还是文工队员？”当时我心里确实委屈：又不是我非要找翟团长结婚，怎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倒影响自己的进步？但是我冷静一想，毕竟自己是骑了几天马，跟别的文工队员徒步行军相比是享受了优越条件，人家提出批评也没什么可反驳的。再说，秋月批评的也不是我一个，她连廖沙都批，说廖沙不该评嘉奖：“他帮别人背背包，是帮的谁？他还尽背刘冬茹呢！这说明，他帮助别人，也是有选择的！”秋月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当面锣对面鼓。刘冬茹气得快流泪了。可廖沙不急，说：“欢迎秋月同志的批评，以后再行军，我专背秋月同志，不过，要在王队长看不见的时候。”
廖沙的玩笑话引得我们大笑一阵，活跃了严肃过分的评比讨论会场。在笑声中，我也把自己的小小“失意”丢在脑后，决心接受批评，在以后执行任务中努力做出成绩。
不过我没想到的是，还是有人为我不平。评比结束的那天傍晚，我到小溪边洗涮衣物，遇到了王林。他像是预先等了好久了，见到我后，从路边一棵大树后悄然闪出，把我吓了一跳。
“谁？”我惊问。
“苦夏姐，是我。”王林走到我跟前。
“吓死我了，你个小和尚！”我嗔怪地骂了一句，“你跑这儿劫道呀你！”
“苦夏姐，我等你半天了……”
“有事？”
“今天你没评上嘉奖，别生气……谁都知道，第二阶段行军比第一阶段困难得多，你是跟着文工队走的，滚成了泥人也没掉队……”
“唉，算啦，人家提得也有道理。谁让我骑了翟团长的马呢？”
“苦夏姐，你真是个老实人——领导让你结婚，你都同意了，可跟了翟团长还受欺负！要不我给翟团长透个信儿，让他把文工队领导熊一顿，看谁敢欺负你！”
“你可别跟他提！我是我，他是他，各有各的工作岗位！以后我在下部队中好好干，争取立功！”
“那个秋月，谁都敢得罪，好像是坚持原则，其实，不过是仗着王队长……”
“王林，咱不提这事了，把你的脏衣服拿来，我给你一块儿洗了。”
“不，我自己能洗。”
说到这里，王林从兜里摸出一个圆乎乎的东西，举到我脸前——是一个苹果。
“这是我给你留的，藏了几天了……”
王林把苹果送给我，好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轻松地吁了一口气，转身跑走了。
傍晚，我坐在水银般汩汩流淌的小溪边，吃了王林送给我的苹果。这酸甜可口、浆汁饱满的苹果让我感到愉悦和满足。那时，满天秋夜的星斗眨着银子般闪亮的笑眼，山林里带有松脂气味的微风徐徐刮来，温柔地包围了我的全身。我在清凉的溪水中洗涤衣物，也洗净了我烦恼的心……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是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庆日。按照师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各部队都组织人员帮助朝鲜群众收割稻子。我们师文工队也以这种方式，庆祝了国庆节。所不同的是晚上我们文工队还参加了金化郡政府为我们部队组织的联欢晚会，会上金化郡文工团和我们师文工队都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而在这之前的九月下旬，我师各部队均已结束集结休整，接替友军部队的防御阵地，进至金化以东和金城川以南一线阵地，且已与试探进攻的敌人几度交火。在这种形势下，十月一日国庆节过后几天，我们师文工队奉命组成若干小分队，准备分头下到各团阵地执行慰问演出和战场宣传鼓动任务。
临下部队的前一天，王队长派人找后勤军需股的助理员换了些朝鲜币，交给了分队长廖沙。廖沙这次没有叫王林同去，独自一人揣了朝鲜币，兴冲冲奔了上图面。经过大半天时间，廖沙神态疲惫地牵回了一条同样疲惫的黄狗。赵玉林开玩笑地问廖沙，这回有没有再次吃到苹果？廖沙却瞪眼吼了一嗓子：“开什么玩笑开？还不赶紧杀狗！”
廖沙指挥着一帮队员把狗在一棵树上吊死，之后剥皮开膛，烧开水炖狗肉。从老乡那里找了些青盐扔到锅里，没有生姜和花椒，廖沙就找了一块砖头，用水冲一冲，扔到了滚开的狗肉锅里，说是可以去除狗肉的臊气。
傍晚杀的狗，天黑以后狗肉下锅。我们轮流烧火添柴，把狗肉焖了一夜。那夜里肉香飘得很远，让路过附近的机关干部们起了疑心，他们抽动着鼻子，奇怪哪里来的肉香。聪明的武科长虽然眼睛近视，鼻子嗅觉却无比灵敏，他径直找到文工队队部，告诉王队长，说他还保存着一瓶老白干，是从国内带来的。王队长要他明天上午九点半来，但是有个条件：除了带酒还得带一个人——宣传科的摄影干事。
第二天上午开饭前，武科长带着郭干事来了——后者脖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王队长让通信员通知各分队在林间空场上集合照相。
队伍站好后，王队长讲话：
“等一会儿我们吃狗肉，改善生活！明天我们要分头下部队。我们下去，是代表师首长、师政治部，一定要处处注意影响，要不怕苦不怕死，勇于克服困难！上了前线，免不了会有流血牺牲，因此，今天咱们文工队就要照个相，请宣传科郭干事给咱们照个文工队的全家福！”
王队长讲罢，全体同志列队，女前男后，把武科长和王队长拥在中间照了个合影。
全体合影照完后，王队长又提议给文工队全体女同志照一张合影。于是我们女队员又兴高采烈地照了一张合影。最后，郭干事说，还有一张底片，给谁照？郭干事与李春红很熟，就笑着对她说：
“春红同志，给你们几个照了吧？”
“我们几个？哪几个？”
“四朵花呀！”郭干事笑道。
“什么四朵花？”春红不明白。
“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郭干事说，“师政治部机关都知道，文工队有春夏秋冬四朵花——春红、苦夏、秋月和冬茹嘛！”
他这一说，我们几个同时惊叫起来——真是哎！我们自己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春夏秋冬，正好到齐了！照，照！
在大家的注目下，在朝鲜秋日金色阳光的照耀下，我们四个女队员挽着胳膊照了相——这是我们四个人唯一的一张合影。
以后，我们还打听到，文工队和师机关不光欣赏文工队的“四朵花”，还根据我们四个人的特点，编了个“四大美”，什么“李春红的眉毛，苦夏的嘴，孙秋月的大辫子，刘冬茹的腿”。老实说，我怀疑这是文工队的男队员编排着玩，传到机关去的。你想，一入朝，成天冒雨行军，就算刘冬茹挽着裤腿，也是一腿的泥巴，怎么看出她的腿比别人的美？她的腿好看，只有成天在一起排练节目的男队员知道。而且刘冬茹一般并不裸露胳膊腿的，刚到部队时，不是洗脚时被廖沙看见还羞得直抹眼泪吗？嗐，不说这些了。总之，我们几个女队员，几朵花，在部队比较惹人注目就是了。要不然怎么相隔不久，便一个个“名花有主”了呢？
吃过狗肉，照了相，第二天我们要分头下部队了。我们按照划分好的小分队，准备各自的乐器和背包，记住各自的出发路线。临别前，我们给房东的水瓮打满了水，帮房东阿妈妮砍了几捆柴，还清扫了我们住过的房间。告别时，房东阿妈妮抱着她的哑巴孩子送我们到路口，眼泪汪汪的。她像变戏法似的从身上衣襟里摸出几个煮熟的鸡蛋，给我们一人一个。我们同屋几个女兵都觉得奇怪：没见她养鸡怎么会有鸡蛋呢？吴静狡黠地一笑，说，这回你们信了吧？我早说她养着鸡——她的鸡肯定圈在林子深处。
不管房东的鸡在何处圈养，鸡蛋在那个时候确实异常珍贵。据说师首长的小灶都难得见到鸡蛋，何况我们文工队？
我们感激地接受了房东阿妈妮的鸡蛋，圆滚滚沉甸甸地握在手里，还能感觉到朝鲜阿妈妮的体温。我们留恋地和房东招手告别。
“吉文衮东木志愿军同志。，再见——”房东抱着她的孩子，流着泪望着我们，用朝鲜话和中国话的混合语言与我们告别。
“阿妈妮，高马斯米达谢谢。！再见——”我们也用两国混合语言与房东告别。
走了几十步远，春红对我说：
“苦夏，你看没看到阿妈妮脚上的鞋？”
“看到了。”我点头道。“要是有多余的，我真想亲手送她一双。”
从此我再没忘记那位房东阿妈妮的形象——她那依依惜别的眼神，她的热气腾腾的煮土豆，她的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有，在送别我们的时候，她的白色衣裙下露出的双脚上，穿着一双中国军队用的半旧的黄胶鞋。